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萌芽于近代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誕生于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中，鍛造于開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發展于熱情高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模式。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蘇共領導人逐漸喪失理想信念，在錯誤思想指導下實施一系列錯誤路線，導致蘇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違背了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最終走向終結。反思蘇聯理想信念教育的歷史教訓，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論原則；立足于中華民族自信，傳承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紅色基因；堅持實事求是，開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國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作為一種社會規則或“精神制度”，特定的理想信念在人們的社會實踐中生成并通過教育手段普及化、社會化，進而廣泛地指導人們的能動性實踐；而社會實踐反過來又推動現有的“精神制度”及其教育模式朝著人們意愿的方向發生變革。這就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動態過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成敗，決定著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

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萌芽于近代俄國社會民主運動，誕生于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中，鍛造于開天辟地的十月革命中，發展于熱情高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蘇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模式。

（一）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萌芽

19世紀上半期，當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啟工業革命時，俄國仍處于落后的農奴制度與沙皇的高壓統治下。1875年，俄國第一個工人組織“南俄工人協會”成立，其宗旨是“宣傳工人從資本及特權階級壓迫下解放的思想”。1883年，普列漢諾夫創辦了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然而，勞動解放社并沒有把社會主義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列寧高度重視工人運動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指出“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1895年，列寧創建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一方面開展群眾性的政治鼓動工作，另一方面組織并領導罷工運動。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嘗試建立統一的黨組織，但因沙皇政府的阻撓而遭遇挫折。列寧于1900年在境外創刊《火星報》，他認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并且是我們使這個組織得以不斷向深廣發展的基線”。

在這一時期，俄國存在著多種思想流派，尚未形成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陣營。盡管如此，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革命家不畏困難，與各種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作斗爭，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與研究，還通過組織各種活動開展群眾的思想教育，為蘇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準備了思想基礎與實踐條件。

（二）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確立

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主體，而政黨的組織建設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開啟的標志。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按照列寧提出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建立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此，“布爾什維主義就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一種政黨而存在”。在理論上，列寧批判了孟什維克派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本質，強調“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以外，沒有別的武器”。黨小組或黨支部作為黨的基層組織，發揮著黨聯系群眾并開展鼓動、教育宣傳和組織工作的作用。“如果說，黨小組是一種政黨在初創時的自覺實踐，那么建立黨支部就應該是一種有組織、有領導的活動”。

列寧號召要在實踐上重視思想教育宣傳，要求“在各地組織演講會、座談會、群眾大會、群眾集會”，“關心建立社會民主黨人組織的工人的所謂地方經濟據點，即由黨員開設的飯館、茶館、酒館、圖書館、閱覽室、蒂爾等等”，“社會主義思想正通過或者將要通過往往是我們無法探索到的道路來影響無產階級群眾”。通過積極的組織動員和思想動員，布爾什維克在軍隊中建立黨小組，向他們提供秘密書刊，軍隊里黨組織的活動為后來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轉變做了組織準備，而列寧將黨的公開組織和秘密組織結合起來，為黨在軍隊和地方保存了實力。列寧思想指引著俄國革命的前進方向，《四月提綱》指出必須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國家與革命》提出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形式，《布爾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明確武裝起義的緊迫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擬定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方針和措施。列寧充分發揮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功能，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列寧領導下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成為執政黨，列寧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為蘇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奠定了政治基礎。列寧在全黨范圍內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活動，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和理論修養，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在列寧的建議下，俄共(布)中央大規模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建立了中央直轄黨校與各級地方黨校。他指出，“我們要培養一支新的教育大軍，它應該同黨和黨的思想保持緊密聯系，貫徹黨的精神，它應該把工人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以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他們，使他們關心共產黨員所做的事情”，“任何一個代表著未來的政黨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說服大多數人民相信其綱領和策略的正確”。列寧注重思想教育與實踐的結合，指出“需要在實踐中說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整個宣傳工作應該建立在經濟建設的政治經驗之上。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任務，誰要是對宣傳仍作舊的理解，那他就落后了，就不能擔負起對工農群眾的宣傳工作”。

