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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思想自由一向被標榜為美國高等教育的特點，但歷史事實證明并非如此。“麥卡錫主義”時期之前，美國高校沒有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共產黨員教師不得不隱瞞自己的黨員身份，共產黨人在政府、高校、企業遭到全面清洗。“麥卡錫主義”時期，一個人要想在高校就業，必須簽署自己不是共產黨的誓言；課堂上講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必須用反共的語言。“麥卡錫主義”之后，“黑名單”受害者大多數并沒有在高校恢復原職，講授馬克思主義的課程雖然很多，但老師既不認同共產黨，也不認同真正的人民運動。20世紀80年代，一些過去被清洗的無政府主義新左派激進分子在高校得到了工作，但他們不是共產黨人。總之，在美國，共產黨人在社會各個領域成為被攻擊對象的程度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一個老師一旦加入共產黨，就會在就業、晉升、出版等方面遇到種種麻煩，甚至遭到聯邦調查局的威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思想自由是有條件的，充其量不過是通過“壓制性寬容”來維持的裝飾品。

　　［關鍵詞］美國高等教育 馬克思主義 美國共產黨

　　一、美國高校實行反共和反馬克思主義政策

　　美國高校實行反共和反馬克思主義政策。即使在1935年至1945年美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主要組織者影響力最大的時期，也是工人階級反對國內資本主義剝削和國外法西斯斗爭高潮的時期，美國高校也沒有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共產黨員教師不得不隱瞞自己的黨員身份。

　　美國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理事會都是由重要的地方和國家商界領袖（資本家）領導的。理事會領導下的高校校長和院長們總是試圖清除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這一問題更為嚴重。

　　1935~1938年，共產黨員積極分子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美國工會運動，得到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其中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大學生聯合會，以及一小部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教師的直接支持。

　　這些運動極大地加強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導致了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成立，該委員會由反對一切人民運動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的兩黨反動派的代表組成并領導。它把共產黨和共產黨員積極分子參加或支持的所有群眾組織和機構——包括中學和高校——作為目標，通過利用告密者，向地方政府、警察和反動組織（包括煽動對工人和人民群眾組織搞暴力活動的那些人）發放“黑名單”等手段，在全國各地開展活動，還在各地成立了州和地方委員會。

　　在紐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地方委員會，名叫拉普庫德委員會（Rapper-Coudert Committee）。該委員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紐約城市學院上，這是一所免費的公立大學，有大量學生來自具有猶太宗教背景的工人階級家庭。當歐美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分子仿效德國納粹，渲染反對“西方文明”的“國際猶太共產主義陰謀”時，具有猶太背景的教職員工成為重點打擊對象。有50多名教職員工在冷戰前的清洗中遭到解雇，其中絕大多數有猶太人背景。

　　他們中間包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菲利普·方納和他的兩個兄弟，他們都被紐約城市學院開除了。之后，菲利普·方納在很長時間里沒能獲得任何教職，盡管他關于美國勞工運動史的著作以及他主編的關于反帝民族運動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直到1967年，他才在林肯大學（一所小型的非裔美國人大學）做了一名教師。英語系的莫里斯·U.沙佩斯是一位不太知名的受害者，他早在1936年就被開除了，在學生抗議高潮時又被恢復了原職。但是，沙佩斯后來被關進監獄，理由是他在其參加美國共產黨的問題上“撒謊”。

　　歷史學家赫伯特·阿普特克是美共公開黨員中最杰出的學者，他在二戰后不僅被剝奪了學術職位，而且受到警方的無情騷擾。在數十年的時間里，警方一直剝奪他在大學的發言權。阿普特克在非洲裔美國人歷史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些只不過是二戰后清洗活動的前奏。在這些活動中，美國商界主導的高校董事會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聯邦調查局、地方警察機構（當時稱為“紅色小隊”）、各種反動的商業和軍事團體（今天稱為“非政府組織”）互相勾結，對共產黨員、拒絕告發自己同志的前共產黨員、支持共產黨領導的組織的學者和教師進行了更全面的清洗——這些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包括在西班牙內戰中（1936~1939年）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組織、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1937年）的組織、支持反對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侵略歐洲的組織、支持因歐洲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難民和其他受害者的組織。

