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談“共同富裕”，不可回避這三個基本問題
點擊： 作者：趙磊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2-02-24 20:40:33
論“共同富裕”的三個基本問題
作 者：趙 磊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時隔不到兩個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中央有關促進“共同富裕”的意見得到了輿論的一致點贊。人們普遍認為，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示范區深得民心，此舉充分展示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踐行宗旨”的堅定決心，也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因此，“共同富裕”示范區的創設很及時，很必要，很給力。然而，在“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等基本問題上，人們的看法仍存在不少分歧。筆者就此做一些討論，也算是“拋磚引玉”，請方家賜教。
一、何謂“共同富裕”
眾所周知，一段時間以來“共同富裕”成了敏感詞，被某些人刻意回避，甚至被某些人嘲笑。大家想想，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如果連“共同富裕”都成了敏感的禁忌詞，豈不是天大的悲催？令人欣慰的是，“共同富裕”在當下成了熱搜詞。然而，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怎樣實現“共同富裕”，似乎仍處于不甚了了的朦朧狀態。尤其是究竟應當如何定義“共同富裕”，或許有人覺得這個問題沒有必要過多糾纏，然而筆者認為未必。
“共同富裕”這個概念的核心詞是什么？是“富裕”。沒有富裕，“共同”的內容就不知所云。所以，“共同富裕”不是絕對平均主義，更不是共同貧窮。那么，富裕的基礎是什么呢？從根本上說，富裕的基礎只能是人類的勞動，只能是勞動者的實踐和創造活動，以及由實踐活動所推動的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一句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提升。不講生產力的發展，富裕是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的。所以，“共同富裕”這個概念首先要指向生產力的維度。
然而，生產力發展了，有了“富裕”，并不必然帶來“共同富裕”。因為，誰的富裕？富裕的主體是誰？這是“富裕”本身不可能回答的問題。必須強調，“共同富裕”的核心詞雖然是“富裕”，但是，“共同富裕”這個概念的要害卻在于“共同”這個定語。沒有“共同”，富裕的主體就不知所云。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富裕，不是“有富裕而沒共同”，“兩極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對立面。那么，“共同”的基礎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共同”的基礎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一句話，是生產關系的不斷完善和進步。不講生產關系的變革和完善，“共同”如何落實？“共同”只能是一句空話。所以，“共同富裕”這個概念必然要指向生產關系的維度。
由此可見，“共同富裕”既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產力概念，也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產關系概念，而是一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概念。當我們談論“共同富裕”時，一定要從這兩個維度去解讀。離開這兩個維度來談“共同富裕”，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有人拿“平均主義”說事，譏諷“共同富裕”是“共同做夢”。把“共同富裕”譏諷為“共同做夢”，不過是庸俗經濟學鼠目寸光的必然結論。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中，“共同富裕”并不是浮云。因為，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不僅“富裕”的標準是相對的、發展的，而且“共同”的標準也是相對的、發展的。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共同富裕”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人類社會不僅要向著更高的富裕程度邁進，而且必然通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路徑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當然，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僅指向物質層面的“共同富裕”，同時也指向精神層面的“共同富裕”。
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1]共產黨人之所以要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這既是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目標的必然邏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立場的必然選擇。“共同富裕”之所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呼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使然。正如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所強調的那樣：“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我們正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2]
資本主義有沒有“共同富裕”？沒有。即使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實現“共同富裕”。資本主義社會是有“富裕”而沒有“共同”，是經濟高度發達背景下的“兩極分化”。北歐的福利社會雖然是當今世界上基尼系數最小的國家，但它們既沒有、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生產關系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不敢提“共同富裕”，也無力實現“共同富裕”，就在于“共同富裕”的要求必然與生產資料的資本私人占有制度相抵觸。所以囿于階級立場，資產階級既不敢，也不能提出“共同富裕”的口號。
富裕是個歷史范疇，富裕的標準和內涵總是相對的、發展的。就更高層次的要求來看，當代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仍然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然而，正如許多學者所看到的那樣，當代發達國家所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其實已經為促進“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促進“共同富裕”的訴求之所以未能在發達國家成為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力不夠發達，而是在于這些國家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仍然深陷于資本主義的“路徑依賴”之中，而難以自拔。
