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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1月上旬，關于胡耀邦辭職的生活會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3個半小時。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問題。

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后，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關于反對精神污染

1983年8月，我還在外地，鄧小平找喬木談了一次話。鄧小平說，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覺得文藝界的問題復雜，思想界的問題嚴重，人們的思想很亂，所以他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講這些問題，并出了個題目：“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胡喬木說這個題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寬一點，講黨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務。鄧小平同意這個意見，并讓喬木幫助搜集材料，準備稿子。9月6日，我從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鄧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談二中全會講話稿的事。

他說，原來就是想講不要搞污染。所有的靈魂工程師，包括理論工作者在內，演員也是，不要搞污染。在文代會上講了污染問題。靈魂工程師不要對社會風氣、對青年思想搞污染。現在好多是搞污染。他說，我準備了，也想了，就講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從鄧小平那里回來后，我們把鄧小平的談話整理了一個記錄稿。先送給鄧小平。談話記錄稿經鄧小平修改后，我把這個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9月7日關于整黨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問題的談話。(P274、275)

10月12日，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講話，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績不能搞精神污染。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存在的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數，問題是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泛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

還指出：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于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文藝界的一些人熱心于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于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因此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于贊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

最后強調：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任務。(P278-279)

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后，中央決定把鄧小平、陳云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轉發黨內學習、討論。由我起草、喬木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轉發鄧小平、陳云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的通知》，經過領導審閱，以中發{1983｝36號文件發下去了?！锻ㄖ分姓f，要著重通過學習討論，達到統一黨內各部門對精神污染嚴重危害的思想認識。(P303)

就在中央36號文件即將印發時，胡啟立于10月22日，給喬木和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小平同志講精神污染問題已一個多月了。在二中全會上講話也過去十多天了。在這期間，人民日報還沒有一篇言論(包括社論、評論、今日談等)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整個報紙宣傳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也給人以氣勢不足、分量不夠的感覺。”(P305)

10月22日當天，胡喬木在胡啟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辦、快辦。會后，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通過廣播電視系統，催各省、市、自治區表態：表示對二中全會決議和鄧、陳講話的意見和態度。催得相當緊。有那么幾天，每天都有三、四個省表態。當時確有些像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時的那種氣勢，誰不表態誰就落后了。這樣一來，確實有一點緊張氣氛，加上下面的傳達也沒有按著通知的精神去做，這樣就形成對精神污染的各種不同的理解;要講擴大清除范圍也確實有點這樣的苗頭。在這個期間，蘇州還開了一個農村精神文明的座談會。在會上有人提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報》還寫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P305-306)

1983年11月28日，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全國廣播電視宣傳工作會議上，我還講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條意見。強調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絕不要重犯過去“左”的或右的錯誤。這個講話稿整理出來以后，12月8日，送給鄧小平同志.請他審閱指示。同時也送給了胡耀邦。12月13日，鄧小平讓他的秘書王瑞林把講話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說：“小平同志說，這篇講話是好的。”(P307-308)

胡耀邦同志沒經書記處會議討論，沒向胡喬木、鄧力群打招呼，更沒有報告鄧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國叫停了。這個事就沒繼續下去，就是后來所說的只搞了28天，究竟這28天從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鄧大姐講話，先念講話，趙紫陽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以后，這個事就基本結束了。(P310)

這個時候我和喬木都感覺到，在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上，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梢钥吹贸鰜恚顚︵囆∑教岢龅那宄裎廴締栴}是消極地加以應付。我對此采取的做法是：盡可能消除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的不一致之處，使胡耀邦和鄧小平一致起來。

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新華社社長穆青、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談話。吳冷西把談話的記錄稿拿來給我看。我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陳云講話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刪去了。實際上我是幫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實觀點，在稿子中看不出來錯誤的觀點了。經過我修改的胡耀邦談話，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傳動態》發表了。

這時，胡喬木從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這個談話給他看了。他說：你改得遠遠不夠。胡喬木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劃了杠杠。

