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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國社科院的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協委員張順洪教授建議將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標準。”修改為“在國家絕對控股的基礎上，放寬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

　　程恩富、張順洪兩位教授在建議中說：

　　第一，近40年來，中國沒有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金融系統實行了比較嚴格的管制措施，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的規模較小，他們還不足以與中國國有金融資本抗衡，進而還不能操縱中國的匯率、利率等資產價格，也很難影響我國的股市等金融市場。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危機爆發國造成的損失之大、危害之深、影響之久，是有目共睹和令人膽寒的。因此，我國的金融政策更應該充分體現“審慎原則”。

 

　　第二，我國2015年的股災造成的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加上其他金融問題的存在，至今仍然存在著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隱患。我國金融系統的資產負債結構并沒有顯著優化，房地產等高風險的貸款占比仍比較大。

 

　　第三，如果我國在現有情況下，“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容易伴隨外資的大規模進入而推動人民幣更大幅度的升值，這將對我國出口產業造成較大影響。1985年美國強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導致日本本土產業空洞化的悲慘教訓，我們需要吸取。

 

　　第四，世界發達國家的銀行普遍不讓外資控股甚至持股，因而為了落實“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和關于防風險的攻堅戰這些重要講話精神，我們建議在今后的文件中表述為“在國家絕對控股的基礎上，放寬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

 

　　第五，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時刻謹防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在關鍵領域聯手對付我們。如果放開外資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金融領域的股比限制，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就可能伺機給我國股市等金融市場和人民經濟生活制造混亂和社會動蕩。這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不希望看到和不得不防的大事!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與美國還有較大差距，在相當長時期內也是難以與西方資本主義大國集團抗衡的。因此，現階段我國決不能對外資股份放開限制。

　　對于程恩富、張順洪兩位教授的建議我非常贊成，而且我以前也寫過類似的文章，建議政府對金融開放持極為嚴格和謹慎的態度。從近代資本主義以來，特別是從美國取消美元與黃金的錨定以來，我們還沒有發現全面開放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取得成功，沒有一個開放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家沒有被西方發達國家洗劫財富，而且這些國家的財富全都呈周期性被洗劫的狀態，幾乎無一幸免。中國現在人均國民收入仍然處在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邊緣，隨時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一個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設置的理論騙局，讓這些國家以為是一種經濟現象，而實際上是一個政治陰謀。而目前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隨時都可能掉進這一政治陷阱的邊緣，此時全方位開放金融市場，讓外資進入中國控股中國的金融機構，控股作為國家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銀行，提出這一政策建議、作出這一決策的人或機構是否認為中國已經做好了充滿的準備？中國是不是已經完全有把握不懼外國資本對中國的周期性洗劫？我個人認為目前的中國并沒有做好充滿的準備，此時提出這一政策并做出決策將使中國冒極大的風險，而且我們也沒有從政府的任何材料中得到中國全面開放金融市場的必要性的論證說明。

　　在這里我們會想起2015年發生的中國股災，這是一次國內外勢力相互勾結造成的金融災難，我們也不會忘記2016到2017年中國外匯儲備突然大規模減少、危急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重大事件。程恩富、張順洪教授在建議中提到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危機爆發國造成的損失之大、危害之深、影響之久，是有目共睹和令人膽寒的。”

　　我們可以反思一下，為什么實行民主制度、進行市場和金融全方位開放的拉丁美洲始終走不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為市場和金融這兩大領域過度開放所產生的后果，在國力不夠強大時過度開放市場和金融領域的結果只能是被發達國家的資本周期性的洗劫，這已經是規律，不僅是拉美國家的規律，也已經成為亞洲和非洲各發展中國家的規律，整個東南亞在經歷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二十年過去了，泰國、菲律賓、印尼這些曾經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國家現在仍然沒有走出困境。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立即通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霸主的優勢地位大量釋放貨幣，通過四次量化寬松向市場釋放數萬億美元，成功地將危機轉嫁給了歐洲及其它發展中國家，俄羅斯、巴西、南非、委瑞內拉、土耳其等國紛紛在金融危機中倒下，資本大量外逃、金融體系幾乎崩潰、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俄羅斯盧布大幅貶值，危機前其GDP換算成美元還有2萬多億，危機后只有1.46萬億，國民財富被洗動了幾乎一半。中國的高房價也因此而來，中國最后之所以有驚無險沒有倒下，就因為中國有一道金融防火墻。現在政府要將這道防火墻拆掉，我們不知道其底氣從何而來？

