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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馬克思在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上的理論超越與當代啟示

【內容提要】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產生于西方理性主義思想演變的歷程之中，馬克思正是在回應這一思想傳統的過程中完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建構。超越于理性崇拜、反思、重建路徑上的意識形態虛假論，馬克思尋找到了破解意識形態虛假性之謎的科學路徑。其一，超出理性自身認識能力的狹小范圍，從物質生產實踐領域出發探究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其二，超越理性自我反思的純粹精神活動，把現實的社會生產實踐活動作為理解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關鍵；其三，擯棄重建抽象理性的方式，把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培育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作為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根本出路。鑒于此，防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泛濫需要深入進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活動，探索對于中國廣大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有效方式，加強馬克思主義對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同時敢于善于揭露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特征。

意識形態虛假性是指什么？基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著作中作出的“虛偽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統治”等重要判斷，意識形態虛假性也常常被解讀為統治階級在主觀上對于民眾進行的有意欺騙。然而，對于馬克思思想的解讀，不能僅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片段表述為依據，而棄思想史的演變脈絡于不顧。由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具有久遠的西方理性主義思想淵源，馬克思是在回應這一思想傳統的過程中創立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理論，從而使得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完成了研究視角的轉變，即從思辨理性主義哲學世界觀轉換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視角，揭示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實質上是階級社會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分化的客觀結果。因此，思想史生成的視野是完整準確地把握馬克思關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思想的一個重要維度。同時，追溯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演變的思想史進程，還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明晰馬克思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獨特地位和理論貢獻。鑒于此，揭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哲學史理路、理論困境以及馬克思的回應路徑，無疑是呈現馬克思在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上思想真蘊的重要課題。

一、前馬克思時期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上的代表性思路及其理論困境

雖然馬克思使得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得到了社會的極大關注，但是對于這一問題的探究并非始于馬克思。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的西方思想文化傳統中，已經有不少哲學流派及其思想家從各自角度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發，其代表性思路包括以下幾種類型。

1. 理性崇拜路徑上的意識形態虛假論。雖然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出現于18世紀末期，但是這一問題的產生具有久遠的歷史淵源。古希臘時期關于意識假象、幻象的討論是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最初呈現形式。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七卷中使用“洞穴比喻”的方式，對于意識如何擺脫幻象、達及真理的問題進行了描述。他談到，人們之所以會被頭腦幻象所迷惑，產生虛假的意識，是因為粗陋的欲望阻止了人們對于善的追求，其解決辦法是使欲望服從理性，實現靈魂轉向，從而“敦促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1]直至西方哲學發展到近代，思想家們公開舉起理性精神的大旗，自覺地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當作了哲學的核心問題，哲學研究的重心進而轉變到認識論上。“而認識的目的就是要求達到真理，因此解決什么是真理和怎樣或能否獲得真理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下也就是認識論所追求的最終目標。”[2]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培根提出的“四假象說”認為，受制于人性、教育、習慣、對文字的誤解、傳統理論等因素，人的意識無法到達科學真理的殿堂，[3]他的意識假象理論把認識的真理性問題提上了哲學的議事日程。其后，以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為代表的理性主義思想家致力于探究認識的真理性問題，他們各自把“清楚明白的觀念”、“真觀念”、“必然真理”、“偶然真理”為核心哲學范疇，試圖為解決使主觀意識符合客觀對象的問題提供科學方案，從而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正式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礎。

2.理性反思路徑上的意識形態虛假論。由于受到柏拉圖理念論思想的影響，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傳統得以開辟，并且在近代啟蒙運動批判封建神權的過程中得到了迅速發展，理性作為認識來源的思想也得到了眾多啟蒙思想家的進一步闡述。特拉西甚至把認識論意義上的理性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建立觀念的科學，觀念科學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概念隨之出場。[4]然而，隨著原本作為消彌認識與真理之間差距的理性走向絕對化、神圣化，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凸顯，對于現實日益缺乏解釋力和指導力，理性與世俗政權之間的沖突也逐漸不可避免。對于這種趨于極端的理性，拿破侖開始了對于理性的祛魅，提出這種所謂觀念科學的意識形態“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種從第一原理推論出來的種種玄妙原理的形而上學上面，而不是使它適應于我們的人類心理知識和歷史教訓”。[5]對于拿破侖理性反思的觀點，曼海姆認為：“當拿破侖發現這個哲學團體反對他的帝國野心，從而輕蔑地稱這批人為‘意識形態專家’時，現代的意識形態概念便誕生了。因此，這個詞帶上了貶義，像‘doctrinaire’（空論家）這個詞一樣，一直把這樣的貶義保留至今。”[6]由此可見，正是在拿破侖深刻反思理性主義認識論的過程中，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得以正式提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論及的現象是人們的意識偏離了社會現實，它所論及現象產生的根源是極端理性主義的認識論，這正如伊格爾頓所闡明的，“拿破侖對意識形態家的指控的核心是：極端理性主義之中包含非理性的因素。

