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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永穆 | 基于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鄉村振興戰略：內涵及路徑

點擊：作者：蔣永穆來源：《社會科學輯刊》發布時間:2018-03-24 16:36:30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既是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選擇，又是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舉措。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在于從城鄉一體化發展轉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從推進農業現代化轉向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從生產發展轉向產業興旺、從村容整潔轉向生態宜居、從鄉風文明轉向鄉風文明、從管理民主轉向治理有效、從生活寬裕轉向生活富裕的七大根本性轉變。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著力點則在于順應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三農”主要矛盾的變化，統籌推進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從而有效破解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廣泛的美好生活需要。具體來說，可以從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底線；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加強“三農”工作隊伍建設六條關鍵路徑入手重點突破。

　　社會主要矛盾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變化。

　　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國家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飛躍，但是，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仍然相對滯后，仍是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并未得到改變，故這一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1]。

　　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發展，我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但社會生產力水平仍然不夠高，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不能有效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關于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2]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伴隨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穩步推進，我國改革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社會主要矛盾相應地發生了轉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3]

　　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作出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科學判斷，有著充分的理論、實踐和現實依據。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穩步提升，已解決溫飽并在總體上達到小康，即將實現全面小康。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不僅促使了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需求，而且激發了人民群眾更廣泛和更多元的美好生活需求。在制約因素層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已成為當前最為突出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既適應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充分反映了“三農”發展的實際；又能有效解決“三農”發展中的根本問題，即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鄉村最為突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4]具體來說，一是從基本方向上，鄉村振興戰略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從“城鄉一體化發展”轉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二是從發展目標上，鄉村振興戰略在“四化”同步發展的基礎上，從“推進農業現代化”轉向“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三是從總體要求上，鄉村振興戰略是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和發展，從“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轉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從“城鄉一體化發展”到“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始終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導向，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將農業農村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上，這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深化。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根本原因在于城鄉發展不平衡。近年來，我國全面推進“四化”同步發展，著力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鎮化水平逐年提高，農業農村發展環境不斷改善。但是，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城鄉、工農發展差距依然較大，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依然存在困難，突出表現為城鄉要素配置不平衡，資金和人才等要素由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的格局仍未得到改變；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不平衡，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仍不及城市；城鄉公共服務不平衡，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城市的差距仍較大。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目的在于有效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即始終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將農業農村作為優先發展的領域，進一步理順和調整工農城鄉關系，走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在體制機制上，完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推動工農、城鄉共享改革發展紅利；在要素配置上，優先向農業農村傾斜，推動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在基礎設施上，加大向農業農村的支持力度，推動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現代化；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向農村安排，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逐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2、從“農業現代化”到“農業農村現代化”

　　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一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在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發展的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鮮明地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增加了農村現代化的內容，比“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更加全面和深入。提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原因在于不僅農業已經成為“四化”同步發展的短板，而且農村已經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腿，農村發展不充分已經成為發展中較為突出的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迫切需要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和短腿。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戰略的新安排。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是要順應農業農村發展主要矛盾的變化，走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之路。即既要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逐步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又要加快推進農村現代化，逐步實現農村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同步協調發展；既要重視農業發展，推動農業由注重數量增長向注重高質量發展轉變，又要重視農村發展，推動農村由新農村向美麗幸福新鄉村轉變；既要提高農業發展效率，又要大力增進農民福祉，從而逐步解決農村發展不充分等問題，不斷推動“四化”同步發展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3、從“生產發展”到“產業興旺”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重點。隨著現代農業的穩步發展，農業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糧食生產連年豐收，主要農產品供給較為充足，但是，農業生產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農產品階段性供過于求與供給不足的問題同時存在，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因生活水平提高而產生的對農產品的多重需求，農業供給質量亟待提升。從“生產發展”向“產業興旺”轉變，是農業發展層次和發展內容的轉變與提升。在發展層次上，農業由單純的注重生產、追求產量到重視發展質量和效益、有效增加綠色安全優質農產品供給轉變，更加凸顯農業發展質量、效率和動力變革的要求；在發展內容上，農業由單純的農業發展向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產業新業態加快發展轉變，更加強調產業的全面、綜合發展。

