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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中心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上的精神障礙

點擊：2751 作者：張允熠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08-27 10:13:18

2017年7月，北京某著名大學某學院舉行研究生畢業典禮，某教授發表了一番熱情洋溢、激動人心的演講，博得在場畢業生的一片喝彩。不久，演講內容就在網絡上不脛而走[1]，一夜爆紅。

某教授一走上臺就開宗明義：“過去500年，中國在發明創造方面乏善可陳。讓我用數字說明這一點。”接著便引用一名叫杰克·查羅納的英國人所編書中的數據，通過他本人計算，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8年的250萬年間，人類有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僅有30項，占3%。如果以公元1500年劃界，1500年前全球共有163項重大發明，30項占18.4% 。中國最后一項重大科技成就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該教授強調指出：這是整個明朝唯一的一項發明。從1498年至2008年的510年問，人類社會的838項重大發明，沒有一項是屬于中國的。也就是說，500多年來中國對人類的科技貢獻幾乎是零。這位教授總結道：公元1500年后中國近代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沒有“自由”，為此，他的演講題目就是《自由是一種責任》。

某教授所言令人驚愕：這樣極端的觀點，如此信口開河、玩數字游戲、荒腔走板的演講內容，竟然會出自中國一所著名高校的知名教授之口!實有必要撰文饗眾，以正視聽。

一、500多年來，中國對人類的科技貢獻果真是零嗎

我查了一下資料，確實有一個叫杰克·查羅納的英國人，他主編了一本名為《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2]的書。作者是倫敦科學博物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工作內容主要是向游客講解各種科學知識”，也就是說，編者身份是博物館的一位導游兼講解員，他平時愛好編書，利用工作便利編了這本科普讀物。顯而易見，這不是一本出于專業人員之手的科研成果，作者也不是一位職業科學史家，書中的主要內容都是采集、綜述他人的研究成就而來的。因此，如果要引用這本書，務必經過慎重、認真的核查和考證。

我們從不否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于17世紀的英國，從15至16世紀起，中國相對于西方，在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方面都明顯落后了，這是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在科技創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歐美發達國家之間仍有較大差距，這也是事實。不過，公元1500年前的中國，重大的科技發明不止30項，其后的中國，在科技上對人類的貢獻也不是零。同樣是英國人，已故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生前著有2000萬字、長達7卷本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巨著，這是專門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權威性著作。該書記載中國古代有1600多項領先世界的科技成果。美國記者羅伯特·坦普爾把李約瑟的書提煉為一個濃縮本，題名為《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這本書選出中國古代的100個“世界第一”的科技發明與發現，并配上100幅圖片，加之活潑流暢的文筆，成為普及中國古代科技文化史的通俗讀本。他通過比較研究，驚奇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近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國??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尾舵、羅盤、多重桅桿等改進航海和導航的技術，歐洲絕不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哥倫布也就不可能遠航至美洲，歐洲人也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國。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歐洲就不會有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槍炮和火藥，也就不可能用子彈擊穿騎士的盔甲，把他們打下馬去，因而就不可能結束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造紙術和印刷術，歐洲可能要更長期地停留在手抄書本的狀況，書面文獻就不可能如此廣泛流傳。”[3]

至于說整個明朝時期中國的全部發明“只有一個牙刷”，我們只要舉出幾則實例，就足以證明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如在工業上，1521年，四川省嘉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石油井[4]，17世紀，明代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對中國的石油化學知識第一次作了系統總結，該書l8世紀傳人歐洲，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部關于石油開采和加工的科技著作;1596年，明朝最早發明了火爆法采礦技術[5]，17世紀初傳人西方，1632年德國人首先在歐洲將黑火藥用于采礦爆破[6];再如在軍事上，1549年，明朝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顆水雷，1590年制造的“水底龍王炮”，是世界上第一顆定時爆炸水雷(后來還研制了“混江龍”水雷)[7]，被稱為近代“水雷的鼻祖”，而歐洲直到19世紀才在戰爭中使用水雷;再如在醫藥方面，近代歐洲的“牛痘免疫法”使數以百萬計的西方人避免了死亡的威脅，但西方醫學界從不掩飾這一技術是從中國傳人的。中國關于“種痘”免疫法預防天花病從唐宋以來就有記載，但學術界目前認為較可靠的記載是明隆慶年間(公元1567～1572年)江南寧國府太平縣發明的預防天花病的“種痘”方法，實為世界上第一例“人痘接種免疫法”的臨床應用[8]。17世紀俄國人專門來中國學習這種“種痘法”，后來傳到土耳其，l8世紀又傳人歐洲。伏爾泰在其《談種痘》一文中明確寫道：“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種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中國種痘的方法的確是不大相同的;他們并不割破皮膚;他們從鼻孔把痘苗吸進去，就好像聞鼻煙一樣;這種方式比較好受，但是結果一樣。這一點也可以證實：倘若我們在法國曾經實行種痘，或許會挽救千千萬萬人的生命。”[9]有些人在紀念“牛痘”的發明者英國人詹納時，只字不提中國，好像這項發明與中國無關，其實，詹納在《論牛痘的起源》一文中明確承認，他先是在鄉間種人痘25年之后，才嘗試著接種牛痘的[10]。“種痘免疫法”起源于中國，這在學術界是沒有什么爭議的。

