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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 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貢獻

點擊：1850  作者：李捷    來源：現代哲學雜志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6-07 12:28:37

 

摘要：本文著重探討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貢獻，認為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的卓越貢獻，集中體現在九個方面：（一）開辟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將革命與工業化目標緊密結合，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掃清了障礙；（二）提出“兩個轉變”戰略構想，開辟社會主義革命正確道路，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開端；（三）以蘇為鑒發表《論十大關系》，寫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理論的奠基之作；（四）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社會主義改革和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五）在糾正“大躍進”錯誤和20世紀60年代反思這些錯誤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長遠指導作用的思想；（六）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力爭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七）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中，提出積極的人口觀，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八）發揮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協同攻關的優越性，在高科技領域取得“兩彈一星”突破，奠定了核國家和航天國家的國際地位；（九）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國家工業化任務，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一步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上這些歷史貢獻都是奠基性的、開創性的，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突飛猛進的跨越式發展創造了必備條件。

 

 

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創建者，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拓者。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1]，高度肯定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歷史貢獻。總的來看，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的卓越貢獻，集中體現在以下九個方面。

 

第一，開辟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創建獨立、自由、民主、初步統一的新中國，將革命與工業化目標緊密結合，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掃清了障礙。

 

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創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這個目標既是同建立社會主義中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也是同建立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兩者原本就是一回事。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2]

 

他還指出：“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

 

為此，毛澤東提出了衡量政黨作用的生產力標準，以闡明他的先搞革命再搞工業化、革命是為了工業化的思想。他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4]

 

毛澤東的這一構想，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即中國革命即將到達輝煌的巔峰之際，得到完美實現。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如此憧憬新中國美好的未來：“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5]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6]在毛澤東眼里，新中國經濟建設盛世的到來，也必定會伴隨著“高度文化”的盛世的到來。

 

第二，提出“兩個轉變”戰略構想，開辟社會主義革命正確道路，領導中國步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開端，這一時期國家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開端。

 

“兩個轉變”戰略構想，是毛澤東在1949年3月5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里提出的。這個報告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政治、經濟、外交方面采取的基本政策，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兩個轉變”的構想，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還不具備立即實施的條件，只有在新生人民政權基本鞏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各方面工作步入正常軌道之后才可能實施。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不忘工業化建設。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黨內通報中，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7]。

 

1952年底，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即“三年準備”時期）基本結束。1953年，毛澤東親自為中國共產黨指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他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8]

 

這條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核心是什么呢？毛澤東后來有過總結，核心還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9]

 

既然“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和以往的社會革命不同的是，這個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社會震蕩被減少到最小，其建設性成為主導方面。毛澤東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10]

 

這條道路被稱作“一化三改”，即以工業化帶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它表明毛澤東在考慮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已經把國家工業化的大戰略與之融為一體。從工業化的角度來說，也是一個創造。

 

無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資本（資金）積累問題。西方列強走的是對內搜刮、對外掠奪的道路，中國也深受其害。因此，新中國只能走內部積累的和平發展之路。早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就指出：“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個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11]1951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時還提出：“為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就要付出很多的資金，而資金的來源只有增產節約一條康莊大道，這是應為全黨同志所明白了解的。”[12]

 

隨著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推進，毛澤東進一步從工業化同社會主義改造的互動關系上闡述資金積累問題。

 

關于取之于農業發展的工業化資金積累問題，毛澤東在1955年7月31日發表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指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13]

 

關于農業合作化在國家工業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指出：“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14]他還指出：“合作化完成了，這就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個體農業經濟之間的大矛盾。”[15]

 

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在國家工業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指出：“國家積累主要靠工業，不靠農業。國家預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億元，農業只有三十億，加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也不過七十億左右。我們為什么保存資本家？因為國家有需要，對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業品。要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同盟，才能鞏固同農民結成的同盟，因為農民需要工業品進行交換。同時，還能比較好地穩定物價，保證市場供應。在過渡時期保存資產階級，有極大的作用。”[16]毛澤東還指出：“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起了積極作用。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現代化的，不是手工業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對帝國主義的，有兩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權建立以來他們是同政府合作的，企業又公私合營了。做了這樣一些好事，不能說資產階級對國家是無用的，應該說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17]

 

事實證明，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依靠社會主義革命開啟國家工業化進程的道路，創造了既有別于西方國家、又有別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功之路。

 

第三，以蘇為鑒發表《論十大關系》，寫就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理論的奠基之作。

 

“一化三改”成功之后，“以蘇為鑒”、走自己的道路，成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題。毛澤東后來回顧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18]

 

在作《論十大關系》報告以前，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并將其發表在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報》。在討論這篇文章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這篇文章算是我們初步總結了經驗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19]他還表示：“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20]