在他看來，這些理論家執著于探討理性的法則到了極端，以至于陷入自己封閉的體系而不能自拔，就像精神病患者一樣與物質實際相脫離”。[1]此時，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所反映的本質則是，理性是否為正確意識的可靠來源，人們能否通過理性而準確認識事物。作為拿破侖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巨大貢獻，他明確提出了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并且對于理性主義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科學性提出了初步的質疑，然而遺憾的是沒能對這一問題提出理論上的解決方案。

3.理性重建路徑上的意識形態虛假論。拿破侖從現象層面揭示的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繼而得到了諸多思想家的關注，其中以康德、黑格爾、鮑威爾為代表。對于社會現實中意識形態日益呈現出來的虛假性問題，康德把形而上學的認識對象稱為幻象，“感到迫切地需要考察或批判人類理性”，“迫切地需要一種認識論，這種認識論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識的可能或不可能、來源、范圍和界限”，[1]這使得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指控上升到了對于理性主義哲學世界觀這一內核的反思層面。黑格爾進一步提出了破解認識偏離真理之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辦法，即在主張“理性是世界主宰”的前提下，[2]追問理性如何能夠科學認識理性自身。他將“意識形態”與“精神現象”同義使用，在以意識形態為研究對象[3]的《精神現象學》中把實體作為思存關系的統一體，提出“實體在本質上即是主體，這乃是絕對即精神這句話所要表達的觀念”，[4]進而把意識形態作為絕對精神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環節，并且試圖通過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過程來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鮑威爾繼承了思辨唯心主義的致思方式，認為“達到了自身、理解了自身、認識了自己本質的自我意識，就是支配著它的自我表現外化的各種產物的力量”，[5]從而把抽象的“自我意識”概念作為認識的主體，把對于所謂普遍性“自我意識”的追尋作為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根本途徑。可以看出，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上述思想家并沒有對認識來源是否為理性的根本問題進行反思，而是執著于理性乃認識客體的觀點，試圖通過反思理性、重建理性的方式來破解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然而，這一方案并沒能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歷史之謎，19世紀上半葉聲勢浩大的歐洲工人運動用實際行動對于自詡為普遍理性、永恒理性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了反駁。

上述三種代表性思路體現出，“至少從柏拉圖開始的西方哲學一直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追求對是其所是的認識——換句話說，一直在努力把握獨立于意識之外的、不但如其所顯現的而且如其實際所是的真實”，兩千多年的西方哲學一直把理性視為破解意識形態虛假性、把握“如其實際所是的真實”的關鍵。[1]在以柏拉圖、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鮑威爾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史演進脈絡中，先驗理性主義哲學世界觀雖然經歷了崇拜、反思與重構的歷史階段，理性的功能從世界的始基和本原演變為認識的主體和途徑，卻始終是在理性萬能論的思想框架下進行的。先驗理性主義哲學思想代表著西方哲學的基本精神，它把人視為理性的存在物，把理性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人不過是理性意志的執行者。在先驗理性主義的致思理路中，理性被視作如同上帝般擁有無限的權力，被預設為一種絕對的力量，似乎能夠解決包括意識形態虛假性在內的一切社會歷史問題。這樣一來，人類意識與社會現實不一致的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就被逐漸簡單化為理性自身認識能力的問題，似乎只要擁有了普遍理性、永恒理性，就能夠獲得普世的、絕對的真理，就能夠使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隨之解決。對于這種把理性作為終極實體的形而上學哲學世界觀，哈貝馬斯指出：“形而上學試圖把萬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圖以來，形而上學就明確表現為普遍統一的學說；理論針對的是作為萬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先驗理性主義思想家認為理性具有不證自明、自我完善的能力，對于理性的正確把握就能夠使獲得真理的過程一勞永逸，然而這種理性崇拜具有盲目性的特質，或者到超感的理念世界中去把握世界的本源，或者把主客體統一于絕對精神的實體之中，卻始終沒有找到抽象精神和具體社會現實之間的合理關系，最終使自己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的理解走向了神秘主義，陷入了獨斷論。正是由于先驗理性主義的致思理路陷入了理論困境，如何擺脫“理性霸權”、“概念宰制”，科學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才成為了馬克思需要面對的時代課題。

