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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重新認識到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戰略意義，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在美國，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 “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標”等政策，其中期目標是重振美國制造業，促進就業，復蘇經濟；長遠目標是重新占領第二產業高地，維 持美國經濟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德國，2013年4月，來自產業界、政府和學術界的產官學專家首次發布了《實施“工業4.0”戰略建議書》，這是一個旨在 面向2020年的國家戰略，體現了以其制造業方面的技術創新優勢開拓新型工業化的目標。除此之外，英國、法國、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也紛紛出臺促進工業振興 和再工業化政策，以及完善研究開發補助金制度等。然而，再工業化一經提出，理論界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其實質是產業升級，最核心的目的是為了占領未來產業制 高點。還有人認為，再工業化不過是西方黨派出于選舉的政治考量，而形成的政治作秀的說法。這些評論盡管角度不一，但都表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 繼，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開始式微。對于至今仍處于深度調整期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們有必要對其熱捧的再工業化戰略進行剖析：為什么要推行再工業化？再工業化 是否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運行規律？再工業化是推動當代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的一劑良藥，還是一場望梅止渴式的幻想？

　　一、再工業化是西方國家掉入“發展陷阱”后的被動修正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了全方位、多層面的影響，經濟疲軟、債務高企、就業惡化以及收入差距過大，使得當代資本主義掉入“發展陷阱”。西 方發達國家在危機爆發初期盡管采取了多種治理危機和刺激經濟發展的改革措施，但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而它們集體陷入發展迷茫期。于是，西方發達國家開始 對自由市場模式進行反思。2009年，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公開宣布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指出“本次危機正是過去30年來自由市場理 論主宰經濟政策的最終惡果”。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思·羅戈夫表示，“現行資本主義體制應該轉為其他形式的資本主義，但怎么做最好還需要進一步觀望”。在“資 本主義向何處去”的背景下，再工業化作為一場技術革命被西方發達國家再次提出來。可以說，西方國家的再工業化，固然有反思后的醒悟，也有前瞻性的眼光，甚 至被一些人加上了新技術和智能化的標簽。但是，再工業化并不是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動推行的技術革命，而是對其已有體制、政策及戰略上的一次被動修正。

　　西方發達國家的過度金融化造成了產業空心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加深，西方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出現停滯和下降的趨勢。然 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積累體制，關注的是資本的保值增值能力，于是資本開始從實體經濟部門流向金融部門，開始了金融化和去工業化的歷程，產業日益空心化， 導致資本主義的利潤來源與形式發生了變化，逐漸形成了以金融為核心并支配實體經濟的積累體制。在資本替代勞動機制的作用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日益虛 擬化，作為資本主義大廈物質基礎的制造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在 產業空心化的趨勢下，虛擬經濟并沒有創造相應的就業機會，這使得西方國家中產階級數量不斷下降。以2006年的美國為例，以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為代表的虛 擬經濟部門創造的價值占當年美國GDP的比重為20.73%，而這些部門創造的就業崗位只占美國就業總數的5.93%；可是，制造業創造的價值占GDP的 比重為12.33%，創造的就業崗位卻占總數的9.96%。在法國，從1980年至2007年的近30年間，工業對法國經濟的貢獻率從24%下降至 14%，工業從業人員從532.7萬下降至341.4 萬，降幅達36%。隨著曾經被西方主流輿論引以為豪的中產階級群體數量的減少，其對社會穩定的作用日益削弱，當危機爆發后不久，資本主義國家很快就爆發了 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這些運動的主體力量都是中產階級人群。中產階級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力量轉變為對抗力量，對資本主義整個體系產生嚴重震撼。

　　西方發達國家開始重點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使得大量低端制造業慢慢地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正是這種全球性的產業重新分工，成就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崛 起。在1988—1997和1998—2007的兩個10年，整個世界的實際GDP年增長率分別為3.4%和4.1%，而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 家分別為4.1%和5.9%，均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發達國家集體陷入經濟發展的“泥沼”，而新興市場國家盡管也 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基本可控。當前，新興經濟體正在加強內部合作與交流，不再追隨發達國家的指導與建議，并力圖打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壁壘、已 有的國際分工體系和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自身發展的困境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崛起，讓西方國家意識到，只有通過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回歸制造業，建立一個高級而合理的產業結構，才能重塑競爭優勢，繼 續保持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在美國，一些智庫機構，特別是經濟政策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進步中心、新美國基金會等親民主黨的智庫，紛紛出 臺報告，闡述制造業的獨特性及其對美國的重要性，要求美國政府采取保護性的工業政策來促進就業。與此同時，奧巴馬正式推出 《鼓勵制造業和就業回國策略》，積極支持制造業回流，重振制造業競爭力，并恢復在過去10年中失去的560萬個就業崗位。在英國，首相卡梅倫甚至還專門設 立“伊麗莎白女王工程師獎”，獎勵那些技藝精湛的工程師，獎金高達100萬英鎊。