 

 

?《論十大關系》

 

《論十大關系》還明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方針：“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21]

 

在《論十大關系》中，一共討論了十種關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其中，前五種屬于經濟建設的關系，后五種是政治關系。毛澤東說：“十大關系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22]

 

《論十大關系》采用的一個基本方法，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闡述的矛盾分析法，也是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的分析方法。文中列舉了黨和國家經濟建設和政治生活中的十大關系，每一對關系都是一個對立統一體、一對矛盾。處理好每一對矛盾，都有辯證法、有側重點，也都有一個需要謹慎把握的平衡點（度）。因此，毛澤東說：“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23]總之，自覺運用唯物主義辯證法，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是毛澤東的一個創造。

 

毛澤東系統總結和闡述的這十大關系，既構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雛形，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發端。

 

第四，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社會主義改革和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

 

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動力是什么？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毛澤東第一個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但普遍存在著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這樣，毛澤東真正把對立統一規律這個宇宙的根本規律在實踐中貫徹到底，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持續不斷發展找到了動力、贏得了主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形成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的理論，也是以此為根據概括提出的。

 

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24]，調動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因素。這些思想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史上，都是前無古人的創造。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處理好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各種思想問題和認識問題，是一個待解的難題。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25]

 

毛澤東還進一步把這個問題提升到在探索規律中堅持正確真理觀的高度來認識：“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26]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還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國家工業化的經驗，提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思想。蘇聯之所以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成為工業化強國，很重要的一條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它的成功經驗。與此同時，蘇聯長期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由此帶來不少問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里專門論述過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而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他把這一思想大大向前推進一步，上升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27]的高度來認識。之所以能夠如此，一是有了對蘇聯工業化道路的經驗教訓方面更為深刻的認識，二是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經驗的積累。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始終堅持兩點論。一方面，由于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起步階段，主要解決的是工業基礎從無到有的問題，所以毛澤東強調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強調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28]。這是因為，“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29]。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30]他還據此作出展望：“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31]后來的實踐盡管遭遇到“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但總的來看，毛澤東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和實踐是正確的，為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步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還提出了統籌兼顧思想[32]，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方針[33]。時至今日，這些富有遠見卓識的思想，依然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指導方針。

 

第五，在糾正“大躍進”錯誤和20世紀60年代反思這些錯誤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具有長遠指導作用的思想。

 

這些具有長遠指導作用的思想主要有：社會主義社會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思想；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的思想；積極的綜合平衡的思想；我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思想；要大力提倡勤儉建國、提高人的思想和覺悟，不能過分強調物質利益的思想。

 

社會主義社會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思想，是1958年11月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的。他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34]“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35]

 

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的思想，是1959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關于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大會情況的報告上寫的一個批注中提出的。他寫道：“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里面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36]他特別強調：“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37]

 

積極的綜合平衡的思想，是1959年7月2日毛澤東在江西廬山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的。他表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38]“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39]

 

我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思想；要大力提倡勤儉建國、提高人的思想和覺悟，不能過分依賴物質刺激的思想，都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談話中提出來的。

 

關于我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思想，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40]他強調：“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41]

 

關于大力提倡勤儉建國、提高人的思想和覺悟，不能過分強調物質利益的思想，毛澤東提出：“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42]一是物質利益與精神鼓勵并重，一是物質利益里要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這些都是在進行現代化建設中經常需要很好處理的利益原則。

 

在利益關系上，毛澤東還提出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出現個人主義和過分懸殊的問題。他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43]

 

毛澤東還注意到提高勞動生產率中的精神因素。“現在我國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原來的工業越落后，速度問題也越尖銳，不但國與國之間比較起來是這樣，就是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比較起來也是這樣。”[44]我國“人口雖多，但是勞動生產率遠遠比不上人家，還要繼續緊張地努力若干年，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45]。“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兩者都是精神作用。”[46]

 

第六，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強調要盡量采取先進技術，不能跟在別國后面，要力爭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第一次比較完整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他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47]

 

毛澤東把盡量采用先進技術作為趕超戰略的關鍵環節。1964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擬提交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集中地表達了這一思想。這里摘錄其中的兩段內容：“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48]“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49]

 

他還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拿汽車來說，我們這樣的大國，最少應該有三四個像長春汽車廠那樣的制造廠。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們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動手。經過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復，證明自己來搞，是可以做好的。”[50]

 

毛澤東還反復強調，要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增強經濟管理體制的活力。他說：“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過去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作自己的，只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設單位實行了投資包干制，就大大發揮了這些單位的積極性。”[51]

 

毛澤東還注意到生產與需求的辯證關系，指出：“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在數量方面總不能是無限制的，但是在品種方面也會變化。”[52]

 

