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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江：當前社會的十大階層及其政策調適

點擊：  作者：張林江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發布時間:2015-04-23 08:54:57

 

 

　　社會分層與階級階層關系，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敏感的實踐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的15年，是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最快的15年，也是社會階層分化、社會流動加劇的15年。如何客觀分析、及時掌握社會階層變化情況，正確判斷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根據變化的國情、社情適時調整社會政策，無疑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當前我國社會階層的基本情況

 

　　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往往取決于多個指標。一個社會中存在著多樣化的資源，分別是以權力方式體現的組織資源、以財富方式體現的經濟資源、以教育文化科技等方式體現的文化資源、以人際關系體現的關系資源。這幾種資源的多寡，綜合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而職業之所以是社會地位最直接的標志，因為其往往與一個人所占有的資源品種和數量關聯度高。2002年，由陸學藝先生領銜的“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發表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該書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1999年所做的抽樣調查數據和調研為依據，以各階層所占有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狀況為標準作為劃分原則，對社會群體進行大的聚類分層，劃分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十大階層。現在看，1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階層的人數增加了，一些階層的資源占有狀況變化了，一些階層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也有所變化，但是，十個社會階層的分類仍然是能夠站住腳的。因為，十個階層的資源占有狀況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十個階層的排列位序也仍然成立，符合現實條件下人們的普遍感受。下面對各社會階層的變化情況進行描述和分析。

 

　　第一個階層是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他們是體制內核心部門的管理者或領導者。這個群體掌握最稀缺、在社會資源配置中處于優勢的組織資源。由于實行“逢進必考”，且公職單位在我國職業市場中極具吸引力，整體看，我國公職人員隊伍特別是進入中高管理層級的公職人員總體學歷高，再學習能力強，擁有相對較高的文化資源。雖然這個群體的公開收入水平并不高，但由于福利保障較好，且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一些職務便利和福利，在社會資源和機會配置中處于優勢地位。這個群體1978年占我國就業人口的0.98%，2001年占2.1%，當前大約占2.5%，他們是改革開放以來獲益最多的階層之一。近年來，部分官員的腐敗行為（特別是高級干部、數額巨大的貪腐行為）、部分政府部門及其干部的行政不作為、亂作為、行為失當等，引發了民眾比較強烈的不信任和不滿情緒。黨的十八大后，隨著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和反腐斗爭的深入，這一階層的社會形象有所改善，但也出現了少數干部不適應的情況。從未來趨勢上看，這個群體無論數量還是占比，增加都將較為緩慢，未來競爭會更為激烈。

 

　　第二個階層是經理人員階層，也是社會優勢階層。即在各類型企業中，雖然是非業主身份，但從事管理崗位具有管理權力的高中層管理人員，包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員等。這個群體增長較快，2001年占比1.6%，2010年占比2.7%，當前估計占比超過3%。我國傳統的經理人員階層，主要是服務供職于國有、集體企業的中高級管理人員。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普遍建立，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大量出現，為了實現管理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主要依靠提供管理能力和經驗、享有企業管理權力、超越工業社會“藍領”“白領”的“金領”—職業經理人大量出現。這個群體享有企業內部的組織資源。由于現代企業管理的復雜性和企業生存環境的快速變化，客觀上導致經理人員階層往往也是文化資源占有量比較大的群體。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很多還是某一領域的權威和專家，對于行業發展和企業管理，具有很強的判斷力和敏感性。近年發展快速的MBA、EMBA、高級經理的教育和培訓，成為這個群體成長壯大的重要推手。由于他們對企業的貢獻較大，大多數人的薪酬、福利、獎金等各項收入可觀。這個階層近年來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斷提升，社會影響力擴大。

 