　　二、再工業化是下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開端

　　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的作用是以強制的力量破壞和消除部分生產力，使得導致生產過剩的矛盾得以暫時緩解。危機過后，幸存下來的企業進行新一輪的技術革新，對 固定設備進行技術改造和更新，投資新技術產品，引致市場需求的新變化，以增強市場競爭力和提高利潤率，于是生產快速增長、信用膨脹、投機盛行、證券市場交 易活躍，科技創新慢慢地就會處于瓶頸期，不久又會走向下一次危機的邊緣。如此看來，固定資本投資與技術革新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而貨幣信用的擴 大和膨脹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有力催化劑。馬克思對技術革新和貨幣信用關系的科學判斷，仍然適用我們對資本主義運行規律的分析。我們不妨考察一下資本主 義進入壟斷階段后三次大的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的關系。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技術革命是以電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不僅完善了歐洲的鋼鐵、化工、電力三大技術，而且還創造了汽車、飛機、無線電三大文明，人類從此 進入電氣化世紀。然而，這場技術革命所推動的新興產業群大多數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部門，要使它們發展起來，必須有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就為股份制的發展提 出了現實的需求。股份制不僅能夠聚集技術創新所需的資本，而且能促進證劵市場的繁榮發展，提高銀行資本的收益率。于是，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資本主義完成 了本輪技術革命。但隨著生產領域的利潤率下降，大量投機者蜂擁進股市追求快速、大量的利潤。隨著投資者大把將錢撒進股市，一些基金也急忙從利潤較低的投資 領域撤出轉向股市，銀行也供給證券商大量資金用以股票交易。泡沫越吹越大，終于爆發了1929年10月的華爾街大崩盤，經濟危機正式爆發，并最終演變成西 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的技術革命主要集中在電子、通信、核能等領域。在生產效率方面，連續工藝、標準零部件、裝配線、大量的低成本能源等極大地提高 了規模經濟的效益。不論是空間技術還是電子技術都屬于高新技術領域，從研發到應用不僅費用高而且風險大。于是被稱為高技術產業發動機的風險投資正好能夠彌 補傳統融資的缺口，承擔起孵化高技術產業的重任，華爾街的資本大量進入新興產業，于是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二戰”后快速發展時期。隨著戰后形成的高科技革 命高潮的消逝，資本主義普遍進入“滯脹”階段，出現了增長停滯和通脹并存的局面，遇到資本積累困境，不可避免地發生了1973—1975年的資本主義經濟 危機。

　　1980 年以來的技術革命是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標志的，微型計算機迅速發展，促進了生產自動化、管理現代化、科技手段現代化和國防技術現代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政策 扶持下，信息技術帶來的新經濟比重大幅上升，同時也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資本進入新興產業，使之迅速發展壯大。不久，金融資本發現技術創新帶來的投資機會幾乎 消耗殆盡，于是進入房地產、資本市場、商品投機等虛擬經濟領域，產生了大量的投機現象，泡沫不斷被吹大，終于爆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總結這三次大的技術革命的經過，可以發現：技術革命總會產生獲取暴利的大量機會，導致金融資本蜂擁而至，熱烈地追捧新技術及其催生的新興產業，促進相關產業 不斷壯大；但不久，金融資本就會發現新興產業的利潤率出現下降，于是處于過剩狀態的金融資本開始脫離實際財富的創造過程，進入到虛擬經濟領域。由于紙面財 富與實體經濟日益脫節，金融危機隨時會不期而至。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發達國家啟動了再工業化。2012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表了封面文章“第三次工業革命”，認為近年來興起的以“數字制造化” 和“個性化”為主導的再工業化，是西方國家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在美國，再工業化戰略不僅通過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業回歸，而且利用人工智能、機器人和數 字制造技術來發動制造業革命，并提出了“智慧地球戰略”和“高端制造戰略”，重新構筑世界制造業的競爭格局。然而，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技術創新和發展新興產 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由于當前尚處于再工業化的初始階段，仍以政府扶持為主。本輪再工業化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符合資本主義運行發展的 規律，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不斷深化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卷第328頁）從這個角度來說，再工業化只不過是下一次危機的開端。

　　三、再工業化暴露資本主義發展新困境

　　時至今日，西方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實施已經五年有余，是否已經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及其一系列舉措的長期效果還不能確定，但從以下六個方面看，其短期效果并不如意。