毋庸置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共同富裕”是“有差別的富裕”，而不是“同等富裕”。然而有必要提醒，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共同富裕”即使是“差別富裕”，這種“差別”，也只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差別”，或者說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差別”，而絕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差別”。我們不能將這兩種“差別”混為一談。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差別富裕”與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差別富裕”，二者有著本質區別。二者的區別在于：在社會主義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差別”是難以避免的“資產階級權利”——用馬克思的話說：“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3]，它必將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完善而逐漸趨于消亡。反之，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差別”，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痼疾，它必將隨著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而日趨尖銳。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定義的“共同富裕”，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共同富裕”，而不能是別的“共同富裕”。
二、如何實現“共同富裕”
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發展生產力，當然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但是，發展生產力只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倘若沒有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改進和完善，倘若沒有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切實保障，那么經濟再發達的社會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這也正是我們之所以要強調“分好蛋糕”的意義所在。由此可見，在高質量發展經濟的同時，不斷完善生產關系、有效調整分配關系無疑具有相當明確的“問題導向”。對于如何實現“共同富裕”，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了原則性的指導：“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幫后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4]
這里有幾個關鍵詞值得我們重視。第一個關鍵詞是“分階段”。“分階段”的原因，就在于“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是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必須“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舉一個例子，原始社會有沒有“共同富裕”？原始社會是有“共同”而沒有“富裕”，是低水平的平均主義。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生產力極其低下。所以，考慮到生產力發展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同富裕”必須分階段推進。第二個關鍵詞是“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原因就在于：“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所以，現階段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第三個關鍵詞是“堅持循序漸進”。“循序漸進”的原因就在于，必須“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所以要“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在此基礎上，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進一步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5]上述有關分配關系的制度安排，在學界引發了廣泛討論。那么應當如何理解“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筆者認為，只有在“分階段”和“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堅持循序漸進”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正確把握“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基于這樣的理解，筆者認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進程可以考慮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縮差”，即積極縮小收入差距。基本原則是：在現有經濟基礎的前提下，主要通過公共財政的作用，較大力度地縮小貧富差距。最近，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以家庭為單位，將中國14億人的人均月收入分為11個等級，每個等級的收入和人數各不相同。月收入低于500元人民幣的有2.1589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以下的約有5.5億人。此前有報道說，我國有6億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由此可見，“縮差”的任務非常艱巨。“縮差”階段應當堅持三個原則：(1)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借鑒和發揚精準扶貧的經驗；(3)充分運用舉國體制的優勢。第二個階段是“培基”，即培育能有效促進“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基本原則是：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礎上，要發展壯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動適時地培育公有制經濟，鼓勵創新公有制實現形式。第三個階段是“強基”，即強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基本原則是：在公有制主體地位得到鞏固的條件下，還要不斷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實現“共同富裕”筑牢堅實的基礎。
三、促進“共同富裕”的現實路徑
對于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目前的試點正在積極穩步推進，可操作的措施也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可以預期的是，三次分配以及未來的公共財政和稅收政策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學界對此已有比較廣泛的討論，不贅述。在這里，筆者想從就業的角度，討論一下促進“共同富裕”的現實路徑。