　　第三個階層是私營企業主階層。這是改革開放后的新生階層，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國內外衡量改革動向的風向標，目前占比大約為3%。他們是社會投資的重要力量，極大地帶動了社會就業，也為底層人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空間、機會和希望。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私營企業達到1546.37萬戶，注冊資本59.21萬億元。企業投資人應當超過3000萬。近年來，私營企業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在信息業、房產、鋼鐵、化工、食品、零售等許多行業，出現了一大批體量巨大、在全國甚至在全球具有相當影響的企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出現了一個新的財富群體，他們大多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利用電信產業以及互聯網的興起，在資本市場的推動下，財富快速增長。當前，總體看，這個階層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再學習能力很強，各級人大、政協機構中，都有相當數量的私營企業主代表和委員。另外，還有一些企業主熱心公益活動、擔任社會組織領導等，政治實力日益增強，開始比較大地影響甚至左右社會發展。因為某些企業主的財富來源合法性、行為方式正當性、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等存在可疑之處，所以也飽受社會爭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推動全民創業、大眾創新，營商環境得到很大改善，未來一個時期這個群體仍然會呈現快速增長的局面。

 

　　第四個階層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我們以前稱之為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階層近30多年分化很大，有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分別進入黨和國家管理者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等。目前知識分子主要是指從事專業性工作和科學技術工作、具有中高級職業技術水平的人員。他們不占有生產資料，具有一定自主性，是體制內外的非體力勞動者。30多年來其人數規模持續穩定擴大，布局結構發生重要變化。體制內的專業技術人員，仍主要從業于公立的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單位，大約有3000多萬人；但在體制外，隨著企業競爭的加劇，對技術的要求不斷提高，私營企業成為專業技術人員的孵化器。僅以信息產業為例，就出現了大量服務于私營企業的工程師。大家熟悉的百度、騰訊、新浪、搜狐等公司，每個公司的專業技術人員動輒數千名甚至上萬人。這些服務于私營企業的體制外專業技術人員，目前估算超過4000萬人。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在社會等級結構中屬于俗稱的“白領”，是中產階層的重要來源。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由于教育、醫療、科研領域出現了謀利化取向，某些專業技術人員因行為不端，也開始受到社會批評。

 

　　第五個階層是辦事人員階層。他們是協助單位和部門負責人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專職辦公人員，是體制內外不占有生產資料的較低層非體力勞動者，主要包括黨政機關低層公務員、企事業單位基層管理人員和非專業性文職人員等。這個階層在我國增長較慢。在國外，這個階層也是中產階層的一個重要來源。比如，在美國等專業分工很強的國家中，秘書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美國大約有200多萬秘書，占就業人口數量的1%還多。

 

　　第六個階層是個體工商戶階層。他們雖然不比私營企業主那樣有實力，但在解決就業、增加財政收入、方便人民生活、促進社會穩定等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這個階層人數穩定增長，經營規模持續擴大，有一部分經營資產達到數百萬元。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國實有個體工商戶4984.06萬戶，資金數額2.93萬億元。這個階層是私營企業主后備力量，目前是城鄉底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階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貢獻不斷增強。但同時，這個階層量大面廣，本小利薄，抗風險能力弱，由于城市管理、稅收、社保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不足，其變動頻繁。

 

　　第七個階層是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他們是商業和服務業中從事非專業性的、體力的或非體力的工作人員，包括體制內外第三產業中的受雇者和自雇者。在社會轉型期，由于其技術要求低且無投資要求，所以能大量吸收勞動力階層，但由于種種原因，2000年到2010年僅增加0.1%，發展嚴重不足。近年來，隨著一些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的興起，這個群體數量開始增長。比如，短短幾年內，快遞行業從業人員數量從幾萬增加到上百萬。據中國快遞協會預測，到2020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總數將達到630萬人。又如，旅游業的興起特別是農家樂、定制游等各式旅游方式的出現，也成為商服人員就業的領域。

 

