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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人口規模的迅速增長可以為國家的快速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十分重視人口數量，同時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并通過推行一系列有效舉措，為新中國人口數量的增長和人口質量的提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一是為人口迅速增長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徹底推翻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舊制度，使人民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也就使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產生活有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二是領導發起大規模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將衛生工作提高到愛國的高度。為應對侵朝美軍細菌武器的威脅，毛澤東要求人民群眾“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為消滅血吸蟲病，他作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的指示，要求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嚴重危害群眾生命安全、極易造成無法生育、死亡率極高的血吸蟲病。三是建立起比較健全的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體系。毛澤東號召將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為廣大農村地區培養了150多萬名赤腳醫生。到1976年，全國縣、社、隊三級醫療衛生網絡基本實現農村地區人口全覆蓋，全國90%以上的生產大隊所辦的合作醫療覆蓋了大約85%的農村人口。這一系列保障舉措，使新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從解放前的200‰降低至1981年34.7‰，人口死亡率從解放前的25‰降低至1978年的6.3‰，人口平均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長到1978年的68.2歲。

尤其值得頌揚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致力于使新中國六億人民群眾掌握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的文化知識，實現文化上的翻身作主。列寧曾強調：“在一個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對此，毛澤東也明確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大力開展掃盲運動，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努力使人民群眾擺脫文化上的落后狀態。在毛澤東“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的指示下，新中國經過四次大規模掃盲運動，文盲率從建國之初的80%下降至1964年的32.3%；經過普及中小學教育，中學和小學的在校生人數分別從1949年的103.9萬人、2439.1萬人增長到1976年的5836.5萬人、15005.5萬人。新中國轟轟烈烈的文化教育普及行動，打破了數千年來統治階級的知識壟斷，使數以億萬計的文化匱乏的被統治階級成為掌握先進文化進而能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自身應有貢獻的社會主人，這在以往的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毛澤東也曾滿懷信心地說道：“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這里所說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實現了解放，同時掌握了先進的文化知識，因而充滿創造活力的人民群眾。面對廣大農民群眾熱情參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喜人場景，毛澤東感慨道：“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副奴隸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有了這樣精神狀態無比昂揚的人民群眾，人口規模巨大的新中國必然蘊藏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磅礴偉力。

在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方面，毛澤東從科學把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出發，堅持以新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以不斷提高的生產力推動新的生產關系日臻完善。他指出：“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掉一切舊的、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以新的生產關系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當舊的生產關系被消滅后，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以工業化作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鍵因素，作為鞏固新的國家政權以及即將建立的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根本條件，同時注意生產關系的變革，以此來推動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

在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方面，毛澤東從科學把握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出發，號召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相結合，文藝為工農兵、為社會主義服務，大力推動人民群眾文化水平的提高，為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奠定了堅實的精神文化基礎。而這種堅實的精神文化基礎又以文化自信最為重要。毛澤東是一位充滿文化自信的偉大領袖，他的文化自信始終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勇敢無畏、一往無前。他曾深刻指出：“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這一驚世駭俗而又蘊含深刻哲理的論斷，是毛澤東關于文化自信的經典表達。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講道：“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在戰爭還未結束、國家一窮二白、群眾多數是文盲、發展極其落后的背景下，沒有人能夠像毛澤東這般自信。這種自信是一種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毛澤東個人的理想信念、理論修養和戰略智慧，來自他對唯物史觀的深刻把握、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洞察、對人民偉力的深刻感悟、對歷史規律的深刻理解。毛澤東以極其強烈的文化自信塑造了中國人民“鋼少氣多”的獨特優勢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頑強品質，而這也成為推動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無比強大的精神力量。1957年3月，毛澤東曾號召全黨：“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此后在全國開展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人民解放軍運動，也都貫穿著偉大的精神力量。總之，毛澤東對于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共同提高的發展格局的規劃，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強調植樹造林、綠化祖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要“保護森林，并有計劃地發展林業”。在1955年12月起草的《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毛澤東指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1956年3月，他發出“綠化祖國”的偉大號召。1958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續強調：“要使我們祖國的河山全部綠化起來，要達到園林化，到處都很美麗，自然面貌要改變過來。”毛澤東認為，不經過長期的艱苦奮斗，綠化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在1964年3月聽取陜西、河南、安徽三省負責人匯報工作時就曾談道：“前幾年你們說一兩年綠化，一兩年怎么能綠化了?用二百年綠化了，就是馬克思主義。先做十年、十五年規劃，‘愚公移山’，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再搞。”