每談到明代的醫藥學，人們都要提到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這究竟是一部什么書呢?這是李時珍歷時近30年撰寫的巨著，書中收錄各種藥名1892種，并附有精美的插圖1109幅。1647年波蘭人卜彌格首先將《本草綱目》譯為《中國植物志》于1657年在歐洲以拉丁文出版[11]，此為世界歷史上的第一部《植物志》，出版后對整個歐洲的植物學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753年瑞典著名植物學家林奈寫作《植物種志》時，就從友人那里得到了《本草綱目》記載的1000種植物標本。該書被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稱為“1596年出版的《中國百科全書》”[12]，李約瑟曾評價說：“無疑地，明朝最偉大的科學成就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這部著作完成于1578年，發表于1596年。李時珍在同伽利略、凡薩利烏斯的科學運動完全隔離的情況下能在科學上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13]

在音樂與數學方面，朱載培運用珠算開方的辦法，在世界上首次研究出了十二平均律。所謂“十二平均律”，亦稱“十二等程律”，是一種音樂定律方法，它將一個純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每等份稱為半音，是最主要的調音法。這一方法l7世紀傳到歐洲，一個世紀后在歐洲才出現了此種定音法，19世紀德國大物理學家赫爾姆茨在他的名著《論音感》一書中多次提及朱載培的貢獻，他說：“在中國人中，據說有個王子叫朱載培的，他在舊派音樂家的大反對中，倡導七聲音階。把八度分成十二個半音以及變調的方法，也是這個有天才和技巧的國家發明的。”[14]現在的鋼琴就是根據十二平均律定音的，有人據此評價說：“西方人創造了鋼琴的形體，中國人鑄造了其靈魂。”[15]

如果細考，明代重大的科技成就還不止這些，但僅以上述幾例，就足以駁倒中國在科技成就上“最后一項是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這種罔顧史實的結論。某教授特別使用的這些詞句帶有極端貶抑和刻意諷刺的口吻。

至于說直至2008年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60年內中國沒有一項領先世界的科技發明，這無疑也是一個偽命題。事實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家底“一窮二白”，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科技事業，鼓勵各種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創造，取得了實質性的長足進步。如，1903年國外就有了動物斷肢再植的試驗，但誰也沒接活過人的斷肢，世界上第一例人體斷肢再植手術是上海醫生陳中偉于1963年首次完成的，當時震驚了世界醫學界，許多國家的醫生參照我國首例斷肢再植手術的文獻資料完成了本國的首例斷肢再植手術。再如，20世紀6O年代中國科學家發明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例，著名科學家楊振寧一再說這是完全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重大科技成就;袁隆平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長期從事雜交水稻的研究，2C04年，由于他“為人類提供營養豐富、數量充足的糧食所作出的突出貢獻”，獲得世界糧食獎;青蒿素的發明也是20世紀60-70年代的事情，這一發明拯救了地球上眾多的生命，是造福全人類的重大科技成就，屠呦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

上述實例中的任何一例，就足以駁倒至2008年前510年間中國沒有領先世界的“重大科技發明”“中國對人類的科技貢獻幾乎是零”的奇談怪論。

對于這些人所共知的事實，某教授為什么視而不見呢?即使寫作《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的英國人杰克·查羅納，也比這位中國教授更尊重歷史。查羅納為他的書寫了一個比較客觀的《引言》，他說：“由于篇幅有限，有許多發明我不得不忍痛舍去。”由于文化和知識背景的局限，他無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從目錄上我們就不難看出，他沿歐洲人寫史的套路一從“羅馬時代”到“工業革命”，一路寫下去，仍然是以歐洲為中心，對于東方民族，他知之甚少。作為一位業余和通俗讀物的作家，尤其作為一名西方人，他受制于特定條件的局限，一點都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們中國的這位教授，面對一位英國人的通俗作品，完全喪失了科學的質疑精神，他毫不懷疑，毫無分析，毫無批判，既不質疑也不求證，而是奉為圭臬，據為準繩。

某教授的通篇演講有一個特點：先引洋人的話為依據，然后以此立論。除引用查羅納的書之外，該教授還引用了美國人杰弗里·韋斯特的一個“新理論”，得出“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瑞士的591倍”這又一令人瞠目的結論!

