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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馬克思主義自創立至今，整個世界歷史發生了重大變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由英國一個"典型國家"擴展到全世界。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出現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等多個形態。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完成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正在走向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是這一復興進程的第一階段，全球共產主義社會將是第二階段。此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將指引人類進入一個個性自由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應當為此做好準備。

關鍵詞：實踐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剩余價值理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作者簡介

在20世紀下半葉，曼德爾曾經指出：“與一般公認的信念相反，馬克思與其說是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還不如說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家。今天的西方世界遠比寫作《資本論》時的世界更接近《資本論》中的‘純粹’模型。”《資本論》第1卷發表于1867年，距今已經150周年，當時只有英國符合《資本論》的純粹模型。但是，正如國內有的學者注意到的那樣，到20世紀，美國成為符合《資本論》模型的典型國家。國際上甚至有學者認為，21世紀的中國也已經進入《資本論》的語境。習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期間就認為，《資本論》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擔任總書記之后更是多次指出《資本論》沒有過時。這些看法都很有啟發性。然而，按照馬克思自己的看法，他的理論的適用性僅僅限于“經濟的社會形態”，即“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隨著“人類社會”(或“人的社會”)的到來，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將改變其歷史形態，獲得新的發展。這就迫使我們思考，在21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進程中，馬克思主義究竟具有怎樣的前景？

無論如何，在“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尚未終結之前，談論馬克思主義的過時并無現實依據。但其對從“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向“人類社會”的轉折，卻具有決定性意義。前者以亞細亞的、古典古代的、中世紀的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為根據，屬于“經濟的社會形態”；后者以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為根據，屬于“人的社會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到21世紀，這個歷史判斷終于到了要執行的時候。

一、“經濟的社會形態”與“人的社會形態”的關系

把共產主義社會或“人類社會”作為立腳點，并不是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都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說到現在為止我們都不是具有自由個性的人。我們首先是“經濟人”，然后才是社會人、政治人、意識形態人等。所謂“經濟的社會形態”就是由經濟人構成的社會形態，即廣義的“市民社會”，它同“人類社會”即“人的社會形態”不同。這是因為，迄今為止，人的生活被分割為物質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個層面，其中“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并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形成國家和法以及各種意識形態。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這種割裂狀態才會結束，人才能夠進入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狀態。“人的社會形態”是由片面發展經濟到人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發展，然后形成每個人的自由個性的社會形態。

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就分析了為什么人會被分割為市民社會的成員、國家的成員和教會的成員，并且把市民社會的成員稱為“私人”，把公民社會的成員稱為“公人”，指明“政治解放對宗教的關系問題已經成了政治解放對人的解放的關系問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只有把它們再顛倒過來，才能擺脫經濟人的物性，通過“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恢復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人性，達到康德“人是目的”的要求。

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自我分裂的根源在于現有的實踐活動。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針對批評“經濟學家不講道德”的論調，馬克思評論說：“米歇爾·舍伐利埃先生責備李嘉圖撇開了道德。但是，李嘉圖讓國民經濟學用它自己的語言說話。如果說這種語言不合乎道德，那么這不是李嘉圖的過錯。當米歇爾·舍伐利埃論述道德的時候，他撇開了國民經濟學；而當他研究國民經濟學的時候，他必然地而且實際上撇開了道德。如果國民經濟學家同道德的關系，并非任意的、偶然的因而并非無根據的和不科學的，如果這種關系不是裝裝樣子，而是被設想為本質的，那么這只能是國民經濟學規律同道德的關系；如果實際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現相反的情況，那么李嘉圖對此又有什么辦法呢？何況，國民經濟學和道德之間的對立也只是一種表象，它既是對立，又不是對立。國民經濟學不過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現道德規律。”在馬克思看來，問題在于由于人的活動的異化而導致的各個不同生活領域本身的分裂：“每一個領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來衡量我：道德用一種尺度，而國民經濟學又用另一種尺度。”馬克思指出經濟學同倫理學的對立并不是偶然的：“這是以異化的本質為根據的，因為每一個領域都是人的一種特定的異化，每一個領域都把異化的本質活動的特殊范圍固定下來，并且每一個領域都同另一種異化保持著異化的關系……”經濟學以經濟人為研究對象，倫理學以道德人為研究對象，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對立不過是人的自我分裂所導致的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對立的表現而已。妥協者們形成一種錯覺：人可以選擇以經濟生活為手段，以道德生活為目的。實際上，異化勞動的事實表明，無論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都只不過是資本自我增殖的手段而已。只有通過“具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革命實踐的變革，實現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人才能重新變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這是因為，作為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共產主義“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通過人”表明人是手段，“為了人”則表明人是目的。隨著手段與目的的統一，一切由私有制造成的矛盾都消除了，人將進入一個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時期。因此，馬克思特別強調，作為私有財產的否定之否定的共產主義“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的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并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 “人類社會”不再是經濟的社會形態，而是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形態。從此以后，人將徑直成為“人”，而不再是自我分裂的經濟人、社會人、政治人和意識形態人。