　　產業興旺，核心在于有效促進農業農村產業發展、充分激發產業發展活力。即堅持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進一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一方面著力發展特色優勢農業，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推動農業提質增效；另一方面加快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培育產業發展新動能，促進產業融合發展；同時，堅持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優化的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充分調動與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持續提升產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4、從“村容整潔”到“生態宜居”

　　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關鍵。近年來，通過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居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較大改善，鄉村生態環境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鄉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問題仍然較為突出，生態建設仍然相對滯后，已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在鄉村美好生態環境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從“村容整潔”向“生態宜居”轉變，是鄉村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與升華。在發展理念上，鄉村發展由單一的環境友好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轉變，更加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在發展方式上，鄉村發展由單一的環境治理向生態建設轉變，將生態文明和美麗鄉村建設放在鄉村發展中的突出位置。

　　生態宜居，關鍵在于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著力建設“山更青、水更綠、村更美”的美麗鄉村，走中國特色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即一方面，強化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堅持尊重、順應和保護自然，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在良好鄉村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另一方面，加強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堅持鄉村綠色生態發展，強化鄉村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整治，完善鄉村生產生活環境設施，加快發展綠色生態農業，倡導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推動鄉村生產、生活和消費的綠色化與生態化，逐步建成生態宜居的美麗村落。

　　5、從“鄉風文明”到“鄉風文明”

　　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保障。鄉村是中華文明發源與傳播的重要載體，鄉風文明與農耕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城鎮化快速推進和城市文明快速擴張的過程中，鄉村傳統文化被忽視、被破壞甚至被取代的情況日益嚴重，一些地方鄉村生活形態和社會關系日漸淡泊，鄉村文化和鄉風文明日趨凋敝，已經不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基于此，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就明確把“鄉風文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重要內容。從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鄉風文明”到鄉村振興戰略的“鄉風文明”，內涵隨時代變化不斷豐富，是鄉村發展思路的延續與發展，即繼續堅持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重視鄉村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同時，繼續并且更加重視鄉風文明，注重文明鄉風、家風和民風的培育與發展，從而真正實現鄉風文明。

　　鄉村振興戰略要求的鄉風文明，重點在于走中國特色鄉村文化興盛之路，發展提升農耕文明，逐步提升農民精神風貌，不斷提升鄉村社會文明程度。即既要充分發揮傳統文化在鄉村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的優勢，著力弘揚農耕文明和優良傳統，推動鄉村文化繁榮與發展；又要倡導現代文明理念與良好生活方式，大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進移風易俗和鄉風文明進步；同時，還要加快發展農村文化教育等事業，推進農村公共文化等建設，健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等體系，進一步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文明程度，彰顯精神文明建設的顯著成效。

　　6、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

　　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在農村的真實體現，其不僅關系到黨和國家政策在農村的有效實施與落實，而且關系到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和農民切身利益的充分保障。在鄉村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鄉村政治建設穩步推進，鄉村管理和服務能力不斷增強，但是，農村基層組織和黨建等薄弱環節仍然存在，鄉村治理體系仍然不夠完善，鄉村治理能力仍然需要提升，已經不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需求和鄉村社會結構轉變的要求。從“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轉變，是鄉村治理內涵的豐富和效果的提升。在內涵上，鄉村由管理者管理向社會各階層共同治理轉變，更加強調基層農民群眾的主動參與；在方式上，鄉村由追求管理民主向提高治理效率轉變，更加注重治理體制和結構的改革與完善。

　　治理有效，中心在于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走中國特色鄉村善治之路，確保鄉村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即既要加強鄉村社會治理，完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強化基層民主和法治建設，加強鄉村基層組織建設，夯實鄉村治理的基層基礎；又要創新鄉村社會治理，加快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顯著提高村民民主自治能力，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和居民自治的協同發展，從而不斷提高鄉村治理能力，逐步形成高效的鄉村治理。

　　7、從“生活寬裕”到“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根本。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伴隨農業生產的加快發展，農民收入逐年增加，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廣大農民的獲得感持續增強，但與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廣大農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還未得到充分滿足。從“生活寬裕”向“生活富裕”轉變，是鄉村發展層次和發展重點的提升。在發展層次上，農民生活由寬裕向富裕轉變，強調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要有更大程度的提高；在發展重點上，生活富裕放在了總要求的最后，更加突出目標導向，強調“三農”工作的奮斗目標和最終歸屬是讓億萬農民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