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得知杰弗里·韋斯特本來是一名理論物理學家，后來成為位于美國新墨西哥州圣菲市的一家非營利性研究機構“圣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中國人主要是通過“TED演講”[16]的公開錄像了解他，知道其人與其同伴發現簡單的數學定律控制著城市的各種性能——財富、犯罪率、步行速度以及城市的其他方面，如城市人1：3的發明創造的數量可由一個數字推算出來，城市人13與這個城市居民的發明創造率遵循著精準的“正5/4指數縮放規則”，等等。然而，某教授并不去深究這位美國人的“規則”是如何得出的，而是毫無保留，搬過來就當成科學真理加以套用，并得出結論說：“中國對世界創新的貢獻與中國人口規模太不成比例。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日本的l0倍，英國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識創造的指數縮放法則，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韋斯特明明用來推算城市人口“發明率”的“定律”，到了該教授手里成了簡單算術，被套用為推斷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全國人口總量發明創造數據的公式。他推理的前提是：“如果一個城市的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發明總量是后者的l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l7.8倍。”但某教授的結論卻是，“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請注意：某教授在這里拋開了立論的前提，偷換了概念——“城市人口規模”成了在包含了占人口總數1/2以上的農村人口在內的全國人口規模!這種對韋斯特的“法則”的粗暴歪曲和濫用，充其量只能算是數字游戲!試問：如果在經濟學研究中如此隨意偷換概念和玩弄數字游戲，將會把現實經濟活動引向何處?

稍微具備一定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城市或國家的科技發明創造數量與其人口數量不必然成正比，因為人口構成和人口質量比人口數量更重要。一所大學或一所研究院的人數總量與一個城市普通社區人口總量，兩者的科技“發明率”能成正比嗎?城市的科學發明率之所以高于農村，是因為城市中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更為集中;發達國家的發明率之所以高于發展中國家，是因為發達國家經過300多年工業化的歷練，其科技文化積淀深厚，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人口素質相對也高。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如按某教授的推理方法，印度人口與中國大致相當，非洲也有12億人口，他們的科技發明創造是否都應該是瑞士的500多倍?科技創新與人口的科學文化水準具有直接的必然聯系和正相關性，而與人口數量并不必然性地成正比。離開了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物質基礎、文明程度以及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養等綜合因素，不是把科技、經濟成就與人口關系視為一個復雜系統，僅把科技發明的總量與人口數量簡單地劃上等比號，這只能是一種極其粗陋和懶惰的計算方法。一味只按人口比例的“縮放法則”來推算一個國家的“發明率”，顯然是一種違背客觀實際的偽科學。其實，他真正想要告訴我們的是：中國科技發明數量與其人口總量不成比例，不在于人口的數量，也不在于人口的質量，“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

二、“李約瑟難題”與“自由”

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于西方，是否因為中國缺少自由呢?如果是，我們應該向某教授表示祝賀，因為他間接地“解答”了“李約瑟難題”。

所謂“李約瑟難題”，又稱為“李約瑟之謎”或“李約瑟困境”。這是李約瑟從20世紀40年代初就不斷提出的一個問題。李約瑟問：“近代科學沒有發生在中國，它發生于西方——歐美，即歐洲文明的廣大范圍內。這有什么原因呢?”[17]“為什么中國沒有發生土生土長的工業革命?”[18]總之，李約瑟認為，中國“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但歐洲卻在16世紀之后誕生出現代自然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沒有能夠在亞洲產生出與此相似的現代科學，其阻礙因素又是什么?”[19]這一歷史之謎牽動了國內外許多學科領域中的學者，他們從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甚至人種學等諸多方面試圖給出答案，所有的答案都可以歸結為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地理環境等幾類原因，但沒有一類原因能夠足以令人信服地來解答“李約瑟難題”——因為它們既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于l6世紀之后產生于西方，又不能令人信服地說明l5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什么一直領先于西方世界。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從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上間接地回答了李約瑟難題，他說：“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到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20]但愛因斯坦的解答卻遭到了李約瑟的否定，李約瑟認為愛因斯坦的解釋沒有超脫西方中心主義者的偏見。

近十年來，經濟學界開始介入并試圖解答“李約瑟難題”，其中不乏一些新鮮的見解。作為經濟學者，某教授的演講主題已經涉及了李約瑟提出的難題內核，他得出的“只有自由，才有創造”的結論也算是間接地交出了他本人對“李約瑟難題”的一份答卷。他預測未來說： “再過50年、100年重寫世界發明創新史，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因為“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他說，當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的時候，“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更是每個北大人的使命!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只有自由，才有創造!”該教授令人“蕩氣回腸”“熱血沸騰”的演講，似乎一舉破解了數十年來國內外許多著名學者包括李約瑟本人都沒能破解的“李約瑟難題”。由于沒有“自由”，中國近500多年以來直到2008年，科技創新仍然是空白。因此，“自由”就成了科技創新的充分必要條件。

果真如此嗎?

