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這標志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已經完成,主要著力點已經明確。有了規劃綱要,意味著京津冀地區政策互動、資源共享、市場開放會被納入到體系化、全局性設計中,一個統一規劃的產業布局、生態結構,一體化市場將形成。京津冀區域發展將由此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嶄新時期。與全球新經濟浪潮不期而遇,處在國內發展改革關鍵期,經濟發展新常態背景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首都核心功能發揮的需要,也不僅在于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典范,其更重大的意義還在于為整個國家在跨入新時代的緊要關口進行定位和引領。在這個意義上說,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是國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做出的一項最具前瞻遠略的決策。
因此,面向未來,在落實《綱要》總目標的技術路線中,有兩點警醒就要時時注意:一是縱向上與時代的對接,二是橫切面上,三地之間在借位發展中注意拉近而非拉大層級偏差,以防止給未來留下更大的黑洞;同時還必須注意到,避免任何因為理論上模糊導致把京津冀協同發展只變成資本的盛宴,而偏離長遠和未來的危險,或者受各方利益博弈驅使或急功近利影響導致的短視行為,而給未來埋下賬單。要這樣就需要加強科學研究,除了頂層設計和頂層統籌外,還要有時代級別的頂層研究與之相配套,有全新的理論引領的改革來保障。對此,雖然國務院此前已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該小組辦公室設在發改委。從機構設置上非常重視,體現了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但這還不足以替代專門研究與理論攻關,應該設置頂層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與之配套。
一、設置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一)適應不能忽視的時代發展趨勢所需
歷史經驗表明,任何時候,脫離了時代,就會被時代拋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恰好處在人類歷史發展新舊交替的節點,與全球迅猛而來的新經濟革命不期而遇。這場革命正通過能源革命與互聯網的融合催生一個嶄新的時代。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處在了與以往任何時候都完全不同的歷史新階段。實現這一偉大戰略目標,必須把握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的本質和趨勢。
全球新經濟革命的核心是互聯網與新能源深度融合所引發的新舊能源的更替,而新舊能源更替意味著支撐經濟大廈的基石的改變,也就意味著原有經濟體系的打破重構和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經濟體系的構建與新生。中國發展處在這個大背景下的新常態和關鍵期。其所需要的新思路就不是在原有經濟體框架內的修修補補,而要著眼于重新打地基的整體設計;其所需要的創新驅動戰略不能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而需要創立全新理論來引領改革。
由此.交匯于全球新經濟革命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任何一個領域和環節的成功突破,都必將涉及不同以往的新型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鋪設問題。其所面臨的機遇不僅是為新時代鋪設區域新經濟體系基礎設施,同時也為整個中國提供新經濟建設典范,以致影響世界。比如交通一體化,環保一體化和產業對接這三個突破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在代表未來方向的新能源能動系統出現的情況下,如果仍然在傳統框架內去架設推進,這就可能影響到一個時代的發展。因此,京津冀三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市場對接、產業互補等各方面的總體規劃,都要求必須建立在具有前瞻性和時代前沿的科學研究和論證基礎之上。這就必須需要統籌的科學研究和先進理論引領的跟進。
(二)適應新常態語境下創新驅動模式變化所需
人類正在告別傳統的工業社會,快速步入合作綠色化新時代。社會組織趨于扁平化、分散化,社會功能面臨重新分解,在分散化、扁平化后日益趨于整合。工業社會是把很多資源集中起來并被分解成不同的條塊領域,實行垂直化管理。機構與職能劃分邊界清晰。新的時代,互聯網催生下的社會功能和組織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原始時代是小作坊,自給自足,現在又回到這種狀態,但是高級的自給自足狀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代,研發與成果轉化之間的界限也會日益模糊,而趨于一體化。社會組織與功能重新分解呈扁平化,個別化中的整合化趨勢下,創新驅動的發力點也會隨之發生改變,這就要求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創新戰略具有新思維新視點。
