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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龍：全球化、中美博弈與國家能力

點擊：5853 作者：王海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6-24 09:49:17

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關于逆全球化和“去中國化”的國際新動向，促使我們思考：我國應以什么立場和姿態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如何在中美競爭和博弈中贏得主動？北京大學路風教授新近出版的《新火》一書對于我們思考這些問題帶來深刻啟示。

《新火》與路風教授的另外兩部代表作《走向自主創新》和《光變》在主題和文體上一脈相承，都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過講述具體行業的案例和企業故事，探索中國為什么要走、以及如何走自主創新道路。《新火》以實地調研為基礎，破解中國高鐵、核電、液晶面板、數控機床的發展之謎，追尋中國技術進步之源，揭示產業發展的邏輯，探尋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同作者的前兩部著作，《新火》在寫作風格上不拘一格、獨樹一幟，將歷史敘事、政策討論、理論分析融為一體，而且許多討論是在與引進路線的激烈政策辯論中展開的，觀點鮮明有力，并充滿激情。

一、國家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路風教授在《新火》的序言中寫道：我國戰勝技術封鎖、“脫鉤威脅”并保持國際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自主創新。作者認為，自主創新更體現為一種能力，即一種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后來居上并立于不敗之地的技術能力或國家能力。自主創新的概念和戰略，本身就是在國際競爭的背景下提出的；這一概念和戰略凸顯了國家主體性和能動性，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中國工業和中國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最終匯聚并體現為國家能力。

國內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只要給出足夠的優惠政策以滿足其逐利需求，資本就會用腳投票，超越其母國的利益而選擇他國。雖然資本無國界，但資本的所有者和實際控制者是有國界的，他們受其母國法律、政策、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的制約和影響。資本家與其祖國之間，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博弈。

比如：在2019年美國制裁和打壓華為公司的系列行動中，在華美資企業必須按美國政府指令對華為“斷供”，既便這么做會損害其商業利益。美國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美國大量相關企業提出異議，但最終沒有改變特朗普政府的決定。美國甚至擬動用其長臂管轄權，限制使用美國芯片制造設備的外國公司向華為供應芯片。

國家之間是有清晰的主權和利益邊界的，這是我們必須直面的世界的現實。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特朗普政府推動的“美國優先”戰略做了典型的“示范”。美國對華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戰是以國家名義發動的。面對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國的爆發，組織抗疫的主體是國家。在新冠疫情爆發后，歐盟的表現令人大跌眼鏡，歐盟各國不僅自顧不暇，各掃門前雪，甚至發生成員國之間互相截獲防護物資的極端現象。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戰，打破了新自由主義教條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的神話。經濟全球化不是只有互利共贏、平等合作。美國要的全球化，是維護其霸權地位、讓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成為其依附的全球化。一旦中國的崛起有動搖其霸權地位的可能性，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決心是堅定不移的。即使面臨新冠肺炎在美大暴發并需要中國支持的情況下，美國依然升級對華為的技術封鎖，并在國際輿論上造勢，企圖把抗疫不力的責任“甩鍋”中國。任正非曾表示，沒想到美國打壓華為的戰略決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堅定不移，沒想到美國的戰略打擊范圍如此之廣，沒想到美國的打壓如此之極端。

這些嚴酷的現實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其警醒我們認清，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甚至斗爭。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國際斗爭甚至高于國內的各種矛盾和斗爭。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依舊是我們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在此形勢下，任何以全球化的名義淡化國家意識和國家能力的說辭，不是糊涂就是別有用心。

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來說，如果自由貿易和投資不利于其國家利益，它們會棄之如敝履，果斷實施國家保護主義。在歷史上，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都是通過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產業政策來促進科技創新、扶持民族工業，進而實現國家崛起的。

比較優勢論主張發展中國家以資源優勢和低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貿易，其實質是一種靜態的、不思進取的發展觀。而自主創新戰略著眼于國家創新能力的提高，是一種力圖改變在技術上落后地位的動態的發展觀，體現了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意志。

我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初始階段，可以遵循比較優勢，以獲得急需的國際市場、資本和技術。但如路風教授所講，技術能力是內生于特定組織或國家的，花多少錢也買不來。因此，從中長期來說，我們不能只算眼前經濟賬，要算提高國家能力的大賬，要緊繃自主創新這根弦，占領技術制高點。面對美國在科技上的咄咄逼人和無理打壓，面對國際斗爭日趨激烈的現實，我們必須堅定實施自主創新戰略，提高國家技術能力，唯此我國才不會在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上被卡脖子，才有應對極端情形和最壞情況的底氣，我國的經濟發展才會獲得持久的動力，我國的國家安全和主權獨立才會獲得終極保障。這也是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全國人民即使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兩彈一星”、搞國防尖端工業、搞工業化的原因所在。

