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貴生：馬克思主義“權力”本質認識的理論意義
點擊： 作者：郝貴生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8-08-27 10:04:47
【摘 要】“權力”實質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的實踐活動中，為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過程中形成的少數人具有和體現出來的能夠指揮、率領和組織大多數人凝聚為更大合力的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統一的能力和力量。其理論意義：
一是嚴格區分“公共權力”與“國家權力”的本質區別。二是認識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權力”本質的聯系和區別。 三是有助于認識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四是有助于促進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五有助于是正確認識“權力”與“權利”的區別和聯系。
筆者在《對“權力”本質的馬克思主義解讀》（見附錄）一文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群眾史觀理論批判了傳統觀念對“權力”本質的錯誤認識，揭示了人類“權力”現象的奧秘、實質，為“權力”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即：
“權力”實質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的實踐活動中，為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過程中形成的少數人具有和體現出來的能夠指揮、率領和組織大多數人凝聚為更大合力的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統一的能力和力量。
這個定義突出強調“權力”這樣幾個顯著特征：
一是“權力”是人類一定社會群體實踐活動的產物，而應用“權力”活動本身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不可能揭示“權力”活動的本質。
二是“權力”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現象。但“權力觀”是具體歷史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歷史觀，不同的階級“權力”觀念本質是不同的。
三是階級社會的“權力”觀是原始社會“權力”觀的異化，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扭曲的“權力”觀。社會主義“權力”觀是克服“權力”異化現象的回復，是否定之否定。
四是“權力”關系不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單向關系，而是雙向、相互作用關系，把“權力”看作單向關系本質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權力”關系表面是支配者決定一切，實質是被支配者永遠最終起決定作用。
五是“權力”應用中一定有具體的利益目標，這個利益目標在階級社會中實質是“權力”階級性的突出表現。
六是權力所具有的支配能力、支配力量是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的統一，而非單純的強制力。本文著重揭示這樣定義“權力”本質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嚴格區分“公共權力”與“國家權力”的本質區別
當前思想理論界一些人特別熱衷于“公共權力”概念。然后用“公共權力”的權力特征解讀“國家權力”。如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2016年7月底一次講課中大講特講“公共權力”、“公權力”，由此解讀“政黨”和“國家”的本質。其錯誤實質就是把人類社會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社會的“公共權力”與階級社會中的“國家”權力混為一談了。
“公共權力”人類社會確實存在，那是在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對立的原始社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文對這種社會的“公共權力”特征做了全面的揭示。同時也揭示對原始社會解體以后出現的“國家權力”與“公共權力”的關系。恩格斯說：“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頁）也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國家權力”本質是原始社會“氏族權力”的異化。
國家本身就是“權力”，但這種“權力”已經被權力者認為是徹底脫離被支配者的制約和支配的純粹強制力的對被支配者的統治和壓迫。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認為，國家權力的本質是階級壓迫、統治的工具。
目前西方政治學及一些思想家之所以把“權力”定義為單向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支配關系、支配力量。從階級根源就是根本抹殺階級社會中“國家權力”的階級性。從認識論根源講，就是把階級社會中的“國家權力”的本質抽象化為普世價值中的“權力”觀。
王長江等人之所以抹殺“公共權力”與“國家權力”的本質區別，把“國家權力”解讀為“公共權力”，實質是掩蓋階級社會“國家權力”的階級本質，用普世價值中的“權力”觀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權力”觀，并用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指導思想，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國家權力”的階級屬性和民主性質，把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二、認識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權力”本質的聯系和區別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特征是土地私有制，表現在政治生活和文化觀念中就是嚴格的金字塔形的君主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權力至上觀念，只有上對下的支配，沒有下對上的制約。君對臣永遠是主子，臣對君永遠是奴才，而臣對民也永遠是主子，民對臣也永遠是奴才。