二、馬克思破解意識形態虛假性之謎的基本向度

人的意識為何會偏離社會現實而呈現出虛假性特征，帶著這一疑問，馬克思開始使用意識形態概念。與他之前的思想家相比較，馬克思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考察沒有停留于抽象理性層面進行邏輯運演，而是訴諸于現實社會生活之中來進行探究。在對于啟蒙運動時期先驗理性主義哲學傳統以及黑格爾、鮑威爾、費爾巴哈等人的思想進行批判與超越的過程中，通過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三個維度的范式轉換，馬克思尋找到了破解意識形態虛假性之謎的科學答案。

1.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在物質生產領域，而不能囿于理性自身認識能力的狹小范圍之內。經過長期歷史演變，崇尚理性和追尋理性成為了貫穿整個近代西方哲學尤其是啟蒙運動時期哲學的主要精神。而作為德國體系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把先驗理性主義思想傳統發展到了頂峰，提出了“理性和自由是我們永遠的口號”的觀點。[2]正如保羅•拉法格所證實，青年時代的馬克思自稱為黑格爾的學生，是先驗理性主義哲學思想的信仰者。[3]但是，在現實與邏輯相互沖突的巨大沖擊下，馬克思開始了對于黑格爾理性主義哲學思想的反思。

第一個階段是，克羅茨納赫時期基于人本學唯物主義對于先驗理性主義思辨哲學的批判。

作為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的核心思想，國家被認為是自由理性的最高體現。然而，面對1841年普魯士王室內閣頒布新的書報檢查令這一“虛偽自由主義的表現方式”，馬克思認識到“使之成為國家支柱的并不是自由的理性，而是信仰”，[1]是維護等級利益的專制主義。而1842年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摩塞爾記者的如實報道遭當局指責等事件，則讓馬克思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在先驗理性主義的思維框架中，國家和法作為理性自由的存在方式，應代表大多數人的普遍利益，卻在現實社會中僅代表少數人的特殊利益。帶著理性和現實之間何以存在巨大反差的困惑，1843年馬克思在《萊茵報》停刊之后來到小城克羅茨納赫，并且在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啟示下，開始重新思考認識世界、變革世界之真正根據的問題。他采用費爾巴哈從感性的人出發的致思方式，把德國先驗理性主義哲學世界觀顛倒了過來，這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得出這樣一種見解：要獲得理解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鑰匙，不應當到黑格爾描繪成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那樣輕蔑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2]在這里，雖然馬克思仍然未能擺脫理性主義的思想窠臼，但是他已經有所超越和突破，即主張沖破意識形態的幻象必須“從現實社會領域尋求產生理性的力量，用現實的普遍性代替黑格爾抽象的普遍性概念”。[3]

第二個階段是，布魯塞爾時期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對先驗理性主義思辨哲學的徹底清算。

雖然馬克思已經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不能離開利益關系、離開粗糙的物質生產領域來抽象地考察意識問題，但是對于德國先驗理性主義思辨哲學的徹底批判則是于1845在布魯塞爾寫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完成的。馬克思指出，黑格爾、鮑威爾等思辨哲學家的邏輯誤區在于“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4]“借助于這種從一開始就撇開現實條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們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展過程了”，[5]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中的“假”，“主要指其沒有把觀念擺在適當的位置上，以致從根本上混淆了主賓、本末、頭足”。[6]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考察也必須把這種意識與現實本末倒置的關系顛倒過來。他指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7]“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8]歷史唯物主義科學世界觀揭示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社會物質生產實踐領域，“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

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1]這種虛假性也不是某種人為的主觀設計，而是現實社會物質條件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與此相應的理論探討也應該立足于現實的人社會生活的根基之上，定位于社會結構的相互關系之中，圍繞著生產方式、生產力、生產關系等社會存在領域的基本范疇而展開，進而徹底批判了先驗理性主義思辨哲學世界觀在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上的理論謬誤。

2.理解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關鍵在于現實的社會生產實踐活動，而不是理性自我反思的純粹精神活動。既然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在物質生產領域，那么其虛假性批判必然以對于現實社會生產實踐活動的批判為切入點。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閾中，“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2]馬克思通過對社會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深入剖析，揭示出了探究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基本維度。

一是，考察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要以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為立足點。雖然近代哲學在批判神學世界觀的過程中充分肯定了人的歷史主體地位，但是多從抽象意義或者感性直觀意義上來考察人。而馬克思反復強調“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3]唯物史觀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4]這種“現實的個人”首先必須生活，才能夠創造包括意識形態的其他歷史方面。所以，“第一個歷史活動”不是從事哲學意識形態的批判，而是生產滿足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5]意識形態領域的活動則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又引起的新的需要。進而言之，意識形態并不具有完全獨立的性質，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并不源于意識形態領域內部，而是依賴于社會物質生產領域并反映后者的狀況，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考察也要以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為出發點。