二是提出農、林、牧協同發展的思想。1958年3月，毛澤東審閱修改廖魯言準備在成都會議上的發言稿時，在“關于農業合作社經營管理中的幾個問題”部分加寫了一段話：“農業、畜牧業的經營，還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種類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種經濟林、防風防沙防潮林和風景林）林業經營相結合。總之農、林、牧三業要結合。”對于農、林、牧三業的關系，他在1959年10月給時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信中作出了形象的比喻：“我認為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后，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為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賴的道理。”

三是認為生態環境保護是發展經濟民生的重要保障。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八大之后，毛澤東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問題，其著眼點在于推動工農業發展，為經濟建設和民生服務。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關于森林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他特別談道：“樹木經濟價值很大，木材是化學原料，可以多種些”；“林業是化學工業、建筑工業的基礎”。針對令人擔憂的水土流失問題，毛澤東指出：“在墾荒的時候，必須同保持水土的規劃相結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險。”毛澤東的上述思想主要是針對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生產規模和生產速度而對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不夠的問題提出的，對于我國堅持發展經濟與保護自然并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是敢于以戰止戰。“以戰止戰”一語出自我國古代重要兵書《司馬法》，所謂“以戰止戰，雖戰可也”。精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毛澤東深諳這一兵法中蘊含的深刻哲理，從來都認為“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為了維護新中國的戰略安全，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毛澤東堅持以戰止戰的指導思想，通過領導中國人民開展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來為我國營造現代化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舉世聞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都是這方面的光輝范例。在談論抗美援朝戰爭時，毛澤東就曾指出：“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與侵略，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與解放，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信邪、不怕鬼，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為新中國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最堅強的底氣。

二是倡導和平共處。新中國成立后，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之間的關系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重點。為了增進同這些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建立和平友好的國際關系，新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澤東非常重視這五項原則。在1957年11月慶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大會上，他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沒有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夠和睦共處”；“社會主義各國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設者。我們完全不需要戰爭，并且堅決反對新的世界大戰”；“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在新中國的倡導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的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也正是基于這些原則，新中國開始大規模支援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建設，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國際反對霸權主義陣營的力量，在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慷慨無私的國家形象。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進行表決，其中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在贊成的76票中，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占了近60票。正是和平共處的倡議和行動，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越來越有利的國際環境。

三是堅持強而不霸。毛澤東深知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沉重苦難，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深惡痛絕，始終站在國際反帝反霸斗爭的最前沿，堅定支持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正如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所講到的那樣，毛澤東“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1960年5月，英國軍事家蒙哥馬利元帥拜訪毛澤東，在談話中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即中國大約需要50年就可以把一切事情都辦得差不多，而當中國強大起來的時候怕是會傾向于侵略他國。對此，毛澤東明確回答說：“要向外侵略，就會被打回來。”1962年1月，毛澤東在回憶這次談話時再次表明態度：“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新中國實際上面臨著美國和蘇聯兩大霸權主義國家的巨大威脅，在這種形勢下，不能不加強備戰。為了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疑慮，毛澤東根據我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以及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無產階級立場，公開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導思想，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更加具體化。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新中國也是這樣做的。新中國從來沒有為了自身的現代化發動過一場對外侵略戰爭，占領過一寸別國領土，控制過一塊海外殖民地，掠奪過一點海外資源。毛澤東的探索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植了和平發展的基因，為中國塑造了珍視和平的大國形象。

結  語

毛澤東逝世后，我們黨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繼續探索，終于迎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黨對現代化的認識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習近平對毛澤東探索新中國現代化道路所取得的寶貴經驗進行了創造性的繼承、豐富和發展，形成了全面系統的理論體系，并將其概括為“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而其中的中國特色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習近平將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概括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將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的戰略安排規劃為“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將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總結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以及“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深入學習習近平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述，既能夠從中看到毛澤東探索新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影子，更能夠感悟到習近平對毛澤東所作探索的進一步創新和發展，為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持續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