強調實踐變革，并把強調實踐變革的唯物主義同人類社會聯系在一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始終堅持的觀點。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10條，馬克思明確提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立足于人類社會就是立足于市民社會的自我否定。這就表明，并不像某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仿佛舊唯物主義者不承認“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相反，舊唯物主義者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說明他們了解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是他們“沒有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因而看不到這種“現實的本質”的歷史性，看不到它的自我否定的一面。馬克思則從否定的方面看待市民社會，由此形成了“人類社會”的立腳點。

什么叫“人類社會”？為什么市民社會的自我否定就是人類社會？從前文的考察來看，答案已經很明確了。同“經濟的社會形態”不同，“人類社會”就是“人的社會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明確地把人類社會稱為“自由人聯合體”，在他們看來，人類社會的根本特征在于，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有人可能認為，如同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樣，馬克思的“提綱”仍然“不夠成熟”。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反杜林論》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終結》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時期”的著作吧？在本文一開始，我們就引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在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之后的一段話：“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這里，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提綱”一樣，不僅“人類社會”的概念又出現了，而且與“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超越、甚至與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共產主義”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超越聯系在一起。

《反杜林論》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成熟”階段的成果，后來恩格斯抽出其中三章編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這本小冊子一再重版，在恩格斯逝世前不久，他修訂出版了最后一版。在這本小冊子的結尾，恩格斯專門用一段話表明了他和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看法：“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斗爭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

總之，除了通常所謂的“三大社會形態”理論、四種生產方式理論或社會發展五階段理論外，對于馬克思來說，從早期到中期到晚期，最重要的其實是“經濟的社會形態”和“人的社會形態”(“人類社會”)的兩形態說。馬克思主義的立腳點是建立共產主義這一物質基礎上的“人類社會”，而不是建立在經濟人基礎上的“市民社會”。廣義的市民社會即由經濟人構成的社會，狹義的市民社會則特指資產階級社會。這是市民社會的最高階段，它必然走向自我否定，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二、從資本邏輯看21世紀世界歷史進程

21世紀將是一個資本主義滅亡、共產主義勝利的世紀。這一結論的得出并不是基于舊唯物主義意義上的“歷史”規律，而是基于實踐唯物主義意義上的“歷史科學”規律。

舊唯物主義者把歷史與“過去”聯系在一起，在他們看來，歷史學家們是“事后聰明”。很多人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四大生產方式是人類經歷過的經濟社會形態，屬于歷史事實，而共產主義卻是一種價值預測，能否實現有待驗證。有的學者(如波普爾)認為，歷史是不可預測的。歷史決定論只對于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才成立，因為對于黑格爾來說，這是思辨邏輯的規律；但對于唯物主義者來說是不成立的，因為人的活動的后果是不可預測的。《資本論》第1卷出版至今150年已經過去了，資本主義并沒有滅亡，這駁倒了馬克思主義。然而，馬克思主義在第100次、第1000次“被駁斥”以后，馬克思的反對者們又總是再對馬克思主義作第101次、第1001次反駁，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馬克思主義是駁不倒的。之所以如此，恰恰是由于歷史由人的活動構成，而人的活動的結果并非隨心所欲地出現，而是有規律可循的。與狹隘經驗主義者對于歷史和歷史科學的理解不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所謂“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也就是實踐，它包括“環境的改變”和“人的自我改變”兩個方面，因而體現了人與世界的對象性關系。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所體現的思辨邏輯，在馬克思那里首先表現為人的活動的規律，只是在歷史科學中它以邏輯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馬克思看來，人類并非總能掌握自己活動的規律。相反，在自發形成的分工的歷史條件下，由于分散為孤立的個體，人類的歷史活動表現為不以每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活動。只有到活動的自我否定、自我揚棄階段，因而使自我批判成為可能的時候，這種規律才能上升到人類的意識層面，上升為歷史科學的結論。自我和世界同步發展，只有在其完成形態上才能上升到意識層面。這是“邏輯與歷史一致”的真實含義。