眾所周知，促進“共同富裕”的艱巨任務面臨著國際和國內新的挑戰和機遇。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在未來不會太短的一個時期，新冠疫情對人類的影響都會具有“天命管人命”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質。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最顯著的影響，就在于對人類活動(政治、經濟和軍事全方位)的抑制。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講，新冠疫情有效抑制了人類欲望的釋放和人類活動帶來的能量轉換。與此同時，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美關系在世界經濟格局的力量對比變化中也同樣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質。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布局不僅是新冠疫情持續與中美關系演變疊加的必然產物，更是我國面臨挑戰和機遇作出的正確選擇。問題是“國內大循環”如何落實？我國的內需如何擴大？高質量發展如何提升？
這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問題引發了學界和業界的熱議。業內人士提出的各種思路，以及經濟學界專家開出的藥方，基本上仍是在凱恩斯經濟學的邏輯中發力。就筆者的觀察所見，除了力推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引人注目的，就是有學者提出了“收入倍增計劃”。順便指出，“收入倍增計劃”并非今天中國學界的首創，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就曾經實施過。為了盡快解決二戰后由經濟問題導致的國內局勢嚴重不穩定，1960年上任的池田首相采納了下村治的建議，并推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要求，1961-1970年10年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收入都要實現翻番，即年均增長率應達到7.2%。
公允地講，該計劃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起到了一些效果。然而，該計劃的效果能否持續？該計劃是否具有普適性？特別是，該計劃有哪些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半個世紀過去了，世界歷史和日本后來的發展情況就擺在那里。事實表明，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引致的內在矛盾值得后人警醒。比如，在實施“收入倍增計劃”的10年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78倍，但國民工資實際上只增長0.94倍，并沒有和經濟增長完全同步[6]。雖然“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戰后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一步，但是，該計劃本質上并不是真正要實現勞動人民的收入增加，而是為壟斷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提供一個途徑而已。一言以蔽之，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資本在與勞動博弈中的勝利。其結果，通貨膨脹、兩極分化、大都市人口過密化和農村人口過疏化等問題愈益嚴重。如果“收入倍增計劃”真的就是靈丹妙藥的話，資本主義早就終結人類歷史了。
曾經在日本有一定效果的“收入倍增計劃”，如果今天的中國照搬照抄的話，未必有效。原因很唯物：當下中國的情況與當年日本的情況相比，已經有很大的不同。這就叫：“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日本當年的情況，在此不展開討論。這里只強調一點：如果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尚不顯著的50年前，“收入倍增計劃”或許還有一定的治標效果，那么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人工智能和科技的迅猛發展，這一類治標的措施已經越來越無能為力了。問題的癥結是：在市場經濟的現實背景下，“收入倍增計劃”要想落地，就必須建立在勞動者“有事可做”的基礎上。倘若勞動者無事可做，那么“收入倍增計劃”難免成為無稽之談。
嚴峻的現實就擺在當代社會面前：在人工智能越來越取代人的生產功能的背景下，人們的消費資格將怎么確認？沒有工作崗位，勞動者的收入將從何而來？換言之，在勞動力越來越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今天，一切所謂的“收入倍增計劃”都將遭遇一個致命的障礙：如果沒有就業崗位，勞動者獲得收入的資格何在？主張“收入倍增計劃”的學者雖然也看到了保障就業的重要性，可是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如何才能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利呢？問題在于，在雇傭勞動的背景下，就業的邏輯越來越趨向于：“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來做，甚至完全讓機器人來做”[7]。總之，雇傭勞動的悖論在于：一方面，勞動者的就業要靠越來越多的私有企業提供；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私有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卻越來越少。這就是“收入倍增計劃”在當今社會的致命障礙所在。
就業形勢面臨的“致命障礙”，并不是理論上的“杞人憂天”，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統計數據過于枯燥，筆者僅舉兩個具有典型性的案例予以說明。
案例一：浙江某地的街道干部招聘。有8個名額，都被來自北大、清華的碩士和博士所占據。街道干部是基層的公務員，每天干的都是最瑣碎、最繁雜的事務。這樣的工作，高中畢業生就能干。但是，街道干部招聘不僅被碩士博士填滿，而且是來自大學金字塔頂尖的北大、清華的碩士博士。這就意味著，其他高校的同類都被淘汰了，連浙江最高學府浙江大學的畢業生也沒有一席之地。越來越多的人困惑：當今之世，能有幾個高校畢業生還從事與自己本專業有關工作的？越來越多的高校畢業生改行從事與自己所學專業無關的工作。大學教育與就業成了兩張皮。再好的大學的畢業生，哪怕是博士，進入就業崗位后都必須重新培訓。
案例二：哈佛女博士任職街道辦。據媒體報道：內地女子羅某某，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卻在前年出任廣東深圳市桃源街道辦副主任，此事引起了熱議。有人認為，如此高的學歷不當科學家非常可惜，是大材小用；亦有人認同支持；還有人認為是人浮于事，求職困難。問題在于，人們的知識和學識越來越高，可是為什么就業形勢卻越來越不樂觀？大家想想，如果雇傭勞動關系仍然是就業的唯一渠道和唯一形式，那么勞動者的收入要想在未來得到倍增，顯然具有相當難度。北大、清華甚至哈佛的博士、碩士直奔基層，當然有著時代的積極意義，但也傳遞出一個信號：就業形勢相當嚴峻。
總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雇傭勞動制度越來越難以解決勞動者的就業問題，這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內生矛盾的必然結果，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外在表現。換言之，在雇傭勞動制度的條件下，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基本上就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有人反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雇傭勞動制度的弊病又能怎么樣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只善于批判，卻開不出具體藥方，那又有什么用？”可悲的是，某些“馬克思主義專家”也是這么認為的。在筆者看來，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定位于“只會批判，不會建設”，說輕一點，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無知；說重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歪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具體措施”重不重要？當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道理”。