　　第八個階層是產業工人階層。這個階層一個變化是數量的變化。1978—1988年，產業工人占比由17.3%增加到22.4%，1997年增加到23.7%，2010年為22.7%。目前變化不大。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持續，未來工人階層占比仍處數量上升期。另一個變化是體制內產業工人規模減小，社會經濟地位總體下降，主人翁地位和風光不再。同期，體制外產業工人大增，出現了“農民工”階層，人數達到2.6億。他們為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但受到的制度性不公平待遇長期存在。農民工群體內部也在發生分化，出現了私營企業主、個體戶、務工人員、無業或失業農民工等。

 

　　第九個階層是農業勞動者階層。2010年農業勞動者階層占比是30.4%，比1978年減少37%。目前大約占比為25%左右。隨著社會進步和新農村建設等政策推行，他們的現代意識日益增強，思想得到解放，觀念得到更新，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同時，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階層內部發生劇烈分化，出現了農業勞動者、鄉鎮企業工人、外出農民工、農村雇工、農村文教科醫工作者、農村個體工商業者、農村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干部等?？偟膩砜?，這個階層規模仍然過大。從未來走向看，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特別是農村年輕一代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其規模將來仍會進一步縮小。

 

　　第十個階層是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包括生活處于貧困狀況并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淪為社會底層，基本不占有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

 

　　正確看待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

 

　　研究分層的主要目的，既有理論探究的意義，更是社會行動的前奏。為此，研究階層間的關系，特別是判斷這些關系是沖突型關系還是合作型關系十分重要。雖然“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提法仍然是主導性看法，但應當承認，我們要關注已經變化的社會事實，全面反映我國的社會分層新情況。

 

　　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也對階層關系進行了一些適當的調整，主要通過黨的政策調整方式。比如，對待私營企業主的態度及對待新生階層的態度。較大的一次調整是，2006年中共中央頒發的《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指出，中國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集中分布在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

 

　　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都是有指向的。選擇了什么樣的方法，就已經決定了會得出什么樣的結果。這一點，關于階級階層的研究非常明顯。社會學有兩個相對立的研究傳統：功能論、沖突論。功能論強調秩序和穩定，沖突論關注不平等、剝削壓迫、社會動亂以及社會變革等。功能論認為，一套有差別的獎懲體系對于社會的有效運作有存在的必要；而沖突論認為，對稀有資源的競爭，會導致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

 

　　什么是客觀的社會階級階層研究視角呢？雖然馬克思的理論對他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后來社會變遷的有些變化，他不可能看到。比如，工會力量的興起，能以集體力量削弱資本家對勞工的束縛；資產階級為了統治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保護中層、下層的福利制度體系；工業社會的發展導致了白領階層的出現，等等，這就大大打破了他當時對于社會日益分裂為資本家—無產階級勞動工人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的判斷。一些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中產階層成為人口的大多數，在一定程度上沒有開始社會分裂，反而促進了社會聚合，消弭了沖突性的社會矛盾。另外，統治者階層迫于政黨政治壓力，不得不照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而大量社會組織、社區、義工等的興起，甚至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都起到了社會整合的作用。

 

　　今天，從現實看，當代中國沖突性的階級關系不再存在，但階級沖突論的影響仍然存在。為什么這么說？

 

　　從當前形成馬克思意義上的階級的條件來看，其一，雖然我們出現了勞資關系，在局部還出現了罷工等勞資沖突，但要看到，我國的勞資博弈建立在黨和政府建立的運行平臺上，二者間的矛盾是可控的，處于正常的互動區間。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中資本家—無產階級工人之間的兩極分裂和尖銳對立。其二，勞資雙方分別擁有工會和商會組織，但勞動者和企業主兩個群體內部都沒有所謂的共同意識，也沒有形成針對另一階級的共同行動。換言之，如果不形成階級內部的團結，那么沖突性的階級矛盾就失去了土壤，就很難激化。而且，我們能夠觀察到，當前即使出現了小規模的勞資沖突，雙方也都會主動訴諸政府提供的解決問題平臺和渠道，通過法律協商解決。而且，多數勞資矛盾集中于提高工資待遇之類經濟利益訴求，這是根本有別于馬克思意義上的、政治斗爭色彩濃厚的勞資沖突的。后者是政治性的，是追求推翻既有統治秩序的。其三，我們看不到勞資沖突形成工人運動，產生領導階層，領導工人進行革命。所以說，當代中國沒有馬克思意義上的沖突性階級關系，特別是表現為矛盾沖突、統治與被統治對立的沖突性階級關系，而更多體現為勞資兩個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伴之以勞動過程中出現的支配關系和身份關系等。