所謂“邏輯與歷史的一致”，這里的邏輯并不是指普通邏輯，而是指黑格爾的邏輯。黑格爾把普通邏輯稱為知性的邏輯，其基本規律是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黑格爾的邏輯除了知性的邏輯即肯定的邏輯外，還包括康德二律背反的邏輯即“辯證的邏輯”或否定的邏輯，和他自己的邏輯即“思辨的邏輯”或揚棄的邏輯，因此，黑格爾的邏輯包括肯定的邏輯、否定的邏輯和揚棄的邏輯，其基本規律是對立統一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和質量互變規律。不理解康德的邏輯就不理解黑格爾的邏輯，不理解黑格爾的邏輯就不理解馬克思的邏輯。馬克思把《資本論》第1卷第一章第三節即論“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的一節，稱為他“賣弄”黑格爾用語的一節，其中集中體現了否定和揚棄的邏輯。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能夠讀懂這一節的人少之又少。諸多談論“資本邏輯”的人，實際上都是在知性邏輯范圍內所做的誤讀。

《資本論》第1卷研究資本的生產過程，第2卷研究資本的流通過程，第3卷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這里體現的正是資本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邏輯。由于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因此，資本的生產和流通，除了價值的生產和流通之外，更重要的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和流通。資本生產的過程要求壓低勞動力成本即工資，只有這樣資本家才能獲得較高的利潤，這體現了資本自我肯定、自我擴張的邏輯；資本流通的過程，卻要求抬高工人的收入，只有這樣才能夠產生足夠大的有效需求，吸收資本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剩余產品，這體現了資本自我否定、自我限制的邏輯；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自相矛盾，即揚棄的邏輯，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就是這一矛盾的體現，當利潤率趨近于零的時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揚棄的時刻就到來了。

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這是資本邏輯的三個環節(即資本的自我擴張、資本的自我否定和資本的自我揚棄)首次在歷史中得到完整的表現。這使馬克思確認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終結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代的開始。馬克思主義由此成為科學。