二是，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是現實社會生產實踐活動發展變化的客觀結果。馬克思認為，由于意識形態依存于社會物質生產領域，因而意識形態“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6]思辨理性主義思想家認為的意識形態虛假性是從純粹的思維材料出發而得出的結論，對于意識形態背負的脫離實際的惡名，他們仍然試圖希冀在意識形態范圍內來解除。然而，“隨著1848年革命而來的是，‘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7]經過1848年至1851年法國革命失敗的洗禮，馬克思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形成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等重要著作中，馬克思詳細描述了這段歷史，作為革命力量的自由派資產者當政以后，為了消散工人的革命熱情，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也由原來的“革命”變成了“法蘭西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1]當他們在政治上站穩腳跟以后，又公然違背了“博愛”的意識形態，誓要把工人從臨時政府中清除出去，并且血腥鎮壓了工人的六月起義，最終資產階級與封建皇權的妥協致使冒險家路易•波拿巴竊取了革命的果實。資產階級從革命力量蛻變為保守甚至反動力量的歷史事實揭示出，意識形態圍繞著社會物質利益與政治利益關系，經歷了一個從真實到虛假的歷史演變過程，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則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產物，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三是，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暫時階段。對于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馬克思并不僅限于道義上的批判，而是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社會歷史發展的暫時階段必將隨著社會歷史的進一步發展而得到揚棄。在馬克思看來，在社會基本矛盾的決定作用下，世界歷史必然經歷一個從維護特殊利益走向維護普遍利益的過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論證了，隨著社會交往關系的擴大、普遍化，社會的普遍利益將會得到真正實現，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必然得到解決。雖然“思想永遠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但是作為社會利益關系演變歷程的產物，思想能夠超出“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2]這啟示我們，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也只是存在于代表特殊利益的舊世界秩序的范圍以內，并且必然隨著舊世界秩序瓦解、新世界秩序建立而得到解決。所以，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不是歷史的永恒狀態，而只是暫時狀態，然而“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3.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培育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而不是抽象地重建理性。既然意識形態虛假性批判是以對于現實社會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剖析為立足點，那么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必然依賴于解決現實社會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中的矛盾。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并不產生于主觀精神領域，所以不是可以通過理性批判、重建理性的方式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這里的“革命”之所指就是“實際地推翻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4]在馬克思看來，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歷程與變革社會生產關系的進程是統一的，而無產階級則是實現這一變革的主體力量。具體地說，包括兩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一是，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進而消滅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存在的社會基礎。對于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深刻認識，是馬克思驅散意識形態虛假性迷霧的關鍵。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認為革命理論作為“批判的武器”必須與作為革命實踐的“武器的批判”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夠實現人類解放的社會發展目標。而實現這兩者統一的力量則是無產階級，并且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即“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1]在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馬克思進一步超越了人本主義的論證方式，從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出發來論證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指出“如果無產階級不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2]“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不得不消滅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滅制約著它而使它成為無產階級的那個對立面——私有財產”。[3]這一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性質的論證方式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得到了徹底的發展，馬克思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發展生產力、消滅私有制的歷史使命。通過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不僅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也消滅了思辨理性主義世界觀存在的社會基礎，終結了把歷史看成是抽象理性外化的“撇開現實條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4]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那么，一旦消滅了社會存在領域的私有制，“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的利益”的物質條件就將被消滅。[6]而“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么，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7]這意味著，意識形態虛假性的問題將隨著其社會基礎的消滅而一起消失。

二是，培育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進而同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作出徹底的決裂。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實現自身歷史使命的進程，既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時“也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8]但是，“兩個決不會”思想啟示我們，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比較弱小，其現實的社會物質基礎還不牢固，因而無產階級自身階級意識的覺醒就成為了其能否主動與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決裂的關鍵。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總結了法國農民受專制觀念遺毒的影響、投票把波拿巴推上總統寶座并復辟帝制的歷史教訓，明確要求無產階級必須同那些已經不適應“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的傳統觀念進行徹底的決裂。[9]換言之，無產階級只有建立起反映自身以及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意識形態思想，才能從自在階級上升為自為階級，從而更好地實現自身的歷史使命，消滅意識形態虛假性產生的社會基礎。因此，培育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也是解決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的一個根本舉措。

