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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重讀《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發布時間:2015-06-16 09:07:24

　　【專論】周新城：

　　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關鍵

　　——重讀《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有感

　　一

　　1956年，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一個多事之秋。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做了個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個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說，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1）一定會導致出大問題。事情不出毛澤東所料，這個秘密報告不僅引發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共反蘇浪潮，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引起了極大的混亂：在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內，三分之一的黨員退出黨。一時間，國際上反共的人十分囂張，他們仿佛抓住了社會主義的把柄，放肆地進行污蔑和攻擊；而革命隊伍里一些人動搖了，許多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也不相信社會主義了。在這樣“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嚴峻形勢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接連寫了兩篇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再論》），從理論上澄清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各種疑問，回擊了敵對勢力掀起的反共反蘇浪潮。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中流砥柱，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

　　《一論》、《再論》發表近60年了。在這近60年時間里，世界社會主義發生了許多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蘇聯東歐國家發生了政局劇變，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悲劇。就整體來說，自此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了低潮。經歷了這么多的事情，回過頭來看，《一論》、《再論》闡述的基本觀點仍然站得住腳的，經得住歷史的檢驗。其中一些預言，不幸而言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一論》、《再論》將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真理的光芒。有的文章一時顯得五彩奪目，但由于淺薄，過不久人們就忘卻了；有的文章，由于闡述了深刻的真理，過的時間越久，越顯示出它的價值，越感到具有指導意義。《一論》、《再論》就屬于后一類文章。它集中了我們黨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集體智慧，反映了我們黨在理論上的成熟，值得我們反復研讀。

　　《一論》、《再論》發表的時候，我剛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剛剛接觸馬克思主義，兩論的深刻含義遠不能理解，但我被它的理論邏輯征服，完全接受了它的基本論點。它影響了我一輩子學術生涯，成為我一生理論研究工作的指南。后來，我研究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演變的原因和教訓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問題，基本上是以《兩論》的觀點作為指導思想的。

　　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再論》對蘇聯經驗的分析。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發的爭論，表面上是如何評價斯大林，實質是如何看待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因為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在世時間不久，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主要是在斯大林領導下開展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當時沒有這個概念，用的是蘇聯社會主義經驗）是同斯大林這個名字分不開的。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一個嚴重后果就是許多人因此而懷疑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懷疑十月革命道路。《兩論》正是集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再論》在分析和評價蘇聯社會主義的經驗時提出一個方法論原則，即要把蘇聯的基本經驗同它的具體經驗區分開來研究。提出這個方法論也許比具體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更重要一些，因為它對分析有關社會主義問題具有原則意義。《再論》指出：“關于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錯誤和失敗，盡管在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卻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蘇聯由于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它的一些錯誤和失敗更加難于避免。這些錯誤和失敗，對于所有共產主義者都是極其有益的教訓。因此，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蘇聯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曲響徹云霄的凱歌。”（2）

　　《再論》把蘇聯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五條：1、無產階級組織自己的政黨，即共產黨，成為勞動人民的核心；2、在黨的領導下，經過革命斗爭奪取政權；3、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4、發展經濟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5、反對帝國主義，堅持國際主義原則。這些基本東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 這幾條就是我們常說的“十月革命道路”。“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莊大道。”這幾條是我們始終必須堅持的，放棄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會失敗，社會主義就會倒退到資本主義去。所以黨的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始終把我們干的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堅持的共同的東西，也就是十月革命道路，毛澤東后來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把它概括為六條標準；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把它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文字表述不盡一樣，但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再論》強調：“保衛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者聲言要‘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性質’，他們所要改變的正是這條革命道路。幾十年來，一切修正主義者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提出的修正意見，所傳播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也正是想避開無產階級解放的這一條必由之路。一切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團結無產階級，團結人民群眾，堅決地擊退帝國主義者對于社會主義世界的猖狂進攻，堅決地沿著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道路前進。”這段話讀起來十分親切，仿佛就是針對我國當前情況說的。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所有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包括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等），西方國家推行的西化、分化、和平演變戰略，說到底，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是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即否定十月革命道路）作為自己的根本目標的，說法雖然五花八門，但政治目標卻完全一致。這一點，我們頭腦必須保持清醒，堅持十月革命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不能有絲毫動搖的。