對于“自由”二字，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理解，“自由是一個常見的概念，但對于什么是自由，眾說紛紜。霍布斯的自由不同于柏拉圖的自由，洛克的自由與霍布斯的自由也有所區別。”[21]古代中國的儒、道兩家都有關于“自由”的論述，而儒家強調的是意志自由，如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能奪志也!”[22]道家則強調精神自由，老、莊理解的自由與“自然”“自在”“自為”相聯系，莊子就是一位歷史上最早論述自由的作者，他的《在宥》篇中的“在宥”二字，就是“自由”的轉音。古代希臘是個多民族的社會，“自由”在他們那里也是個復雜概念，“他們是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創造者??他們哲學上的思想，科學上的進步，和政制上的實驗，固然以這種精神的自由為條件，即文學藝術上的優美，也莫不以此為根據”[23]。歐洲近代的自由觀雖然產生于啟蒙時期，卻“祖述”于希臘，矛頭針對基督教神學的思想專制。如從16世紀至法國大革命時代，差不多各重要啟蒙者的論述都與思想自由有關，換言之，啟蒙思想家揭揚的是“理性自由”。如果說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的“自由”與“自然”(nature)相聯系，西方的“自由”卻一直與“人的解放”相等同。前者認為人本來就是自由的(自然而然的)，而后者認為人本來是不自由的(受制裁的)，必須要有一個外力把人從不自由的狀態下“解放”(liberation)出來。顯然，西方的自由觀即使經歷了啟蒙運動的洗禮，仍然沒有擺脫基督教的“原罪”說和“拯救”說的觀念。所以，英國學者伯里認為：“絕對肯定理性在思想界的專制權，就叫作唯理論(rationalism)??拒絕思想受權威的支配而堅定思想只受思想自身的支配的自由思想(free thought)，也有神學上的意義。”[24]

正因為這樣，啟蒙思想家們從來就不承認有絕對的自由，自由絕不可能超越理性。如自由主義思想的鼻祖盂德斯鳩就說過：“無法無天的自由不是自由，自由僅僅意味著在法律許可范圍內做一切事情的權力。”[25]另一位啟蒙思想家盧梭也說過：“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26]孟德斯鳩的“法”、盧梭的“社會契約”都是不可違背的理性，自由不能超越理性，自由就在理性面前只能是“不自由”。

今人對自由的理解更是千差萬別。不過，辯證唯物主義關于“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理論迄今為止不失為一種關于自由的科學界定。因為這種界定不僅吸收了自古至今包括資產階級啟蒙時代自由觀的一切合理成分，而且從哲學上進行了高度、精準的概括。如，當恩格斯說“自由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27]時，這是指的對自然必然的認識;而當馬克思指出“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于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范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的和所容許的范圍內取得自由”[28]時，這是對社會必然的認識。可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不僅僅包含著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也包含著對社會規律的認識。

必然是什么?必然是指一切獨立于人之外而束縛著人的自由的他在，即必然就是不自由。人們對它認識得多一些，自由度就相應地大一些。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有通過對必然的認識才能獲得。如果沒有必然的存在也就沒有自由的在場——不是自由是必然的條件和前提，而是必然是自由的條件和前提。因此，科學發現正是不斷地去認識必然，其發展趨勢總是沿著一條持續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路徑。只講“自由”，不談“必然”，任何科學創造都不可能發生。倘若徹底自由了——一切都自由了，社會已經是所有自由人的“聯合體”了，科學發現與發明的價值還像今天這樣重大嗎?那只能是一個未來學的問題。事實上，人類永遠只能在“必然”與“自由”之間進取。“必然”既然是“非自由”，“自由”就只能是一種應然性和可能性，并非必然地就是一種實然性。科學家既要應對自然的必然，又要應對社會的必然，因此，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重大成就往往都是在不自由的條件下一步步積累起來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先驅者們也是在不自由的社會條件下艱難執著地從事其研究工作的。這些，已被科學發展的歷史和實踐雄辯地證明了。

