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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堅持政治經濟學八個重大原則

點擊：作者：程恩富來源：《經濟縱橫》2016年第1期發布時間:2016-02-29 09:37:20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認為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八個重大原則。

　　一、科技領先型的持續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又具有反作用；其中，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而掌握先進科技和管理方式的人，對生產力起著核心作用；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涉及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大實體性要素，以及科技、管理和教育這三大滲透性要素，其中科技具有引領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功效；人口的生產應與物質文化生產相協調，由自然環境構成的自然力應與勞動力和科技力相協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科技領先型的持續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初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組成部分之一，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經濟建設是中心工作；強調人口、資源與環境三者關系的良性化，應構建“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資源節約增效型社會”、“環境保護改善型社會”的“三型社會”，高水平地實現可持續發展；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要實施創新驅動戰略。

　　目前，要認真貫徹習近平關于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思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是老動力不足、新動力缺乏。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理念，實質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因而迫切需要通過科技創新和領先來解決動力不足問題，給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看，也只有重視知識產權優勢,從企業、產業和國家層面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才能圍繞品牌、技術制高點及技術標準制定等構筑企業乃至國家的競爭優勢。[1]當前，在經濟新常態的格局中，只有緊緊抓住創新這個發展第一動力，才能化解“三期疊加”風險、破解產能過剩難題，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跟不上世界科技革命步伐。只有把創新作為推動發展的第一要務，以創新轉換老動力，用創新培育新動力，使老動力煥發新活力，讓新動力層出不窮，才能給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強勁動力。應扭轉“造不如買、買不如租”、“以市場換技術”等傳統觀念，正確處理原始創新、集成創新與引進消化再創新之間的關系。經濟運行從“自發性”到“自覺化”的演進，要建立政府、市場、科技相結合的三元機制系統，體現出科技這一“決定性”元素的作用，需要在戰略高度上認識科技引領配置資源的重要作用。[2]

　　二、民生導向型的生產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關于生產目的的理論。它揭示資本主義私有制直接和最終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獲取私人剩余價值或私人利潤，生產使用價值是為生產私人剩余價值和或私人利潤服務的。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終生產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生產新價值和公有剩余價值是為生產使用價值服務的，因而體現了“人民主體性”和民生導向性的生產目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民生導向型的生產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初級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又好又快地發展生產和國民經濟的目的，便能緩解這一主要矛盾；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要用進一步發展的方法來解決某些發展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強調強調人民主體性，發展要依靠人民、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改善民生就是發展，體現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目的性原則和根本立場。

　　目前，落實習近平關于“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價值導向，與社會主義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內在統一的。我們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推動我國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但是，發展生產和經濟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改善民生，因而必須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攻堅目標，從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謀劃財富和收入分配、扶貧、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七大領域的民生改善。要抓緊解決民生領域群眾意見最大的某些問題，全力以赴，速補短板，限期緩解，這是新常態下民生導向性的生產原則和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主要工作。正如習近平所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要采取針對性更強、覆蓋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的舉措，實實在在幫群眾解難題、為群眾增福祉、讓群眾享公平；要從實際出發，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不斷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織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網。（參見習近平春節前夕赴江西看望慰問廣大干部群眾時的講話，2016年2月3日新華社）

　　三、公有主體型的產權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生產不斷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必然導致個別企業的生產經營有計劃與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活動的無政府或無秩序狀態之間的矛盾，導致社會生產經營的無限擴大與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導致生產和國民經濟周期性地發生衰退和各種危機，以及貧富階級對立和經濟寡頭壟斷等一系列嚴重問題。因此，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公有主體型的產權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初級社會主義由于生產力相對不發達，因而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強調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有別于私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如果操作得法，公有制不僅可以與市場經濟有機相融，而且可以比私有制實現更高的公平與效率。同時必須看到，在當今世界國家政權還是一種必須存在的歷史時期，國家所有制仍是一種具有合理性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

　　目前，必須認真領會和堅決落實習近平關于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支柱、發展混合所有制和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等戰略思想和方針，汲取過去國有企業改革形成暴富階層的嚴重教訓，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雙向混合的混合所有制，大力發展農村村級集體層經濟和合作經濟，提升公有經濟的活力、競爭力、控制力和抗風險力。應牢固確立鄧小平關于發展私有制的目的是為發展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基本思想。對于中外私有經濟，不僅要支持，更要引導和監管，以發揮其正能量，減少負效應。依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和華為企業的某些超前做法，我國應鼓勵和引導私營企業開展職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動勞資兩利，共同富裕。