二、在參與全球化中增強我國經濟自主發展能力

有人認為，自主創新就是“關起門來自己搞”，并把自主創新與國際合作對立起來，由此批評自主創新是“閉關自守”、否定開放創新。路風教授結合中國工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從技術能力的角度對自主創新與國際合作、自主開發與技術引進的關系做了透徹論述。

路風認為：自主創新并不排斥技術引進以及國際合作，中國當然可以從技術引進中受益，更可以從國際合作中受益；但技術引進和國際合作的效果取決于工業組織的“吸收能力” 即既有的技術能力基礎；而要提高吸收能力就必須堅持技術學習和自主開發，把引進當作輔助手段。《新火》中涉及的四個工業部門都從引進或國際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們不僅具有從自主開發經驗積累起來的能力基礎以及引進消化能力，而且在引進或合作之后又果斷地走上更高層次的自主開發的道路。

上述看法有兩個核心點，一是提出吸收能力和技術能力的概念；二是國際合作要以我為主，力避陷于技術依賴。二者一體兩面、互為因果。中國企業和工業引進技術或進行國際合作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而只有堅持技術學習和自主研發才能真正提高技術能力。自身的技術能力越強大，國際合作的效果才越好，才越有信心和底氣開展力度更大的國際合作。即使面對美國舉國之力的打壓，任正非依舊表示，華為“要擁抱世界，依靠全球創新”。華為為什么敢于高舉開放創新和國際合作的大旗？其背后是華為通過自主創新建立起來的雄厚技術能力基礎。

路風教授的技術能力觀給我們以哲學方法論的啟示。我們可以從國家能力的角度思考當前的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的對外開放。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國家能力包含組織動員能力、國防能力、科技創新能力、經濟自主發展能力等，其中經濟自主發展能力又包含糧食生產能力、工業生產能力、自主創新能力、戰略物資保障能力、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自主發行貨幣的能力等。

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核心目標是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即增強經濟自主發展能力，增進人民福祉，唯有如此我們才有能力去引導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維護國家主權、增強國家能力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促進的。在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抗疫總體戰中，我國展現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工業生產能力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正是由于我們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我國才能在短時間內控制住新冠疫情，并在其后向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醫療和物資援助。

國際合作和吸引外資只是發展和強大自己的手段，不是目標本身。不能為了國際合作而合作，為了吸引外資而吸引外資。開放和國際合作的具體方式，有優劣之分。有些開放舉措和國際合作形式利弊交織，這就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權衡利弊，興利除弊。

比如：引進外資設立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一方面可以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并給我國本土企業帶來競爭壓力；但也會擠壓本土企業的市場空間和技術升級空間。我國以出口退稅等方式鼓勵出口的政策，一方面有助于搶占國際市場并解決大量就業；但也會導致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并造成國內的資金和勞動力被吸引到出口導向的地區和企業，而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地區和企業則會陷入困境。大量引進外資和國際金融資本以及貿易順差過大，則導致我國基礎貨幣發行過多依賴美元流入，從而削弱了我國央行以直接購買國債的方式自主發行基礎貨幣，以滿足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公共服務所需廉價資金的能力。

如何認識和解決上述問題？在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擴大金融開放的進程中維護我國經濟主權，增強我國經濟自主發展能力，力避在技術、市場、資本上受制于人，應成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產品、技術、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只是經濟學家想象中的理想狀態。每個主權國家都對產品進出口、技術進出口、對外和對內投資有規制。我國是超大型國家，發展必須主要依靠自己，國外的技術、市場、產品、資本只能起互通有無、調節余缺的作用。

如前文所談，中美貿易戰之后國際斗爭尤其是中美斗爭日趨激烈。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國內打得不可開交，但在排擠和遏制中國上卻高度一致。中國與美歐等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反恐、公共衛生、科學研究以及經貿等領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全球化是世界大勢。但國際合作應該是平等的，不能求著對方合作。

以斗爭求合作則合作存，以妥協求合作則合作亡。希望勸說霸權主義者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美國的朋友是其打不敗的對手。面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必要的道理必須講，輿論反擊必須有力，但最有效的反擊就是在要害處痛擊美國，而且要做好應對美國極限施壓和最壞可能的準備，逼迫其回到平等合作的軌道上來。這也是中國在構建平等合理的全球化秩序上的使命。

新中國成立剛不久，我們在綜合國力與美國相差懸殊的情況下，進行了抗美援朝，將美國打回了三八線，為新中國打出了七十年的和平。正如毛主席所講“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國威，為新中國贏得了世界的尊重，這才有后來的中美高層互動與建交。今天我國與美國的實力差距相比那時已大為縮小，全民抗疫又展現了人民的強大凝聚力和我國經濟在極端狀態下的生存能力，我們應該有充足的信心和底氣反擊美國的威脅和打壓。

面對美國的挑釁，如果我們妥協退讓，那只會刺激美國政客得寸進尺、變本加厲，而且會讓法國、德國等美國的非核心同盟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不愿或無法靠近和支持中國，甚至有些國家會跟著美國起哄，我們的傳統友好國家也將無所適從。