1918年，根據列寧的倡議，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科學院，其任務是制訂教學大綱，撰寫社會科學各門課程的講稿，準備對社會科學進行一系列的科學研究，組織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等。1920年，蘇俄在教育人民委員部社會教育司的基礎上成立了政治教育總委員會（1930年改稱為群眾工作處）。“政治教育總委員會是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總局級機構，在行政上和組織上歸它領導，但在涉及工作的思想內容的問題上則直接歸俄共（布）中央領導。政治教育總委員會統一和指導全國的政治教育和宣傳鼓動工作，領導群眾性的成人共產主義教育（掃除文盲、學校、俱樂部、圖書館、農村閱覽室）以及黨的教育（共產主義大學、黨校）”。1921年，列寧簽署法令《關于籌建紅色教授學院機構》，以此來培養蘇維埃知識分子。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俄共（布）逐步建立起以共產主義教育為核心的政治教育體系，奠定了蘇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基礎。

（三）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鞏固

列寧逝世后，面對黨內思想紛爭，斯大林堅決捍衛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強調“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面對“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懷疑論，他指出，“沒有我國建設的明確前途，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信心，工人群眾就不能自覺地參加這種建設，他們就不能自覺地領導農民。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誰還愿意去建設呢？所以，沒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無疑義地會削弱無產階級從事這種建設的意志”。他堅定地宣稱，“我們具有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條件，我們能夠并且應當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極大地鼓舞了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并賦予他們建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必勝信念，進而把這種信念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以極富吸引力的發展目標激勵人民，使人們以忘我的勞動精神投身于“社會主義競賽”，自愿參加“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爭當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榜樣。在斯大林思想的鼓舞下，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設不斷得到鞏固與加強。

在學術領域，斯大林確立共產主義科學院（原社會主義社會科學院）為蘇聯的科研工作計劃中心，負責協調全國范圍的教育科研工作，并由中央宣傳鼓動部負責具體調配，確保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威。在文學藝術上，解散“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及其他文藝團體，成立由中央統一領導的蘇聯作家協會和各藝術協會。在組織管理上，把中央文化宣傳部擴大為五個部門，領導思想文化教育的宣傳鼓動工作，并掌握報刊、學校、科學和文化教育等領域的領導權。在教育體系上，建立完備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體系，聯共（布）黨史、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等成為高校學生必修的馬列主義基本課程；基礎教育大力開展黨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無神論教育等；各級宣傳機構在社會范圍廣泛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斯大林強調，“必須有一個覺悟的領導者集團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無產者大軍，把這支大軍聯合起來，并在斗爭中領導他們”。“政治學校、蘇維埃和黨務干部學校、共產主義大學。這也是一種機關，黨依靠它們來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培養教育方面的指揮人員，讓他們在工人居民中散播社會主義的種子，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從而把黨和工人階級在精神上聯系起來……黨的任務就是要在這條戰線上加緊努力，加緊培養和訓練共產主義教育方面的指揮人員”。

斯大林重視黨員干部的理論修養，要求全黨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訓，“必須使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完全精通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同時，斯大林要求共青團積極分子要“耐心地和頑強地學習列寧主義”，“如果共青團積極分子不把實際工作同他們的理論學習（‘研究列寧主義’）結合起來，共青團內就不可能有任何多少帶些自覺性的共產主義工作……研究列寧主義和學習列寧主義，就是使現在的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為能夠用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千百萬共青團員的真正的列寧主義積極分子的最必要的條件”。在政府機關、學校、企業以及其他的社會機構中，黨支部、工會、共青團、少年先鋒隊等黨團組織始終從事著廣泛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活動。例如，工會組織專門的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和優秀生產者陳列櫥，展示優秀人物的相片及其成就；共青團開展以追憶革命戰爭中犧牲的英雄事跡為主題的各種活動；少年先鋒隊積極參加以社會實踐、生產勞動和文藝活動為主要形式的教育宣傳活動等。這種黨團活動機制形成于列寧時期，在斯大林時期得到發展并興盛起來，發揮著廣泛而深刻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關鍵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對共產黨自我完善歷史邏輯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邏輯的遵照。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蘇共高層的理想信念開始動搖，蘇聯業已鞏固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歷經赫魯曉夫時期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及由此掀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改革，最終走向終結。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不但未能推動蘇聯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發展與完善，反而違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