　　但是，每一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還有不同的方面，還具有民族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具體的發展道路。也就是說，共同規律在不同國家里的具體實現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說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的方面，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那么這條道路具體怎么走，各個國家必須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進行探索，因而必然顯示出不同的特點，這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每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是共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否定共性，等于拋棄社會主義，這是修正主義；否定特殊性，必然照搬書本上的或外國的具體做法，這是教條主義。這兩種傾向都會導致革命和建設的失敗。毛澤東在醞釀寫作《再論》的政治局會議上，把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概括為“共同道路和民族特點”的結合。他說：“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的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誰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誰就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一樣，每棵樹長的也不一樣。要有個性，沒有個性，此路不通。但條條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的共性，這就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即十月革命道路。”（3）

　　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再論》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經典性的論斷：“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中間，又存在著千差萬別的特點。因此，每個民族都經歷著階級斗爭，并且最后都將沿著在一些基本點上相同，而在具體形式上各有特點的道路，走向共產主義。只有善于根據自己的民族特點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各國無產階級的事業才能取得成功。”（4）基本點相同，否定了這個基本點，就是拋棄社會主義；具體形式上各不相同，說的是，共同的基本點怎么實現，需要各國共產黨根據本國國情、本民族的特點進行探索。把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結合起來，這是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必由之路。這個論斷，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顛撲不破，說起來很簡單，但含義深刻，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

　　二

　　按照上述原理，我們就可以科學地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了。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自十月革命勝利算起，到斯大林去世，有36年的歷史，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戈爾巴喬夫上臺，意味著蘇聯開始實際地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就有66年的歷史。在這段時間里，蘇聯經歷了許多事情，回過頭來看，他們做的事情，有對有錯，有值得贊揚的，也有應該批評的。歷史功過，任人評說。由于蘇聯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黨建等各個方面，因而誰都可以引用一些材料來對蘇聯問題發表議論，進而引伸出去，談論中國應該從中吸取什么教訓。這就是在蘇聯問題上眾說紛紜的一個原因。我們不來就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進行闡述，重要的是從總體上應該怎么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有人抓住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犯的錯誤、體制上存在的弊病大做文章，由此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且主張否定得越徹底越好。他們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各個領域的問題說了個遍，羅列了一大堆。且不論其中有許多是夸大其詞，甚至是造謠誣蔑（例如說肅反擴大化殺了5000萬人等等），應該說，在蘇聯問題上謊話說得太多了，例如，美國一位學者就曾經考證過，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是由61個謊言拼湊成的，秘密報告中的論斷根本站不住。即使是事實，能不能依據這些事實就完全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就需要作點分析。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付諸實施的第一個試驗場。馬克思恩格斯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從資本主義社會客觀存在的矛盾中，推論出未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但它作為人類偉大的理想，怎么在現實生活中付諸實施呢？在十月革命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短短的72天外，人們沒有實踐過。蘇聯是在沒有前人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想同本國國情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既然是探索，就難免犯錯誤。正如列寧指出的：“在這樣嶄新、艱難和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樣對待這些錯誤呢？列寧強烈地批評了那種“對這些缺點采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人，說他們是“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人了。”（5）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我們應該采取寬容的態度。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誤，不應苛求。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前進。因此，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

　　有人喜歡說“真相”，仿佛拋出一些別人不大知道的材料，就可以把人鎮住了。其實，列舉一些材料（即使那些材料是真實的），并不能說就說明了真相。對于一個復雜事物來說，只有透過現象揭示它的本質，才能說明它的真相。單純羅列事實，不抓住本質，好像是瞎子摸象，容易陷入片面性，反而把真相弄模糊了。列寧曾經說過，“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6）因此他告誡我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7）記得我們黨一位領導同志談到“真實”時，也講過類似的意思。他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大意是：一個小伙子，長得相當英俊，但是有點禿腦袋。你給他照相，光照個禿腦袋，說他丑死了，盡管禿腦袋是事實，但不能說這反映了真實，這叫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只有正面照相，既看到腦袋脫發，又看到全身，使人得出結論：這個人，總體上是英俊的，但有個禿頭的毛病，這才叫真實。這個例子，我一直記憶在心。生活的經歷使我慢慢悟出一個認識問題的方法：看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能抓住一點材料就下結論，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全面分析，抓住本質，防止形而上學、片面性。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我認為，必須運用《再論》提出的方法論原則，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和具體經驗分開來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基本方面（體現在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正確的，它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共同規律，我們必須充分肯定。基本經驗實際上就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本質方面。把這方面否定了，就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了。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經驗，則要做具體分析。這些具體經驗（體現在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是蘇聯人民在蘇聯具體條件下實現共同規律的具體作法，這是在實踐中實際探索的結果。這里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學習；第二種情況是在蘇聯條件下是正確的，但不能搬到條件不同的其他國家去；第三種情況是錯誤的，我們必須拋棄。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有的體制、運行機制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隨著形勢的變化，卻顯得不適應需要了，必須進行改革。也就是說，要采取歷史主義態度，不能脫離當時歷史條件說三道四。例如，對計劃經濟體制就應該做歷史的分析，不能簡單地否定。總之，蘇聯的基本經驗（基本制度）是正確的，具體經驗（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則是有對有錯。大家知道，在社會制度的系統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是第二位的。所以，把兩個層次綜合起來評價，應該說，成績是基本的，失誤是次要的。我們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做“三七開”的評價是科學的。

