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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美元為中心的霸權統治

　　美國主控的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美元為中心的霸權體系，為人工可控的跨國剝削體系，屬多維戰略系統范疇。它緣起于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北美、西歐和日本為地緣戰略支點，嬗變為西方七國首腦峰會機制(G7)、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機制(G8)和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機制(G20)，其既定戰略目標是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發展與持續完善以美國為地緣軸心的、垂直的、單級的、聯合的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相應的“霸權——依附”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故又被稱為新殖民主義體制。

　　該體制要求諸國尊崇美元體系的主導作用，包括系統設定、控制、運動規律及其狀態的改變等，擁有宏觀管控全球經濟狀態的能力，擁有大宗商品、資產(財產權)及其諸國貨幣等定價與結算的能力，具周期性、穩定性及其自修復性的系統功能，可制造貨幣量和財產量的全球運動，是美國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兩種歷史形態皆深刻影響世界，即福特主義的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以1979年沃爾克沖擊爆發作為重要歷史分水嶺，往前推30年為福特主義的資本主義，往后推30年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后者導致延續至今的全球經濟金融化，并通過浮動匯率制的周期性貨幣運動強化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剝削。

　　最初，“美元—黃金本位制”、固定匯率制等作為美國霸權的戰略核心，覆蓋延伸至外匯、資本和貿易為主要內容的多邊經濟制度，設定三大戰略約束：1.削減諸國主權及其貨幣金融安全邊界;2.確立美元主體地位、推行美元定價與結算制、構建主次貨幣間的傳導關系;3.強化全球經濟控制權。三大約束重點體現于貨幣控制力;同時配套建設三大戰略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政府企望把三大機構建設成“新帝國主義時期的事實世界政府的核心”(喬姆斯基語)，故該體制與歷史上阿黑門尼德波斯帝國、亞歷山大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及其東亞朝貢體制的霸權系統并無本質區別。

　　二、大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格局

　　1971年，跨大西洋體制因越戰面臨兩選擇：要么接受黃金升值，促使美國以高價黃金以償還債務;要么停止售賣黃金，美元與黃金脫鉤。前者將重蹈歷次戰后通貨緊縮覆轍;后者企望通過美元量擴張而避免經濟危機。囿于囤積大量美元，西歐選擇接受美元與黃金脫鉤、浮動匯率制及其美元作為主要貨幣的貶值等方案來防范通縮，以貨幣主權為代價淪為附庸，美國攫取“開動印鈔機以持續戰爭的權力”。1971～1973年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重構，掙脫黃金桎梏及其施行浮動匯率制，短期“為越南大屠殺戰爭籌款”，長期則奠定全球化法幣時代的技術基礎。(其過程：1971年美停止承擔美元兌換黃金義務，美元與黃金掛鉤體制隨之終結;1973年，西歐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和馬克，歐洲共同市場9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固定匯率制終結——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1976年，西方盟國達成以浮動匯率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等為內容的《牙買加協定》，以維持多邊支付原則——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和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得以延續且得到強化。)緣起于二戰，嬗變于越戰——古今貨幣霸權興衰皆與戰爭相關聯。

　　肯尼迪與尼克松的戰略思想明確，即強力推行美元制，改造依附國甚至戰略對峙國的貨幣、產經和政治制度，獲三大成果：一是主攻西歐，誘其依附;二是向經互會滲透美元，粉碎其構建超主權貨幣體系計劃;三是乘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之機，卡特方案誘騙中國重返新殖民主義體系，陰謀將其國民經濟體系納入美元系統的控制之中。如上諸大國選擇屈從，奧妙在于美元數量的誘惑。