　　需要注意的是，不應把美國高校將共產黨人清洗出教職員工隊伍的活動與整個教育領域以及企業和機構所進行的清洗分開來看。

　　今天批評古巴和中國缺乏“法治”的美國人都知道，以美國憲法權利法案為中心的美國“法治”特別賦予了美國公民權利，使他們可以拒絕回答警察和司法部門以自證其罪為基礎所提出的問題（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是一項禁止使用酷刑和逼供等脅迫手段的保護措施）。

　　針對特定社會團體或政黨而不普遍適用于所有社會團體和政黨的法律，如《剝奪公民權法案》，在原則上是非法的和違憲的。實際上，它們是以誓言的形式實施的，即一個人要想在高校獲得就業機會，必須簽署誓言，保證自己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加入共產黨；簽署這些誓言的人如果被證明造假，就可能被起訴和監禁。尤其是在第五修正案問題上，誰要是援引這一權利反對逼供，麥卡錫參議員及其支持者就會叫喊“第五修正案共產黨”，表示強烈反對。

　　美國各大公司，包括通用汽車、通用電氣及其他一些公司宣布，他們會立即解雇在調查委員會面前援引這一權利的工人。羅格斯大學仿效這些公司的做法，違反教師意愿，解聘了向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援引第五修正案的三位教師。這加劇了清洗，也使各個領域學者更加小心翼翼，后者唯恐發現自己被列入了在社會上迅速擴散的黑名單。

　　各大工會不是與自己的會員站在一起，而是根據《塔夫脫—哈特利法》對美國共產黨員進行清洗。高校的教職員工們沒有組織起來，只有美國高校教師協會對這些清洗行動（不是對共產黨員的清洗，而是對根據法律援引其權利的個人的清洗）進行了譴責，但他們對這種審查行動影響不大。

　　應該說，在冷戰高峰期過去后、在喬·麥卡錫參議員垮臺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政策在繼續執行，而且至今仍然與最嚴重的虐待有直接關系。盡管司法部門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通過了一系列決定，重新建立法治，高校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沒有恢復黑名單受害者的原職，體力勞動者和藝術、科學等專業領域工作者的情況也一樣。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20世紀70年代就不存在了。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以反國際恐怖主義為名，打算成立一個新版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這一企圖也以失敗告終了。在20世紀60年代的清洗熱潮中未能獲得高校職位的無政府主義新左派激進分子，有些人后來在高校找到了工作，但是他們不是共產黨人。在美國，共產黨人在高校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被攻擊的對象，這種情況比其他國家要嚴重得多。

　　二、一位美國共產黨員高校教師遭受迫害的親身經歷

　　我是在“麥卡錫主義”時期長大的。那時，二戰結束了，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東歐國家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致力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府，印度支那地區掀起了共產黨領導的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馬克思主義在獲得獨立的亞非前殖民地國家的影響力大大增強。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卻掀起了清洗共產黨人并把他們及其同盟者列入黑名單的“麥卡錫主義”。

　　我出于紐約市南布朗克斯的一個猶太裔美國人家庭，按照美國的標準屬于貧困家庭。我了解自己和周圍人的貧困，也了解美國的反猶太種族主義（也稱反猶太主義）。這種種族主義表現為侮辱和虐待。不過，我很幸運地得到了一家私有猶太人福利機構的幫助，從而能夠在一所體面的中學就讀；接著進入了當時不收學費的紐約城市學院讀書。

　　之后，我獲得國家獎學金，這使我能夠到密歇根大學繼續學習，并獲得了博士學位。我在密歇根大學主修美國政治史，其次研究美國文學、美國思想史，以及從清朝初期到1949年的中國史。

　　在教我中國歷史的老師中，有一位比今天的大多數美國學者更加同情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老師，他還是學生時就為此吃盡了苦頭。不過，我們的中國歷史課只講到了1949年，根本沒有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內容。