這種“權力至上”觀念邏輯地必然導出權力真理論。權力者的言論永遠是真理，非權力者永遠是謬誤。權力大，真理就大，權力小，真理就小，沒有權力，就沒有真理。非權力者質疑權力者的言論，必然受到權力者的嚴厲制裁和鎮壓。中國古代“指鹿為馬”的故事就是這種“權力真理”觀的形象和典型寫照。
因此這種“權力至上”觀念更是原始社會“公共權力”赤裸裸的異化，即徹底脫離被支配者制約和監督的在封建社會的具體表現。
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顯然是反對封建社會這種“權力至上”觀念的。它是以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歷史觀反對“權力至上”而主張“金錢至上”的文化觀念的。但唯物史觀認為，任何政治權力都是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是與其文化相輔相成的。
依靠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金錢至上”的文化觀念導致的政治權力觀念仍然是原始社會“公共權力”的異化，也是徹底脫離被支配者制約的“權力”觀念。
其與封建社會的“權力至上”觀念有兩點區別：
一是這個權力者不是單數，而是復數，是指整個資產階級。整個資產階級對于被壓迫被剝削的無產階級的壓迫、統治權力仍然是單向的和強制力的關系。
二是在整個資產階級內部，作為權力者的個人與資產階級其他成員相比，已經不是單純的單向關系和強制力關系，而轉變為程度不同的雙向、相互和強制力非強制力統一的關系。
同時，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思想家也或多或少開始意識到“權力”的受制約性，如國家的“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論、“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等理論。應該說，這在文字記載以來，人類“權力”思想史上一個極大的進步。但其與封建社會的“權力”觀共同點本質上仍然是階級壓迫和統治的工具。
資產階級“國家權力”觀中的“權力制約”思想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內部資產者對權力的制約，而非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對本質上資產階級“國家權力”的制約。這種“國家權力”對無產階級來說仍然是單向的、強制力的關系。權力應用目的不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而是剝削和統治階級這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是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本質上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對無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
同時，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權力制約論”本質上強調制約“權力”的因素和力量不是來自于權力自身，而是來自于權力之外的其它外在因素和力量。這與筆者所揭示的“權力”本質本身就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矛盾統一體思想是有本質區別的。
當今中國社會有一種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的思想，實質是把“權力”比喻為如野生的老虎本身不受制約，人為地把它關進籠子里。意思是說，“權力”本身不在任何籠子里受任何制約。“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就是要從外部找一種力量制約權力，權力才不能為所欲為。這種關進籠子里的“權力”思想實質是剝削階級“權力”觀在當今社會的影響，是資產階級“權力制約論”思想的影響。
三、認識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
唯物史觀認為，人類歷史上存在兩種類型的國家即剝削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剝削階級國家又區分為奴隸主階級專政、地主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專政。它們之間雖有區別，但從唯物史觀揭示的“權力”本質觀點認識，它們都是人類“權力”現象的異化。從歷史發展規律看，這種異化現象必然被克服，最終回到人類“權力”的本質含義上。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階級社會中人類“權力”異化現象的揚棄，是“權力”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第二，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依靠思想家純粹的邏輯推演的主觀產物，本質上是實踐的產物，是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依靠自身的階級斗爭實踐推翻剝削階級政權建立起來的產物。正如馬克思說，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國家權力”已經從對大多數人的強制性的剝削階級專政轉變對大多數人的民主和對少數人的專政。所以毛澤東把無產階級專政也稱之為“人民民主專政”。強調社會主義的“民主”在“國家權力”中的核心地位。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者對人民不是剝削階級專政意義上的統治者，而是如馬克思主義所說，對人民是“公仆”，用毛澤東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最終目標不是維護和強化“國家權力”，而是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權力”消滅階級社會中“國家權力”存在的經濟根源即私有制和階級對立、階級差別，消滅國家，最終實現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對立，完全平等、公平的共產主義社會。
正如馬克思談到他對階級斗爭理論的新貢獻的第三點時所說；“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
如果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權力”的功能或職能不是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而是強化私有制，強化階級對立和差別，這種“國家權力”觀又回到剝削階級的“國家權力”觀上，實質就是回到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專政，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表現。
