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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問題，高華實在難以找出“錯誤”和罪過來。

于是他不屈不撓地在《紅太陽是如何升起來的》書提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來，閃爍其辭地暗示乃至明示毛澤東沒有那么“偉光正”，在應對“福建事變”的態度不是“大陸官方史籍”中宣傳的那么正確光輝。其引證的依據有兩個，一個是他在書中所稱的“‘福建事變’失敗后的1933年1月24～25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至于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1]

關于這段不過百余字的文字，高華在《紅》引證出處是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但筆者查詢了該日的《紅色中華》，沒有這個報告也沒有這段話。查閱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所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也沒有這句話，而是這樣一段話：

這里應該指出：當著帝國主義國民黨進行六次“圍剿”之際，福建出現了一個“人民革命政府”。這個“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現，表現國民黨系統的進一步的破裂。由于蘇維埃運動的祎大勝利，與國民黨在全國民眾面前破產，使得中國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企圖于國民黨道路與蘇維埃道路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以保持反動統治階級垂死的命運。然而這一企圖只是徒勞，因為如果“人民革命政府”這一類的組織不從真正中國人民利益出發，不堅決承認蘇維埃政府還在去年四月間即已宣布了的三個條件，而與蘇維埃政府訂立并真正執行反帝反國民黨的協定，而是止于欺騙與講空話。那么，廣大的革命民眾不會于“人民革命政府”與國民黨政府之間采取任何不同的態度，它必然要遭受悲慘的失敗也是可以預言的。[2]

與高華引用的這段話相仿的，是毛澤東在“二蘇”大會結束時所作的報告：《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其中的一段話被高華篡改得面目全非后引用（還引錯了出處）——毛澤東的原文是這樣的：

有一個同志，對于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說他帶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這種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在報告中已經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現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為著挽救自己將死命運而起的一個欺騙民眾的新花樣，他們覺得蘇維埃是他們的仇敵，而國民黨這塊招牌又太爛了，所以弄個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條道路為號召，這樣來欺騙民眾，沒有絲毫革命意義，現在的事實已經證明了。[3]

毛澤東在說這番話的時候，“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經失敗，跟年前中央領導層討論要不要援助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關系。高華費盡心機抓撓來的這根“稻草”，當然就沒有任何證據意義——既證不了毛澤東的“錯誤”，也成不了高華的“殺器”。更何況，對“福建人民政府”定性的調子是當時中共中央統一的口徑——同時期博古等也有相類言論，是不是就能證明他們跟毛澤東從來就是一致的，沒有任何分歧？

高華的另一個證言來自叛徒龔楚所著《我與紅軍》（香港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初版（1954年1月））——也不過百余字：

據與毛關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擔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回憶，在領導層討論陳銘樞、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與紅軍聯合行動的會議上，毛主張采取謹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反對周恩來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員到福州去舉行正式談判”的意見。[4]

龔楚《我與紅軍》的原文是這樣的：

事情的發生，完全是為了福建人民政府的一樁公案。當蔡廷鍇、蔣光鼐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時候，中共中央除派潘漢年、張云逸前往福州聯絡外，黨中央政治局會議，曾討論如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應付國軍對福建進攻的問題。當時，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等，都在主張應速派第一、第三兩軍團赴福建，與十九路軍并肩作戰。因為紅軍的增援，足以堅定十九路軍的同志，并協助肅清其內部的動搖分子。但毛澤東堅決主張慎重行事，不宜輕舉妄動；并主張先請十九路軍的配合紅軍，消滅駐閩西的國軍劉和鼎部，紅軍方能援閩；否則，即使要派援軍，也得待十九路軍表現堅決抵抗國軍進攻的行動，我軍方可適時增援。因此，積極援閩案便擱了下來。[5]

然而，在20多年后出版的《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5月初版）卻又換成了另外一個說法：