　　美國對越戰爭升級時，我正在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密歇根大學當時是反對這場戰爭的全美學生運動的重地。

　　在學習美國史時，我受到的教育是這樣的：“紅色中國”是介入朝鮮戰爭的一個邪惡國家，它倡導比蘇聯更為激進的“共產主義”。

　　后來，我通過對美國反共問題的研究，了解到對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學者進行清洗的情況。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針對當時研究中國和亞洲文明最杰出、最有影響力的學者歐文·拉蒂莫爾的清洗。歐文·拉蒂莫爾幾十年來一直在美國政府職能部門和多個學術機構任職，1950年春，喬·麥卡錫參議員正是通過攻擊拉蒂莫爾和其他人是“把中國交給了共產黨”的蘇聯特工而開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拉蒂莫爾后來多年被調查。1953年，他受到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的拷問，該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臭名昭著的帕特·麥卡倫參議員。拉蒂莫爾隨后被麥卡倫委員會指控犯有偽證罪和藐視罪，如果指控成立，他將會被監禁。當然，這些荒謬的指控最終被法院駁回了。

　　拉蒂莫爾的遭遇所傳遞的美國反共信息是明確的。既然像拉蒂莫爾這樣在學術界和政府界都很有名氣的人都被當局這樣對待，那么就沒有什么人是安全的。

　　然而，清洗造成的影響遠遠不止是毀掉了學者們的事業和生活。有些做法還對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比如：除了頑固的反共分子，來自中國和亞太地區的所有學生不得進入美國國務院和外交部門；支持達賴喇嘛于1959年發動叛亂，并在叛亂失敗后的多年時間里，向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提供資金，支持他進行反華活動；向失敗的國民黨臺灣政權提供軍事援助；時至今日，仍然反對中國統一。

　　美國高校和政府對共產黨進行清洗、列黑名單，這些做法的最大受益者是強硬的反共的“老中國通”，即在肯尼迪和約翰遜當政期間擔任國務卿的迪安·臘斯克。他在東南亞先是推行鎮壓起義、然后實施了全面戰爭政策，其原則是：美國必須做好使用武力的準備，“確保”亞洲國家所有的反共政權繼續存在，“防止共產主義”通過民族解放戰爭從中國向外“擴散”。

　　我對社會主義的興趣是從青年時代開始的，我當時住在南布朗克斯區，偶然讀到了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的舊書。

　　在知識界，只要你用反共語言來進行表達，就可以借機宣傳社會主義思想。比如，在紐約城市學院，就有些教師同情社會主義，認為卡爾·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們在歐洲歷史課上討論馬克思和社會主義，會小心翼翼地話里有話地說：我們必須盡可能多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反對共產主義。

　　我在北伊利諾斯大學歷史系找到一份工作，那里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同進步學者結成了聯盟。后來，我又到羅格斯大學在新澤西州新設立的利文斯頓學院工作。這個新學院是美國政府和高校為了直接應對1967年紐瓦克貧民窟“種族騷亂”（這是非洲裔美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美國開展的幾起重要的反抗運動之一）以及青年人和學生普遍參加反戰運動的問題而設立的。

　　利文斯頓學院的全體教職員在20世紀80年代初被解散了，極少數獲聘學術職位的人員被分到了羅格斯大學的各個系里。我之所以在被聘之列，得益于約翰遜政府為向貧困宣戰和建立大社會計劃而擴充高等教育的行動。后來，約翰遜政府的冷戰政策在亞洲升級，發動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反對和“遏制”中國的“越戰”，從因削弱了美國國內對其大社會計劃的支持。

　　在獲得教職之前的5年時間里（1971~1976年）里，我在新的利文斯頓學院工作，那里有很多教職人員是積極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新左翼文化激進分子”和傳統馬克思主義者。這意味著，我不太可能被看作是一個政治威脅，但是，我還是兩次被拒絕給予教職和晉升。而且，我后來得知，在我最終獲得教職和晉升的那一年，聯邦調查局特工拜訪了系主任，實際上是來警告他要注意我的活動。