例如，哥白尼在1506—1515年間已經寫成了“太陽中心學說”的提綱——《試論天體運行的假設》，由于擔心教會的迫害，他的《天體運行論》在其生前遲遲沒有發表，直至1543年5月24日他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來的樣書。哥白尼逝世之后，其學說仍然被嚴禁傳播，意大利思想家布魯諾因宣揚哥白尼的學說被活活燒死在羅馬的百花廣場。近代物理學的奠基者伽利略因同情和支持哥白尼的學說，不得不接受宗教法庭的審判。相比于這些近代科學的先賢們，在哥白尼逝世后整整100年出生的牛頓則要幸運得多，他不僅用嚴謹的經典力學體系證明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的真理性，而且以其三大力學定律成為近代自然科學誕生的標志性代表人物。盡管牛頓本人沒有遭受過人身迫害，但他在心靈和精神上卻是不自由的，這突出表現在他不僅由于壓力過大而罹患精神病，而且他的思維始終沒有跳出神學的束縛，晚年竟然寫下了長達150萬字的神學著述。同為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在牛頓逝世之后82年出生的達爾文則沒有牛頓那么幸運。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出版后，受到教會和保守勢力的猛烈攻擊，直到1925年，美國田納西州的中學教師斯科普斯還因在課堂上講授達爾文進化論而被判有罪。由上可知，影響當今人類世界觀、現實生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幾大代表性成果如太陽中心說、經典力學、進化論，都不是在所謂“自由”條件下誕生的。某教授說： “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國家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們卻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們上文所列舉的近代歐洲的重大科學發現，無一不是發生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后的事。“宗教改革”后出現的基督教新教，被公認為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研究方面超過了天主教徒。塞爾維特正要發現血液循環過程的時候，加爾文便燒死了他，而且還活活地把他烤了兩個鐘頭”[29]。這事發生在1554年，這個事件證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并不必然地能給科學發明提供應有的自由。

按照某教授的邏輯，在“不自由”“專制”“集權”“獨裁”政治體制下是不可能有重大科技發明與創造的，而事實恰恰相反。蘇聯——這個被西化自由主義者攻擊為“極權主義的國家”，甚至被詛咒為“邪惡的專制主義政權”，那里不僅沒有“自由”可言，甚至連“人權”都沒有——整個蘇聯就被描繪成一座“古拉格監獄”。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僅僅存在了短短的幾十年，當代任何一個歐美的民族國家都比它的壽命要長。然而，就在這短暫的幾十年里，蘇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科技成就，涌現了一批享譽世界的著名科學家，他們在基礎科學和文學領域不但多次獲得諾貝爾獎，甚至在某些尖端科學領域也領先美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若干第一。如：1954年，蘇聯在奧勃寧斯克建立了世界第一座核電站，標志著人類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開端;1959年，蘇聯空間探測器“月球Ⅱ”號發回第一張月球背面的圖片，使人類第一次了解到月球背面的景象;1961年，蘇聯英雄加加林乘坐“東方一1”宇宙飛船進入太空，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類個體;等等。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紀念斯大林誕辰80周年發表的演講中對斯大林的贊頌可以看作對蘇聯科技成就的肯定。丘吉爾說：“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世界上無人能與他相比的獨裁者，他接管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交出的則是一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30]在西化自由主義者看來，獨裁的、毫無自由的“一黨專政”的蘇聯體制是不應該有任何科技創新和重大發明的，然而，事實卻重重打了他們的耳光。在某教授的眼里，只有資本主義的自由是自由，社會主義的自由不是自由，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我們講這些，并不是在否認自由的價值，更不是在說只有集權、專制、壓制、非自由，才是創造和發明的必要條件。我們只是用反例來說明“只有自由，才有創造”是一個多么虛假和不符合實際的偽命題!我們從來不否認寬松的人文環境，自由的學術探討，是科學進步的必要前提之一，然而，對“自由”必須進行科學分析，籠統地談“自由”既不科學，也不嚴謹。因為“自由”既是一個在場的實存，又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具有多層含義。如：思想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等，其中有些被寫進了我們的《憲法》，受到法律的保護，它是實存的。“自由”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要素之一，誰都不能否認它是一種價值理念。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現在世界上許多邪惡的罪行都是在“自由”的名義下干出來的，野蠻地顛覆別國政權說是為了讓那里的人民“獲取自由”，粗暴地干涉他國內政被稱為向“不自由”的國家“輸出自由”，對他國事務說三道四、百般挑剔叫“新聞自由”，惡意地造謠滋事叫“言論自由”，軍艦開進他國領海叫“航行自由”??“自由”一詞正在被濫用，“自由”的靈魂正在被閹割，“自由”的價值正在被扭曲，“自由”的美好形象已被撕裂得面目全非。我們難以揣度某教授所說的“自由”是一種什么樣的自由，如果他需要的是一種超越法律之外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中國沒有，恐怕世界上任何法治國家都不會有。我贊同某教授說的“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贊賞他提到了“自由與法治”這五個字，但是，我不能贊同他所開列的“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的邏輯公式。