　　四、勞動主體型的分配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生產關系中的所有制決定分配關系，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分配上必然是按資分配，雇傭勞動者只能憑借法律上的勞動力所有權獲得勞動力的價值或作為其轉化形式的廣義工資。在這個大框架和前提下，雇傭勞動者在某一企業的具體工資與具體崗位和績效掛鉤，但這不屬于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按勞分配。而某些企業、某些部門和全社會的雇傭階級總體工資狀況，則取決于與資產階級的實際斗爭及其成效。資本主義私有制范圍內的分配，表象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其實質是按生產要素的產權分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勞動主體型的分配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初級社會主義由于生產力相對不發達，由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產權制度，因而必然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各種生產要素憑借產權的貢獻參與分配這一基本分配制度；強調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本質內容；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則，要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黨的十八大報告用語）；強調要縮小收入差距，堅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增長機制，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產權貢獻分配的機制。

　　目前，要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堅持共享發展的新理念，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要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只有將資源配置的目標著眼于共同富裕，社會生產才能健康穩定地運行，才能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3]堅持共享發展，主要涉及到民生和共同富裕的問題，其中分配問題當下最為突出。我國現在財產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較大，基尼系數超過美國；1%最富家庭已擁有我國家庭財產的三分之一，已美國相同。要注意的是，貧富分化的第一指標不是收入。收入只是財富的流量，而關鍵是財富的存量，即家庭凈資產。家庭凈資產才是衡量貧富分化的首要指標。[4]最近十幾年來，黨中央文件一直強調要“縮小收入差距”，但在學界和政界一直有爭議，甚至有文章籠統地贊揚“富豪是經濟引擎，也應是社會楷模”。一種極其流行的錯誤觀點認為，目前貧富差距問題不是首要問題，不是非公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導致的，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才是需要擔心的問題。事實上，正是發明“中等收入陷阱”一詞的新自由主義導致拉美國家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導致高收入的美歐日國家陷入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導致低收入的非洲等國家陷入發展緩慢。現在，我國只有盡快落實鄧小平多次強調在上一世紀末就要把解決貧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指示，遵照勞動主體型的分配原則來改革財富和收入的分配體制機制，才能真正使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實處，使廣大勞動人民滿意。[5]

　　五、國家主導型的市場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勞動或局部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矛盾運動的規律，其內涵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生產某種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所占比例須符合社會需要，即同社會分配給這種商品的勞動時間比例相適應，且商品交換按照價值量相等的原則進行，而供求關系、競爭和價格波動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市場價值為基礎，是價值規律的具體實現形式；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中，按比例規律主要表現為整個社會內有組織的分工與生產單位內部有組織的分工相結合，按比例規律靠占支配和主體地位的計劃規律和占輔助地位的價值規律相結合來實現；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按比例規律主要靠價值規律自發調節，計劃調節或國家調節作用較為有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國家主導型的市場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本身包含國民經濟的有計劃和按比例發展，要在國家調控主導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市場在一般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就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強調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目前，應貫徹習近平關于“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6]的講話精神，充分認識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規律（或價值規律）主要是在一般資源的配置領域發揮決定性作用，但發揮作用的條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但社會主義經濟決定資源配置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需要將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從而形成高功能市場與高功能政府、高效市場與高效政府的“雙高”或“雙強”格局。[7]顯然，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包括人大、政府在內的整個國家從法律、經濟、行政和倫理等多方面的調節力度和廣度，必然略大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調節能力，從而可以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和高績效。

　　我們不能因為國家規劃、計劃和調節是有人參與的，就否認其中包含客觀性，進而認為“國家調節規律”、“計劃規律”等概念不成立。照此邏輯推論，市場活動也是有人參與的，其主體就是人，那也就不存在“市場調節規律”、“價值規律”等相似的概念。市場調節說到底，是經濟活動的自然人和法人的行為變動，也可以說就是企業的行為或調節，如產品、價格和競爭等方面的所作所為。因此，市場調節規律和國家調節規律都是在形式上具有人的活動主觀性，在內容上具有人的活動客觀性；良性而有效的微觀和宏觀經濟活動，要求在企業和政府工作的所有人，均應努力使人的主觀能動性符合有人參與的經濟活動的客觀規律性，以便實現主客觀的有效統一性。

　　六、績效優先型的速度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績效要互相協調，有較高績效的增長速度是最佳速度；資源沒有充分利用的較低增長速度，不利于充分就業、積累財富和提升福利，而資源粗放利用的較高增長速度，又不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資源和積累真實財富；要辨證分析和對待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指標，它既有積極作用又有嚴重缺陷，不應過度追求；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效率、經濟效益與經濟績效，都是有異同點的，應突出經濟發展的整體績效優先的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績效優先型的速度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我國20世紀80至90年代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大體翻兩番，而到2020年，將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強調在高速增長30多年的情況下，從2013年開始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其標志之一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重點是過去突出增長速度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突出經濟績效的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提質增效為中心。