從胡耀邦談話記錄中喬木劃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對于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頗不一致。(P311-313)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從飛機場到市區錦江飯店的途中，他與陪同的人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說，我曾經和幾個同志議論過關于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是不是合適。小平同志講話中，講了十一個字：思想戰線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確的，也是有嚴格政策界限的。后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P314)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莊同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鐘沛璋談話時說：小平同志是說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個命題是正確的，但做法有問題。有些省委書記就對此有意見，說清除精神污染從一開始做法就不對，報紙上鋪天蓋地。36號文件是我同意簽發的?，F在看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種精神污染，就不能說清除。接著，胡又說：唯心主義能夠清除嗎?個人主義能夠清除嗎?還是反對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較妥當。(P314-315)

胡喬木看到胡耀邦這個談話材料以后，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的由來。我請人查的結果是：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用的是“清理”。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號文件中央《通知》中無“清除”字樣。1983年10月12日鄧力群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10月18日在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全會會議上的講話，均沒有“清除”的提法。1983年10月21-26日，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度嗣袢請蟆?span lang="EN-US">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陸續發表有關報道，題為《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講話》。據報道，彭真同志、鄧穎超同志講話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報道還說，“胡耀邦同志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許多黨外同志在座談會上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兩個方面提出中肯意見和建議”。胡耀邦講話是在10月26日。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黨校第四次科學社會主義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震的這個講話。11月1日鄧力群在宣傳文教單位領導干部會議上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　生活要美化》。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見寫的，《人民日報》也轉載了。12月12日，胡耀邦的講話題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別是以后，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談話中，許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樣。(P314-315)

1984年2月20日胡喬木把我們查的結果，送胡耀邦、趙紫陽閱。他們都圈閱了。按理說，查清了，也圈閱了，這件事該結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依然故我。胡耀邦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F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在胡耀邦會見日本訪華團之前半個多月，即2月28日，鄧小平同薄一波有一個談話。當談到胡喬木1月3日的文章(指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時，薄一波說，國內外反映很好。鄧小平講，反映不一，有些人還在準備反駁。鄧小平說，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來鎮住了，把文藝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氣勢壓下去了。又說，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一時間鬧得很厲害，我說過，他們實際上是搞自由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我講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P316)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喬木和我談話。在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精神污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爭，是長期斗爭，要做長期的工作。(P316)

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訪華團的談話后，就在文藝界廣為傳播。“美國之音”的記者嗅到了氣味。4月12日，“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溫尼·科里在電話中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外交部新聞司就根據胡耀邦對日本訪華團講話的精神，起草了一個答復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錯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還算慎重，他們把答復稿打印出來送中宣部，問對這個答復稿有什么意見。我看了這個稿子以后，認為這個答復與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與鄧小平的講話、與我們過去所講的，都不一樣;喬木也認為這個稿子發出去后，會使黨外海外的人感覺到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就讓中宣部按照中央精神重新起草了一個答復稿。我在4月1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鵬飛志和外交部函中是這樣寫的：“……精神污染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是有時放肆些，有時收斂些。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并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違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經中央同志多次劃清界限，這一問題早已不存在。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今后仍將實事求是地繼續進行。因精神污染這一現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不可能清除凈盡，所以今后將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趙紫陽批示贊成我們的修改稿。胡耀邦同意趙的意見。(P317-318)

事情并未終結。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關于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并沒有至此終結。以后還不時掀起波瀾。

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1980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1980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后，1981年《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 1984年4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1985年5月、6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臺灣的統一，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什么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么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1985、1986兩年的6、7月，小平同志曾先后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么改變。1986年六中全會鄧小平同志關于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棱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后，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鄧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P435-436)

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原臺灣大學教授陳鼓應，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傊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

鄧小平的講話是作為統戰部的內部文件整理的，在書記處沒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認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我傳達以后，胡耀邦在黨校期間的一個秘書，說要組織幾個人寫文章，公開批評鄧力群。黨校也有人聽了我的傳達，知道我宣讀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回去和他一講，他們準備寫批評文章的班子只好撤銷了。(P353-354)

