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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正確制定革命理論的前提和基礎。因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將哲學問題視為“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發起成立新哲學會，倡導全黨學習哲學，親自到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等高校去講授哲學課，并研究和撰寫哲學著作。可以說，毛澤東對哲學情有獨鐘，其哲學方面的成就，使其不愧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光榮稱號。

一、“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屬于世界觀和方法論范疇。據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毛澤東第一次到陜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

毛澤東為何將哲學問題視為“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而倡導全黨學習呢？

首先，辯證法唯物論是最正確和最革命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精神武器，也是做好一切革命工作的前提。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作為方法論的哲學是基礎，學好理論的關鍵是學好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哲學的精髓，“有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毛澤東在經歷了中國革命從曲折、挫折到轉折的艱苦磨礪之后，深深體會到政治路線也好，軍事路線也好，都離不開思想路線的正確與否，“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毛澤東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對于指導革命運動的干部人員，尤屬必修的課目，因為主觀主義與機械觀這兩種錯誤的理論與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員中間存在著，因此常常引導干部人員違反馬克思主義，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要避免與糾正這種缺點，只有自覺地研究與了解辯證法唯物論，把自己的頭腦重新武裝起來。”辯證法唯物論是具有高度的和嚴密的科學性，同徹底的和不妥協的革命性密切地結合著的一種最正確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要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好中國的事情，是離不開辯證法唯物主義的，否則就會犯錯誤。“如果不懂得辯證法，則我們的事情是辦不好的，革命中間的錯誤無一不違反辯證。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絕大的效果。一切做對了的事，考究起來，都是合乎辯證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們首先是干部，都應用心地研究辯證法。”

 

其次，辯證法唯物論有助于分析和批判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理論基礎。“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毛澤東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一切從普遍原理與特殊實際相結合出發，堅持“特殊”與“普遍”相統一是認識論和辯證法精髓的觀點，而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是違背辯證法唯物論的。毛澤東批評王明“左”傾路線者“對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對于人自然也不用這種方法”。他認為“要作兩條戰線上的斗爭，如果離開了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就會只是胡鬧一頓，決無好結果可言”。

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和“特殊條件”，使之發生內容和形態的改變，形成適應中國實際需要的、具有中國內容和表現形態的、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既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又堅持普遍原理與中國特殊實際相結合；不能因為強調“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淪為經驗主義；也不能因為強調“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條主義的窠臼。把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特殊國情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真諦所在，也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出發點、根本點。因此，學習和掌握辯證法唯物論，有助于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和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關系，避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理論基礎。

二、“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

曾經訪問過陜北的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就曾這樣描寫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幾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1937年8月，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夕，郭化若去看望毛澤東，“見主席辦公桌上擺滿了馬列主義的書籍，拿起一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翻了翻，見開頭和其他空白處都有毛主席的墨筆小字旁批”。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為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作報告。】

毛澤東喜愛讀書，愛好文史哲，總是把研究哲學放在首位。從1935年11月起，毛澤東便開始認真鉆研哲學。1939年1月17日，毛澤東致何干之的信說：“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 1938年2月1日起，毛澤東又開始寫《讀書日記》。他寫道：“二十年沒有寫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點學問。看李達的《社會學大綱》，1月17日至昨日看完第一篇，‘唯物辯證法’，從1—385頁。今天開始看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387—416頁。”毛澤東1943年12月20日給胡喬木寫信說：“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干種給我。”毛澤東精心閱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其他哲學書籍，寫了幾萬字的批注。除了《資本論》《反杜林論》《談談辯證法問題》《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自然辯證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之外，毛澤東還閱讀了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布哈林著的《歷史唯物論》，故托里雅諾夫著的《機械論批判》，以及當時在延安能夠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學著作，特別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哲學與生活》，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張如心的《哲學概論》，郭烈夫的《唯物論》等。在陜北，毛澤東閱讀的哲學書籍，從《毛澤東選集》注釋考證和近些年其他書籍考證，有據可考的哲學著作24種。這些著作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經典著作，古今中外哲學和哲學史著作。毛澤東閱讀哲學著作，在著作上橫批、眉批、打勾、畫杠、圈點、作注。有些書籍甚至反復研讀過10遍。

毛澤東不僅自己閱讀、研究哲學，還熱心組織大家一起學習和研究。1943年12月24日，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向他推薦了恩格斯的《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自然辯證法》導言和郭烈夫的《唯物論》等，并說：“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后再送你。”陳云回憶說：“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幫助我們學習。”“我們從1938年開始學習，堅持了五年。先學哲學，再學《共產黨宣言》，然后再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那時我們讀的書，除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有關著作外，還有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也讀點別人的著作。”