 

　　雖然目前我國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沖突，都不是沖突性的階級關系，階級關系在未來時期也不會惡化、激化，但是，由于受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階級的話語體系和分析框架在中國仍有一定市場，甚至在某一個時期，“左”和右兩種理論都會引用階級理論來批駁對方，這是要引起我們高度警惕的。

 

　　在社會階層內部，由于仍然處于分化、變化中，內在質與量尚不穩定，所以，階層關系比較復雜，未來變化方向尚不明朗。我國的社會階層已經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而且仍處于比較大的變化過程中，社會流動仍然比較快。比如，未來我國仍然會有數以億計的農民轉入其他階層。又比如，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專業技術人員等階層人數將大量增加?？偟膩碚f，我國的社會階層仍在分化變化中，而且階層內部也在不斷分化，內在質與量尚不穩定。那么，階層關系會怎樣呢？

 

　　先來看，現代社會三大精英階層—權力、財富、知識三個群體，即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之間的關系。這三者間有兩種極端的關系都是不健康的，會對社會形成顯在或潛在傷害。一種是精英階層結盟。通過結盟壟斷社會資源和機會，打壓擠占其他階層向上流動機會，形成社會不公平不公正。權貴資本主義就是這種精英結盟的一個典型。另一種是精英斗爭。由于精英階層擁有的社會資源較多，社會動員能力和影響力強，如果精英階層之間不能形成正常的溝通和合法合理公開的博弈關系，那么，他們之間的沖突和斗爭將會撕裂社會的團結，導致社會的分裂。國內外近30年內曾經發生的權力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的爭論、沖突甚至斗爭，都給社會留下了負面的影響和教訓。現代國家內合理的精英關系，應當是合作而又相對制衡。從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看，由于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階層政策，三個階層之間目前不具有形成沖突的可能。

 

　　應該警惕的是，目前出現了地方權力精英和財富精英過度接近甚至親密的情況。我們從各種公開報道中，也會看到某些官商勾結甚至互相輸送利益的案例。以至于吳敬璉等人提出要防止中國出現權貴資本主義的警告。另外一個應當引起警惕的情況是，近年私營企業主階層和部分收入較高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因為種種原因移民到國外，出現了“棄船”移民的浪潮。這種享受了社會發展成果不承擔社會責任的現象，對整體社會信任建立影響很大，也會造成社會精英群體之間的力量失衡，應當引起注意。

 

　　再來看，精英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的關系。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會不會利用優勢地位，形成對其他階層的權力剝奪和利益剝奪。這種關系主要有三種，即貧富關系、官民關系、勞資關系。影響這些關系的因素包括：一是優勢階層已得利益來源的合理性、合法性。調查表明，多數老百姓對于互聯網時代的知識精英財富取得比較認可，而對早期那些通過倒買倒賣、權力尋租、黑市交易等方式取得的財富比較反感甚至厭惡痛恨。二是資源分配的差距程度。比如貧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民主的程度如何、企業收益的分配比例怎樣等。雖然研究表明，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標準，但總的來看，差距過大的危險顯然要大過差距小的危險。因此，為了緩解貧富關系，一定要想辦法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并調低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避免收入差距過大。為了緩解勞資關系，就一定要讓出資方和勞動者兩方都能公平享受到企業經營收益，而不能畸輕畸重。從這些角度看，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過大已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我國的勞資關系也不可掉以輕心。雖然近年因勞動力短缺，勞動者的市場議價地位有所上升，但大量的中小企業受經營環境影響，資金普遍緊張。一些地區罷工之類的群體性事件屢屢發生。這三個方面的關系是不容樂觀的。由于我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疊加，這些矛盾的解決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必須引起注意。