例如,《規劃綱要》的核心是推進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部分產業外移,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包括調控北京市人口規模,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而北京作為國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有哪些功能需要疏解?根據《規劃綱要》精神,所謂的非首都功能具體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的,一些相對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輻射的經濟部門;二是區位由非市場因素決定的公共部門。疏解和外移的去向,除了河北、天津等周邊區域,還包括從市區疏解至郊區。
如何實現有序疏解?通過高效利用科技創新資源來助推區域經濟發展已成為共識。其中,京津兩地被認為是科技創新最富集的地區,因此,要通過建立有效的體制使得科技成果在這里得到率先轉化,兩地合作,建設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基地。而河北被認為是一個重化工產業和傳統產業占主體的這么樣的一個經濟體,其傳統產業,應借助京津的高新技術成果來得到改造,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
在具體界定和操作中,首先,對于首都核心與非核心功能的界定、劃分與遷移的把握,就要考慮新技術引發的社會功能的重構和各類社會組織與功能間的邊界的模糊性。低與高之間,區位決定性問題到底如何區分定位,今天的劃分是否代表未來的劃分?實現位移后要考慮到的數十年后的情況應該怎么樣等等,都需要研究的跟進。而就科技創新的問題上,有哪些在新技術元素的催生下,研發與應用間已經形成一體剝離不開了,無需再需要成果轉化的中間環節等,也需要考慮,傳統視野下京津兩地科技創新最富集的地區與河北科技創新貧乏區間的功能功能定位等都需要相應的新視野下的研究思考。
(三)防止未來黑洞:解決河北低創新力問題所需
河北的創新力貧乏問題將成為制約河北發展的最重要障礙,長遠看也會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目標達成的最主要障礙因素。歷史上河北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相鄰北京天津存在較大差距,北京和天津作為兩大直轄市,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中具有先天優勢,吸引了大量資源和人口聚集,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質量下降等大城市病也愈演愈烈。與之相比,相鄰的河北省在資源分配中居劣勢,產生了“環京津貧困帶”,大量資源和人口外移,很多涌入北京天津。多年來京津冀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這種“兩胖一瘦”、區域不均的現象,影響著要素流動、功能疏解和協同發展,河北的這一歷史問題如果不能通過三地協同發展得到根本解決,或者會給未來留下更大的黑洞。
河北的差距表面上看表現在由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差距造成的公共資源配置的不均衡,而其背后深層次的問題更在于河北長期處于人才和科技創新低洼地所致,這是更應引起重視的問題。新時代背景下,這種差距如果繼續存在下去的話,對三地協同發展的制約性會成倍增加。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走出多年以來河北人才科技低洼地現狀,破解制約三地協同發展的深層障礙,為推進京津冀交通、產業、城鎮、生態、社會一體化開辟通道,提供保障。這需要轉變當前的“因低就低”的思路和技術路線。
京津兩地是科技創新最富集的地區,兩地合作,建設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基地是發揮兩地優勢,打造科技創新高地的重要舉措,但如果不同時強力補足河北的科技創新的短板,填平河北人才科技多年的低洼地現狀,河北與京津兩地的科技創新差距會愈來愈大,無論河北的經濟體如何,其傳統產業的有中生新也好,新興產業實現對接也好,僅借助京津的高新技術成果的來實現都是遠遠不夠的。 在這一點上,相比較濱海中-關村科技院,天津未來科技城兩個京津兩市科技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而言,與河北相關的京津冀三地聯合簽署的科技合作協議,聯合申報科技部項目,設立專門研究資金顯得弱了很多,對河北而言,是一種因低就低的辦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而河北低創新力問題得不到解決,會給非北京核心功能的疏解帶來更大的困難。