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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夠領導人民完成中國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于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并不斷結合新的實際推進理論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批判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基礎上，著重剖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剝削的秘密，揭露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對立和斗爭的經濟根源，成為馬克思主義“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尤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過程中，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呈現著與時俱進的開放創新性，實現著對西方經濟學的全面超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1]。西方經濟學是產生并流行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政治經濟學范式，以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經濟人”假設為標志，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等不斷發展。西方經濟學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基礎，以基于人性自私的“經濟人”為理論假設、以“看不見的手”為市場機制、以競爭為發展動力、以博弈為行為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把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利己行為視為‘理性的'，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提供了合理性，掩蓋了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即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根本性超越，在于批判地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優秀成果，創立剩余價值學說，揭露資本主義生產和剝削的秘密，揭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相結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對西方經濟學基于私有制“為了資本”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現全面超越，牢固確立不能忘記市場經濟的前置定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奮斗追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是“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契約。

馬克思指出：“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僅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關鍵并不在于，當每個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時候，也就達到私人利益的總體即普遍利益”[3]。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反對封建制度和重商主義，將理論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試圖闡明資本與經濟的內在聯系。標志古典經濟學理論形成的亞當•斯密《國富論》，將人性利己和自己的最大幸福當作行為終極目的，并將其描繪為“自然自由的體系”。斯密之后，李嘉圖的積極路線，其《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成為英國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薩伊的極致庸俗路線，其《政治經濟學概論》成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代表；西斯蒙第因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成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完成者。他們的理論貢獻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來源，同時實現對薩伊“無危機論”批判、對西斯蒙第“消費不足論”揚棄、對李嘉圖“局部危機論”超越，科學區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明確指認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和必然性，科學揭示經濟危機的實質和根源，在于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制度基因秘密。

