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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憲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兩屆的限制，完全符合中國三位一體的國家領導人的設計，符合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需要、順應新時代億萬人民群眾的意愿，對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此次修憲是時代大勢所趨、事業發展所需、黨心民心所向，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廣大人民群眾歡欣鼓舞，倍感振奮，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十八大以來，我們跟著習近平進行偉大斗爭，取得了一系列勝利，現在修憲已經完成，習近平已當選為新的國家主席，這就為我們進行偉大斗爭開辟了更廣闊的道路，我們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緊跟習主席去奪取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為了深入學習十九大精神，提高與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自覺性，我們特刊發王志剛同志的系列文章：“跟著習主席奪取偉大斗爭的新勝利”。本系列文章共分四篇連載，此為第三篇。

跟著習主席奪取偉大斗爭的新勝利系列談之三——緊緊把握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在政治上與一切反共反社的錯誤言行作堅決的斗爭

——學習十九大政治報告的一點體會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是習近平新時代對社會矛盾做出的重大判斷。

　　毛澤東說過：有進步就有矛盾。矛盾沖突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動力，有矛盾是正常的，沒有矛盾就沒有進步。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根據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在參照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實際，第一次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命題明確作出概括：“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強調，這個“基本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運動發展的根本動力。60年來，這個“基本矛盾”沒有變、也不會變。但社會的主要矛盾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不斷變化。

　　對主要矛盾的表述，除了1956年9月黨的八大通過了陳伯達寫進決議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曾當場表示不贊成）外，此前和此后，都用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說法。到了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提出 “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把社會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此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延續了這一提法。

　　36年后，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第一次發生了改變，這一事關全局的變化，意義特別重大。短短的56個字，字字千鈞。這是因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社會的性質和發展方向，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都不同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轉變，代表我國發展到現階段，已實現“基本需要”向“追求美好”發展的跨越。由一般“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從“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表述的重要意義在于奠定了克服兩極分化的理論基礎。

　　新時代斗爭學說就是建立在對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上。這是三十多年來對主要矛盾判斷的重大變化。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都發生了變化，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轉變。主要方面由一般“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次要方面從“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牽住了“牛鼻子”，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判斷錯了主要矛盾或者是回避矛盾，國家就會亂象叢生、問題就會積攢成堆。十八大前許多想解決而解決不了難題、想辦成而辦不成的大事，不能說與沒有抓住主要矛盾無關。要解決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對主要矛盾，并且“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占主要方面，就要進行偉大斗爭。矛盾和斗爭無時不在、無事不在。天上不能掉餡餅，美好生活在斗爭中實現。

　　這就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國已經總體上實現小康，解決了“物質文化需要”的溫飽問題；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美好生活需要”問題。解決前一個問題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是硬道理”；解決后一個問題，就不單單是發展生產力的問題，硬發展就沒道理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看到，我國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已不再落后，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牽住了“牛鼻子”，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判斷錯了主要矛盾或者是回避矛盾，國家就會亂象叢生、問題就會積攢成堆。應該說，提出“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已經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由于沒有對主要矛盾作出正確的判定，黨和國家的危機越來越深重。十八大后，習近平正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進行偉大斗爭，“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校正了黨和國家前進的航向。

　　貫徹十九大精神，更好地進行偉大斗爭，就要認清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要做的工作很多，工作就是斗爭，斗爭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是“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這是因為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一切反毛反共反社反習的言行作堅決的斗爭。反毛反共必反習是當前斗爭的新動向。

　　放眼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比我們表現更好。“人民高興滿意之日，就是敵對勢力難受之時”。現在的斗爭越來越激烈尖銳復雜，他們內外結合、上下結合，破壞黨群、干群關系，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盼著周邊起戰爭，盼著國內起動亂，對貫徹習近平的指示精神采取消極等待拖延的態度，不講真話不辦實事，坐等出事看熱鬧，甚至是陽奉陰違幫倒忙。他們深知扳倒習近平，就要搞垮a共產黨；搞垮a共產黨，就要詆毀毛澤東。毛澤東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擁毛還是反毛已成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

　　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一切反毛的言行作堅決的斗爭。認清貪官污吏、既得利益集團和黨內外反共反人民的右派，依附于外國的漢奸賣國勢力，一刻也沒有停止沉船、推墻、奪權，一刻也沒有停止蠱惑煽動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刻也沒有停止給習近平同志制造困難。認清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否定文革反毛反共進而反習。在黨中央沒有作出新的決議之前，要在堅持1981年歷史決議的同時，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初衷與“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做法區分開來。

　　鄧小平說，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出發點是好的。

　　王震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50年”。

　　王光美說，看現在的情況，毛主席當初是對的。

　　毛澤東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具體做法上也許有不妥的地方，但毛澤東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思考問題從來都是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習近平也是如此。從這一點出發，就能理解為什么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過于嚴重了。如果沒有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形勢的嚴重估計，就沒有老一輩革命家，在六a四事件和蘇東垮臺后，對毛澤東當年關于階級斗爭論述的新認識；就沒有40年后，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繼續革命、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變理論的全面認可。