四、 有助于促進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政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個概念，也是社會生活中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人們一般把它與“經濟”現象區別開來，同時把“政治”與“權力”聯系起來。中國古代已經有“政治”概念，“政”即指國家權力、制度、秩序，“治”即管理和教化人民。孫中山講過，政治就是利用權力管理眾人之事。我們今天講“政治”就是要求大家關心有關“國家權力”的大事。
西方“政治”一詞原意是城堡、衛城，后衍生出參與統治和管理公共生活等含義。自亞里士德以來，西方一些思想家就把“政治”作為研究對象，特別是文藝復興以后，以反宗教神學文化為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人道主義思潮更進一步研究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象，不僅出現系統的經濟學理論，也出現系統的以研究“國家權力”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學理論。
但是這種“政治學”理論由于沒有唯物史觀指導，其一是不可能真正揭示社會的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二是不可能用階級斗爭的觀點解讀“政治”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大學也開始開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突出強調政治是經濟的基礎，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應該說，這種政治學理論較比西方政治學是一個質的極大的進步。但是講“政治學”必須講人類“權力”的本質，講人類“權力”與“國家權力”的區別與聯系。
但非常遺憾，筆者看到的有關《政治學》教材中或竭力回避“權力”的本質，或仍然直接間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權力”定義。這就不可能真正講清楚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本質特征，也不可能真正在政治學領域徹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據筆者所知，相當多的政治學學者已經不敢講、不愿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了，不敢講、不愿意講“國家”的階級本質屬性、“政治”的階級斗爭屬性了。當今社會流行的“政治意識”一詞只是簡單指國家大事、國家的上層建筑含義，就是不敢講、不愿講“政治”的最根本屬性即階級斗爭，不敢講、不愿講“政治意識”的本質屬性是階級斗爭的意識。
離開階級斗爭講“政治意識”，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觀。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沒有真正堅持唯物史觀實踐的觀點、階級斗爭的觀點和群眾史觀的基本觀點解讀“政治”現象。因此筆者認為，用唯物史觀正確認識和揭示“權力”的本質，有助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五、有助于正確認識“權力”與“權利”的區別和聯系
與“權力”概念聯系最緊密的其中一個概念就是“權利”。筆者在學習研究中發現，相當多的權力者包括許多學者都未真正搞清楚這兩個概念的本質聯系和區別。許多辭典和教科書把“權利”定義為“依法具有的權力和享受的利益”。任何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范圍內，“權力”對每一個人來講，有大小之分，有無之分，不可能是相同的。
但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卻把“權力”等同于“權利”，權力大，權利就大；權力小，權利就小；沒有權力，就沒有權利。這種觀念尤其在權力者中表現相當嚴重。因此有必要揭示“權利”的本質及其與“權力”的區別。
筆者多年研究認為，“權利”實質是在一定社會群體和歷史時期內，由一定的社會組織通過法律和章程認可、肯定和保護的不同等的人們的需要、利益和為需要、利益而采取的行為、手段、方法。人們在社會中一定會產生許多需要、利益以及在需要、利益支配下采取的行為、手段、方法。但所有這些利益、需求及采取的行為、手段、方法并不一定都是正當的。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群體通過法律和章程予以承認和認可的需要、利益及其行為才是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其余的就不是權利，也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
權力客體即被支配者行為上必須接受和服從權力，而權利主體只需要得到他人承認和認可，也可接受也可不接受，但不能取消和剝奪。權利在一定社會群體內對所有的人包括權力者和非權力者都是平等的。權力者一旦做出決策之后，作為被支配者無論有否意見，但必須執行。但執行并不等于不允許被支配者發表和提出合理化建議，以及對領導決定、行為的批評。這種意見和行為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領導者可接受也可不接受。但是這種建議、批評和監督的行為本身就是被支配者的權利，權力者必須給予肯定、保障而不能予以剝奪。其原因就是權力應用過程中不是權力者的單方面作用、影響的單向關系，而是權力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雙向作用。
封建社會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權力等級結構，其奉行的觀念就是權力=權利。權力大，權利也大；權力小，權利也小；沒有權力，也就沒有權利。資本主義社會從理論上否定了封建社會權力即權利的現象，把權力與權利區別開來。但資本主義社會奉行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因此對于沒有金錢和經濟地位的多數人來講，也被變相地剝奪了許多權利。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應該真正做到在黨紀國法所規定的權利面前人人平等，無論其經濟、政治地位、文化程度、民族、信仰等不同。權力者有教育群眾的權利，群眾也有教育權力者的權利，二者是平等的。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人的認識是一個不斷從現象到本質，從一級本質到二級本質……的認識過程。人類對“權力”現象和本質的認識也是如此。筆者多年的理論研究發現，我們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的“權力”的認識還仍然較為膚淺，甚至有許多錯誤的東西，導致人類實踐中出現的相當多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都與對“權力”本質認識的正確與否和深刻程度有直接間接的關系。這個領域仍然有許多待開發和研究的東西。
