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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介紹：楊義，1946年生，廣東省電白縣人。現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

　　魯迅研究是我的學術研究的始發點。從1972年北京西南遠郊的工廠庫房里通讀《魯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及王士菁先生，開始系統地研究魯迅。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什么？

　　嚴峻深邃的眼光 

　　在《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每一本書中，都夾著我手寫的書簽：“讀魯迅可使心靈的眸子如巖下電。”強調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魯迅作品精華》作《弁言》也說過：“我們觀察中國事物之時，灼灼然總是感受到他那銳利、嚴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著什么，申斥著什么，期許著什么”。

　　“‘魯迅眼光’，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獲，一種超越了封閉的儒家精神體系，從而對建構現代中國文化體系具有實質意義的收獲。在魯迅同代人中，比他激進者有之，如陳獨秀；比他機智者有之，如胡適；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獨無人如他那樣透視了中國歷史進程和中國人生模型的深層本質，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讀，愈咀嚼愈有滋味。

　　魯迅學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現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歷史洞察力和社會洞察力，從而使他豐厚的學養和深切的閱歷形成了一種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歷史通識。”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還說：“誰能設想魯迅僅憑一枝形小價廉的‘金不換’毛筆，卻能疾風迅雷般揭開古老中國的沉重帷幕，賦予痛苦的靈魂以神圣，放入一線晨曦于風云如磐？他對黑暗的分量有足夠的估計，而且一進入文學曠野便以身期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青年一代‘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便賦予新文化運動以勇者人格、智者風姿。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文學家像他那樣深知中國之為中國了。

　　那把啟蒙主義的解剖刀，簡直是刀刀見血，哪怕是辮子、面子一類意象，國粹、野史一類話題，無不順手拈來，不留情面地針砭著奴性和專制互補的社會心理結構，把一個國民性解剖得物無遁形，淋漓盡致了”。

　　強悍的骨頭

　　魯迅是大智大勇的啟蒙斗士，《自嘲》詩云：“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骨頭之硬，來自鮮明而熱烈愛與憎的錘煉和淬火。“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女吊》寫一種“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嗎？鬼本該連著“黑暗”和“死”，魯迅卻從中激活強悍的生命，由此建構了現代中國文學上無可重復的意義方式和意義深度。
 

　　悲憫求索的情懷 

　　由1918年寫《狂人日記》的驚世駭俗，到1919年寫《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間，魯迅小說形式發生本質性的變化，顯示了魯迅文學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淵深莫測。

　　在《孔乙己》中，魯迅撿起故鄉街市有如隨風飄落的一葉陳舊人生的碎片，夾在狂飆突起的《新青年》卷頁之間，由此審視著父輩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運，行文運筆充滿著悲憫之情。這就是他們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嗎？其地名、其人名，充滿反諷的張力。

　　不僅文章與文章之間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創，而且書與書之間呈現了精神求索的獨特的深度。《吶喊》沖擊力強，《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啟蒙。辛亥過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講理學的本家叔輩老監生魯四老爺大罵的“新黨”還是康有為，似乎歷史并沒有由于思潮推涌而邁步前進。《孤獨者》反思“孤獨”。
 

　　《傷逝》沉浸于對更年輕一代知識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開頭就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懺悔格調。哀婉源自對青年知識者的青春禮贊，以及對青春失落的哀傷。其中剔出了一種“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學”：“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著細線，盡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著一個遲早之間。”這條擺脫不掉的細線，就是社會習俗、宗法勢力、經濟體制，左右著青年知識者的命運。

　　《離婚》反思啟蒙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潮翻滾后，鄉村依然是士紳的廳堂原則壓倒和制約著鄉野原則。七大人故弄玄虛的“屁塞”，輕而易舉地打翻了愛姑的“鉤刀腳”，這就是中國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無物之陣”。

　　以往的魯迅研究的顯著特點，是側重于思潮，尤其是外來思潮對魯迅的影響。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談論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也側重于思潮對這種關系的沖擊而產生的變異，就脫離了文化血脈的根本性了。

　　魯迅說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墳•文化偏至論》）他是把思潮和血脈并舉，而使之相互對質，一個巴掌拍不響，兩個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義和國人之自覺。

　　思潮離血脈而浮，血脈離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輕血脈的研究，只能是“半魯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脈并舉，才能還魯迅應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脈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魯迅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轉換流向和形態。

　　如魯迅所言：“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熱風•圣武》）血脈是解釋思潮為何及如何“著火”“出聲”“共鳴”的內在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