　　毛澤東熱自九十年代興起，一浪高過一浪持續升溫，一方面表達了對毛主席感情的理性認可，另一方面表達了對非毛反毛及現實的不滿。習近平主政后，提出了發揚優良傳統，傳承紅色基因，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永遠在路上，把革命繼續推進下去等與毛澤東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觀點，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順乎黨心民意，推動著事物螺旋式上升。有人攻擊這是走回頭路，完全沒有道理。再說了，既然毛主席犯的是“左”的錯誤，“左”是什么？“左”是超越了歷史階段，那么，這個階段就還要經過。所以，當換了個說法、重復了毛澤東時代的做法，就感到是巨大的進步。像代表社會主義方向的《塘約道路》，不就是搞初級合作社嘛，人們卻感到了它推動社會進步的震撼力量。事實告訴我們，你可以不按毛主席的做，但你不要輕易說毛主席錯，輕易說毛主席錯，你就會犯更大的錯。人民群眾最反對污蔑先烈和英雄、最痛恨詆毀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我們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堅決和那些反毛反共反社反習的敵對勢力斗爭到底。

　　改革開放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開放觀：一種是建立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另一種是建立在自由化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觀。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尖銳對立說到底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還是搞私有化。十八大前之所以積累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解決不了的難題、想辦而辦不成的大事，黨和國家的確到了危機的邊緣。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自由化私有化利用市場經濟興風作浪。兩極分化和腐敗的根源，說到底也是私有化，私有化造成的商品交換原則無孔不入的滲透有關。計劃經濟從歷史發展看，高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是人和魔鬼結盟，要時時牽著魔鬼的鼻子，否則，隨時都可能被魔鬼吞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是一種私有制向另一種私有制的過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應該是公有制向公有制的過渡。如果搞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私有企業在黨內找到代理人，成了親兒子，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從十六大以來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很強的針對性。問題是多年來的改制之風一直在動搖著公有經濟，一賣了之、一送了之，有的人因改制一夜暴富，廠長經理頃刻之間成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無數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化為私有，既動搖了公有制，又導致了兩極分化和腐敗。要從根本上解決兩極分化和腐敗的問題，實現人民的美好生活，就必須堅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現在一些地方私有經濟已占80%以上，一些人對習近平“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置若罔聞，對“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不感興趣，對“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勁頭十足，借混改進一步推行私有化，不遺余力地弱化虛化公有制經濟、強化實化私有制經濟。為什么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卻會出現后一個“毫不動搖”地發展私有經濟總是動搖著前一個“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經濟？這是因為：為公，強調十分做不到五分；為私，開一分的口子可以做到十分。何況一些以權謀私的腐敗分子處心積慮地化公為私，想迅速完成原始積累，達到“共產黨執政我有權，共產黨a垮臺我有錢”的目的。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共產黨是不能領導資本主義和私有化的。

　　私是萬惡之源，淫為萬惡之首。《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兩個決裂”（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決裂）是完全正確的。人人在追求美好的生活，但當社會經濟上不平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特別是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安全這個比吃的好一點差一點更重要的問題凸顯時，國家治理一定是出了大毛病。食品藥品不安全、吃菜喝水不安全、小孩出門不安全……過去一個公社一個公安員，現在一個鄉鎮二三十個公安（治保）員，警察林立、安檢繁雜，不就證明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不就證明著毛主席抓階級斗爭、用“抓革命促生產”促進社會發展是正確的嗎？連普通百姓都懂得“誰為公家造假”時，公有制是假冒偽劣的克星還不是明擺著嗎？這初心，那初心，共產黨的初心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兩個徹底決裂”。因此堅持和強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從公有制企業的數量上劃一條警戒線，所占比重不少于百分之五十幾；質量上劃一條高壓線，明確那些領域、那些部門的公有制經濟是動不得的，動了就是違法，堅決制止一些地方領導提出的通通可以民進國退的主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有一個進程表、時間表。多種經濟成份并存，有一個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補充不能侵吞主體，更不能變成主體。這應當成為全黨的共識。初級階段已過了60多年，要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向中級階段、高級階段，決不能退回到1956年之前去，更不能退回到1949年之前去，讓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何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公有經濟的實力要達到什么程度、占到多大比例要昭示全國，讓搞社會主義的人吃上定心丸，使搞資本主義的人望而卻步。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兩條原則“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糾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極權資本主義”等問題，旗幟鮮明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強調做強做大做優國有企業，堅決反對借混改搞私有化，為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分配不公，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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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此文是作者2018年3月16日在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理論研討會》發言，有修改；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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