　　運用《再論》提出的方法論原則，也可以科學地分析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錯誤所在了。恩格斯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我們同戈爾巴喬夫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改革上，而在于朝什么方向改革，在于改什么。《再論》沒有正面闡述這個問題，當時改革也不是爭論的主要問題。但《再論》在談到斯大林錯誤的根源以及克服這些錯誤的方法時，實際上從方法論上回答了有關改革的問題。《再論》指出：斯大林錯誤的發生，并不是由于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適合于生產力的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是適合于經濟基礎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的；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有了適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質的矛盾（按照辯證法，就是處在‘數量變化’階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證不發生錯誤了呢？問題沒有這樣簡單。制度是有決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萬能的。無論怎樣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會發生嚴重的錯誤。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后，主要的問題就在于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8）

　　《再論》在方法論上嚴格區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具體制度（我們現在常用的概念是“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再論》里用的概念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蘇聯的基本制度是正確的，斯大林的錯誤不是在這里發生的，它是由于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中的弊病以及不正確的政策、工作方法、工作作風產生的。從邏輯上推理，克服斯大林的錯誤，并不需要改變基本制度，需要做的事情是調整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制定正確的政策，貫徹正確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這些歷史唯物主義論述，雖然直接說的是斯大林錯誤的根源和克服的途徑，卻從根本上回答了我們現在最關心的有關改革的基本問題。第一，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目前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是適合經濟基礎的需要的，它們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的，我們必須堅持。否定基本制度，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倒退行為；第二，社會主義的具體制度還存在許多不完善地方，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需要及時改革。這些弊病不予以解決，就會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改革，社會主義就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但改革的對象是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中不適合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東西，而不是基本制度；第三，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任何一勞永逸的解決也是不會有的”。（9）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始終存在矛盾，需要不斷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改革是永恒的話題，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只有逗號，沒有句號。

　　《再論》這些分析表明，改革（克服斯大林的錯誤，其實也就是改革）應該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調整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中不符合發展需要的環節，制定正確政策，改進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推動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就叫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錯誤恰恰在于他把改革的矛頭指向應該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他推行的改革的目標是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他斷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錯誤的，已經“遭到戰略性失敗”。他提出，蘇聯在政治上，共產黨居于領導的地位，這是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是政治壟斷，導致人與政治、政權的異化；在經濟上，公有制占統治，這是經濟壟斷，排斥了人對所有制的選擇，導致人與財產、與所有制的異化；思想上，馬克思主義起指導作用，這是精神壟斷，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這有名的“三壟斷”，就是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概括。他推行改革就是要消滅壟斷，克服異化。政治上，取消《憲法》第六條規定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輪流執政；經濟上，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行私有化，恢復資產階級私有制；思想上，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實行指導思想多元化，實際上恢復資產階級思想的統治地位。一句話，改革就是消滅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這種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否定共同規律，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典型的改旗易幟的改革。改革以后俄羅斯人民遭受的苦難，表明這是一條邪路。慘痛的教訓，反過來證明，《再論》關于必須堅持共同規律的論斷的正確。應該說，半個多世紀前《再論》就預見到了這種危險及其后果。它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

　　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證明《再論》提出的，把共同規律（即十月革命道路）同民族特點結合起來，換句話說，結合本國實際探索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這一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遵循這條道路，違背了，社會主義就會遭到失敗。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典范。

　　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的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實際上是說，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本質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就是《再論》說的共同規律。習近平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0）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即堅持十月革命道路這個共同規律，才是社會主義。就本質層次來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共性，堅持這些原則，就是社會主義，拋棄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方面并沒有中國特色；第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如何在當前中國的具體條件下付諸實施，這就要根據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進行探索。也就是說，這些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不是某個人拍腦袋主觀地想出來的，而是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結晶，這是一個經過艱苦探索才得出的理論成果。早在上世紀40年代，我們黨在延安整風時，總結歷史上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提出一條根本原則，即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因為它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放至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革命就失去了基本方向，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另一方面，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要結合中國實際探索基本原理的具體實現形式，脫離中國實際，基本原理就毫無用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指導我國革命取得偉大的勝利。