　　另外，我當時還不是美國共產黨黨員——我是在1978年正式加入美國共產黨的。此后，我為美國共產黨的刊物和其他主要的左翼刊物寫了大量的文章，而傳統的“學術”出版社卻禮貌地拒絕發表我的作品。通常情況下，這些“學術”出版社的一位或多位審稿人支持出版發表我的作品，而另一些人則常常以政治原因為由反對發表我的作品，這樣就形成了最終總是以拒絕發表我的作品來解決的僵局。另外，我上次晉升副教授是在41年前，是在我加入美國共產黨之前。此后的13年時間里，我曾兩次被拒絕晉升，盡管我在教學和服務方面的資歷和成就都很突出。

　　在我加入美國共產黨的39年間，就我所了解的情況，只有一小部分同志能夠在高校任教，其中大多是在兩年制的社區學院，給年齡比較大的、利用業余時間上課的在職學生講授各種特殊課程，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在“研究型大學”里教書。很多人確實因為政治原因失去了工作。今天，我不對在高校任教的美國共產黨黨員人數進行估計，部分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也因為如果我引用任何數字，都可能會被繼續執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政策以及類似政策的學術界和警界官員所利用。

　　特朗普當選后，我和幾十名其他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一起被列入了“觀察名單”，這個名單是由一個資金充足的、名字稱為“轉折點”的極右組織提供的，該組織的風格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類似，其頭目是一個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并向特朗普表示敬意的年輕人。作為一名公開的美國共產黨活動家，我認為被列入“觀察名單”是一種榮譽，大多數同事和以前的學生們集合起來為我辯護。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觀察名單”上的絕大多數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共產黨人，而是研究美國少數民族問題，新殖民主義下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受壓迫問題的非裔美國人和女性。

　　搞“觀察名單”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支持今天與特朗普政府聯系在一起的軍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政治文化，這個政府的支持者幾乎每天都在通過大眾媒體竭力宣揚他們這種政治文化。這是赤裸的企圖恢復冷戰時期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麥卡錫主義”）做法，是為了對付各種各樣的向特朗普政府“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沙文主義花言巧語發起挑戰的人們的，這個政府毫不掩飾其“白人”沙文主義、男性沙文主義和仇外心理。

　　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一些高校學者喜歡自鳴得意地說，“我沒有被開除，這個事實是思想自由的范例”，而后者正是美國高等教育一再標榜的特點。我認為，這些觀點正是被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赫爾伯特·馬爾庫塞批判為“壓制性寬容”的典型例子。關于這個概念，我將在后面繼續討論。

　　三、美國高校的馬克思主義教學被嚴重邊緣化

　　我曾在利文斯頓學院講授過歐美社會主義歷史課程。我在羅格斯大學的一位同事，一位嚴肅的老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既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新馬克思主義者”）曾講授過共產主義歷史。他后來被剝奪了教職，不幸的是，他也沒能在別的高校獲得職位（這是近40年以前的事情了）。之后，沒有人愿意再教他的這門課了。我的課程也在各系的官僚主義改組中被砍掉了。

　　幸好，我把這兩門課合成了一門新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史》，并獲得了批準。這門本科生的課，我已經教了幾十年了。沒有人能夠阻止我教這門課程，這門課程也一直并將繼續吸引相當多的學生來選修。但是，也沒有其他人教過這門課。相反，其他課程，包括我開發并編成課本的美國歷史課，常常有別的人來講授。我只希望，當我最終退休后，能夠有人繼續教授而且是認真地教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史》這門課。

　　在美國的高校里，關于資本主義的課程越來越多，但是關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課程卻寥寥無幾。據我所知，在經濟學、政府學、社會學或歷史學等方面，沒有任何課程談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過去40年來為創造一種把市場力量與中國歷史特征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模式而進行的努力的。（在我自己的課程結束時，我會很簡要地以贊同的方式講一講發展中的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并與蘇聯模式進行比較。）