繼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主要流派，但“它們都將社會關系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不承認經濟活動的特殊社會規定性和社會經濟關系在經濟運動中的決定作用，不承認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無政府狀態與經濟循環和危機的內在聯系，不承認資本主義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等等，因而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研究相比，就有著更為明顯的缺陷”[4]。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與開放性，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歷史邏輯、現實邏輯與數理邏輯相統一的典范，而西方經濟學運用西方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建立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難以做到經濟理論與經濟現象的歷史邏輯軌跡相吻合，難以將邏輯過程與經濟事物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的實際過程相一致，不僅形而上學地運用數學而且試圖把數學變成形而上學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5]。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以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學習和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人類知識的總和'中汲取優秀思想文化資源來創新和發展黨的理論，形成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理論大格局大氣象”[6]，吸收西方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微觀管理知識有益成分吸收借鑒的過程，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尤其以“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根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靈魂、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武器、剩余價值規律的理論主軸”，實現著對西方經濟學根本缺陷“僅僅描述了表層的財富現象與利益現象，沒有揭示其深刻的社會關系根源，由此決定了它的膚淺性，淪為馬克思所說的‘庸俗經濟學’”[7]的全面超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宏觀經濟研究上的優長和它的科學、辯證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它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服務的目的，順理成章地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為主干”[8]。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服務的目的，確立“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宗旨的精準定位，發展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中國共產黨人百年實踐探索的“人民財富論”，在追求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執政為民”政治目標與“人民主體”哲學價值的雙重實現。“西方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的理論體現，根本使命就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但它欺騙性地標榜自己是科學客觀、公平正義的學說，以此網羅了大批信眾，一定要認清它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質”[9]。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有著厚重的“人民性”哲學基礎，涵蓋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粹，是中國共產黨人百年實踐的產物，積累了幾代領袖治國理政的傳承智慧，尤其將政治經濟學時空坐標從西方經濟學的物理界面上升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界面，自覺把握世界歷史進程的經濟戰略眼光，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和新挑戰，重點解決“以人民為中心”的財富涌流與公平公正之間的根本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10]。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根植于中國傳統優秀文化沃土，中國傳統經典《大學》以清晰的邏輯線索勾勒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基因“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扎根中國的過程中打上深刻烙印，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核心基因有機、有選擇整合到理論體系中，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和時代精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突出中國傳統文化“格物致知”，強調推究事物原理獲得知識，“摒棄新自由主義‘不可知論'的世界觀前提，堅定不移地把‘發展'作為理論體系的核心，突破了計劃與市場兩者完全對立的思維定勢，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將計劃和市場的優點有機結合起來，利用計劃糾正市場機制的盲目性，利用市場提高經濟主體的能動性”[11]。“誠意正心”所體現的心意真誠懇切，與馬克思主義基于“人的能動性”本質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利他性一致，共同超越著西方經濟學基于“人性利己”的“經濟人”假設，不斷傳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統一的經濟倫理價值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為了人民”根本立場與“人民命運共同體”全球價值觀的中國傳統文化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12]。尤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寶庫進行全面挖掘，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注入馬克思主義，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6]。中華五千年文明造就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以孔子為代表、強調“明等級”、“罕言利”、“重義輕利”的儒家德性倫理經濟思想，以墨子為代表、突出“兼相愛、交相利”、“義利統一”的墨家重利經濟思想，以老子為代表、提倡無為實際遵循規律而為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道家經濟思想，以荀子、韓非子為代表、具有改革精神、重視經濟措施的法家法治思想，既具各家學派思想又兼備商人意識的經濟巨著《管子》。春秋末范蠡、戰國初李悝先后提出政府收購和拋售糧食以保持糧價穩定的國家調控思想；漢代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提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成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奠基者；北宋王安石“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的利民富國強兵改革；明代張居正實行攤丁入畝的利民、厚農、重商“一條鞭法”改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植中國五千年文明過程中，“在人性論、價值觀、財富觀等方面有著東方人思考智慧，在精準把握國脈與文脈、商道與人道相統一等領域，沉淀并吸收華夏上下五千年思想精華，鏗鏘有力地回答了講誠信做事、有德性做人、遇難有運籌、相處守規則、發展謀全局、崇正義尚和合的中國德性氣派和商業倫理精神”[13]。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時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都是一樣的”[14]。每個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都必須穿起本民族的“服裝”，政治經濟學具有國家民族性，不同國家民族基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人的經濟思維和價值判斷，中國人的商業風范和企業家精神，都與中國傳統文化絲絲相扣、息息相關。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著力增強中國歷史觀，增加中國文化基因元素，需強化中國歷史資料的整理和回歸，并基于中國歷史觀、中國文化基因元素、中國歷史資料的整理回歸，“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15]。尤其，面對美西對華持續進行的“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等歷史虛無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文化侵略，更需要著力“從制度、技術、文化、意識形態、國家、組織、人口、政治、自然資源、地理環境等各個角度進行歷史資料的挖掘?？偨Y中國的改革經驗，研究中國的歷史，從歷史中汲取營養，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植入中國元素，發展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16]。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17]。延安時期王學文、王思華、劉芝明、李凡夫、何干之、何思敬、張仲實等知名學者，通過翻譯、教學及服務經濟發展實踐，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于中華文明與經濟發展實踐，在建設時期著力突出哲學思維，“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18]。伴隨對外開放日益擴大、經濟社會深刻變革、互聯網與新媒體快速發展，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在“深刻闡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豐厚滋養，深刻闡明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之需”[19]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植中國傳統文化沃土不斷強化，尤其在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突出中國傳統哲學“義利觀”的思想精粹，“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必須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損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輸我贏、一家通吃。