“心靈自由”并不必然導致“行動自由”，而“言論不自由”也不一定意味著“思想不自由”。“心靈自由”與“思想自由”屬于內在自由，“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是一種外在自由。外在自由需要外部條件，如社會文明發展程度、法律體系完善程度等;而內在自由歸根結底要依賴于人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更為根本。在法治社會中沒有絕對和不加限制的外在自由，自由依賴于各層級、各類型的社會監控系統，因為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為所欲為的“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過去沒有，今天沒有，未來也不會有;中國沒有，外國沒有，任何國家都不會有。然而，只要生命尚存，一個人的內在自由就永遠屬于他自己。“行動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科學創新的助力，但絕不是科學創新的充分必要前提。屬于內在的自由范疇的思想自由和意志自由，則是科學創新的必要前提。人類歷史上的思想巨匠和科學大師的內在自由，是誰也無法剝奪的。哥白尼“太陽中心”的思想，誰能剝奪呢?布魯諾面臨被燒死時，他的思想仍是自由的;伽利略即便被拘禁，他仍然堅信地球繞著太陽轉動!人身的不自由往往成全了思想自由與意志自由，古今中外都不乏此例，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國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司馬遷也是因受宮刑而給后人留下了一部偉大的《史記》。人身的不自由并非都來自社會因素，自然因素也可以使人失去行動自由，如因病致殘的號稱英國“當今牛頓” 的霍金，雖早已失去了語言和行動自由，但是，誰又能剝奪他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自由思想呢?“思想自由”才是自由的邏輯前提，“行動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因果關系不可顛倒。

許多妄談“自由”的人往往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不加辨別、不做分析地號召青年大學生去“推動和捍衛自由”——你究竟要推動和捍衛一種什么樣的“自由”?當某教授痛砭“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時，他把“不自由”歸咎于中國的體制，似乎只要實行西方式的民主體制，中國人就有廣泛的自由了。然而，他說這話時完全忘記了西方自由主義啟蒙導師在200多年前是怎樣說的了——孟德斯鳩指出，那種認為民主體制必然帶來廣泛自由的觀點是錯誤的，“這實際上是把民主與自由混為一談，民主不等于自由，自由也并不等于民主。實行自由的制度不一定是民主制，君主制也可以實行。同樣，民主制下人們也有可能不自由”[31]。

三、西方中心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

當某教授在演講中多次引用歐美人的話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時，彌散著一種媚西貶中的情結。為了全盤否定500多年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的中國科技成就，他以堅定的語氣接連使用了多個“沒有”。說：“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在這些眾多的新產業和新產品中，沒有一個新行業或重要產品是中國人發明的!”“過去300年里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中國在過去500年沒有做出一項可以載人史冊的發明創造”，其絕對化和極端化程度，令人驚詫萬狀!

“沒有”就是否定，否定便意味著虛無——“意味著我們對人類進步的貢獻幾乎為零”!中國在新時期內所取得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舉世矚目，但在某教授的眼里，這“只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他指責中國人“只是套利者”，凡此種種，一部包括近現代史在內的500多年的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一概被他“虛無”掉了。在一篇僅有3000多字的演說中，貫穿著一條從西方中心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的思想主線。面對著即將走入社會大課堂的高校畢業生，某教授發出了“推動和捍衛自由”的呼喊。當他高舉“自由是一種責任”的旗幟時，這篇演講稿仿佛就是一位西化自由主義者的宣言書!

說實在的，通觀某教授的整篇演講，我們可以毫無偏見地斷言：那就是一通東拼西湊、邏輯混亂、學理不通、論據匱乏、信口雌黃、天馬行空的囈語。正像讀者們所指出的，該教授的演講中謬誤連連，漏洞百出，甚至不乏一些常識性錯誤。如，他把尿素說成是“無機化肥”，把瑞典人發明的汽車安全帶說成瑞士人發明的;前面剛說“過去300年里的重大發明創造，沒有一項是我們中國人做出的”，后面接著又說“近代500年里，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兩番表述同一件事情，時間由300年突然躍到500年，一下子就差了200年。人們不禁要問，在一所著名大學舉行的莊重、高雅的研究生畢業典禮的盛大場合下，一位知名教授本來應該發表一篇高水平的學術演講或贈以砥志礪氣的“心靈雞湯”，怎么可以如此這般地信口開河呢?

作為一名中國教授，拿著中國政府的薪俸，卻以西方文明“傳教士”的面孔出現，所作所為令人匪夷所思。上文已經指出，他的通篇演講每提一事必引歐美人的話為據，然后奉為信條。如：開始時引述英國人杰克·查羅納的通俗讀物為根據，得出“1498年發明的牙刷，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項重大發明”“近代500年里，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接著他又套用了美國人杰弗里·韋斯特僅用來統計城市人口“發明率”的“縮放法”，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發明創造應該是美國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國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隨后，又引用了一個匈牙利內科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提出醫生和護士在接觸產婦前需要洗手的故事，表示他將用這個例子來論證“只有自由，才有創造”的命題——“洗手”與“自由”和“創造”之間有必然聯系嗎?正當讀者苦于費解之時，不料他又突然得出了另一結論： “人類的衛生習慣是怎么改變的?這與印刷機的發明有關。”——這真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我們只能跟著該教授彈跳式的思維繼續向下讀。突然，一行文字躍入眼簾：“1440年代，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機!”至此，我們才恍然大悟：這位教授扯了半天，根本不是在“用一個例子”來證明其“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的命題，而是要借用演講場合向在場的學生宣布：你們不是說中國有“四大發明”嗎?告訴你們，印刷術根本不是中國人發明的，而是德國人古騰堡發明的!