三、防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錯誤思潮泛濫的基本路徑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一方面霸權主義的世界秩序呈現出解體的趨勢，而新的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建設尚待時日，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制度生命力呈現出衰落的趨勢，而社會主義制度的感召力尚待增強，因此當今中國面臨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任務十分繁重。在社會環境瞬息萬變、利益格局錯綜復雜的社會形勢下，各種利益關系的較量必然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的沖突方面，“意識形態虛假性”進而成為諸多思想輿論戰中對我國社會制度發起攻擊的常見話語工具。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作為正在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中國面臨意識形態攻詰的困擾在所難免。“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等無端指責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的觀點，不僅在國際社會大行其道，甚至充斥于國內輿論場。對于種種試圖污名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歪曲詆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聲音，我們應該從維護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認識高度出發，給予充分重視并且加以積極應對。

1.深入進行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

通過對于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回顧，我們不難看出，真正使群眾產生革命熱情的并不是那種抽象的平等觀念，而是消除剝削并最終消滅階級這一具體的平等要求。馬克思在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理論貢獻是，明確提出了通過觀念革命就能夠實現政治和社會革命目標之主張是虛幻的，實現上述目標的方式只能是物質生產實踐領域的變革。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1]在他看來，理論的根本任務不是在邏輯上建造某種關于意識形態的抽象概念體系，而是以此為指導深入開展社會變革的實踐活動，克服由少數人占有多數人財富的階級利益關系所導致的意識形態幻象。這對于我們的啟示是，一旦脫離階級分析方法，放棄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社會關系的實踐，擱置無產階級實現人類共同富裕的歷史使命，就連撥開各種攻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迷霧也將成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揭穿各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本質、建設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根本舉措，不是在社會觀念領域之內，而是在推進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過程之中。

2.探索對于中國廣大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有效方式。

馬克思在強調意識形態對于社會存在具有依賴性的同時，從來不否認意識形態對于社會存在具有深刻的影響，甚至于“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2]1848年革命中法國農民在專制觀念的影響下投票把波拿巴推上總統寶座并復辟帝制，馬克思對于這一歷史的描述，反映出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對于無產階級的消極影響。這些“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3]這種意識形態的幻象對于身處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中國人民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刻。能否洞察到各種針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偏見，隱藏在這些偏見后面的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1]將成為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活動順利進行的重要思想因素。為了防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負面影響，“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2]對于當今中國來說，為了使“理論掌握群眾”進而“變成物質力量”，[3]那么，探索對于中國廣大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有效方式，切實提高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清除各種舊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不良影響，也就相應地成為了防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攻詰詆毀的必然之舉。

3.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工作需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對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指導。

如上文所述，馬克思已經論證了意識形態虛假性問題不是歷史的永恒狀態，而只是暫時狀態，將會隨著社會交往關系的擴大化、普遍化而消失。市場交換作為社會交往活動中的基本形式，在前社會主義社會中作為一種有限范圍內的特權，成為虛假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這種現象將隨著市場交換活動的擴大而逐漸改變，意識形態的真實性進而必然得到體現。然而，面對當今中國社會如火如荼的市場經濟活動，個別奉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以西方經濟學專業為代表的國內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從先驗理性主義的世界觀出發，無端指責馬克思主義不適應和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甚至得出所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的錯誤判斷，進而要求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實現全面“西化”。實際上，對于這類錯誤認識，馬克思在世時曾作出過相關論述。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他對蒲魯東奉行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原則進行了批判，指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受先驗理性主義思維范式的影響，經濟關系“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恒原理、觀念范疇”“先于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而且“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4]從而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高度對先驗理性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謬誤進行了徹底的揭露。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科學思維工具，對于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各類哲學社會科學而言具有基礎性的價值，對于保證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沿著科學的路徑前進、獲得真理性的社會認識而言具有深遠意義。對此，習近平同志給予高度關注，他在2016年5月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5]通過摒棄先驗理性主義的非科學思維范式，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思維方式，“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也將無處藏身。

4.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過程中，還要敢于、善于揭露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特征。

宋代理學家朱熹在《中庸集注》中談到“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也是應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的一個重要策略。對于國內外資本利益代言人散布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等攻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的錯誤觀點，不僅要通過揭露其邏輯謬誤來作出積極回應，還應該揭露其觀點所反映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虛假性特征。由于統治階級意識是對于占統治地位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對于資產階級而言，馬克思主義既沒有表現資產階級利益，也不是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更不為鞏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服務，它相應地也就被看成了“虛假的意識形態”。除此而外，我們還要啟發人民群眾認識到，種種鼓噪所謂“普世價值”的國際壟斷資本代言人“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其實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①]因此，種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虛假論”的觀點恰恰證明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自身的虛假性，這一內容也應該成為我們黨開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李艷艷（1981-）,女，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博士后；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