筆者拋出《對“權力”本質的馬克思主義解讀》及《理論意義》等文，就是拋磚引玉，希望更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能夠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繼續深化對“權力”本質的認識。
筆者認為，“權力”本質認識的深化，必將對于正在從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意義是極其巨大的。也望各位學者、各位領導和人民群眾對筆者的認識給予批評指正！
附錄：對“權力”本質的馬克思主義解讀
郝貴生
【摘 要】：傳統觀念把“權力”看做少數人所具有的能夠支配大多數人的力量、能力。這個認識是直觀的、現象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本質是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及其思想家對“權力”的認識。必須站在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的高度認識“權力”的本質。“權力”實質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的實踐活動中，為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在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過程中形成的少數人具有和體現出來的能夠指揮、率領和組織大多數人凝聚為更大合力的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統一的能力和力量。
黑格爾說過，熟知的東西并非真知的東西。“權力”對一般人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社會現象了。“權力”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任何一個正常人都那個確實感受到“權力”的客觀存在。但熟悉“權力”并不真正懂得“權力”。而是否真正認識“權力”的本質及認識的深淺程度，直接間接關系到能否正確處理人們之間一切關系特別掌握權力者與被支配者關系的極其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本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群眾史觀理論談談和解讀對“權力”本質的認識。
一、傳統觀念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及其缺陷
“權力”是政治生活中極其重要的普遍的社會現象。“權力”看不見，摸不著，但任何一個思維正常人都能感受到“權力”現象的客觀存在。生活中人們一提起“權力”就自然而然地把“權力”與支配被支配、力量、能力等聯系起來。有“權力”者就認為，“權力”意味著我說話算數，別人得聽我的，不聽我的，我就治你、壓你、打你。而無“權力”的人在“權力”者面前只能受其支配和擺布。
一些學者為“權力”下了許多定義。
《現代漢語詞典》認為“權力”是指“政治上的強制力”或“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
由王安平等人主編的《領導權力學》一書講：“權力是一種支配—服從關系”（王安平等，《領導權力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頁）
王愛冬所著《政治權力論》一書談到西方一些學者有關“權力”的論述。
如J·馬里頓在《民主與權威》一書中認為，“權力”是“一種支配力量，支配的主體擁有這一力量去強迫被支配的客體服從，而權威則是支配和命令的權力。”
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把權力定義為“用暴力、財富、知識使人按一定方式行使”。
美國學者塞爾多·韋克夫在《從國家實力看國家權力》的論文中說：“所謂權力，是一種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能力，或者更簡單地說，權力是人們去做某件事情的能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權力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在其他人的行為之上的能力。”
美國管理學家弗蘭奇和雷文將“權力”定義為“一個人所具有并施加于人的控制力。”
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權力是“一個人或許多人的行為使另一個人或其他許多人的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關系。”（王愛冬：《政治權力論》，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7頁）
“權力是人憑借某種后盾獲得的在一定社會關系中支配對象的一種特殊力量。”（陸德山：《認識權力》，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以上定義中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區別，但確實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權力”某些特征：一是權力反映人與人之間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二是支配者具有支配、控制他人的力量或能力，三是這種支配力量具有強制性。
但筆者認為，所有這些定義都如同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第一條中批判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直觀或客體的方面去理解的思維方法，也是停留在對“權力”現象的外在的直觀的現象的描述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認識。
它沒有從實踐的角度認識“權力”的本質，沒有把“權力”放在人類實踐活動的大坐標中、沒有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和創造者的角度真正揭示“權力”現象的社會本質。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實踐的主體永遠是主要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絕大多數推動歷史發展前進的人民群眾。因此筆者認為，只有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從群眾史觀的角度、高度才能揭示、認識和說明“權力”的本質。
二、“權力”現象產生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