　　全國解放以后，我們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由于如何搞社會主義，我們毫無經驗，而蘇聯已經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了，所以開始時我們只能全面地向蘇聯學習。但很快我們黨就發現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經驗，有的是錯誤的，有的則只適合于蘇聯，不能照搬。于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相結合的任務，即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毛澤東在1956年4月寫的《論十大關系》就是這種探索的結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由此發端的。我們常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于毛”，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年底寫的《再論》則從理論上概括了這種結合的經驗，即“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的結合。

　　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總結我國30多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創立了比較系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后幾屆領導集體又進一步發展了這個理論體系，使它日益成熟起來。我們在長期實踐中，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即經濟上，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共同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政體基本制度；在文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制度。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遵循了共同規律，又符合中的國情和時代特點，促進了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保證了我國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都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經常有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他們往往是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些具體做法來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例如，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因而非公有制經濟還有積極作用，我們在政策上對非公有制經濟采取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有人就由此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的一條根本原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1）“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12）他們認為消滅私有制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由于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所以我們在政策上保護財產性收入，允許剝削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有人就說，馬克思主義關于剝削的理論是錯誤的，甚至宣布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迷誤”，使得社會主義走上了一條階級斗爭的邪路。我們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人就因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有人公開宣布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具有“空想成分”，不僅《哥達綱領批判》里有，而且《資本論》、《共產黨宣言》里也有，要消除這些“空想成分”需要極大的理論勇氣！一時間，不讀馬列，不懂馬列，卻批判馬列，成為時髦，把挑馬克思、恩格斯的錯，當作理論創新，盛行于理論界。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當前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晶，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當前中國的運用。這些議論看起來好像是在肯定和贊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卻是刨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有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立起來，宣布我國的改革就是“去蘇聯化”、“非毛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主義”。這顯然是錯誤的。習近平把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進程中的幾個“時間段”，它們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不過這些基本原則在不同條件下的具體實現，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從而顯示出不同的階段性，形成幾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幾個階段本質是相同的，而且前后是有繼承關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繼承、揚棄和發展。把幾個發展階段對立起來，顯然是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否定了它們本質上的一致性，否定了它們都是社會主義，都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都是同一原則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實現形式；第二，否定了它們之間的歷史繼承關系，割斷了歷史，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天上掉下來的了。

　　那么能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新的社會主義”？這需要做具體分析。就本質層次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是一樣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層次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就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來說，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然是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有著許多差別，是一個“全新”的模式。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要問題的、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華民族又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這樣的具體國情和時代特點相結合，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必然會顯示出鮮明的當前中國的特色，而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同。

　　可見，牢牢把握《再論》提出的把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原則，我們就可以正確理解和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和歷史淵源。

　　四

　　《再論》發表以來的近60年時間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風風雨雨，我們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感到欣慰，又對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遭到的挫折感到痛惜。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證明了《再論》揭示的一條真理：把共同規律同民族特點結合起來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只有既堅持共同規律，即十月革命的道路（用鄧小平的概括來說，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結合本國國情探索共同規律的具體實現形式，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反對共同規律，必然導致修正主義，結果是復辟資本主義；忽視民族特點，必然導致教條主義，使社會主義陷入僵化、停滯狀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必然遭到失敗。在當前由于蘇東劇變導致社會主義跌入低潮的嚴峻形勢下，更要注意防止否定共同規律的傾向。現在，國際國內都彌漫著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種種言論，這是十分危險的。讓這種言論蔓延開來，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能取得成功；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國家里，社會主義也不能得到鞏固和發展，甚至最后會葬送社會主義。蘇聯的教訓證明了這一點。

　　針對一些人由于社會主義跌入低潮所產生的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現象，鄧小平滿懷豪情地指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13）

　　只要按照《再論》指出的把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結合起來的路子走，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一定會更加輝煌，并最終在世界范圍內戰勝資本主義！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注釋：

　　（1）吳冷西：《憶毛主席》第4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

　　（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3）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9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

　　（4）《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5）《列寧選集》第4卷，第1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列寧選集》第2卷，第5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列寧全集》第28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9）《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載《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