為了提高大家的學習興趣，更快地提升理論水平，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還組織哲學座談會，定期交流。據郭化若、莫文驊回憶：1938年9月，毛澤東曾約他們和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蕭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組織哲學座談會，其“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持續到深夜十一二點鐘。每次都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并事先指定一個報告人，準備好發言提綱，作中心發言，然后讓大家發表意見。毛澤東對每個人的發言都認真聽，并作筆記。毛澤東除了插話，都是在最后講自己的看法。議論的中心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較多。實際上是對紅軍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楊超也回憶說：“當時毛主席在小組中征求對他著作的意見，討論時毫無拘束，就在他家中開會……我們在討論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階段的論述，在會議中大家都敞開思想，發言踴躍。對主要矛盾階段問題討論中有人講：‘主席，如果說有主要矛盾階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階段和次要矛盾階段如何解釋。’以后，主席就把這種思想概括在《矛盾論》中矛盾運動的形式、過程、階段的概念中，充實了矛盾運動過程論的思想。”可見這種學習和研究的方式也促成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成熟。在這一基礎上，后來又陸續成立了一些專門研究哲學的團體，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學會”。在毛澤東的帶動和組織下，延安思想理論界對哲學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形成了熱潮。艾思奇對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哲學與生活”、“思想方法論”，陳唯實對“斯大林對唯物辯證法的新發展”，周揚對契爾那夫斯基的美學，范文瀾對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和培元對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陳伯達對中國近代哲學思潮、中國古代哲學專題，潘梓年對“邏輯與邏輯學”，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等，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頗有質量的論文和專著。

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應用，在反復研讀、博覽群書，特別是悉心研究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基礎上，毛澤東撰寫出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實踐論》主要解決的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問題，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矛盾論》主要解決的是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問題，提出了特殊與普遍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實踐論》和《矛盾論》實際上都是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哲學依據的，最終都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服務的。胡喬木說：“它是教育人們如何正確地思想、正確地行動和正確地學習的最好的教科書”，“在中國思想史和黨的思想工作上有極重要的價值”，“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基礎”。1955年蘇聯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中說：《實踐論》《矛盾論》，“這兩部著作是根據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具體材料創造性解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問題的卓越的典范。”

三、“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

德國人李德在《延安紀事》一文中說，毛澤東很早就特別重視“抗大”，這從以下情況可以看出來，他成了“抗大”的保護人，像在保安一樣自己授課，除了軍事課外，還教政治課、理論課，甚至哲學課。毛澤東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不僅為“抗大”制定“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而且親自在“抗大”講哲學課和作形勢報告。

 

 

從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變發生，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抗大”前身）開設并講授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課程（后來在延安出版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就是在此基礎上加以整理的）。從1938年到1939年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毛澤東就到“抗大”講課26次。1937年4—8月，毛澤東為了給“抗大”學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專門撰寫了講授提綱《辯證法唯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講稿的主要部分)。每周二、四上午上課，每次4學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總課時達到110 多學時。原“抗大”學員何啟君在日后回憶說：“毛主席給抗大講話、上大課，有時幾乎隔幾天便有一次。能夠直面聆聽革命領袖的諄諄教誨，當然是非凡的福氣。” 1960年，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興奮地回憶起他在“抗大”當哲學教師的情況:“寫《實踐論》《矛盾論》，是為了給抗大講課。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去講課，可以總結革命的經驗。” 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回憶說：《矛盾論》“是一九三七年寫的。當時大家都去前線打日本了”，“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講哲學”，“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我講課的時候，不準他們看書，也不準他們做筆記，我把講義的大意講了一下”。毛澤東寧可少講具體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工作，也要給思想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革命干部講哲學，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他要教會革命的領導者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毛澤東在“抗大”上哲學課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不僅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與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聯系起來，將革命斗爭實踐中產生的最新的理論成果及時地充實到教學內容中，而且用豐富多彩的實際生活事例來論證自己的觀點。脫離實際的講課不僅使學生缺乏興趣，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且還背離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毛澤東嚴肅批評了當時根據地學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的做法，強調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毛澤東在“抗大”上課時，每次都是半天時間，中間休息20分鐘。他往往利用休息時間找學員拉話，了解學員來延安以前在各地區的情況，同時也征求大家對他講課的意見，因而毛澤東講課始終聯系抗戰和學生的實際，具有時效性。毛澤東曾回憶當時自己講哲學課時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在毛澤東言傳身教下，“抗大”要求教員在講授時，“每一抽象的概念的說明，都必須證之以具體的例證，每一具體經驗的講述，應當引導向一定的原則。”在講述任何革命理論時，“都必須特別注意到與當前中國革命運動相聯系，以及與學生所切身經驗過或者所能體驗到的許多實際工作實際斗爭相聯系。” 

毛澤東在“抗大”講哲學課，推動了延安高校對哲學的教育。中國共產黨在陜北和各根據地開辦的二十幾所干部學校，均把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列為教材，把哲學列為主要課程，分批分期地對黨的干部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

延安時期，毛澤東倡導全黨學習哲學，講哲學，研究哲學，并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哲學依據，為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為正確制定中國革命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習近平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很重要的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他在列舉“需要反復精讀”的毛澤東著作篇目時，首先列出的是《實踐論》《矛盾論》。習近平指出：“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兩篇代表作，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作出哲學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途中，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依然是我們黨贏得偉大勝利的法寶，必讀的經典。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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