用“奇思異想”不遺余力地打擊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心，這正是該教授演講時的心理動機。在從西方中心主義到民族虛無主義這條道上，某教授實在走得太遠了。我們發現，即使他所崇拜的英國人查羅納在《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一書中，也比這位中國教授客觀得多。如，當查羅納談到“活字印刷術”時，他首先提到了公元1041年中國宋朝的畢舁，然后才講到古騰堡的貢獻，因為畢異是活字印刷術的真正原創者，古騰堡只是后來者。查羅納評價道：“畢異直到去世后很多年，他的發明才受到認可，但是他的成就被中國著名科學家沈括記錄在其系列著作《夢溪筆談》中。畢舁的發明未能夠對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漢字和符號非常繁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過與此相反的是約翰尼斯·古騰堡的發明對15世紀的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32]“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本來是科技發明史上的一條不易的規律，絕不能因后人超越了前人，前人就可以被“虛無”掉。事實證明，古騰堡的鉛活字盡管比畢異的泥活字更優越、更先進，但活字印刷術的排版原理確是早于古騰堡400年的畢舁最先發明的。只不過某教授沒有說出“中國人一直傲稱的四大發明，只不過是傳統文化的‘遮羞布”’那種更極端的話而已。

某教授在演講中約有1O次提到了“創新”，19次提到了“創造”，以表明他十分重視“創新”與“創造”。平心而論，我們確實需要鼓勵科技人員勇于創新，提高他們創新的積極性，增強他們創造的自信心。然而，只知一味照搬洋教條就能夠創新和創造嗎?對于一位言必稱西方、行必依西方，奉西方為祖塋，敬西人為神圣，尊西語為真理的人，我們懷疑他是否還有“創新”和“創造”的能力?對于一個不引用洋人的話自己就不能說話的人，我們甚至懷疑他是否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眾所周知，某教授的學科專長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他的研究近年來屢遭同行專家質疑或否定，他的一些悖理、出格的言論在坊間已傳為笑談，我想，這可能與他只知照抄、照搬、照套洋教條而不知創新和創造，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該教授無視今天中國企業家、知識分子的創新精神和業績，對當下的創新乏力不是善意地進言獻策，而是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一味打擊、挫傷，當他說“我們只是套利者，不是創新者，我們只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時，這話聽起來怎么那么耳熟呢?曾幾何時，西方的一些政客不是指責中國人剽竊他們的“知識產權”，中國人是“小偷”、是“套利者”嗎?曾幾何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時不是還指責中國人“偷”去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和美國的專利技術、中國在美國套取了大量的實利嗎?為什么此類話語競也出于中國某教授之口?

雖然該教授懷著一股濃烈的西方主義情結，但作為中國人的西方主義與西方人的西方主義在其精神內核和出發點上畢竟還是有所不同的。西方人的西方主義的精神內核和出發點是種族主義，而中國人的西方主義的精神內核和出發點是根深蒂固的奴性主義。奴性主義是在西方人面前所表現出的，虛無主義則是針對本民族和母文化而發出的。中國流行的虛無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價值觀，無論是民族虛無、歷史虛無和文化虛無，都與西方中心主義構成了一體兩面的結構：正因為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才滋生了自輕、自賤、自卑的虛無主義價值觀。西方主義情結下滋生的虛無主義是一種單向度的虛無主義，即是一種選擇性虛無。所謂“民族虛無”“歷史虛無”“文化虛無”，實際上是“自我民族虛無”“自我歷史虛無”“自我文化虛無”，至于西方民族、西方歷史、西方文化，在他們眼里那不僅不虛無，而且是實有，不僅實有，而且崇高和偉大。

追根溯源，西方中心主義引發的虛無主義、奴性主義和“精神軟骨癥”或日“文化缺鈣癥”由來已久。近代以來，尤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來未見之變局”，在強大的西方科技文化和“堅船利炮”之下，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決心開拓一條“向西方學習”的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民族復興之路。但同時也出現了相反的另外一些人，這些人在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和一次又一次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事變之后，從靈魂到肉體完全屈服于西方，他們厭棄自己的母文化，認為毫無長處可言——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33]。由于“身體不如人”，他們以生為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為恥辱。既然如此，那就不如來一場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全盤西化”運動。如今的中國已經崛起，“精神軟骨癥”的痼疾卻未治愈，一些被西方文化征服而徹底喪失了民族氣節和文化立場的人背祖忘宗，試圖讓中國人認可甘做西方的跟班和附庸的宿命。