（一）違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論邏輯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俄國十月革命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決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目標是邁向共產主義。然而，赫魯曉夫上臺后，“打起了超階級的人道主義的旗幟，提出‘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作為黨的綱領性目標，用人道主義的唯心史觀取代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更為嚴重的是，赫魯曉夫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全民黨”“全民國家”理論，宣稱蘇共已成為“全民的政治組織”，蘇聯已變成“全民國家”，否認了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必要性。可以說，“赫魯曉夫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理論問題，經歷了從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終背離的過程”。然而，赫魯曉夫的錯誤理論卻成為蘇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政策依據和思想指導。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哲學界圍繞代表大會提出的新思路、新觀點，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層面進行闡釋，并把研究成果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教學之中。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雖然對赫魯曉夫的一些錯誤做法進行了糾正，但在關于斯大林評價等關鍵問題上仍延續赫魯曉夫時期的論調，并強調繼承蘇共二十大確立的理論方針，甚至把“全民黨”“全民國家”等錯誤理論寫入蘇聯憲法。勃列日涅夫無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實際問題，蘇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日益發展成為封閉、僵化的教條，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也成為時常掛在口頭的空話套話，這助長了整個社會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風氣。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更進一步強化了人道主義思想。1988年，蘇共提出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目標，強力推動“公開性、民主化和社會主義意見的多元化”，這標志著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已發生根本轉變。與此相應，戈爾巴喬夫要求對思想政治教育體系進行根本改革。例如，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了《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及其條例草案，調整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體系，把《蘇共黨史》改為《二十世紀社會政治史》，把《科學共產主義》改為《現代社會主義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改為《哲學》，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美學原理》改為《倫理學和美學原理》，淡化這些課程的意識形態色彩。1990年蘇共二十八大通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性文件，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蘇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徹底顛覆了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論邏輯。

（二）違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歷史邏輯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歷史邏輯應當是厘清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脈絡，客觀評價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堅持理想信念教育的歷史傳承，堅定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歷史自信。而蘇聯共產黨歷屆政權更迭的非常態化、蘇共黨內派系爭斗的慣習化、蘇共領導人理論素養的嚴重缺失，都是蘇聯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違背歷史邏輯的表現。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中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上掀起大規模的反斯大林運動。蘇共二十二大再次展開對斯大林的批判，造成社會思想的混亂和理想信念的動搖。以此為突破口，赫魯曉夫放松意識形態監管，借助文學藝術領域的“解凍思潮”，全盤否定斯大林，企圖建立對他的新崇拜。然而，否定斯大林，不僅否定了蘇聯取得的歷史成就，嚴重損害了蘇共形象，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而且沖擊了年輕一代的世界觀價值觀，導致出現了一批向往西方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政權的“掘墓人”。赫魯曉夫開啟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歷經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盛行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掀起了一場以揭露“歷史黑暗面”為主題的歷史反思運動，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志、書籍，乃至學術會議、課堂、教研室活動，都被批評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所充斥。1988年，蘇聯教育部門要求銷毀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教科書，并取消歷史科目考試。1990年，《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出臺，取消審查制度，推行媒體自由化。到蘇聯解體前，在辦過登記手續的報刊中，蘇共掌握的報刊僅占1.5%，蘇共徹底失去了理想信念教育的輿論陣地和話語權。社會上出現的大量非正式組織，大多宣傳資產階級“民主”和“人道主義”思想，煽動民眾情緒，操縱著各種集會、游行、示威、罷工、罷課運動以及民族沖突等。當時蘇聯出現2000-3000個政黨，其中全國性的政黨約20個，共和國一級的政黨500多個。形形色色的黨派活動，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意識，整個社會彌漫著歷史虛無主義氣氛。蘇共領導人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歷史，否定列寧與斯大林，嚴重違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歷史邏輯。