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把“權力”等同于“國家權力”、“政治權力”。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思想家把“國家權力”看作社會生活中的永恒想象。
宗教神學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上帝造的，國家也是上帝造的，國家的權力是神授予的。統治者是在代表神統治、控制、治理被統治者。既然上帝是決定一切的，那么被統治者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就永遠是被支配者，他們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而沒有批評和反抗權力者的權利。
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絕對精神外化的結果，國家及其權力也是絕對精神的產物，“是在地上的精神”，“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58、253頁）因此，社會生活中國家權力是決定一切的，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法規和利益都從屬于這種權力的本性，并依存于這種權力”。（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96年，261頁）
唯意志論的代表人物尼采認為，世界的本源就是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是生命的一切，人天生就有“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人擁有了權力，就意味著絕對地統治和支配別人。
上述對“國家權力”現象的解釋顯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觀。唯物史觀認為，“權力”與“國家權力”不能劃等號，后者是前者的特例。
“權力”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永恒現象。但永恒性的根源不是“上帝的授予”、“地上的精神”和“追求權力的意志”，而是根源于人們的實踐活動和人的社會性。人類一產生，就生活在群體中進行生產勞動。這種群體中個人之間的差異是絕對的，他們的認識和能力或多或少都有區別，在共同的生產勞動中，就需要他們其中的人能夠把不同認識和能力的每個人組織協調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目標和采取共同的策略、手段。這就是原始社會中出現的氏族、部落酋長、首領和議事機構，也是最初意義的領導活動和“權力”現象的出現。
這種“領導權力”有五個特點：一是酋長、首領與氏族普通成員有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的目標；二是他們之間的人格、權利是平等的，每個氏族成員都參加公共事物的管理；三是酋長和首領由普通成員選舉產生，他們是“人民的顧問”或“人民的代表”，受到全體成員的“自由自愿的尊敬”；四是全體成員有嚴格監督和隨時罷免酋長、首領的權利；五是酋長、首領行使權力的過程是非強制性的。
從這種人類最初的“權力”特征看，“權力”反映氏族首領與氏族成員之間的關系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相互的關系。氏族首領既有支配、領導氏族成員，要求其服從自身這一方面，同時也有氏族成員選舉、監督、批判、建議和罷免氏族首領的另一方面。這兩個方面、兩種方向、兩種作用在權力的形成和應用過程中同時存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有權力者對無權力者的支配、率領、組織作用，但同時這個過程并沒有否定和抹殺氏族其他普通成員的作用，而是最大限度地組織和調動起氏族全體成員的社會作用，包括對權力者行使批判、建議、監督和罷免的權利。權力者應用權力的目的不是為權力者的私利，而是實現全體成員的最大利益。
同時，權力者應用權力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實踐的本質和實踐要素及其相互關系原理，實踐的主客體關系本身就是相互作用關系，實踐過程中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實踐的物質性因素而非精神性因素。那么應用權力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實踐的主客體既然是雙向的相互作用關系，領導者與非領導者也是雙向和相互作用關系。從表面看是擁有權力的領導者起決定作用，但實質是權力實踐活動中的物質性因素和絕大多數的被領導者起最終決定作用。
三、私有制社會“國家權力”本質是原始社會“權力”的異化
人類最初的“權力”特征是與原始社會低下的社會生產力和原始公有制相適應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原始公有制的解體，社會生活中的“權力”仍然存在，但其某些特征也隨之發生變化，最主要表現就是“國家權力”的出現。“國家權力”出現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的產生和人們經濟利益的根本對立。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再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是整個社會需要把具有根本利益對立的不同集團維持在一種共同體中，于是就產生了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種國家稱為“虛幻的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84頁）
“國家”這種權力機構又區別于氏族、部落領導機構的特征：其一，國家聲稱自己是社會所有成員共同利益的代表，實質上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代表，它與被統治者是根本對立的階級。其二，它建立了一整套如監獄、警察、軍隊等暴力機關和法律制度、措施，主要依靠強制性的途徑和手段行使自身的權力。因此從表面和直觀上使人們看到，行使“國家權力”的過程，就是權力者運用強制性的手段使被統治者無條件服從和受支配的過程。也正是由于“國家權力”的這種表面特征，統治階級的思想家、理論家就開始從理論上論證這種特征的永恒性和必然性。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形形色色的歷史觀就從精神是本源和杰出人物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角度論證了“國家權力”的單向關系和強制性特征，同時又把這種特征泛化、普遍化。不僅把現實社會中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權力”一律看作單向關系和強制性特征，也把歷史上的所有“權力”，把未來人類社會中的所有“權力”也看作單向關系和強制性特征。這就是中外幾乎所有的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權力”現象認識簡單化和膚淺化的認識論根源和階級根源。