邏輯表現的只是科學的純粹形態，歷史表現的才是它的現實形態。這種否定并不是一次性地完成，而是經歷了一個螺旋式擴大的過程。這既表現為空間的生產，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英國一國擴展到整個世界的過程；也表現為時間的生產，即平均利潤率曲線下降的過程。平均利潤率降低與供求關系的變革聯系在一起。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在到達相對過剩之前，人類面對的是短缺經濟的挑戰。短缺經濟即供不應求的經濟。短缺不僅表現為勞動產品的短缺或商品的短缺，更表現為資本的短缺。薩伊定律所謂“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就是勞動產品短缺的表現，而利潤率高企則是資本短缺的表現，因為資本供不應求，利潤率就高，資本供求平衡，利潤率就低，資本供過于求，利潤率就降低為零。從供不應求到供過于求，從短缺經濟到過剩經濟，薩伊定律不再成立，資本利潤率不斷下降。當利潤率降低為零的時候，資本就還原為貨幣，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因為一旦利潤率降低為零，資本家就不再投資，導致資本閑置和工人失業，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按照這樣的邏輯，早在1848年英國資產階級就應當被推翻了。然而，英國雖然是一個島國，但并不獨立于整個世界之外，相反，作為“日不落帝國”，它在19世紀40年代之后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地帶，并把世界的其余部分變為它的邊緣或半邊緣，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了它的空間生產過程。這是資本邏輯在世界歷史上的第一種表現。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所注意到的那樣，由于英國資產階級通過世界市場能夠實現成本外部化、收益內部化，形成了足夠的利潤空間，有能力向本國無產階級讓步，使英國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不斷改善，從而失去了革命性，陷入了改良主義。恩格斯逝世以后，當時的世界第一大馬克思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本國資產階級妥協同樣走向了改良主義道路。羅斯福以后的美國、“二戰”以后的西歐和北歐，先后出現了類似的階級妥協，最終形成了資產階級的福利國家、福利社會制度。因此，資本主義沒有滅亡并不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曾經專門分析《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結尾的革命措施中指出，這些措施除了涉及公有制的部分外，“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得到了貫徹”。這些改革體現的是資本的時間生產即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的自我揚棄，它們拔掉了資本主義的尖牙利齒，從而延緩了馬克思所說的“現存社會條件的必然滅亡”，而革命之所以發生在俄國、中國、古巴這些國家，恰恰是由于“在那里馬克思所提出的這些改革不為人所知”。實際上，福利國家政策之所以能夠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恰恰是由于它適應了《資本論》第二卷關于實現剩余價值的實物補償和價值補償的原理。對此凱恩斯在他的宏觀經濟學中用擴展有效需求的理論做出了解釋。這同馬克思對股份公司的評論是一致的。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但其必然結果是落入《資本論》第三卷所揭示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規律。凱恩斯革命不僅不能扭轉這一規律，反而使資本主義生產陷入了滯脹。

為了解決滯脹的危機，新自由主義應時而起。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威廉·I．羅賓遜在《全球資本主義論》中，分別研究了新自由主義試圖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努力。按照他們的看法，新自由主義是此前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反動。所不同的是，哈維著重解釋為什么新自由主義會取代凱恩斯主義，而羅賓遜關心的則是這種取代如何開啟了一個資本全球化的新時期。哈維研究了資本的空間生產的界限，羅賓遜研究了資本的時間生產的界限。無論是哈維，還是羅賓遜，都注意到新自由主義給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比它避免的問題更加嚴重。

唯一出乎新自由主義者意料的是中國的崛起。它徹底地改變了全球力量對比。盡管哈維把中國納入了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范圍，但在阿明和阿里吉看來，中國由于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并未完全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范圍。阿明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一種過渡狀態，其前途既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可能是共產主義社會。阿里吉則明確地使用了“新斯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界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認為斯密并不是新自由主義者所誤認的那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擁護者，相反，斯密不僅承認了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能性，而且明確地把中國古代的市場經濟當作不同于西歐特別是荷蘭的市場經濟的另外一條市場經濟道路。這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這種看法，阿里吉認為中國走了市場經濟的另外一條道路——中國道路，從而能夠為斯密的“世界市民社會”構想提供現實基礎，而不是成為繼美國之后的另一個世界霸主。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前途，不是新斯密馬克思主義的前途。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似乎為阿里吉的觀點提供了佐證。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2016年英國的脫歐、美國特朗普的上臺，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走進了死胡同。與此相反，中國提出摒棄“零和博弈”，實現合作共贏的理念，正在成為全球化新的領跑者。人們公認，中國已經由“天下”國家成功地轉型為“世界”社會的合格成員。雖然“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中國古代世界觀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但對于信奉“人對人像狼”因而國家對國家來說也像狼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說卻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資本從個體工商戶到股份公司，從私人壟斷組織、金融寡頭到國家壟斷組織、跨國公司，已經經歷了多次否定之否定。如果把股份公司等形式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的自我否定，那么，“人類命運共同體”可否視為超越傳統資本主義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理想方案？對于21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來說，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為通往共產主義的一條道路，即“中國道路”。這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曾經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由無產階級(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它的前途只能是社會主義，而不能是資本主義。習近平同志要求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與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結合起來。在他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能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能是別的什么主義，它的未來只能是共產主義，而不能是資本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通往全球共產主義社會的一條道路。

顯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的“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毛澤東的“第三世界”理論相比，這需要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支撐。

