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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科學地回答了在推進“四個全面”布局、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背景下，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創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大議題，為高校協商民主走上良性治理軌道提供了關鍵指導。

　　一

　　中央統戰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留學人員”、“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等黨外知識分子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統戰工作的重點團結對象，同樣也是協商民主的重要參與主體。對于高校協商民主的創新與發展而言，在堅持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動搖基礎上，充分發揮黨內外知識分子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能力，可以增強高校與社會經濟發展協同互動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鞏固和發展高校之于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助推作用。

　　第一，對于“留學人員”而言，高校應發揮作為黨外知識分子匯集地的優勢。留學人員是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學識儲備和知識創新能力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們也是影響社會政見、大眾輿論的重要力量，引導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為國服務、為國家各領域建設獻計獻策，是高校協商民主不斷深化與推進的關鍵舉措。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自1978年到2014年底，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351.84萬，而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180.96萬，約占總數的74.48%。隨著“走出去”的人越來越多，國家綜合影響力不斷上升，如何將留學人員“引進來”，給他們提供自由的工作學習環境、多元的服務工作渠道、暢通的意見訴求表達機制等，對于高校內涵式發展以及高校協商民主創新思路的“源頭活水”供給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對于“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而言，高校應挖掘其作為社會輿論主陣地的潛質。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角色，深刻反映著新媒體背景下各類利益群體的價值訴求，隨著網絡社會的崛起與媒體表達低成本運作的實現，如何引導他們在新媒體中發揮凈化輿論空間、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作用，意義重大。而高校的民主協商與統戰工作，不僅需要將一些網絡名人、微博大V等網絡意見領袖的意見納入到高校決策層面，更應當創設足量話語空間進行核心價值觀、中國夢、四個全面等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傳播，保證黨與人民的意志始終處于網絡輿論的主導核心地位。

　　第三，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而言，高校應鞏固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引擎的地位。高校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高校從社會治理的智力層面，為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營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外部環境，鞏固高校服務社會的基本職能；其二，高校從校企合作的技術層面，統籌學校和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的協同健康發展，既利用社會資源力量完善學校軟硬條件，又讓學校的技術儲備、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等融入非公有制經濟當中，直接蛻變成現實生產力。所以，創新高校協商民主制度，也應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結合高校自身發展的目標定位，在“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統戰思路下，不斷發揮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對于社會改革發展的能動性。

　　二

　　高校協商民主的創新須明確四個關聯性基本概念——理性、制度、科層與發展。正如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所強調的，在工作中“必須掌握規律、堅持原則、講求方法”，也就是在堅持黨的領導、明晰四個概念中，壯大高校發展的“共同奮斗的力量”。

　　第一，必須以理性為基礎。所謂理性是指能夠識別、判斷、評估各種理由與可能性，并使人的行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而理性有助于產生社會合力，從而有助于集中各方力量解決現實問題。理性最大的功效就在于能夠綜合各方利益訴求、在糾偏中達成共識。如高校內部學科發展有強有弱、院系間人才資源有厚有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步伐有快有慢等，不能拘泥于小團體利益而不顧大局，更不能苛求絕對平均而令學校罔顧發展規律。高校協商民主以理性作為行動之基礎，根本上是以理性表達體系取代感性表達體系，以協商民主形式達成高校發展的共識性決策，從而在最大程度減少差異或在矛盾基礎上實現決策最優。

　　第二，必須與制度相伴而行。高校是一個差異性特別強的組織，各項議題涉及面各有側重，學生培養、教師發展、教學改革、科學研究、資源配置、后勤保障等領域決策或執行存在顯著差異，各項事務、環節的具體規范或操作標準各有不同，所以高校協商民主在面臨如是問題時，就必須從相關教育法律法規以及高校章程出發。諸如一些高校教授委員會因“行政”干預色彩濃郁而遭到詬病，教授委員會組成究竟應當采取學術帶頭人組合制，還是教授輪流制或教授專家庫隨機抽取組合制，抑或是同行評議制下的行政與學術二元帶頭人組合制？這都需要高校在遵循學校發展模式、沿襲學術發展特色上，充分吸納與綜合各方意見，在平等的協商當中“按章辦事”。所以高校協商民主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制度有權威，讓規矩有精神。

　　第三，必須嵌入現代科層制。協商民主強調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科層制則強調上下級間的不同權威和權力，但協商民主若是不能嵌入到科層制當中就無法平衡二者間的張力。協商的首要特征是相互給出某一具體議題的理由，而科層制中的權威領導則需要就其決策給出理由，同時要回應科層制組織中民眾提出的質疑，或至少給出決策理由。因此，在協商民主建設內在要求下，定期的“專題詢問”就成為目前高校行政改革轉型時期一個較好的制度設計。具體來說，在高校協商民主的執行過程中，處于科層體系下端的一般教師員工、學生校友、合作組織等在協商當中提升對高校運行的理性認識，而處于權威中心的高校領導層則應主動回應前者的質疑而不斷完善學校各方面的制度規范，或者二者以一種“妥協形式”來達到多贏局面。

　　第四，必須以發展為目標。高校協商民主的主要議題是高等學校的發展，具體表現為學生發展、教師發展、教學發展、科研發展以及整個學校辦學水平和辦學實力的提升。近年來，中南大學通過創新驅動計劃對接國家重大科技戰略需求，通過創新民主協商形式，先后建構起“平臺、團隊、項目”三位一體，“學科、人才、科研”三位一體，“教育、科研、經濟”三位一體的全新發展局面。需要認識到，高校協商民主不僅僅停留在自身發展的“一畝三分地”中，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支持、對于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智力支持、對于社會輿論中核心價值主流引領的文化支持等，都需要高校與其他個體、組織組成統一戰線，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自信”而發揮協商民主的力量。

　　三

　　創新高校協商民主就是最廣泛地吸納參與主體，讓與高校相涉的個體、群體或組織能夠在協商中表達自己的話語，同樣也是最明確地彰顯協商民主作為實質民主的基本原則遵循，特別是在具體操作當中嚴格執行充分表達、發現異議、達成共識、共享成果的合理流程。可以這么理解，高校協商民主在空間設計上并不是讓全部有無利害關系的主體都參與高校決策與運行，而是讓真正具有權利關聯的主體能平等地、自主地參與；在機制設計上并不是粗暴要求“為協商形式而協商”，而是讓高校內外各項工作都基于意見共識或意見妥協的“最優”決策之上；在目的設計上并不是施行話語上整齊劃一的“泰羅制”或盲目地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而是在對意見的梳理、歸納和分類中尋找到“最大公約數”，在無法達到“面面俱到”時貼近最大范圍內的利益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