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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實現共同富裕勢必突破慣性思維

點擊：3702 作者：何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3-17 08:46:36

實踐證明，只有將公有制經濟做大做強，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可否認，目前公有制經濟不盡人意，尤其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顯得更為艱難。但是，問題的癥結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我們在改革中盲目推崇西方資本發達國家的發展思維，慣用西方思維解釋中國現象，套用西方模式解決中國問題。當然，這并非意味著否定改革，我們的許多改革還是做對了，但做錯的也不少，有些決策和做法不僅脫離了我國的國情，而且偏離了公有制的發展方向。扭轉這一局面，勢必突破慣性思維。

一、重新認識改革前的中西方差距

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第二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團去西歐五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訪問。回國后，谷牧副總理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關于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報告提出了一個當時被稱為“石破天驚”的結論：“我們現在達到的經濟技術水平，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差距很大，大體上落后二十年，從按人口平均的生產水平講，差距就更大。我們一定要迎頭趕上，改變這種落后狀況。”

考察和討論的結果，最終促成了中央推行對外開放的決心，當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戰略決策。然后，由此開始國內掀起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熱潮，如國企改制就是這一背景下進行的。回顧這段歷程，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無可非議，問題在于我們強調中西方的現實差距，忽視了中西方的歷史差距，因而不僅未能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進一步認識公有制的優越性，進一步將鞍鋼憲法發揚光大，而且將共和國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大批國有企業解散，將大量貴重的地礦資源讓私人壟斷。

眾所周知，1949年中國與西方資本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我們落后二十年，而是落后一百多年。站在這一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改革前我們與西方資本發達國家的差距至少縮短了80年，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對此，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著名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談到毛澤東時代曾作出以下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況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得到了貫徹，如禁止童工，還有農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對最窮困者們的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們，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雖剛起步但相當全面的醫療保健體系，這使得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

——“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都毫不遜色。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而在世界發展中國家絕無僅有。”

顯然，中國這一時期的發展堪稱世界奇跡。為此，熟知中西方差距的錢學森同志，九十年代在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楠森、張光武、王東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錢學敏四位同志的一次談話中，強調說：“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但是，直到今天，體制內不少人對中西方差距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改革初期，因而不僅內心里不看好公有制經濟，而且千方百計套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

二、重新認識家庭承包制及農村集體化道路

家庭承包制當時的確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并且普遍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這一事實不可否認。但是，這一積極性是短暫的。1985年開始，農民種地積極性一直減退；1990年后，外出打工的農民不斷增加；到2000年時，老年人無力種地，中年人不想種地，青年人不會種地，將來誰來種地的問題已十分突出。之后，農村流出人口不只是外出打工，包括教師上班、學生上學都想辦法逃離農村。

家庭承包制之所以當時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就在于家庭承包制突出體現了家庭的自主權，實質是確立了家庭自治的權利。這一積極性之所以是短暫的，又在于家庭自治的積極性僅僅體現在承包的土地上，卻未能體現在集體的事業上，因而個體生產獲得自由時，國家計劃失控、市場失衡、危機頻發；農民溫飽問題得以解決時，集體經濟不斷瓦解甚至出現嚴重負債。與此同時，組織難、計劃難、種植難、銷售難、耕地難、澆地難、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一系列問題暴露。可見，家庭承包制下的經濟依然是小農經濟，勢必出現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現象。

相反，改革后仍然堅持集體化經營的鄉村，不僅沒有外出打工現象，而且吸引了許多外來人員，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實現了生產機械化、管理企業化、發展生態化、民主大眾化、集中組織化、保障集體化。其中個別村已實行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日常所需基本免費的分配制度。

顯然，當家庭承包制下的鄉村普遍陷入困境時，那些堅持集體化道路的鄉村展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這些鄉村之所以能夠將主流經濟理論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變為可能，不僅在于堅持集體所有制的發展方向，還在于鄉村治理模式由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體所有制走向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即鄉村管理不再是以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體制，而是村社一體化的管理體制。這無疑標志著新型集體經濟的確立，即新型集體經濟不再是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體經濟，而是鄉村自治下的集體經濟。鄉村自治既能克服政府管治固有的官僚主義，又能避免家庭自治各自為政的困擾，從而充分發揮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

可見，以往人民公社的不足不是集體所有制的問題，而是管理體制和機制的問題。農村改革最大的亮點就是新型集體化村開創的治理模式——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然而，直到今天，體制內很多人仍然將人民公社的管理問題歸罪于集體所有制，因而內心里不看好集體化道路，認為新型集體化村是另類。

三、重新認識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及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針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經濟，計劃經濟并非意味著不要市場經濟。計劃經濟立足于國家市場，自由經濟立足于自由市場。實踐證明，單一的計劃經濟或單一的自由經濟都不能形成理想的市場經濟。為此，有必要結合以往的經驗教訓重新認識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及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1. 單一的計劃經濟勢必導致自由市場匱乏。建國初期，中央曾提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既要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又要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既要以計劃生產為主體，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既要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又要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這一理論將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有機地統一起來，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們的工作較好地體現了這一理論，隨后被公認為改革前三十年穩定發展的最好時期。至于人民公社時期自由市場匱乏的問題，不是計劃經濟必然帶來的，而是我們強調計劃經濟的同時，忽視了自由經濟的補充。

2. 單一的自由經濟勢必導致經濟危機。以農業為例，改革初期，由于我們較好地把握了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關系，因而被公認為農村改革以來的最好時期。之后，由于計劃經濟缺失，導致市場失衡，危機頻發。如：曾經多地大面積出現土豆賣難、大白菜賣難、辣椒賣難、大蒜賣難的問題以及山東菜農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等。這些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防止生產大起大落最有效的辦法不是產后的市場，而是產前的計劃。放棄計劃經濟就意味著轉向自由經濟，任何高明的政府官員或經濟學家都很難預測產后的市場會是一個什么情形。另外，目前房市面臨的嚴重危機，各地重復建設造成的巨大浪費以及城鎮化一味造城擴城引爆的政府債務危機等，分明是自由經濟導致的結果。

3. 社會主義經濟必須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經濟推崇集體主義思想，強調國家利益至上，因而有利于實行計劃經濟。相反，私有制經濟追求個人利益至上，勢必各自為政，因而不利于實行計劃經濟。并且只有將公有制經濟做大做強，才能確保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納入計劃經濟實施的范疇。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即使國家實行計劃經濟，也很難行得通。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強調“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鄧小平同志也一直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而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江澤民同志曾經特別強調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而不能變成對計劃經濟的否定，更不能變成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否定。但在改革實際中，計劃經濟日愈缺失甚至被全盤否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農村集體經濟不斷瓦解，以及國企改制將大批國有企業解散的實際情況，是改革私有化導致的無奈結果。假如國企改制沒有將大批國有企業解散，而是在堅持國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將鞍鋼憲法發揚光大，將提名企業干部的權利下放到企業黨組織，將推選企業領導的權利交給企業職代會，將國家貴重地礦資源的開發交給需要轉型的國有企業，或許今天國企職工期待的四大免費早已納入計劃經濟實施的范疇。然而，至今體制內仍有許多人受西方資本國家發展思維的影響，不僅沒有意識到放棄計劃經濟就意味著轉向自由經濟，而且將自由經濟帶來的危機歸罪于公有制經濟。

總之，思維決定格局，格局決定結局。實現共同富裕，不僅要有積極熱情的態度，更要突破慣性思維的束縛。

（作者系山西省代縣縣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咨詢委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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