　　現在我們會想起另一件事，那就是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混改”，而且國有企業“混改”已經作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大規模推行。2017年8月19日，我曾就“混改”寫過一篇評論，題目是：《誰在利用混改圍獵央企》，我在文章中寫道：

　　“當前正在進行的央企混改其核心是向民營企業出讓部分股權，或讓管里層或部分員工持股，這些正在進行混改的央企全是事關國家經濟控制力、影響力的戰略性經濟領域，可能暫時不會出現由某個民營企業控股某家央企的情況，但閘門一旦打開，未來中國央企的道路怎么走還真不好說，既然已經有人開始惦記央企，以后圍獵央企、搞垮央企、吞噬國有資產的行動一定會更加肆無忌憚。”

　　“現在央企是整個中國經濟中最后的優質資產，在此前數十年大量賤賣國有資產、讓一部分人猖狂掠奪國有資產之后，一些利益集團惦記央企這塊肥肉是必然的，在過去這些年，中國不僅產生了權貴資本集團，而且可能在圍獵、掠奪央企這塊肥美蛋糕的時候，產生一批控制中國經濟的新財閥。”“當前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一些奇怪現象，如轉基因生物技術市場對外資開放，種子市場面臨淪陷，中國農業市場大門敞開，中國農產品正在國外農產品沖擊下節節敗退。現在又出現了利用混改將央企股份出賣給少數財閥的情況，我不知道這是何用意，是要達到什么目的。”

　　“最近我看到有人在宣傳中國那些即將進行混改的央企效率低、負債率高的負面新聞，這是要在混改中壓低這些企業價值的節奏嗎？這是開始賤賣央企資產的節奏嗎？”“美國經濟是被財閥控制的，日本經濟是被財閥控制的，韓國經濟也是被財閥控制的，現在有人想讓中國經濟也被財閥控制。一國之經濟被少數財閥控制，特別是被少數連其性質都說不清的財閥控制，對國家和人民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現在我們一定要高度警惕在所謂的混改過程中那些說不清性質、也不知道代表誰的利益的跨國企業趁機掠奪中國央企這塊中國經濟中最后的優質資產，如果這些資產變了顏色，中國經濟也就變了顏色，中國也就變了顏色，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也就連皮都不存在了。”

　　“混改到底因何而生？又想達到什么目的？此時此刻如果我們不能奮起捍衛國民經濟公有制的性質，不能奮起捍衛法律賦予的國家公有制性質，中國將真的可能變色。”

　　現在我們再從央企混改回到金融全面對外開放，可以將金融全面對外開放當作央企混改的擴大、深化和延伸，因為金融機構，因為銀行是中國央企中最具有戰略性、控制性、全局性的資產，是核心中的核心、關鍵中的關鍵，是中國自市場全方位開放后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現在政府要打開這道閘門，是真的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這里我們如果繼續思考，會將央企“混改”和金融全方位開放當作一種繼續市場化、私有化的道路選擇，如果如此，那問題將更為嚴重，因為中國在市場化方面已經走得相當遠了，在私有化方面也已經走得忘記了初衷，在一些持自有化經濟思想的經濟學家和某些官員那里，一直都希望中國在私有化方面走得更遠，對此我是堅決反對的。2016年9年7日，我曾寫過一篇評論《我為什么堅決反對私有化？》，后來這篇文章被“求是”官方微博轉發，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在文章中指出：

　　“這是一個關乎中國經濟發展全局的大問題，也是一個關乎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無論有多少經濟學家和公知們叫喊要將中國國有企業私有化，我都會堅決反對，我國國有企業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那是通過改革不斷完善的問題，而不是需不需要的問題。說得輕一點這是改革的問題，說得重一點，這是一場戰爭，國有企業的生存關系到中國的國運，也關系到普通大眾的生活。”