原因在于,這種低創新力會直接制約河北的發展進程,根據現代推拉理論,人口遷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還有更好的職業,更好的生活條件,為自己與孩子獲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以及更好的社會環境,其中人才與科技創新環境成為今天更好的社會環境的核心因素。顯然,河北創新力的貧弱必然會成為一種無形的巨大推力,把人口以及其相應的公共服務資源向外推而不是向內拉,其結果可能會導致未來京津兩地會更胖,河北會更瘦的后果。給未來治理大城市病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帶來更多的困難。就這一點而言,河北自身需要加強研究和理論指導的實踐,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要頂層研究謀劃進行相關的風險評估和論證。
(四)零散研究:與頂層設計不配套并缺乏上位研究理論引領
理論滯后一定會引起實踐的混亂不清,因此,有了頂層設計后就必須要有頂層的上位理論對實踐的指導和跟進。雖然我國當前有相關院所在研究,也有一些零散的研究機構在研究,比如有的大學成立了研究所,有的地區成立了相關的專題研究院,也有些專家致力于此項研究。同時,北京、河北、天津三地都在編制自己的發展規劃,例如北京首都經濟圈一體化發展規劃,河北環首都綠色經濟圈總體規劃等等。可以說,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各地都有研究,有構想。但是,這些研究和想法都還屬于各自為政的研究,難以滿足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上的宏觀統籌需求。這些研究無疑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力量不足并缺乏整合和上位理論引領。種種分散的研究力量,往往相互重合,缺少頂層設計。不僅力量不足,難以真正形成合力,搞不好還可能會因為對時代變遷總體迷失而被時代的列車甩下。
二是研究視野受限,全面性難以顧及。分散的研究力量往往受研究者站位和視野以及研究領域的限制,進行微觀或側面研究的多,跟蹤時代的整體宏觀發展研究或某一些方面的研究,由于沒有統籌研究計劃而容易出現空擋。
三是自發的分散研究還可能受到各方利益博亦的影響,而導致離開研究的初衷成為爭取資源的代言等等。
設置京津冀一體化研究院是克服上述研究的局限性,整合研究力量的需要。目前,必須要將分散的、零散的、隨意的、不定時的研究論證變為系統的、有規劃的、長期的并超前于行動的提前規劃和整體布局,以適應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實踐需要。
總之,好的頂層設計需要好的科學而成體系的頂層論證,而科學的頂層論證需要系統化的科學理論指導,這就需要著眼于長遠目標的系統化頂層研究工程,也就要求構建相應的頂層研究機構和體制機制保障。
二、怎么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設置的大體構想
(一)研究院的機構設置
根據頂層研究的需要,研究院應由政府牽頭,設置為國家或政府層面的研究院。可以考慮設置研究總院和根據發展需要,將來在京津冀三地設置分院的模模式,以方便上下聯動,統一方向。
(二)研究院的目標和人員構成
機構組成應突出跨界、跨領域和全球視野,由政府牽頭,吸納各行業的頂尖科學家、專家學者、政策研發人員以及實踐工作者加入,組成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專兼職科研隊伍,研究以系統創立中國本土的新時代經濟發展原創性理論為目標,以中國特色條件下新經濟體形成的機制機理為核心,同時系統地研究與新經濟體相適應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未來式樣。使之成為中國走向新時代的頂層智庫,為京津冀一體化的長遠發展提供科學論證和依據。
(三)研究院的職責和運作模式
(1)密切跟蹤國際前沿,科學引領研究方向;(2)在新經濟革命的大背景下,借鑒國內外先進研究模式和發展策略,開展主導性研究;(3)整合分散的研究,凝聚共識和匯聚資源,帶動和引領地方和民間研究;(4)發掘科研人才,培養研究團隊,可以考慮與中科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京津高層次大學的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以聯合培養博士生的方式,組建和培養研究團隊;(5)創辦研究院院刊,借鑒《自然》和《科學》的辦刊模式,為密切跟蹤國際前沿和國內原創性理論思想,引領前沿創新提供陣地支持,推動中國原創性理論創立和發展;(6)引進國際先進的研究方法,推動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轉變,力求國內科學研究面貌的整體改觀;(7)建設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數據庫。為新世紀中國原創性經濟理論的創立打好基礎。
三、設在哪兒:建議設在河北先行先試