1986年春天，胡啟立到上海調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談會上多次講話，主張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形成“民主、和諧、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氣氛。這以后，朱厚澤提出在意識形態領域要提倡寬松、寬容、融洽、和諧。朱厚澤還發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見，其中尖銳的語言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范。他們認為，在思想戰線跟這種、那種錯誤思想做斗爭，批評這個人、那個人，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于是提出寬松、寬容、寬厚的所謂“三寬”方針。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于“三寬”方針，導致各種錯誤意見發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議論就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

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于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于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污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采取寬容態度，本來是由組織出面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后來好像也沒有談。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初稿已經起草出來了，當時把7月25日的稿子發到下面來征求意見。8月5日，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對征求意見稿提了一個書面的修改意見，等到《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發出后，胡啟立在北戴河連續打幾次電話，要我去參加討論。這樣，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個發言，講了一個多小時。主要講了送審稿子有“三個不夠”，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發言卻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會場上我就看出來了。(P398)

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同志又改出了一個稿子，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個書面修改意見。在9月7日，我把這個書面修改意見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還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會后，有些人講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在文藝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亂。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后，混亂情況有所克服。今年以來，不講前提，不講界限，只講寬松、寬容、寬厚，出來了不少東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經了解重要情況。去年王若望說要全面引進資本主義一套，還是在臺上講，當場有人反駁。今年張賢亮講得更明確，說：“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藝報》8月23日公開發表。現在有些人要求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合法存在。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報刊上已經發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評的文章很難發表。我們報刊、出版社的一些編輯，喜歡登前一類文章，不喜歡登后一類文章?？磥?，精神文明決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亂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見得到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的肯定.(P399-400)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原則通過了。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時，一下子冒出來個陸定一。陸提出要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萬里出來響應，會上一小部分人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會議的，在爭論中間他的的插話，最能代表他的內心思想了。鄧小平即席講話，堅持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楊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窮、趙紫陽、陳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這樣，全會通過了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

會議上有爭論，爭論得非常熱烈，而且爭論的時間也不短。這是我所參加的中央會議中空前絕后的一次。

陸定一說，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14頁第12行，這里有一句話，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面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自由化。

這時，胡耀邦插了一句話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劉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陸定一否認這個說法，堅持蘇聯提出來的，并說少奇同志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做什么定義。

耀邦同志重復了定一同志的意見。并說，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我們黨確實一度出現過有某些同志濫用這個帽子。所以，后來小平同志講，“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是這個范圍?，F在請同志們考慮一下，保留下來有什么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嘛。請同志們考慮一下。

小平同志接著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么?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青年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里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么這里用過、那里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磥恚磳ψ杂苫粌H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P407-410)

9月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參加會議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對上午在全會上要不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采取淡化的方針，只說：“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并不是說他不贊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說刪去第十四頁那九個字并不損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為他改掉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進行辯護，對鄧力群不同意這樣修改進行不點名的批批判.(P411)

《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做出后，在實際生活中，好的方面沒有多少進步。相反，原來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因為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提了，也就都不起勁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雖然沒有“三寬”的文字，但“三寬”的精神卻充斥其中，這樣，搞自由化的人感到這個可以接受，那個也可以利用。這樣，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以后，自由化的風潮就泛濫起來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學生鬧事。結果，連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P411-412)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上街游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后經各地有關方面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同志談話，指出學生鬧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了，而是好幾年的事了。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么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里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同志談話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應。1月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愿意辭掉總書記職務。

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后，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耀邦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處自我批評。中央常委委托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個人來召集這次生活會議，指定薄老主持會議。會上有口頭發言，也有書面發言。會議還印發了一些參考材料。(P414-415)

生活會議的氣氛是正常的，會前提出的四條原則對會議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開完生活會議后，接著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擴大會議匯報了生活會議的情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