　　我在評論中提出了三個觀點：

　　一是必須從戰略和全局上來思考國有企業改革。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掌控了全球經濟的制高點，控制了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的制高點，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成為了發達國家的打工者，中國現在人均收入才8000多美元，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在4萬美元左右，是中國的五倍以上，更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十倍二十倍，他們高額利潤來源的主要途徑是金融壟斷和高技術壟斷，主要是掌控關鍵技術，掌控產品的定價權。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對經濟命脈的控制，就永遠逃不出給發達國家當奴隸的命運。前蘇聯在解體的時候，采取的是休克療法，也就是將90%以上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甚至連一些關系到國家核心控制力的企業也都私有化了。在這一過程中，瓜分國有企業的主要是兩類人，一類是權貴階層和原企業管理層，另一類是國外的資本巨頭。工人階級一夜之間一貧如洗，國家數十年積累的財富全部被新生的資本家集團（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瓜分，產生了無數億萬富翁甚至千億富翁，而且那些獲利者不是將所獲得的巨大財富留在國內進行投資發展，而是大多選擇了將財產轉移到國外去揮霍或投資。其結果是兩個：一個是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力完全喪失，一個是勞動人民整體陷入貧困狀態。蘇聯解體前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四倍，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總量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雖然一個是前蘇聯，一個是俄羅斯，不具有可比性，但無論是國家還是人民所遭受的損失和傷害都是巨大的。普京上任后，最先做的是打擊資本寡頭，收回能源等關系國家命脈的行業控制權，現在俄羅斯的主要收入主然依靠由國家控制的軍工和能源兩大產業，而私有化之后的其它產業依然沒有得到發展，那些民營企業都被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打垮、吞并或收購。再看南美洲國家，南美洲國家長期作為美國經濟的后院，并沒有獲得美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拉丁美洲經濟幾乎完全被美國的跨國公司所控制，隨著美洲國家政治和經濟獨立，南美國家經過近百年的奮斗，逐步發展了一部分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但每次經濟發展實現一次騰飛，其財富就會被隨后到來的經濟危機所吞噬，國有企業以極低的價格被美歐跨國公司收購，如此循環往復，到現在，以巴西、阿根廷、委瑞內拉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再一次陷入困境，只得再次變賣國有企業以渡過危機。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拉美國家都曾在國家經濟的控制問題上有過慘痛教訓，沒有國家對經濟命脈的強力控制，就無法逃脫西方發達國家對國家財富的反復洗劫，我建議大家都去讀一讀拉丁美洲近五百年來的近現代史，那是一部比中國近代史更加慘痛的歷史。

　　二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將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使工人階級更加貧困化。在實行私有化的企業里，工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工資普遍很低，由于我國“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的出現使得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價值的殘酷剝削的情形被掩蓋，在私有化企業里，工人的勞動時間從未得到真正保障，加班是常態，只有高強度和長時間工作才能得到可憐的工資，這是我國收入差距加大的最主要原因。在1998年前后進行的中小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浪潮中，看似國家擺脫了一部分虧損企業的包袱，實則是數千萬下崗職工和買斷工齡的職工隨后數十年極為困難的生活換來的。中國億萬富豪的財富爆發主要是以下幾個途徑獲得的：一是通過權力與資本結合后獲得，一個是中小國有企業管理者通過賤買國有資產獲得，一個是通過上市投機獲得，另外也有一部分是通過合法創業獲得，但沒有一個是通過勞動獲得。工人階級這個群體在一次又一次的國企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改革中失去了其地位，別說領導地位，就連合法保障其生活工作的地位都沒有得到，1998年的中小國企私有化改革與蘇聯解體時瓜分國家財富何其相似。我們無論是憲法還是黨章中都規定，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可你要問現在誰是工人階級，我想除了現在國有企業中的職工，真還說不清誰是工人階級，如果現在按某些人的想法，將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那么工人階級群體是不是就消失了？那么誰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否也就不存在了？將來誰來保證工人的利益？國企改革不僅關系到國家命運，也關系到工人階級的命運，這是關系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性質的大問題。

　　三是中國國有企業是實現國家核心戰略的主力軍。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迅猛，比如阿里巴巴、華為、萬達、騰迅、百度、京東等，但這些巨無霸民營企業中，除了華為等少數企業，許多為外資控股，特別是像阿里這樣掌控著中國網絡經濟命脈的超大企業為日本人控股，而且還在向金融、醫療、文化、教育、媒體等產業發展，它以其龐大的資本幾乎將觸角伸向了國民經濟能夠進入的所有領域，將來一定會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巨大威脅。我們都說現在中國缺乏知名品牌，可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改革開放前中國就有不少品牌產品，一改革一開放就被國外資本消滅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有許多品牌剛一在中國市場上形成氣候，就被國外跨國公司收購，然后這個品牌就消失了，國外企業需要的不是中國的品牌，而是需要中國的市場，他們要消滅中國市場上的一切中國品牌，然后由他們控制市場，控制價格。美國這些年一直在跟中國談什么？談市場開放和市場準入，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對美國來說簡直妙不可言，是個財富取之不盡的聚寶盆，所以他們所需要的就是進入這個市場，然后消滅中國本土企業和本土品牌。中國靠什么來支撐經濟迅猛向前發展并走出國門呢？靠的就是強大的國有企業。