三、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前景

既然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人類社會，而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由于人的實踐活動而發生的改變，那么，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前景的研究就不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的理論和現實出發，而必須從當今時代的理論和現實出發。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變當今世界，而不是如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紀的話語解釋當今世界。但是，今天的世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結果，因此，要研究當今時代的特點，就必須返回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自恩格斯逝世以來，由于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品格遭到破壞，馬克思主義一分為三，其中有兩個實踐派別即西方的社會黨和東方的共產黨，一個理論派別即“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理論的脫節造成了嚴重的實踐后果：在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在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卻使自身陷入了福利制度危機；在東方，共產主義由于缺乏理論創新一方面導致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大衛·哈維稱為“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與此同時，與實踐的脫節造成了嚴重的理論后果——從“政治經濟學批判”退回到“哲學批判”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陷入了派別林立的“后馬克思主義”泥潭，不能自拔。

21世紀馬克思主義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中吸取經驗教訓。

馬克思主義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從理論上來說，馬克思主義有兩個科學發現，即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背離其中任何一個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成色都會大打折扣。從實踐上說，馬克思主義有兩個基本點，即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背離其中任何一個基本點都不再是馬克思主義者。

恩格斯晚年，德國的情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特別是隨著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終止，德國社會民主黨迅速成為全世界第一大馬克思主義政黨。無產階級終于能夠以合法的形式開展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世界的發展要求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和發展，否則就會陷入教條主義，但修正和發展不等于修正主義，其界限在于，修正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而修正和發展則是運用原有原則和方法中的歷史條件。修正只能是對相關部分的修正以應對新的變化，發展則包括開拓性發展和應用性發展，其中開拓性發展是開創新的研究領域，應用性發展則是對原有研究領域的變革。然而，由于不懂辯證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兩大理論家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都對歷史唯物主義做了機械的理解，所不同的是，考茨基陷入了教條主義，伯恩施坦陷入了修正主義。考茨基被稱為“永不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教皇”，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一切，卻不能針對新情況提出有效的實踐策略。相反，伯恩施坦的斗爭策略是見效的，但卻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考茨基在理論上從批判伯恩施坦到逐漸向伯恩施坦讓步，伯恩施坦則逐漸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剩余價值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變成了康德的實踐哲學。在實踐中，社會民主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經歷了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背離共產主義原則，以伯恩施坦的著名口號“最終目標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為代表。所謂“最終目的”就是共產主義目標，所謂“運動”就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伯恩施坦的口號把“共產主義目標”與“社會主義運動”切割開來，從而使德國社會民主黨由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退回到《共產黨宣言》發表前的“社會主義”水平。第二個環節是背離國際主義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始終高舉國際主義大旗，反對一切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民族主義。但在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國際的領導人逐漸背離了國際主義原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社會民主黨團(除卡爾·李卜克內西外)對戰爭預算投贊成票，從而赤裸裸地蛻變為反馬克思主義政黨，造成第二國際的破產。

羅莎·盧森堡和列寧等第二國際的左翼人士奮起批判右翼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推動了第三國際的成立。列寧在俄國發動的十月革命曾被葛蘭西稱為“背離《資本論》的革命”。原因是按照《資本論》，革命應當在全球范圍內發生，至少也是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農民占據人口多數的俄國發生。實際上，列寧的工農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的戰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落后國家革命的理論，后來的新經濟政策等“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理論，更是創立了向社會主義“迂回過渡”的理論。同樣，列寧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他不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利用戰爭造成的危機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策略，而且在十月革命后與托洛茨基一道，發表了把沙皇俄國侵占的中國權益無條件返還中國的宣言，從而使正在巴黎和會上遭遇外交失敗的中國轉向了列寧主義。遺憾的是斯大林未能準確把握列寧的理論創新，走向了教條主義，為后來蘇聯的瓦解埋下了種子。

與人們通常的認識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最初有盧森堡和列寧兩個來源，因此與列寧的主張并不矛盾。這只要想一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都是共產黨人(其中葛蘭西后來還成為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就明白了。遺憾的是，斯大林壟斷了列寧主義的解釋權，使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大為失望。他們后來反對的列寧主義實際上是打著列寧旗號的斯大林主義。一些本來在列寧和盧森堡之爭中站在盧森堡一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霍克海默等人日漸遠離政治，致使一種最強調“實踐”概念的理論日益脫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西方馬克思主義就這樣走向與馬克思的道路相反的歷程：馬克思是由哲學批判走向政治經濟學批判，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卻由盧森堡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走向了馬克思早年的哲學批判。在理論上，辯證法、甚至唯物史觀得到了維護，剩余價值理論卻被拋棄了。