 

　　再來看，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勞動階層之間的關系。這些階層包括：中低層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個體工商戶、產業工人、農民等。在歷史上，這些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主要發生于勞動競爭領域，即一個群體因為擔心另外的群體擠占其勞動崗位而發生矛盾。比如，美國就因本地人與外國移民之間互生仇恨發生過較大規模沖突，其主要原因是本地人認為外來移民用低廉的工資奪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從我國的情況看，雖然社會中下層的勞動群體數量龐大，但似乎勞動階層之間及內部沒有發生過就業競爭的情況。有社會學家研究還表明，當農民工進入傳統的國有工人就業領域時，二者間沒有發生沖突，國有工人反而實現了職業向上流動，比如轉化為包工頭、監工或者技術指導人員等。我們傾向于認為，未來中國社會中下層的勞動階層之間至少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直接對抗和沖突。

 

　　最后，要關注社會邊緣群體—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雖然他們是否能構成階層在理論上還存在爭議，但從國內外歷史看，就業狀況不好的青年學生、生活出現困難的軍人群體、權益得不到保護的底層干部，經常會組織起來，可能做出不計后果的強勢行動來，這要引起一定的注意。

 

　　總的來看，當代中國的階層關系雖然比較復雜，但大致能得出結論，即雖然沒有能轉化為直接行動和沖突性的破壞性階級斗爭與階級沖突的可能，但一些階層關系處于較高的壓力態勢，調整官民關系、勞資關系、貧富關系，是階層關系調整的關鍵內容。同時，要高度重視一些影響階層關系的其他因素，比如信息社會的影響、社會組織方式變革、民族、宗教、性別等因素。

 

　　因時因勢加強對社會階層的政策調適

 

　　今天的國情、社情客觀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其中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社會階層的分化和重組。現在我們更多的是運用階層分析法，研究社會發展程度、社會分化程度，加深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幫助制定針對性強的社會政策，促進我們提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這事實上代表了我們執政邏輯的一個巨大轉化。所以，我們選擇分層理論的時候，要看到已經變化的社會事實，要實現執政邏輯的轉變，根據新的情況作相應的政策調適。

 

　　作為執政黨，要避免用沖突性的階級理論指導實踐，同時，要及時進行理念轉化，根據社會客觀分化的現實及時調整策略。近年來，關于階級、階層問題的討論，經常成為社會熱點，引起很大的社會影響。2006年中共中央頒發《關于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提出新社會階層的提法，已經將近10個年頭。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的過程中，社會階層狀況及其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認識，也日益顯示出與社會現實的脫節。為此，有必要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對這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作出新的判斷和概括。同時，通過中央文件為階級、階層、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等概念“祛魅”，減少這些用語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從而統一思想，調動各階層、各群體的積極性，將全社會的力量集中到“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奮斗目標上來。另外，還應當盡早考慮在階層關系明晰的基礎上，加快推進我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

 

　　正確分析、適時調整社會階層關系，應當成為我國當前社會政策的一條主線。由于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仍然在變化中，與理想的橄欖型結構存在很大的距離。為此，要通過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政策與發展型財稅政策、就業政策、分配政策、勞工政策、城鄉關系政策等多種社會政策組合，盡快扶持撫育社會中間階層，縮小農民階層，為社會下層提供向上的社會流動空間，營造各階層認同理解的社會制度環境。

 