　　現在作為國家名片走出國門、風云全球的除了華為等少數民營企業，就是國有企業，如中國高鐵、中國核電、中國電網、中國水電、中國電建、中國航天、中國軍工等等，當前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抵御國外資本大鱷的掃蕩，在重要戰略資源、戰略行業、戰略產業能夠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因為中國國有企業沒有被國外企業打垮，中國國有企業一直都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和資本大鱷覬覦的美味，一直都想吃掉而后快。為什么他們這么恨中國國有企業？是因為中國國有企業在許多關系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已經成為他們的有力競爭者，使他們不能以高出幾倍、幾十倍的價格向中國輸入他們的產品，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打破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壟斷權和產品定價權，使他們不能夠高高在上的享受巨額專利費、使他們不能專享高新技術產品的超額剩余價值，不能再讓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他們當奴隸，從而打破了他們設想的中國“低收入高物價”，他們“高收入低物價”的生存法則。

　　中國國有企業可以集中力量在一些重要產業和領域進行攻關，比如在航空航天領域，如果我們不是以國家的力量進行投資、研發和制造，恐怕永遠無法打破美、英、法的壟斷，如果我們不集中國家力量進行高速鐵路研發和制造，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高鐵引領世界，傲視群雄，如果沒有舉國家之力，也不會有今天中國軍事工業的快速發展，像印度一直到現在都仍處于購買發達國家武器而沒有形成本國軍工全產業鏈，如果沒有國家力量，也不會有今天中國北斗導航系統，而在國家安全上受制于美國和歐洲。中國制造能夠走出國門，能夠在全球制造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少數民營企業之外，主力仍然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

　　有人說，美國就很少國有企業，英國也把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怎么仍然好好的？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是先發國家，他們有著雄厚的資本，他們在技術上有著高于我們幾個代級的優勢，他們在市場上有著強大的壟斷優勢，他們的產品在規模生產上比我們要先進得多，如果我們完全放開我們的重要能源、稀有資源、金融、航空航天、國防科工等領域，中國恐怕會在所有重要領域都會被發達國家占領，我們只會剩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只會像俄羅斯、巴西等國家一樣出口資源。我覺得當年我國對農業領域的開放就沒有考慮中國農民的根本利益，沒有考慮中國糧食安全的問題，所以中國現在出現了飯碗不能端在自己手上的戰略性風險。西方國家雖然以私有經濟為主，但其跨國公司并不僅僅代表股東，也代表國家，受到跨國公司所在國家如同國有企業一樣的政治、軍事保護。再者，由于發達國家已經發展了數百年，他們在國外獲得的利益都能夠流回國內，而中國由于情況復雜，許多收益被轉移到了國外發達國家，一旦金融危機爆發，國家金融安全就會受到嚴重威脅。

　　從金融全方位開放說到央企“混改”，再說到國民經濟私有化，雖然是不同的話題，但涉及到同一個主題，那就是國家經濟和金融的戰略安全問題，當中國企業到美國去入股或收購美國金融企業時，美國政府卻非常堅決地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而進行限制，中國在全方位開放市場時，美國卻長期對中國實施高技術和武器禁運，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往往都對中國關閉金融領域的并購，并沒有向中國打開金融大門，而中國這個仍然很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卻不僅要全方位開放市場，而且要全方位開放金融領域，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在金融領域我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設置金融防火墻本來是中國避免發生金融危機、防止被外國資本洗劫的寶貴經驗，現在卻要揮刀自宮，自拆防火墻，讓人擔心中國會走上拉美國家一直在走、已經證明是失敗的路，因此在這里我要向程恩富、張順洪兩位教授表達敬意和支持，也希望中國在金融開放方面慎之又慎，不要重蹈拉美國家的覆轍。

　　（來源：昆侖策網，原載“李光滿冰點時評”微信公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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