那時國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已于十月開始，中共領導階層人物正在徬徨之中，突接到這個天上飛來的佳音，朱德、毛澤東等，及所有同志均歡喜若狂，一面款待來使，一面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當時在會議中發生了兩個不同的意見：一個是左傾路線的教條主義者的國際派，對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張派一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和李濟琛等先進行試探式的會商；另一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老紅軍干部派，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并希望能夠拉緊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能跟著中共的政策走，以粉碎國軍的五次圍剿。[6]

兩個說法，截然相反，以哪個為準呢？龔楚自己給出了回答：

作者按：本編所紀中共兩派對福建人民政府的意見，與我前著《我與紅軍》所載不同。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特在此更正。[7]

以龔楚當時的地位，是夠不上中央最高層的會議的，就是他不更正，也是難以采信的。

看來金沖及老先生對高華“看的材料太少”的評判真是十分到位：龔楚后一個回憶錄是1978年出版的，卯足了勁兒要搜尋“被大陸官方史籍掩飾的毛澤東罪過”的高華先生，卻固執地堅持要采信龔楚的第一個回憶錄《我與紅軍》中的說辭：

龔楚在1978年出版的《龔楚將軍回憶錄》中修正了他在《我與紅軍》一書中有關蘇區核心層對福建事變爭論的敘述。龔楚稱他前書有誤，“是因當時記憶錯誤所致”。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毛澤東被改為“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筆者認為，龔楚的更正應予以重視，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與紅軍》中的有關敘述，的確可從另外的資料得到證實，故本書傾向于接受前一書的論斷，并認為此一問題的徹底澄清還有賴于新資料的發現。參見《龔楚將軍回憶錄》，頁513、515 。[8]

所謂“的確可從另外的資料得到證實”，不過是高華前頭引述的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還篡改了原文也引錯了出處。就這樣了，高華仍然不惜生造出龔楚《紅與紅軍》原文根本沒有的毛、周意見的直接引語：“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毛），“立即派大員到福州去舉行正式談判”（周）——用《龔楚將軍回憶錄》中更正后的語句，互換了人物及版權后嵌入了高華所引《我的紅軍》的文字。

這是在治史論史？還是在玩兒文字游戲以達“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之目的？

就這么一個本來不大的事情，高華為了說明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而且一定要證明毛澤東是錯誤的一方，配不上時人和后人對他的粉黛之辭，竟然祭起了捕風捉影、風聞言事乃至偷梁換柱的法寶：兩處不過百余字的引證，竟然處心積慮下恁大功夫去做手腳，甚至直接動手刪改引證文字的原文！上不得臺面的小動作一個接著一個??？治史論史舉證應完整準確地忠實引述證言原文的起碼要求，他都可以公然無視！可見其學品和人品低下到了什么程度？就算是死了，好意思著靦著臉皮擔戴且享用“史家”的祭祀么？

所以，筆者就借此贅筆一書，給他的棺材板上再釘上一個釘！

注釋

[1]高華《紅》書的引證出處是1934年8月1日《紅色中華》，但筆者查詢該日《紅色中華》，沒有這個報告也沒有這段話。與此相似的話是1934年1月31日《紅色中華》（第2次全蘇大會特刊第5期）所刊《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紅色中華》全編（整理本）第8冊第4613頁。

[2]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6冊》第518～第519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1985年6月編印。

[3]毛澤東：《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1934年1月31日《紅色中華》第二次全蘇大會特刊第5期）》，《紅色中華》全編（整理本）第8冊第4613頁。

[4]高華：《紅太陽是怎梓升起的》第66頁，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11版。

[5]龔楚：《我與紅軍》第397頁。香港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初版（1954年1月）。

[6]《龔楚將軍回憶錄》第513頁，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5月初版。

[7]《龔楚將軍回憶錄》第515頁，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5月初版。

[8]高華：《紅太陽是怎梓升起的》第79頁[注釋]第125，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11版。

附：龔楚回憶錄

作者：雙石；來源：雙石茶社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