設置政府層面的研究院無疑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建議先在河北先行先試。一方面,可以作為非市場因素決定的公共部門外移的一部分進行試點,另一方面,可以與京津兩地科技創新合作平臺進行對接,便于三地間的科技創新形成互聯互通的有效平臺;第三方面,可以同時給河北創造條件,借力創新力的提升,為從根本上改變河北人才科技貧乏的現狀提供探索平臺。機會成熟后,再在北京設立總部,將河北研究院變為其中的分院。此外,將研究院率先設置河北試行還有以下理由:
第一,河北迫切需要。
京津冀一體化戰略是伴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和經濟轉型而實施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某種意義上說解決河北問題是關鍵。三地之中河北治污與產能壓減的任務最重,壓力最大,環保和落后產能淘汰力度空前。這種形勢下,與“有中生新”比較,河北面臨的艱巨挑戰是,如何為“無中生有”選對種子和土壤,培育出能夠長成大樹的新芽。因此,河北大地正在開展的空前的經濟轉型,不僅最需要全新理論的引領,更孕育著偉大理論產生的新元素。將這些元素進行及時的吸收提煉和保存,既是轉型實踐的需要,更是對國家未來發展的貢獻與責任。而且,河北也有便利條件。河北的壓力、動力和空間將帶來強有力的后發優勢和研究的實踐基礎。研究院在初期重點從河北省視角進行研究,內容以研究新能源開發和利用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等為核心。通過先行先試,為今后統一的研究院提供探索。
第二,河北最有發展潛力。
京津冀三地,河北是小弟,不僅是行政級別上有差距,整體發展水平和產業基礎和規模都與其他兩地存在較大差距。這勢必給三地的協同發展帶來起點和站位標準上的不一致。雖然,靠地緣優勢,環抱京津,但不能只靠受照顧,而要主動提升,主動作貢獻。將國家京津冀一體化研究院先行設置在河北,給河北創造了一個主動提高,主動作為的機會。雖然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三地人才可以互通有無,但實踐中仍需有切實的落地措施。根據組織社會學理論,資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往往需要把資源從外緣關系轉化為組織內部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國家級研究院這個平臺,可以把京津兩地的科技人才資源從外緣關系轉化為組織內部的關系,以真正實現把京津科技人才優勢變成河北新興產業優勢的目標。
第三,河北是京津門戶。
河北正在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這個關鍵時期跨躍得如何,不僅直接關系著河北的未來,更關系著京津冀協同發展大計。而對河北而言,走好這一步,關鍵是要先走出科學研究的低洼地.,破解人才、技術的瓶頸。在近日的一份研究統計中,我們曾以教育期刊為例,對京津冀高層次教育學術期刊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顯示,CSSCI來源期刊數,北京有23個,占全國總數的42%,河北是零。其中受首批和第二批社科資助的頂級教育期刊,全國共13個,北京占9個,河北零。我們同時對2013、2014兩年間同類期刊的作者來源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在京津冀地區內CSSCI來源期刊上近兩年發表論文總數5600篇,其中北京作者占1400多篇,河北僅70篇;更優質期刊的論文總數為5200篇,其中北京作者占1440多篇,河北為70篇。用天津一份CSSCI來源期刊論文數中也看到這樣的情況,這份期刊兩年中共發表文章560篇,其中天津作者的250篇,北京70篇,河北的僅8篇。
這些數字說明什么?對于北京而言,全國優質教育學術期刊近一半在北京,而河北學者2013-2014年兩年共發表文章數僅為140篇。對天津,從一份優質期刊的發表情況看,天津本地學者占第一,北京占第二,河北僅8篇。這種現象表明,河北缺少兩個通道,一個是對京津兩地學者而言,缺少引入通道;一個是對本地人才而言,缺少科技學術話語體系通道,形成抑制和啞語。最終導致麻花狀問題突出,致使京津兩地人才技術為河北所用出現梗阻,河北本地人才話語平臺被阻。兩頭的人才在麻花狀中因中間打了結,而在兩端囤積,應有的作用難以發揮。
可見,河北相應平臺的缺乏,不僅會影響京津兩地人才、技術優勢的發揮,同時,也造成本地人才由于平臺不暢而囤壓,用不上也用不好。破解此麻花結困境,走出河北的人才科技低洼地,是推動京津冀一體化的緊迫之需,而成立京津冀協同發展研究院,并將其先設置于河北,既可使之與京津兩地科技創新平臺相銜接,又是破解三地協調發展困境,縮小其與北京天津差距的一項重要措施,
特此建議。
(徐莉,河北師范大學三級教授, 碩士生導師,僑聯委員,《終身教育與培訓研究》主編。河北省第七屆省管專家,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石家莊市管拔尖人才。教育部終身教育咨詢委專家組成員,全國陽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主研方向:教師教育,跨學科研究:第三次工業革命與教育改革;終身教育、國際比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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