第七，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中，高度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提出積極的人口觀，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中國特色。這既是巨大的人口壓力，也是人力資源動力，關鍵看以什么樣的人口觀為指導。

 

 

?延安市張思德廣場

 

早在1949年9月16日發表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里，毛澤東就批駁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53]

 

他還充滿自信地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54]當代中國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預言的正確性。這就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積極人口觀。

 

在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毛澤東非常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他說：“列寧這句話，‘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55]，講得好。我們的群眾路線，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合乎列寧主義呢？教科書在引用這句話以后，講要吸收廣大勞動群眾‘直接地和積極地參加生產管理，參加國家機關的工作，參加國家社會生活的一切部門的領導’，也講得好。但是，講是講，做是做，做起來并不容易。”[56]他這樣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57]“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58]

 

毛澤東還充分肯定和推廣鞍山鋼鐵公司創造的“兩參一改三結合”[59]經驗，將其稱為“鞍鋼憲法”，并說“‘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60]。

 

毛澤東十分重視所有制相對穩定背景下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認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61]。他指出：“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62]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63]。

 

在談到工業化對城鄉人口布局的影響時，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64]

 

第八，發揮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協同攻關的優越性，在高科技領域取得了“兩彈一星”突破，打破了美蘇核壟斷，奠定了核國家和航天國家的國際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高度重視國防現代化問題。1950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全國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上的祝詞里指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這兩件事都有賴于同志們和全體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戰斗員一道，和全國工人、農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團結一致，協同努力，方能達到目的。”[65]

 

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并審定了國防工業“一五”建設計劃的安排，明確國防工業“一五”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力量按國家規定的項目和進度，在蘇聯援助下完成國防工業企業的新建和改建任務，完成制式武器的試制和生產任務，完成飛機、坦克、艦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務，初步改變國防工業的落后面貌，增強國防力量。[66]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地質部部長李四光、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副部長劉杰關于中國原子能科學的研究現狀、鈾礦資源情況的匯報，以及有關核反應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講解，討論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毛澤東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解放以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么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67]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68]

 

中國要有自己研制的原子彈，一直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夙愿。1956年，國家制定了科學技術發展的第一個遠景規劃，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為12項帶有關鍵意義的重點任務的第一項，同時部署了原子彈和導彈研制。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說：“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69]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里提出：“蘇聯衛星上天，我們想不想搞個把兩個衛星，我們也要搞一點衛星。”[70]

 

1958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提出：“我還是希望搞一點海軍，空軍搞得強一點。還有原子彈，聽說就是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71]

 

20世紀60年代，在蘇聯停止合作、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的情況下，在毛澤東領導下，我國原子彈、導彈的研制進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階段。毛澤東明確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不能放松或下馬[72]。

 

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73]

 

1961年7月16日，黨中央作出《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加速我國原子能工業建設，中央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縮短戰線，集中力量，加強各有關方面對原子能工業建設的支援。”[74]

 

1962年11月3日，羅瑞卿在一份報告中說：最近二機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條件以后提出，力爭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毛澤東在報告上做出指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75]

 

1964年10月16日，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標志著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取得了質的突破。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直接領導下的十五人專門委員會正式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1965年，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也被統一納入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領導范圍之內。

 

1966年10月27日，“東風二號”核導彈成功實現“兩彈”結合飛行。

 

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鄧小平后來評價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76]

 

第九，經過長期努力，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國家工業化任務，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一步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長期努力，中國在1978年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完成了國家工業化任務。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679億元。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3679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8%，居世界第11位[77]。國家財力進一步增強。1950年，全國財政收入僅為62億元，1978年增加到1132億元[78]。工業化程度有了質的躍升。1952年，農業、工業、服務業占比分別為50.5%、20.8%、28.7%。1978年，農業、工業、服務業比重分別為27.7%、47.7%、24.6%[79]。

 

習近平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大規模開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站住了、站穩了，實現了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性跨越。”[80]他還說：“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黨領導人民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有效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安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邁出了堅實步伐。”[81]

 

站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進一步指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走過彎路，也遭遇過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挫折，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意志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認識上不斷深入、在戰略上不斷成熟、在實踐上不斷豐富，加速了我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為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實踐基礎、理論基礎、制度基礎。”[82]

 

以上毛澤東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貢獻，都是奠基性的、開創性的。沒有這些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不可能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取得突飛猛進的跨越式發展。如今，我們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制高點上，更需要緬懷和牢記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卓越貢獻，把他們未竟的事業繼續進行到底，以中國式現代化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勝利。

 

注釋略

 

基金項目：清華大學文科建設“雙高”計劃項目“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和經驗研究”（2022TSG08101）

 

作者簡介：李捷，中國史學會會長，（北京100084）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卓越訪問教授。

來源：現代哲學雜志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