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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姓黨”更重要的是黨性，執政黨的黨性不強才是今天中國意識形態混亂的根本原因。這種黨性不強不僅突出地表現在執政黨媒體的黨組織上，表現在相當一批類似任志強這樣的黨員身上，而且很嚴重地表現在執政黨的各級領導機構上，表現在執政黨制定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政策上。

“黨媒必須姓黨”、“黨校必須姓黨”，這是執政黨領導人最近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知名網絡“大V”任志強就是因為對這句話提出質疑(同時還因為他以往的許多超越“底線”的言論)而招致了嚴厲的批評并失去了在網上“大膽直言”的權利。不僅如此，作為“共產黨員”，他很有可能還會受到其組織的嚴厲處分。

“黨媒姓黨”對不對呢?任志強的質疑有沒有道理呢?我以為，“黨媒姓黨”是無可非議的，任志強的質疑是說不通的。所謂“黨媒姓黨”，是指執政黨辦的媒體要接受黨的領導，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圍繞黨當前的中心任務引導輿論。在三年前寫的一篇題為《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媒體人”的言論自由》的文章中，我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家媒體發什么文章，最后的決定權在它的老板手里。在現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一個媒體的言論自由，從根本上說就是這家媒體老板的言論自由。……。無論在‘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還是在奉行‘普世價值’的美國，這都是一個基本的規則。”對于執政黨辦的媒體來說，它們的老板就是黨，要求它們“姓黨”并沒有什么不妥。至于爭論“黨媒”是用黨費辦的還是“納稅人”的錢辦的，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生態下顯然不是在嚴肅地討論問題，而是在抬扛。如果這樣去追問，那各級黨的領導機構的專職黨務人員的工資也是問題了，推而廣之，當年任志強的父母高級干部的職位和他本人國企董事長位置的取得之合法性也都是問題了。因此，除非徹底顛覆現行的政治制度和讓執政黨下臺，否則這樣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任志強們質疑“黨媒姓黨”的理由，是執政黨對媒體的管控會影響到他們的言論自由。而在我看來，在今天的中國，不是言論自由不夠的問題，而是自由主義泛濫、意識形態混亂的問題。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社會里，從上倒下都可以大談特談資本主義的先進和社會主義的落后，這是自由不夠還是自由泛濫呢?在一個號稱共產黨的政黨內，人們對共產主義理想可以隨便冷嘲熱諷，這是自由不夠還是自由泛濫呢?在一個無數先烈流血犧牲建立的人民共和國里，那些抹黑革命先烈、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可以理直氣壯地站在法庭原告席上起訴捍衛先烈名譽的人，這是自由不夠還是自由泛濫呢?在一個由毛澤東領導人民結束戰亂和平建設的新中國里，有人可以對開國領袖肆無忌憚地辱罵和污蔑，這是自由不夠還是自由泛濫呢?當然，公開批評在位的最高領導人的自由大概還很小，公開批評改革開放的自由大概還沒有。

今天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混亂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執政黨的缺位和錯位。因此，此時提出“黨媒姓黨”不僅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及時的。但是，比“姓黨”更重要的是黨性;執政黨的黨性不強才是意識形態混亂的根本原因。這種黨性不強不僅突出地表現在執政黨媒體的黨組織上，表現在相當一批類似任志強這樣的黨員身上，而且很嚴重地表現在執政黨的各級領導機構上，表現在執政黨制定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政策上。

黨性首先表現在立黨的目的性上，亦即黨的奮斗目標和宗旨上。今天的中國執政黨仍然在使用“共產黨”這樣的名稱，它的黨章也仍然將它的最終奮斗目標確立為實現共產主義，并且宣稱達到這個目標的途徑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對于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不管這個歷史階段有多長，不管經過什么樣的發展道路，他們的全部努力都應該，也只應該指向一個目標，那就是消滅私有制。如果黨的所作所為偏離了這個目標甚至與這個目標背道而馳，黨性就必然會發生偏離甚至顛覆性的改變。

黨性同時還表現在黨的階級性上，亦即黨的階級利益代表性上。所有的政治黨派都代表著一定階級的利益，無論中外，也無論階級，概莫例外。迄今為止所有有歷史記載的人類社會都是階級社會，階級斗爭也一直貫穿始終。階級斗爭有兩種存在形式：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前者是以“法制”和國家的形式存在的，后者是以“造反”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前者表現為長期的、靜態的、不露聲色的社會形態，后者表現為短暫的、動蕩的、疾風驟雨的社會形態。一般的說，當社會處于前一種形態的時候，社會的統治者是不愿意承認階級的存在的，也是反對使用“階級斗爭”這樣的政治術語的。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政黨通常也不愿意直接表明它們的階級屬性;它們總是喜歡將自己說成是“全體公民”利益的代表。但是，剝削階級的本性是貪得無厭，這樣的本性一定會將社會推向兩極分化，因此，沒有一個階級壓迫的社會形態可以長治久安。當被壓迫者的忍耐達到極限時，對立階級雙方的地位就開始互相轉化，被壓迫階級就會從矛盾的次要方面轉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階級反抗就會開始，革命也會應運而生。而這時出現的代表被剝削階級利益的“革命黨”則一般很愿意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階級立場。一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現象是，當“革命黨”取得政權以后，它們中的一些會慢慢開始模糊自己的階級屬性，把自己“超脫”成代表整個社會利益的先進組織。從前的無產階級政黨會開始用寬泛的“人民”或“群眾”來取代自己以往所代表的無產階級。它們會在自己的章程里用類似“全民黨”和“民族先鋒隊”這樣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來自我定位。一般來說，當一個革命政黨開始刻意模糊自己的階級屬性時，它要么已經成了剝削階級的代表，要么自己本身就成了一個利益集團。毫無疑問，階級性的轉變必然帶來黨性的異化甚至完全的翻轉。

黨性最后還表現在黨的組織性紀律性上，亦即黨的凝聚力和行動一致性上。沒有凝聚力的政黨不能稱其為政黨。黨的凝聚力來自兩個方面：個體成員對共同信仰的忠誠和黨的紀律對個體成員的約束;其中個體成員對信仰的忠誠起著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共同的信仰只能來自崇高的目標，而那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類的低級的、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帶來的則只能是對凝聚力的破壞。單純的強化黨紀和反腐敗這樣的手段，雖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約束和震懾的作用，卻無助于提高黨員的信仰忠誠、無助于加強黨員的黨性自覺。硬性地要求向什么人“看 齊”，不會帶來真正的全黨步調一致;人為地規定出一個“核 心”，也不會使全體黨員萬眾一心。失去了共同理想，喪失了黨的階級立場，無論是黨組織還是黨員個人的黨性都只能是越來越差。

用上面談到的黨性標準來觀察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盡管黨章還沒有被根本性地修改，盡管“社會主義”還沒有被“改旗易幟”，執政黨的實質行為與它的黨章，國家的實際狀態與它的憲法，已經完全名不副實。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極不相符，社會意識形態和經濟運行模式嚴重沖突。這種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嚴重地弱化和虛化了執政黨的黨性，造成了大批黨員的思想混亂，造成了相當多的黨報黨刊的自由主義傾向，也造成了許多黨組織在理論與宣傳上的各行其是。這是三十多年執政黨思想政治路線變化的必然結果，是“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必須面對的冷酷現實。這個問題絕不是可以通過“黨媒姓黨”輕易解決的。在黨紀面前，有些人可能暫時會以出言謹慎代替口無遮攔，人們甚至可能會能看到媒體上一段時間的眾口一詞，但那不過是些空話、套話和假話。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黨性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