我國有戰略核武器，美國不敢輕易對我國動武，那為什么我國在中美競爭和博弈中看起來處于被動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在經濟上有受制于美國的一面。

一是在技術層面，我國在部分高科技產品和關鍵核心部件上還依賴從美國大量進口，比如中高端芯片、軟件、高端科研儀器、電子元器件等；二是在市場層面，就單個國家來講，美國市場依舊是中國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即便2019年受貿易戰影響，中國對美出口仍達2.89萬億元人民幣。

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在于我國主要以低附加值經濟活動參與全球分工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和內需不足。從中長期來講，我國要在中美博弈中贏得主動，就必須增強國家能力，尤其是經濟自主發展能力。

增強我國的經濟自主發展能力，應主要在技術和市場兩個方面發力。在技術層面，中國工業需要從整體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產業升級，而且產業升級必須是“基礎廣泛”的升級，既包括發展高新技術工業，也包括現有工業向更高技術水平、更高生產率和更高附加值的產業活動轉移。

中國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完全可以為中國本土企業和工業的自主創新提供市場空間。但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并不能自發帶來中國企業和工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中國企業和工業還要在技術創新上奮發有為，積極進取，提高自主研發能力，并敢于在自主創新上大膽投資，才有能力利用中國的市場優勢提高創新能力。

各級政府也要增強促進經濟自主發展的意志和能力，在關稅保護、政府采購、產業補貼等產業政策上創造有助于自主創新的宏觀環境，支持、鼓勵、鞭策中國本土企業的能力成長。

中國本土企業和工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會帶動配套企業和相關工業、服務業的發展，并帶來大量高質量就業，從而提高國民整體收入水平，擴大國內有效需求。這樣一來就在我國超大規模市場與技術創新能力提高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

提高國內市場容納能力，還需要其他戰略性舉措。面對疫情的沖擊，各級政府的政策資金和發展措施，除了要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之外，從中長期來說，更應著眼于提高廣大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民眾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我國目前還有5.5億鄉村常住人口、2.9億農民工，他們中的大多數尚難擠入中產階層之列。社會熱議的“我國有6億人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這6億人主要是農民。即便是城市中的4億多中產階層，其消費能力也被購房支出、教育支出等嚴重擠壓。

提振內需，一方面要通過鄉村振興，壯大集體經濟，提高農民收入和發展能力，在工業體系的內部循環之外，建立起鄉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之間更大、更暢通的經濟循環。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教育、公共衛生、養老、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尤其要向基層、農村、中下階層、中小城市傾斜，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廣大民眾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這些財政投入本身就是內需，并且在其解除老百姓的后顧之憂后，老百姓才敢大膽消費，從而進一步擴大內需；而且政府對教育和衛生等民生事業加大投資，可大幅度提高國民整體素質，為產業升級提供人力支撐。廣大民眾的生活、養小、送老、看病、住房獲得最基本的保障，民心的凝聚力就強，即便因經濟危機而發生大規模的失業和收入下降，社會也會保持安定有序。

在進口高科技產品和元器件逐步實現國產替代以及國內市場容納能力逐步提高后，我國便可以更加自信、從容地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也就不懼美國再搞什么貿易戰和“脫鉤”威脅。

在現有的經濟全球化秩序下，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發展模式、內部問題相互作用、高度互動。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以低勞動力成本和低端產品以及大力引進外資的方式參與全球分工，與美國制造業的外遷和美元的全球擴張是相互關聯的。在這種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美國受益最大的是資本家和企業主，美國的大量傳統工人則生活水平停滯不前；中國方面受益最大的是出口導向型的企業和地區，當然它們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也最大。美國普通民眾對華負面情緒的上升，與此不無關系。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遭受國際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與我國這種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直接相關。根據歷史經驗，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越激化，其對外轉嫁危機甚至鋌而走險的動機就越強烈、付諸行動的可能性也更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改變舊有的發展模式，增強經濟自主發展能力，不僅會擺脫對美國的經濟依賴，減輕我國的國際壓力，團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普通勞動者，占領國際道義制高點，而且會動搖美元霸權的基礎，倒逼美國解決其國內的結構性矛盾，遏阻其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而為構建惠及更多普通民眾的全球經濟新秩序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當然，美國內部的深層矛盾是否能解決以及如何解決，最終取決于美國國內各種力量的博弈和斗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最后以《新火》中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中國今天能夠走多遠，是因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國明天能夠走多遠，也取決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

參考資料：

1．路風：《新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2．路風：《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3．潘維：《士者弘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4．賈根良：《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即將出版。

5．王紹光：《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載于微信公號“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6．潘維：《冰凍的和平》，載于觀察者網。

7. 慕峰：《全球化的重構》，載于微信公號“太陽照常升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本文刪減稿發表于《經濟導刊》2020年第5期，此為全文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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