（三）違背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實踐邏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實踐邏輯是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推動社會主義實踐沿著科學發展軌道前進，致力于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蘇共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均陷入“超前”判斷的悖論，忽視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把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建設成為脫離現實基礎的“空中樓閣”。赫魯曉夫在1959年宣稱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1961年又提出“20年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目標，稱“我們這一代蘇聯人將要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他指出，“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以后，社會上已不再有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社會各階級、集團逐漸靠近，克服它們之間的差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已經鞏固，整個社會越來越成為‘單一的社會’”。此后，蘇聯各級黨校在重點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育的基礎上，要求學員著重掌握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在70年代，蘇聯社會所有階級和社會集團互相接近的過程繼續下來了。這是一個客觀的、而絕不是自發的過程。黨和國家的社會政策在這個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我們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們不分階級的社會”。然而，由于勃列日涅夫執政后期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這一理論并沒有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應有的思想武器。相反，這種超前發展的理念誤導了蘇聯人民的思想意識，造成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錯誤認知，嚴重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風氣，導致蘇共理想信念教育并不能深入民心，人們對理想信念產生懷疑甚至抵制情緒。20世紀70年代，蘇聯社會普遍存在“言行不一”的“雙面人”現象與日益增多的“持不同政見者”，為制度崩潰提供了社會基礎、“思想源泉”與“人才儲備”。當戈爾巴喬夫采取一系列動搖社會主義根基的措施時，在黨內外幾乎未遭遇太大阻力。可見，蘇共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超越實際的判斷，與社會主義發展現實相距甚遠，以這種判斷為依據制定的理想信念教育措施，缺乏列寧與斯大林時期的實踐基礎，嚴重違背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實踐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蘇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演變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深刻反思的。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異常嚴峻，局部矛盾沖突不斷，其背后隱藏著錯綜復雜的國家博弈與意識形態較量。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守住理想信念教育防線，因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

（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遵循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論原則

強基固本，守正創新。“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沒什么人出來抗爭。什么原因? 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蘇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違背理論邏輯的教訓表明，共產黨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并根據國內外變化了的情況不斷進行理論創新，推進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科學構筑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體系，不斷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機制，多措并舉地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中央歷屆領導集體堅持不懈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重大理論成果，不斷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理論創新，彰顯出非凡的理論修養、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以及縱覽全局的治國理政智慧。“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崇高價值的基礎之上。”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中，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始終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成功經驗。

（二）立足于中華民族自信，傳承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紅色基因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國內外掀起一股攻擊蘇聯共產黨及其領袖列寧，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蘇聯人民為人類文明和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政治思潮。戈爾巴喬夫甚至認為，“俄國的悲劇就在于西歐在卡爾·馬克思的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它被引進于現實社會里，這是一個錯誤”。當社會出現問題時，蘇共領導層不尋求解決問題，反而轉向歷史問責、自我戕害，并對西方價值觀頂禮膜拜。當前，“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c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堅定中華民族自信，在血雨腥風的革命錘煉中完成了制度化選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中始終堅持制度化方向，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等制度化學習，引導全黨全社會“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做到“學思用貫通、知信行統一”，不斷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賡續共產黨人的紅色血脈，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發展，為社會主義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三）堅持實事求是，開拓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中國道路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斯大林去世后的蘇共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演變違背實踐邏輯，逐漸脫離人民群眾，脫離社會發展現實。中國共產黨則始終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守正創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致力于破解不同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帶領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為中國共產黨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提供了物質條件和社會基礎：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拓于中國人民的共同奮斗，扎根于中華大地，是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安寧的正確道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及中國共產黨卓越的領導力、號召力與執行力，進一步奠定了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的實踐基礎。

【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研究”（21VSZ10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韓夢潔，大連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洪曉楠，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原院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