　　過去，特別是在冷戰高峰期，如果自己愿意，教師個人（盡管是很少一部分教師）可以在自己的課堂上講一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條件是要用反共的語言來講。那個時期，在歐洲和日本，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在高校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現象非常普遍。但是，特別是在日本，這些人都很謹慎，他們既不認同自己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認同真正參與政治斗爭的人民運動。

　　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起，開始出現了學術馬克思主義，它在某些方面與19世紀30年代的左派或“青年黑格爾派”相似。那些人最初和青年馬克思是同伴，但是，當馬克思開始認為工人階級是革命階級時，就同他們分道揚鑣了。

　　馬克思認為，這些激進的黑格爾派實際上脫離人民群眾，沉湎于自己的內部思想斗爭，這種斗爭使對現存秩序的抽象否定成為目的。關于這種學術方式，20世紀30年代有一個來源于共產國際的老笑話，這個笑話在今天仍然有啟迪意義。這個笑話說：這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盲目崇拜理論，他們想把理論當作商品來賣。在巴黎公社（1871年）失敗以后的一個時期，馬克思在歐洲的名氣越來越大，他在回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時，說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話：“如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我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所以，在這個時期，像《反思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一些期刊大行其道，和那些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一系列學術思想潮流互相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就像以前很多學者用恩格斯的著作反對馬克思、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反對列寧、用蘇聯學術界的作品反對毛澤東一樣，有些人脫離歷史實際，把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這樣一些人物抬出來，想用他們來替代馬克思列寧主義。

　　今天，也有人企圖用鄧小平來反對毛澤東，把毛澤東妖魔化，甚至試圖把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描繪成斯大林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新冷戰意識形態把中國說成是“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掠奪性的共產主義和掠奪性的資本主義”，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得的成就卻很少被提及。比如，歷史上任何國家使更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實行了成功的具有深遠影響的基礎設施規劃和發展政策，經受住了過去十年資本主義危機的考驗而沒有淪為犧牲品等。

　　導致對當今中國進行如此描繪的原因，除了各種各樣的反共思想之外，我推測還有一種種族主義潛意識，在這種潛意識指導下，習近平領導的當今中國的發展政策被解讀為侵略和擴張，這種觀點是老殖民主義的“黃禍論”與傳統的反共分析相結合的產物。這種觀點最有諷刺意味、并且最具有潛在危險的表述是，把習近平和中共越來越同俄羅斯的普京和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放在一起，并且認為他是特朗普政府的朋友和盟友，盡管特朗普及其顧問對中國的憎恨是有案可查的。

　　最后，我要對身處中國這個當今世界上努力推進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國家的同志們說，思想自由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思想自由充其量不過是通過“壓制性寬容”來維持的裝飾品（也就是說，只要剝奪了通過出版社、紙質媒體和電子媒體接觸更多的懷有同情心的受眾的機會，就可以臨時權宜地給予一個人說和寫的“權利”）。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思想自由必須以思想責任為前提，因為這種自由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提高群眾性組織的參與性和有效性，就像毛澤東早就說過的一樣：既要教育群眾，又要向群眾學習。

　　今天，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進入更深層次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衰退階段，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在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的其他國家了。

　　在思想斗爭中，必須不斷壯大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干部和積極分子隊伍。這樣不但能有效地捍衛社會主義，抵御敵人的進攻，也能直接對付資本主義學術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這些知識分子干部和積極分子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歷史是過程而不是瞬間，必須從人們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來具體地而不是抽象地分析社會的各個階層；必須具體地而不是教條地分析階級斗爭，既不要回避它，也不要把它變成機械的概念。

　　這些知識分子干部和積極分子在成長過程中，既要同“新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學學者”以及受他們影響的學生進行斗爭，又要與他們進行合作，把這些人爭取到與工人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一邊、爭取到工人階級一邊，也是一個重要目標。

　?。ㄗ髡撸好绹伯a黨黨員、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譯者：中國農業大學煙臺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