但唯物史觀認為，“國家權力”表面上是統治者絕對支配被統治者，但實質上并沒有改變被支配者對支配者的決定作用。剝削階級思想家、理論家把“國家權力”中的權力者看做最終起決定作用，但歷史上的有些思想家也自覺不自覺地意識到“國家權力”受“民”的制約性。如中國古代有“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重民”、“民本”等思想。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思想。這些思想雖然還不是唯物史觀，但他們不自覺地認識到，“國家權力”形成和應用的過程決不是純粹的單方面的作用，而是受民制約、監督、罷免和被顛覆的關系。同時，階級社會中封建王朝更替，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取代為另一種舊的社會制度的更新過程，新興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反抗斗爭，也說明了階級社會中“國家權力”只是從表面、形式上擁有對被支配者單方面決定一切的作用，而實質上并沒有真正改變“權力”的雙方的雙向、相互作用特別是被支配者對支配者的決定作用。
四、社會主義“國家權力”是對私有制社會“國家權力”的揚棄
馬克思恩格斯一開始他們的實踐活動和理論生涯，就始終關注“國家權力”問題。馬克思在《萊茵報》期間的實踐活動使他對黑格爾的國家、法決定一切的觀點發生了質疑。之后他所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批判了黑格爾觀點，強調不是國家、法決定家庭和市民社會，而是家庭、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法。
在國家和人民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說：“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頁）馬克思這時雖然系統完整的唯物史觀理論還沒有完全形成，但說明了人民在國家權力面前，不是消極被動狀況，而是積極主動最終起決定作用的狀態。
不僅國家是人民創造的，而且國家在其整個運行和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人民群眾不自覺地始終處在真正意義上的主體地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就應該真正自覺地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主體地位。他在《法蘭西內戰》一書評價巴黎公社的論述中說：
“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裝。”“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罷免。”“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法官和審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后均由選舉產生，要負責任，并且可以罷免。”“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鏟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當局那里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負責任的勤務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5—57頁）
馬克思這里所肯定和贊揚的國家權力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監督和罷免。國家權力擁有者在人民面前不是凌駕于人民和整個社會之上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仆人。這不典型地揭示了“權力”關系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雙向關系嗎？不正是揭示被支配者在整個權力運行過程中的最終決定作用嗎？
唯物史觀并不否認權力者的巨大作用，人民群眾也需要自己的領導和領袖組織和發動自己，但領導者對權力的應用，絕對不是完全靠強制力，在相當大程度應該是靠自身的素質、人品、能力、魅力等非強制性的個人的影響力來實現，靠不斷自覺從被領導身上汲取營養和素材來實現。同時，權力者的作用無論多么巨大，但都不能改變人民群眾在整個權力運行過程中的最終決定作用。
五、“權力”本質的馬克思主義視野角度的回答
通過對人類歷史及“權力”觀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唯物史觀的的實踐和群眾史觀理論觀點才能真正揭示和認識人類“權力”現象的本質含義及其特征。
筆者認為，“權力”實質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的實踐活動中，為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過程中形成的少數人具有和體現出來的能夠指揮、率領和組織大多數人凝聚為更大合力的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統一的能力和力量。這個定義突出強調“權力”這樣幾個顯著特征：
一是“權力”是人類一定社會群體實踐活動的產物，而應用“權力”活動本身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不可能揭示“權力”活動的本質。
二是“權力”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現象。但“權力觀”是具體歷史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歷史觀，不同的階級“權力”觀念本質是不同的。
三是階級社會的“權力”觀是原始社會“權力”觀的異化，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扭曲的“權力”觀。社會主義“權力”觀是克服“權力”異化現象的回復，是否定之否定。
四是“權力”關系不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單向關系，而是雙向、相互作用關系，把“權力”看作單向關系本質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權力”關系表面是支配者決定一切，實質是被支配者永遠最終起決定作用。
五是“權力”應用中一定有具體的利益目標，這個利益目標在階級社會中實質是“權力”階級性的突出表現。六是權力所具有的支配能力、支配力量是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的統一，而非單純的強制力。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天津師范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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