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2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和中國，如果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沒有理論創新的勇氣，不能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不僅黨和國家事業無法繼續前進，馬克思主義也會失去生命力、說服力”[21]。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在于與時俱進，我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國經濟發展的進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與潛力。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是實踐的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鮮明的發展主題的時代性、發展目的的人民性、發展基礎的實踐性、發展理念的創新性、發展格局的自主性、發展方法的系統性、發展路徑的民族性、發展維度的全球性”[22]。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基礎的實踐性，意味著其絕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并在這一偉大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發展主題的實踐性、時代性，伴隨時代、實踐、認識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經濟理論體系。正如恩格斯指出：“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2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伴隨時代、實踐和認識的發展，對于不同時代具有與時俱進的不同特征。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為鮮明的特征，便是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踐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后繼者們不斷根據時代、實踐、認識發展而發展的歷史，是不斷吸收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豐富自己的歷史。因此，馬克思主義能夠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斷探索時代發展提出的新課題，回應人類社會面臨的新挑戰”[24]。堅持發展目的的人民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在于“為人民立說、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立說、為資本服務”；強調經濟與社會效益、市場與社會價值的統一，還是強調人性利己、金錢至上與資本效益最大化的統一。西方經濟學回避政治原則，將經濟學抽象為純粹的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回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本質，目的在于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為生產資料私有制辯護，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其本質屬性就是“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本質屬性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緊扣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產力，從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等方面賦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嶄新的中國因素，促進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背景下形成系統完整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25]。斯密生活于工場手工業階段，側重分析的是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進；李嘉圖生活在機器和大工業時代，更多看到社會貧富分化現象的出現，側重分析的是商品價值如何在社會各階級中進行分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現對如上學說的全面超越，高度重視社會變化發展的系統性，提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26]。社會有機體的范疇內容極其豐富、復雜且處于變化過程中，匯總了全部社會生活和過程，不僅包括社會生活的生產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三大領域及其相互作用關系，而且包括不屬于或不完全屬于這三大領域的其它社會要素，如以一定社會紐帶聯系起來的家庭、氏族、階級、民族等人群共同體，以及語言、教育等社會現象及其關系。由此，創立剩余價值學說，揭示資本主義生產和剝削的秘密，揭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對立和斗爭的經濟根源。面對日益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西方經濟學指導的資本控制論發展，難以突破經濟困境、解決就業艱難。唯有依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系統觀，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系統性推進，方可能突破經濟困境、解決就業艱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為人民立言、為人民代言的理論，是為改變人民命運而創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的，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6]。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突破經濟困境、解決就業艱難等諸多方面，華為勞動群眾集體公有制、海爾“人單合一”模式為代表等民營經濟的創造性發展實踐，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不竭動力。華為公司不僅基于“鞍鋼憲法”制定《華為基本法》，傳承著新中國成立后企業管理的典范，尤其通過工會實行員工持股計劃，結成公司與員工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的“勞動群眾集體公有制”，參與人數達13余萬人，持股比例占員工總數67.4%。海爾“人單合一”模式，將企業分解為1000余個小微企業生態集群，不僅實現著“人人都可成為企業家”的潛能釋放，而且通過“大中小平臺主、小微企、創客”等勞動聯合形成生態集群，有力促進個人潛質與集體合力的優勢統一。與時俱進的開放創新性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突出的特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創造。這便需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堅實有力地“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注重從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中總結新鮮經驗，上升為理性認識，提煉出新的理論成果，著力讓黨的創新理論深入億萬人民心中，成為接地氣、聚民智、順民意、得民心的理論”[6]。

參考文獻：

[1]習近平《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2]周文、何雨晴《西方經濟學話語特征與中國經濟學話語體系建設》，《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4]習近平《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東南學術》2001年第4期

[5]余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科學邏輯上的區別》，《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6期

[6]習近平《不斷深化對黨的理論創新的規律性認識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取得更為豐碩的理論創新成果》，新華網，2023年7月1日

[7]魯品越《在全面深化改革實踐中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紅旗文稿》2016年第12期

[8]習近平《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東南學術》2001年第4期

[9]王偉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經濟研究》2016年第3期

[10]習近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11]周紹東、潘敬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文化基因》，《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年第9期

[12]習近平《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有我們今天的成功道路》，《人民日報》2021年3月23日

[13]張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智慧》，《中國社會科學》2021第6期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525頁

[15]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16]任保平等《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17]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

[18]《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頁

[19]《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人民日報》2017年1月25日

[20]習近平《共創中韓合作未來 同襄亞洲振興繁榮——在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7月

[21]習近平《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求是》2022年第13期

[22]張占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經濟日報》2021年11月23日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頁

[24]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頁

[2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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