如果說，1968年的“五月風暴”代表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終結”，“撒切爾轉向”和“里根轉向”代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在內的福利國家理論的破產，那么，蘇東劇變代表的就是斯大林教條主義的破產。只有繼承列寧晚年關于“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以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認識為例。十八大報告的三個“沒有變”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到十九大報告改為兩個沒有變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但主要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學者應當在這一基礎上為2050年以后中國將要發生的巨變做準備。

按照十九大報告關于兩個“十五年”的新部署，2050年不僅是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的時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成的時期，而且是中國夢實現的時期，也很有可能是中國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一的時期。這就改變了原來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和“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中國學者必須面對這一新的形勢。

近代以來，中國曾經向日本學習資本主義，向俄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又向美國學習先進技術，向歐洲學習福利政策。可以說，中國正在成為地地道道的世界歷史民族。但是，中國夢實現以后怎樣？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以后怎樣？中國綜合國力第一以后怎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是個什么樣的階段？這些問題都會涌現出來，而中國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加爾布雷思早在1958年就寫作了《豐裕社會》，研究作為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革命后果的西方消費社會。西方的新社會運動對階級政治的取代，則表明進入物質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其政治狀況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因此，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生活必需品過剩時代的到來都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發揮作用的原有條件。如果到205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一位，我們所面對的將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高平衡陷阱。那時候“三個沒有變”或許將會過時，然而直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學術界還沒有真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因此，作為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必須破解這一難題。中國共產黨不僅必須向全中國人民，也要向全世界人民指明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建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的人類社會。

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這以每個人掌握自由發展的條件為前提，其中首要的是保障每個人擁有足夠的個人消費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的本義就是利潤至上，而不是以人為本。只有掌握資本的人才有自由發展的條件，沒有資本的人必須為生活而掙扎，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工資的形式換回自己的生活條件。只有資本歸全社會占有，原來相當于利潤的余額才能由社會所支配，從而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僅為資本家的自由發展提供條件。

既然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我們就可以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對2050年以后的中國和世界進行規劃。

首先，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共產主義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它只是人類社會“史前時期”的終結，而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相反，擺脫了叢林法則的人類第一次有可能按照“以人為本”的社會規律行動，而不是按照“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行動。因此，這不過是人類社會的開端。從此以后，馬克思主義必須由集中關注“經濟的社會形態”到關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其次，要從資本主義社會到達共產主義社會，從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進入人類社會時期，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是一個艱難的、甚至是漫長的過渡時期。當然，這個“漫長”是相對于幾百年的資本主義歷史來說的；相對于幾千、上萬年的整個人類歷史，這個過渡時期必定是非常短暫的。但無論如何，如果把這個過渡時期考慮在內的話，那么，按照《哥達綱領批判》的看法，在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之前，必定有一個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共產主義，但同時既保留資本主義的殘余、又帶有共產主義特征的過渡時期。在這之后，才進入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最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通往那種狀態的一條道路。按生產力水平衡量，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的時候，中國的綜合國力可能會成為世界第一，但按人均計算，中國只能算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因此，在到達馬克思和恩格斯意義上的“過渡階段”之前，中國還需要經過一個從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最發達國家水平的時期。顯然，如果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的話，那么，中國還需要經歷一個從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發達國家水平、再在這一基礎上同發達國家的過渡時期一起發展的時期。我把這一階段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級階段”。這樣，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就銜接起來了。

如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一百年的時間，那么，中級階段恐怕也不會太短。但無論如何，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的三步走遠景，我們就找到了一個世界歷史坐標，借以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籌劃，而不必擔心失去方向。就像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步走戰略的部署一樣，我們也可以對社會主義中級階段的三步走(或四步走、五步走)進行籌劃。這樣就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全球共產主義共同體之間架起了橋梁。這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前景。

本文原載于《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5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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