　　目前，要切實貫徹2015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神。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其原因主要在于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高度依賴物質投入和資源消耗，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迫切需要推動我國經濟從速度型發展向質量型發展升級，實現發展動力的轉換、發展模式的創新、發展路徑的轉變、發展質量的提高。我國經濟應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方式應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應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應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以便從總體上堅持績效優先型的速度原則。

　　七、結構協調型的平衡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規律（簡稱按比例規律）是社會生產與社會需要之間矛盾運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規律，其內在要求是，表現為人財物的社會總勞動要依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中，以便保持各種產業和經濟領域的結構平衡；在社會再生產中，各種產出與社會需要在使用價值結構和價值結構上均保持動態的綜合平衡，從而實現在既定的生產經營水平下以最小的勞動消耗來取得最大的生產經營成果；廣義的經濟結構協調表現為合理化和不斷高級化，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外貿結構、企業結構、技術結構、供求結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結構協調型的平衡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我國產業結構應從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一二三次產業內部和之間在不斷現代化基礎上保持平衡，省市和區域結構應異質化發展，外貿結構應增加高新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企業結構應構建我國大型企業集團支配、中小企業和外資企業并存的格局，技術結構應增大我國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比重，供求結構應保持供給略大于需求的動態總量平衡，金融發展應為實體經濟服務，虛擬經濟不宜過度發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應相互協調。

　　目前，要貫徹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關于經濟新常態和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和方針政策，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緊各種經濟結構和重大經濟比例的調整和改革，特別是加快緩解結構性產能過剩。要有針對性地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高投資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改造提升傳統比較優勢，增強持續增長動力。要消除一種長期流行的錯誤觀點，認為只要克服行政干預的經濟過剩，而市場化形成的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是正常的，會自動平衡的，不用事先、事中和事后來積極預防和解決。這種新自由主義誤論及其做法既是形成我國結構性產能大量過剩的重要原因，又會妨礙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看齊和落實工作，必須予以消除。

　　八、自力主導型的開放原則

　　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之一，是依據國際分工、國際價值規律、國際生產價格、國際市場、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經濟全球化等理論，在一國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經濟適度對外開放，有利于本國和世界的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產業和技術互動、人才發揮作用等；一國對外經濟開放的方式、范圍和程度等，應視國內外復雜多變的情況而靈活有序地進行，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開放更要講求戰略和策略，因為開放的實際綜合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自力主導型的開放原則。它依據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強調我國要在自力更生主導的基礎上堅持雙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互利共贏型的全球經濟治理，同時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范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強調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后發優勢與先發優勢并重的方針，要大力發展中方控股份、控技術（核心技術和技術標準）和控品牌（世界名牌）的“三控型”跨國公司，防止陷入傳統的“比較優勢陷阱”，實行自主知識產權優勢理論和戰略。

　　目前，貫徹2015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要繼續抓好優化對外開放區域布局，防止區域開放的雷同化和惡性競爭；要推進外貿優進優出，提高國際分工的層次，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妥善開展自貿區及投資協定談判，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在充分利用中資和外匯儲備的基礎上有效利用外資；要盡快借鑒日本、韓國和美國對待外國企業的經驗和措施，防止外企在中國的“斬首”性兼并和支配日漸增多的產業部門和大眾化網站等，大力提升對外開放的質量、層次和績效；要加快“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和建設措施，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抓好重大標志性工程落地；要積極利用人民幣的國際化優勢，但資本項目近期不宜開放，以有效抵御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國民利益。

　　注釋：

　　[1]韓喜平，周玲玲：《“知識產權優勢理論”評析及其應用價值》，《海派經濟學》2013年第3期。

　　[2]楊承訓，承諭：《資源配置向“自覺化”演進:三元機制體系——學習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再思考》，《海派經濟學》2015年第4期。

　　[3]許友論：《資源配置的根本目標是共同富裕》，《管理學刊》2015年第5期。

　　[4]據2015年10月17日《參考消息》報道，最新胡潤財富報告說，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已經超過美國。這份追蹤財富狀況的調查報告說，中國經濟雖然放緩，但是2015年億萬富翁人數增加了242人，達到596人。相比之下，美國億萬富翁人數為537人。上述中國億萬富豪人數不包括港澳臺地區。

　　[5]衛興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堅持、發展與創新問題》，《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10期。

　　[6]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新華網北京2015年11月24日。

　　[7]劉國光，程恩富：《全面準確理解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

　　（來源：原載《經濟縱橫》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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