　　生活富裕，著力點在于以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中心，著力解決、逐步解決，走中國特色鄉村富裕之路。一方面，在物質生活上，筑牢鄉村產業發展基礎，確保農民收入持續穩步增加，不斷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時，在加快發展中補齊鄉村民生發展短板，顯著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上，著力滿足農民在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的需求，有效提高鄉村社會發展水平，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確保農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不斷增進農民福祉、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

　　二、抓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路徑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著力點在于順應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三農”主要矛盾的變化，統籌推進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從而有效破解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廣泛的美好生活需要。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重點突破。

　　1、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底線

　　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底線，是實現產業興旺的制度基礎。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我國農村最基本的經濟制度，其主要指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成效顯著，不僅促進了農業增產增效和農民持續增收，而且為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充分顯示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優越性。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制度是底線，其不是短期性、階段性的，而是長期性、持續性的，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應長期堅持和發展的。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應堅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底線，夯實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一方面，要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穩定土地承包關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5]這一政策將土地承包關系從之前的穩定45年延長到穩定75年，體現了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應堅持和落實這一土地政策，鞏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確保農民受惠。另一方面，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產業興旺和農民富裕的重要保障。要圍繞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著力完善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推動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同時，豐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實現形式，逐步形成高度集體型、統一服務型、承包經營型和合作經營型等多種發展形式，保證農民受益。

　　2、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激活農村土地這一要素市場的有效途徑。我國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習近平指出：“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農村改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激發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也推動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6]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繼續深化各類改革，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尤其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正確處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從而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新活力，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

　　農村土地改革首先要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完善節約用地制度。當前，農村土地粗放利用等問題依然存在，人地矛盾依然突出，故在農村土地改革過程中仍然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毫不動搖地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加快推進永久基本農田劃定工作；同時，堅定不移地推進節約集約用地，完善耕地占補平衡等制度，著力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和土地整治，有效提高農村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動現代農業發展。其次，要深入推進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改革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創新，其不僅在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強化了農戶土地承包權，充分順應了農戶保留土地承包權的意愿，而且放活了土地經營權，充分順應了農戶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同時也保障了土地經營者的權益。應繼續推進和完善農民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促進農村土地合理流轉。再次，逐步擴大農村土地改革試點范圍，不斷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建設等改革試點已經取得一定成效，應深入總結改革試點經驗，逐步擴大改革范圍，進一步推動房地一體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權確權改革，探索推進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改革，不僅要確定宅基地的集體所有權，保障農戶的房屋財產權，而且要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戶房屋使用權，提高農村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有效激活農村土地市場。

　　3、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

　　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三大體系，既是支撐和推進現代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又是實現產業興旺進而實現生活富裕的關鍵所在。農業發展的首要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此外為了適應新時代的各種要求，還需要在總動力——小農改造機制，和分動力——技術進步機制、制度創新機制的合力推動下，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其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重點解決農業供給質量效率和產業發展問題，主要特征是市場化、融合化、高級化；現代農業生產體系重點解決“如何種地”和生產能力問題，主要特征是科技化、機械化、綠色化；現代農業經營體系重點解決“誰來種地”和經營成效問題，主要特征是集約化、社會化、組織化。

　　構建現代農業三大體系，可以從三個層面推進。

　　一是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即針對農產品多卻不優、農業產業大卻不強等問題，一方面，著力優化農業資源配置，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推進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等轉型發展，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不斷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和農村產業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樹立全產業鏈發展思路，著力延伸產業鏈條，不斷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同時，完善農產品流通體系，建立健全農產品供應鏈，促進農產品產銷雙贏。

　　二是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即針對農業現代物質裝備能力不強、科技服務水平不高、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等問題，一方面，著力強化現代設施裝備在農業領域的應用，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與成果應用，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和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充分運用互聯網、物聯網等提升和發展農業，優化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從而實現先進生產理念、現代物質裝備和現代生產技術在農業生產全過程的充分應用。

　　三是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經營體系。針對農業經營規模較小、經營主體素質不高等問題，一方面，著力建立和發展現代農業生產經營者隊伍，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職業農業，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不斷提升現代農業經營效益；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農業經營利益分配和利益聯結機制，確保農業經營者和農民獲得相應的收益，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農業生產經營中。

