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在網上經常看到一些要求中央恢復《紅旗》雜志的話題,言辭犀利,理由多種多樣,但焦點是一致的?對于這個話題 筆者也想談談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黨媒必須姓黨”、“黨校必須姓黨”，這是執政黨領導人最近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但比“姓黨”更重要的應該是黨性，執政黨的黨性不強才是今天中國意識形態混亂的根本原因。
歷史、現實和未來一脈相承，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刻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內涵，增強使命意識和責任擔當。
面對如此的惡質社會環境，全社會都發出重重的嘆息。此時，人們思念雷鋒，人們呼喚雷鋒，可偏偏為何又學不了雷鋒？學雷鋒為什么比當強盜還難？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座談會紀要
正確總結37年的經驗正當其時，實事求是地看待37年來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既充分肯定成績，也不能回避失誤和教訓。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只有黨媒姓黨，才能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這事關旗幟和道路，事關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前途命運。
“姓馬”容易“信馬”不易。“姓馬”是專業，“信馬”是信仰。專業可以變為單純謀生的手段，而信仰則是高于謀生的精神追求。我們應該做一個信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
程恩富教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認為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八個重大原則。
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共產黨員必須在傳承精神、學習經驗和明辨史實三個層面上下功夫。
——西方文化傳播戰略及其應對
是不是要完全抵制整個西方文化向我們的傳播并拒絕他們的評價機制呢？相反，我們的文化傳播能力尚不夠強大的時候，要積極地參與其中并逐漸地利用它來壯大自己。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輿論的力量絕不能小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
資產階級自由化正是對黨鐵的紀律的最嚴重的侵蝕和破壞，其目的就是要打斷或阻滯我們不斷取得比較優勢的歷史進程，全體黨員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嚴加防范。
黨組織必須嚴格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共產黨員必須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當年任志強入黨時也曾向黨旗宣誓要“嚴守黨的紀律”、“對黨忠誠”，如今卻徹底背叛。
專家指出，新時期要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必須大講特講黨性、始終旗幟鮮明地堅持黨性，講清楚黨性和人民性之間的統一關系，否則很容易犯方向性、根本性錯誤。
37年來的改革開放在為中國帶來經濟飛躍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明顯的社會分化,反映社會矛盾的思想斗爭也日趨激烈。中國與世界更為密切,影響世界事務能力與日俱增。
政治投機者，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背景中產生的一個特殊階層。黨的肌體中已神不知鬼不覺地鉆入了一群政治寄生蟲。
《求是》雜志作為黨中央機關刊、黨的思想理論宣傳重要陣地，一定要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某地曾經做過一個問卷調查，選項比較集中的有：掌握和運用政策法規、有很強的能力水平、豐富的經歷閱歷和人格魅力。這或為領導干部應有的“四張牌”。
對“為官不為”的治理要落實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建立下管一級的分層級分領域治理體系。堅持“嚴”字當頭，完善法規體系，健全激勵約束長效機制。
一些地方和部門在主要領導干部因貪腐而落馬，尤其是經歷了“塌方式腐敗”之后，重塑政治生態的難度不可謂不大，開創改革發展穩定新局面的任務不可謂不繁重。
貫徹習主席改革強軍戰略、鍛造“四鐵”過硬黨委機關，關鍵要立起標準，當好忠誠踐行者、引領先行者、銳意進取者、模范執行者，堅決維護和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
前事不忘，后世之師。蘇聯解體教訓警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改革、怎樣改革，才能保證國家不變色；共產黨應該如何建設、怎樣建設，才能使其永葆先進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衷心擁護。然而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構建標本兼治、更加高效管用的反腐敗體系，值得思考。
重溫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受益匪淺，這篇對于加強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對于領導干部推動工作順利開展仍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法治的關系，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和根本問題。能否正確認識和處理黨與法的關系，事關依法治國大業的興衰成敗，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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