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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斗爭，要吸取當年丘吉爾的教訓，這就是希特勒被打敗了，大英帝國也沒了。今日美國和英國是國家形式包裝的華爾街資本經營的分公司，金蟬蛻殼是華爾街的慣用手法。美國也是華爾街資本的被壓迫者，白宮只是華爾街的買辦政府，美國并不是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當然，不在戰場上打敗美國，也打敗不了華爾街。在這方面，我們要學習毛澤東抗美援朝的思路，對抗不出自衛的原則——當時軍費不超過財政預算的三分之一；沖突再劇烈，也要留有余地——比如我們就是以“志愿軍”形式而不是以國家軍隊的名義抗美援朝的。結果，與英國獲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勝利的同時也失去了世界霸權的結局相反，朝鮮戰爭結束了，中國反倒迅速崛起了。反右時防“左”，反“左”時防右，在當前對美斗爭中，猛與不足都是不好的。

當前對美斗爭中的積極反制政策是必要的，但睚眥必報則是不必要的。近期我們戰略任務是解決臺灣問題，反制美國的原則是不偏離我們祖國統一的中心任務：我們反制美國的力度只能等于或大于美國介入臺灣問題的力度，而不是總體戰意義上的打敗美國的力度。

中國與美國的全面火并是歐洲，尤其是英國所希望的。

眾所周知，美國能夠在二戰以后取代歐洲成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亞洲尚未崛起之際，羅斯福聯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壓縮了歐洲的政治版圖。對美國而言，只有讓蘇聯控制東歐，歐洲才能是小“西歐”；只有歐洲變為小“西歐”，它才能聽美國的話。反之，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二戰之前的地緣政治特點是大歐洲壓迫美國，二戰之后美國翻了身，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羅斯福將東歐讓給了蘇聯并由此大大壓縮了歐洲的地緣政治空間。換言之，丘吉爾說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聯手蘇聯拉起的，目的是為了擠壓歐洲。

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忘記羅斯福的教誨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歐洲發送的“世界主義”高帽并為歐洲擔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美國先將雅爾塔體制的關鍵支柱國家蘇聯打倒，結果事與愿違，美國不僅沒有收獲蘇聯留下的雅爾塔遺產，反而被歐洲慫恿著進行更大的擴張并使歐洲隨后收回了在二戰后失去的東歐地緣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羅斯福的有意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了戰后“雅爾塔紅利”近半個世紀；而蘇聯解體迄今凡30余年，美國便被“對全球事務的支配”的重任壓垮并迅速衰落。

蘇聯解體后，尤其是科索沃戰爭后，美國已幫著歐洲將其地緣政治版圖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歐，隨之而來的必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21世紀伊始，歐洲人又用捧殺的方法慫恿著美國沖入中亞，在美國被“請君入甕”即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歐洲又紛紛撤兵。值得回味的是，當年堅決支持美國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我并不后悔作出參戰的決定，之后我會給出理由。”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爾和湯因比感到欣慰，讓羅斯福和馬歇爾感到痛心。如果我們了解二戰前英國那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包含著英國人對美國人的那刻骨銘心的仇恨。懂得了這一點，也就懂得了近日歐洲尤其是英國對特朗普退出已使美國疲憊不堪的俄烏戰爭氣極敗壞的真實原因。

歐洲已慫恿美蘇火并整垮了蘇聯、致殘了美國，現在又用美國這殘軀與中國火并使雅爾塔三大國整體垮掉，其結果就是世界再次回到歐洲人手中，歷史從雅爾塔體系再次回到凡爾賽體系。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對此說的透徹，他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今后50到100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說，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斗爭，而這種斗爭決不能擺脫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布。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斗爭，不可能有助于歐洲改組的事業。[2]

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并沒有忘記二戰中為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并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說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

由于美國和中國是太平洋東西兩岸的大國，中美全面沖突的結果，除了雙方遍體鱗傷外，就是沒有最終輸贏意義上的結果：正如朝鮮戰爭我們贏了美國，美國還是美國一樣。今天中美如果再沖突，在之后相當的時期內，我們就沒有力量去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事實上，我們用于解決臺灣問題的資源和力量要遠遠小于與美國沖突遑論打贏的資源和力量。臺灣在家門口，美國卻在千里之外，美國在臺灣問題與中國沖突不僅自陷不義，在資源上美國也是勞師襲遠，而中國卻是以逸待勞，這樣不對稱的戰場優勢，豈有不贏之理——今天俄羅斯就是借助這種地理位勢獲得充沛的資源和戰場優勢的。

中美之間你來我往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拖延。我們的任務不是打倒美國，而是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中國對美國反制的力度不是美國國力的力度，而是美國介入臺灣問題的深度。在祖國統一臺灣問題上，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是絕對的和不妥協的；在臺灣之外的問題上，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則是可以是有彈性的。因此，為一些與解決臺灣問題聯系不緊密的摩擦，中國若與美國全面沖突，這樣的著力點就選錯了。但為了避免與美國沖突又放棄祖國完全統一，這也是不對的。當前美國的政治衰變，有利于中國解決臺灣問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1945年英國參加二戰的教訓就是：希特勒打敗了，大英帝國也沒了。我們今天的政策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軍事遏制失敗了，中國的祖國統一任務業已完成，但中國和（民族的）美國都在，只是美帝國大幅度地削弱了或衰落了。

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張文木戰略”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