　　中產階層是一個經常引起爭議的概念，因為每個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國際社會多從財產的角度來考慮，我們理解的中產階層與此不同，是指幾個階層內部群體的組合，是占有一定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以及社會機會，但并未取得絕對社會優勢的若干群體的組合。這一階層可以分為中上層、中中層和中下層。社會中上層包括：中層領導干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社會中中層包括：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中高級技工、農業經營大戶。社會中下層包括個體服務者、工人、農民。為什么強調要培育中產階層？這是因為中產階層具有正向的政治、經濟、文化功能。從政治功能上看，中產階層人數居多，容易形成較為穩定的政治依賴群體，利益比較容易集中。而且，中產階層由于占有一定資源，所以在政治上會偏于保守，比較強調秩序和穩定，是社會安定的主要力量。從經濟功能上看，中產階層人數居多，比較容易形成穩定的消費群體。從經濟規律看，拉動消費主要靠中產階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就是強調中產階層的經濟功能。從文化功能上看，中產階層人數居多，比較容易形成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和比較一致的主流觀念和文化意識。馬克斯•韋伯當年就強調了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之間的聯系，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產階層是社會走向結構穩定的人群基礎。國際社會許多國家的變遷，也說明了這一點。日本“一億皆中流”的社會結構、美國新老中產并存的社會結構，都保證了這些國家相對安定的發展環境。而菲律賓、泰國、南美洲諸國出現的社會不穩定和發展陷阱，與其說是經濟、政治原因，不如說是因為社會政策不到位、長期沒有形成一個中產階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階層結構，才造成了今天的被動局面。當然，中產階層興起后，不代表社會就太平無事了。從世界各國發展歷史看，中產階層崛起后，會提出相應社會改良、政治參與等方面的訴求，執政黨要學習處理與這個混合階層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實施包容性的社會政策，促進國家—社會關系的重構與良性互動。

 

　　在社會階層結構得到優化前，要暢通社會流動機制，促進資源和機會配置的相對均等化。一是要打造更多向上流動的通道。要從制度設計上為社會中、下層提供向上流動的資源和機會。此外，為全社會提供透明公正的各類職業、崗位的向上路徑，如建立開放、公平、免費的各類職業、技能評價評估制度等。二是要更加強調社會流動中的自致因素。通過公正的社會體制機制建設，有效排除、降低外部因素或代際因素對每個公民社會流動的影響，防止“拼爹”現象。三是要注重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毋庸諱言，精英階層對社會貢獻較大，但單純依靠貢獻分配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必然導致貧富分化、官民對立和階層間誤讀甚至矛盾。為此，現代國家無不依靠積極的社會政策，特別是公共社會政策加以調節。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各項民生和社會事業，利用政策機制調節階層間的資源占有狀況，促進全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四是創造良好的階層互信環境。階層、群體的彼此信任，是實現社會團結進步的前提。應鼓勵通過每個人的努力和奮斗，保護合理的社會秩序，在提升自我資源的同時促進社會進步。片面追求不現實的完全平等不利于正常社會秩序的建設。精英階層、群體占有較多的社會資源，為此不但不能“任性”，反而應當約束規范自己的言行。同時，精英階層、群體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促進新型社會主流意識的形成。五是要防止精英階層結盟和社會既得利益化。要防止資源過分集中，防范不合理的階層、群體結盟，進而形成不合理的社會資源和機會壟斷。要破除社會既得利益化，不允許一部分階層、群體、個人占有優勢地位后，設置排他性門檻和障礙。要通過有效的社會體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各類利益主體公開公平的討論、協商機制。

 

　　挖掘和利用社會資源，促進社會團結和合作。階層關系的調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社會資源再分配也必然伴隨著陣痛。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國階層、群體間的社會矛盾、糾紛會大量出現甚至“常態化”。對此，應當創新社會治理，充分調動各類社會資源，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團結。如利用年節、宗族、民間結社、同鄉互幫等傳統方式可以實現熟人化、道德化治理。另外，西方國家在走向現代治理的過程中，社團、慈善、社區、志愿者、社工等機制在生成新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同時，也成為現代社會重要的整合機制，其經驗值得借鑒。我們應當通過大力發展這些彌散于百姓間、服務于廣大民眾、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的治理方式，促進社會有機團結，彌補階層政策的缺陷。

 

 

　?。ㄗ髡呤菄倚姓W院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