患上“精神軟骨癥”的人，不僅是單向度的民族虛無主義者、歷史虛無主義者和文化虛無主義者，而且也是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否認世界上有美德、真理、善良、公平、正義，甚至否認人有基本的“家國情懷”。把道德價值完全置于唯我、自私、見利忘義和唯利是圖之上，“自由”在他們那里是置于法律、民族和國家利益之上的“自由”，“自由”在他們眼里是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升官、發財、享樂的各種機遇和途徑;他們抹殺一切真假、是非、善惡、好壞的界限，在道德虛無主義的思想指導之下，歷史上的漢奸被美化，賣身投敵者受追捧;在道德虛無主義的思想指導之下，中國從古至今所有的民本主義政治體制統統被妖魔化，古往今來的偉大民族英雄被丑化，一部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近代革命史被歪曲，愛國者被稱為“愛國賊”，民族敗類被稱為“民主英雄”，一切反體制、反民族、反祖國的人或言行都被他們所力頂。一旦在道德價值觀上把無恥、邪惡、賣國、叛變等統統加以合理化、合法化和正當化，這種倒行逆施對青年大學生乃至對全社會所產生的思想毒害作用絕不容低估，因為它摧毀的是整個民族賴以凝聚的理想和信念!

必須對西方中心主義和虛無主義這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思想大敵和精神痼疾給予強力針砭。早在2o世紀的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對“全盤西化” 論給予了有力批判，指出“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34]。他同時還指出，在現代中國存在著新民主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所謂“帝國主義文化”演變至今就是西方霸權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35]距毛澤東寫《新民主主義論》約80年之后，習近平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36]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可回避——也無法回避，必須奮起斗爭，揭批虛無主義的思想本質，醫治民族復興道路上像瘟疫般彌漫的精神疾患，在掃除孽障的大道上開出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

習近平還說過：“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37]這種狀況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當今思想領域和精神世界中各種謬誤和奇談怪論，要敢于批駁，敢于斗爭，這才真正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

注釋：

[1]筆者與某教授素昧平生，毫無個人恩怨，本文僅對事不對人。所引某教授演講內容參見網絡《自由是一種責任》(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2333293)。

[2][英]杰克·查羅納：《改變世界的1001項發明》，張芳芳、曲雯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

[3][美]羅伯特·K.G.坦普爾：《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陳養正等譯，南昌：21世紀出版社，1995年，第l1一l2頁。

[4]根據明朝曹學栓的記載，我國開采石油最明確的記載是1521年在四川I嘉州鉆成的第一口油井(參見周國榮：《中國鉆探發展簡史》，北京：地質出版社，1982年，第58—59頁);但有的學者考證這些油井宋朝時就已經存在了(參見申力生：《中國石油工業發展史》第1卷，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1984年，第13—14頁)。但有的學者根據史料記載認為：我國漢代就已經開采石油了，最早的油井是臨邛的“火井”，距今已經有1700多年的歷史了(參見劉春全：《臨邛井不是火井，而是石油井》，《鹽業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這里所說的“火爆法采礦技術”指的是在采礦中使用火藥爆破法。李約瑟等人認為，中國利用火藥爆破開采銅礦可能早于宋朝時期，但較確切的記載見于明萬歷24年(1596年)河北《唐縣志·卷三》(參見劉旭：《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41頁)。

[6]湖北省爆炸學會編：《爆破與安全》，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第2頁。

[7]明代將領唐順之在其《武編》一書中，有關于世界上最早(明嘉靖十八年即1549年)的“水底雷”的記載。此后茅元儀輯《武備志》中有萬歷十八年(1590年)“水底龍王炮”的記載，以及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中有關于“混江龍”的記載(參見劉旭：《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94—95頁)。

[8]參見劉學禮：《種痘術及其中外交流》，《自然辯證法通訊》1993年第4期。

[9][法]伏爾泰：《哲學通信》，高達觀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頁。

[10]馬伯英、鄺麗詩：《中國的人痘與牛痘》，《科學》1997年第3期。

[11]參見潘吉星：《關于李時珍(本草綱目)外文譯文的幾個問題》，《中醫雜志》1980年第3期。

[12][英]達爾文：《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第1卷，方宗熙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181頁。

[13]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P.147.

[14]轉引自戴念祖：《朱載士育的生平和著作》，《中國科技史料》(第8卷)，1987年第5期。

[15]程如明編著：《中國歷史常識全知道》，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第295頁。

[16]“TED演講”于1984年由理查德·溫曼和哈里·馬克思共同創辦，從1990年開始每年在美國加州的蒙特利舉辦一次，而如今，在世界的其他城市也會每半年舉辦一次。它邀請不同國家的思想者與實干家來分享他們最熱衷的事業。“TED”由“科技”(Technology)、“娛樂”(Emertainment)以及“設計”(Design)三個英文單詞首字母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