　　一 是從制造業對外投資在整體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來看，它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2009年以來，除2010年這一比重有所下降外，即從2009年 15.33%下降到2010年的12%，其余年份這一比重都在穩步上升，從2010年到2013年，分別是15.79%、18.42%、20.02%。這 說明美國制造業向外轉移的趨勢并沒有改變。

　　二是從美國制造業產值的增長速度來看，從2010——2013年，美國制造業增長率分別6.45%、5.11%、5.79%、2.22%，2010年以后呈波動下降趨勢。這說明美國的制造業復興不太樂觀，起伏較大。

　　三 是從制造業在美國GDP產值中的比重來看，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雖然這一比重從2009年觸底反彈，但一直沒有超過危機前2007年12.81%的水 平，2013年反而比2012年有所下降。從2009年到2013年，分別為11.92%、12.23%、12.38%、12.52%、12.38%。

　　四是從制造業人口在全國就業人口中的比例來看，根據美國勞工部的年度統計，從2009到2013 年，這一比例沒有出現顯著增長，反而還有所下降，分別為8.47%、8.29%、8.38%、8.37%、8.34%，一直沒達到2007年9.50%的水平。

　　五是從制造業就業崗位的絕對數來看，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從2010年1月到2013年5月，美國制造業已經增加52萬個崗位，其中5萬個就業崗位來自于從海外遷回來的工廠。但是從2000年到2009年，美國卻有600萬個制造業崗位消失。

　　六是從制造業對外貿易來看，從2009年至 2012 年，美國制成品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狀態，并呈現出逆差擴大趨勢。2014年上半年，美國商品貿易赤字從一年前的 3546.4 億美元增至 3715.9 億美元。

　　從以上可以看出，美國再工業化的效果并不好。究其深層原因，主要是美國所塑造的全球化生產結構和美國內部的政治經濟痼疾制約，使奧巴馬政府難以推行改革。這份成績單的背后，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面臨無法破解的兩大難題。

　　一 是再工業化無法破解提高勞動生產率與增加就業雙重目標的難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根據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原理，加工制造環節會繼續向更低成本的國家轉 移，特別是向勞動力成本低、環境要求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也是資本逐利屬性的必然要求。然而，當前西方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促進制造業 回流，加強貿易保護主義，在本質上違逆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布拉德·詹森說：“把這種希望說成一廂情愿或許有些言重了，但我們必須 認清，制造業其實并非美國比較優勢所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勞工部長羅伯特·雷奇也說，“不要欺騙自己了。我們不可能回到30或40年前那種以制造業為基 礎的經濟。”由于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巨大成本差距很難在短期內得以改變，除非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能抵消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帶來的損失，否則 跨國公司很難將生產線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回本國。但是，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力發展現代化的高端制造業，機器不斷代替勞動力，必然會帶來制造業就業人口的 進一步降低，而這又與再工業化增加就業的目標相悖。

　　二 是再工業化無法破解政府主導與自由市場之間的難題。本輪西方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主要以政府為主導，譬如，再工業化中具體政策的制定、特定行業的選擇、若干 技術的創新以及對外國政府的施壓，都出自政府的精心籌劃。在再工業化推行過程中，政府的功能重新凸顯，突破了以往對西方國家“小政府”的片面認知，甚至有 些學者稱之為“第三條道路”。而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崇尚自由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由市場進行，經濟決策權高度分散。盡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新自由主 義在西方廣受詬病，但也必須看到，它的根基仍異常牢固，尤其是其階級基礎——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在這場危機中不僅沒有受損，而且在社會財富中所占的比重 還在增加。根據美國智庫發布的2013年報告，美國5%最富和20%最窮的收入差距達到1967年監測以來的最大值。其實，美國乃至發達國家的“去工業 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也是自由市場的產物。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繼續堅持新自由主義，而不改弦易轍，經濟空心化趨勢就不會停止，制造業將 會一如既往地繼續萎縮。但如果西方發達國家秉承“大政府”理念，繼續推行再工業化戰略，只要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稍作改良，就會遭到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的頑 強抵抗，甚至導致“政府關門事件”。因此，政府主導與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成為再工業化過程中無法破解的難題。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 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因此，再工業化 所引起的當代資本主義變革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只是當代資本主義還有能力進行一次重新調整。盡管再工業化能夠促進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加速產業升 級換代，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盡快走出危機，但資本主義本身所具有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局限性無法消除。這決定了到一定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就會發生不以人 的意志為轉移的“內爆”，那時社會主義將最終取代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