　　4、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則是實現規模經營的必經之路。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的數據，我國仍有超過2億的農業經營戶，其中不僅包括傳統的小規模農戶，而且包括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且后者正在加速興起和發展。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規模農戶將長期存在；現代農業經營體系的加快構建和發展，決定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將蓬勃發展，故這種多元農業經營主體并存的局面將長期保持下去。而通過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充分發揮高素質農業生產經營者的帶動作用，不僅能夠推動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協同發展，而且能夠有效解決“誰來種地”的現實難題。

　　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是要著力解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支持政策不完善、小規模分散經營與現代農業發展不平衡、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不高等問題。即不僅要繼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土地、財稅、金融等政策扶持和引導力度，推動各類經營主體充分發揮各自作用、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促使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既能實現自身獲益又能提高農業經營效益；而且要統籌兼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扶持分散經營的小農戶，充分尊重農戶意愿、切實保障農戶利益、積極探索有力措施、有效調動農戶積極性，將小農生產引入到現代農業發展的軌道上來，逐步解決小規模分散經營與現代農業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從而實現小農戶經營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同時，還要加快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農業公共服務機構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等的作用，著力培育各類專業化、市場化的服務組織，推動農業公益性服務與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性服務與綜合性服務相協調，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經營全過程的社會化服務，更好服務于現代農業發展。

　　5、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既是從民主管理轉向有效治理的思路創新，又是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法治需要的重要手段。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既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與國家大政方針和政策導向相一致；又充分適應了鄉村的發展實際、體現了村民的發展訴求，能夠有力地促進鄉村和諧穩定。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鞏固黨在鄉村的執政基礎、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當前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仍然存在軟弱渙散等問題，村黨組織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尚未得到充分鞏固。針對這些問題，應加強農村基層黨的建設，明確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充分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的帶頭作用；同時，改進和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工作，著力建設服務型黨組織，不斷提升其服務農村和治理基層的能力。

　　二是推進村民自治建設。村民自治是促進鄉村民主和政治建設的的有效途徑。推進村民自治建設，就是既要重視組織建設，著力建設并充分發揮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促使其能夠有效組織村民，為推進村民自治奠定組織基礎；又要重視制度建設，在法治的框架內創新村民自治制度，著力完善并積極發揮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等正式非正式制度作用，為推進村民自治奠定制度基礎，從而有效推動村民自治實踐，不斷提升村民自治能力。

　　三是推進鄉村法治建設。法治既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又是鄉村治理的根本。推進鄉村法治建設，就是一方面要堅持依法治理的理念，強化法治意識，不僅增強基層干部的法治觀念和能力，而且提高農民的法治意識和素養；另一方面充分發揮法治作用，強化法律在農村工作中的運用，確保鄉村治理工作走入法治化的正軌。

　　四是推進鄉村德治建設。德治既是自治和法治的有益補充，又是鄉村治理的重要手段。推進德治建設，就是既要充分挖掘并積極運用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等非正式制度，又要著力建立并有效運用道德激勵和約束等機制，推動鄉村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圍和發展環境。

　　6、加強“三農”工作隊伍建設

　　“三農”工作隊伍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力量，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隨著農村人口尤其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三農”工作隊伍素質不高、人員不足、建設滯后等問題日益突出，建設什么樣的“三農”工作隊伍、如何建設“三農”工作隊伍等問題較難破解。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建設“三農”工作隊伍的總體要求和標準尺度，即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

　　培養造就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就是要破解“三農”工作隊伍中的人才瓶頸，充分發揮人才作用。

　　首先，加強“三農”人才引進力度。著力建立健全“三農”人才引進機制，完善“三農”人才優惠政策，拓展“三農”人才來源渠道，引導更多人才回到農村工作、加入“三農”工作隊伍。

　　其次，著力充實“三農”工作隊伍。積極推動各類人才定期不定期流向“三農”隊伍工作，建立健全城鄉、區域、校地之間人才交流與合作機制，加快形成人才向農村基層一線流動的用人導向，不斷優化農村基層人才隊伍結構。

　　再次，強化“三農”工作隊伍的培養。即既要重視引進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確保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建立人才長效發展機制；又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干部才能，加大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激勵力度，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業務和技能培訓，提升其指導服務“三農”的積極性和能力。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10頁。

[2]《中共黨史文獻選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553頁。

[3][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頁。

[6]《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年，第151頁。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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