俗話說得好：“小勝靠智，大勝靠德，長勝靠道”。具體措施是取得小勝之“智”，基本道理是取得大勝之“德”，基本邏輯是取得長勝之“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具體措施與基本道理、基本邏輯的關系，是“智”“德”“道”之關系，或者說，是“器”與“道”的關系。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道理長期被邊緣化的背景下，若談馬克思主義具體應用的“技術”或“器用”，能引起重視嗎？能真正落實嗎？如果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和基本邏輯都不認同，又談何“具體措施”呢？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不斷強化的今天，馬克思主義學者首先應當努力為之的，恐怕不是能不能提出建設性的“具體措施”，而是能不能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道理”達成起碼共識。
在擺正了“道與器”關系的前提下，下面筆者談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具體措施”。不論是發展經濟還是促進“共同富裕”，都必須以就業保障為基本前提。換言之，就業保障是促進“共同富裕”的現實路徑。然而，如何保障勞動者充分就業，與西方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的對策卻截然不同。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筆者認為未來我國就業的基本保障，既不能完全依賴雇傭勞動制度的自發性，也不能完全指望私有制企業的自覺性。一言以蔽之，未來我國就業的基本保障，除了繼續發揮各類私有企業的積極作用以外，還必須更好地發揮“以人民為中心”的政府的作用。對此，筆者提出三點建議：(1)在國有企業和國家事業單位逐漸實施輪流工作制的試點——即原來一個人的工作，逐漸由越來越多的人來承擔；(2)通過經濟激勵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引導私有制企業逐漸實施輪流工作制；(3)在此基礎上，使得逐漸擴展的“靈活就業”和越來越多的“閑暇時間”并行不悖，形成輪流工作制的普及與勞動者收入的增加比翼齊飛。
有人質問：“這是不是又要吃大鍋飯呢？”這樣看問題的人，筆者以為或許是深陷于“過勞死”的就業邏輯中思考問題了。對于這個質問，筆者的回答是：其一，名稱只是表征，重要的是二者的區別。我們要用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未來的“輪流工作制”不是過去的“吃大鍋飯”，二者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其所以不同，就在于經濟條件、科技水平以及社會背景，今天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二，隨著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實施靈活的“輪流工作制”必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否則的話，一邊是部分勞動者“過勞死”或“996”，另一邊卻是越來越多的人“沒活干”“內卷”甚至“躺平”。由此可見，“輪流工作制”不僅是解決未來社會就業的重要路徑，而且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其三，勞動者自由時間的增加而不是工作時間的增加，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換言之，“過勞死”的就業邏輯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生產力性質了。所以，“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不是社會的退步，而是社會的進步。其四，與其讓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失業領取救濟“混吃等死”，不如讓勞動者有計劃地輪流工作并獲得報酬，這或將從根本上緩解當代社會承受的就業難題。面對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為什么我們就不能跳出雇傭勞動關系的邏輯來看待“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呢？
不論采取什么舉措來解決就業問題，其中都必然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效率邏輯和就業邏輯：“過勞死”是雇傭勞動的效率邏輯，而“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才是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的效率邏輯；“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做”是資本主義的就業邏輯，而“一個人的工作N個人做”才是社會主義的就業邏輯。因此，與雇傭勞動的“過勞死”的就業模式不同，社會主義的就業模式必然蘊含著馬克思主義邏輯，即：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應的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筆者以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邏輯的逐漸展開，乃是中國解決就業難題以及促進“共同富裕”的現實路徑。
當然，雇傭勞動就業模式的消亡，必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私有制背景下的雇傭勞動必然在解決就業難題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我們對此應當有清醒且客觀的認識。因此，社會主義就業邏輯的全面展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必然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因素、各種變量以及各種力量的此消彼長，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
注 釋：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頁。
[2]《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李克強汪洋王滬寧韓正出席》，新華社官方賬號，2021年8月17日。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頁。
[4]《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李克強汪洋王滬寧韓正出席》，新華社官方帳號，2021年8月17日。
[5]《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李克強汪洋王滬寧韓正出席》，新華社官方帳號，2021年8月17日。
[6]王志平：《對“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能一知半解》，《文匯報》，2020年9月1日。
[7]關于“N個人的工作一個人來做”的邏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趙磊等《世界處在巨變的前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觀察維度》，《江漢論壇》，2017年第1期。
（作者系《財經科學》常務副主編，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原載《江蘇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1期；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王宏甲、蕭雨林 | 共同富裕，一個村莊的信仰與堅守——山西汾陽賈家莊鄉村振興啟示錄
2021-11-03王宏甲 蕭雨林：共同富裕，一個村莊的信仰與堅守——山西汾陽賈家莊鄉村振興啟示錄
2021-11-02?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建言點贊
圖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