　　其中，歐洲美元市場導致西歐諸國資本集團綁架政府放棄貨幣主權，收獲美元持續貶值所釋放的紅利。1971年12月美法兩國在亞速爾群島達成協議，同意與有關國家合作“努力通過美元貶值和其他一些貨幣升值來迅速重新調整兌換率”，由此奠定美元與西歐貨幣關聯性的政治基礎，為浮動匯率制創造了技術條件。1974年英法同意制定一套與歐佩克談判的程序接受石油價格上漲，其價格指數的變化作為美元貶值的依據，此舉強化了美元對大宗商品定價與結算的功能，延伸至資產和諸國貨幣，是美元制最高戰略成果。

　　經互會為何任由美國褫奪諸國貨幣主權?難道不會危及蘇聯與東歐嗎?經互會錯將浮動匯率制視作美元衰落的標志，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證明“即便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強國貨幣，最終也不能勝任國際貨幣的職能，是舊貨幣制度矛盾沖突的根源”，認為西方貨幣關系未建立在黃金基礎上，且堅持各國貨幣和特別提款權共同構成世界貨幣的大勢不變，故選擇構建超主權貨幣體系。強調：大國與小國搞超主權貨幣或貨幣互換有悖霸權與依附的基本原則，尋找宗主國貨幣發行之源頭是古今小國寄生圖存之路，超主權貨幣天然是金銀，廢黜金銀制的全球化體制力推美元制，而不以超主權貨幣為戰略目標。

　　經互會未相應推行盧布制以抗衡是重大失誤：第一，未構建自主的主次貨幣傳導關系;第二，無法維護獨立的貨幣金融安全邊界;第三，無法鞏固決定本集團的經濟控制權。隨著美元持續滲透，成功行賄蘇東權貴階級，經互會轉向西方發展貿易和信貸關系。1970～1973年世界貿易額增加了80%，東西方貿易增加107%，西方對經互會國家出口增加120%，經互會國家出口只增加94%，囿于轉帳盧布不能充分兌換，經互會諸國對西方貿易使用西方貨幣進行結算，隨貿易增長其對應債務不斷增加。中情局數據：1973～1979年經互會國家對西方負債年均增加37.8 %。1979年底對外硬通貨債務總額745億美元，東歐進口成本與負債利息及其同出口貨物與勞務收入間的缺口總數達84億美元，約同年出口價值的33%左右。隨債務增加，償債能力日益惡化。1977年底經互會7國平均外債清償率達到45.6 %，波蘭外債清償率高達92%。

　　然美元系統重構必須遵循周期性進而穩定性原則，貨幣緊縮不容回避，沃爾克沖擊引爆全球性通縮，將越戰負債轉嫁于世界：1979年6～10月美英實施貨幣休克政策，拆借利率從平均7%飆升至將近20%，債務負擔翻番。1980年后外債利息成本負擔上升到最高點時，商品出口市場極度萎縮，債務國無法償債，隨美元大幅度持續升值，蘇聯與東歐國家發生經濟危機。1981年12月波蘭實行軍管，停止向西方支付外債利息，成為第一個無力償還外債的東歐國家，西方公私信貸機構基本停止對其貸款。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償債困難。沃爾克沖擊是美國的公然宣戰，經互會國家本可選擇戰略對峙而拒絕償債，然蘇共堅持緩和與綏靖路線，波蘭軍管無疾而終，諸國優質國民財產痛遭洗劫，終導致蘇聯解體、華約解散及其經互會分崩離析。

　　通貨原理警示：大國首先應是貨幣大國，切不可喪失主權貨幣地位，惟有貨幣大國才能把握本國命運，惟有貨幣大國才能決定小國命運——若喪失主權貨幣地位，小國從來選擇茍且，大國將面臨解體。蘇聯經濟寄生于美元，則經互會的崩潰就是必然。

　　有人會說：“美蘇兩國與西歐戰略爭奪如此強烈，中國這邊風景獨好!”請別忘記，美元體系重構于越戰，美元成為“世界法幣”。越南戰爭在本質上是中美地緣爭奪的產物，盡顯島鏈擴張之企圖，即通過扼守臺灣海峽進而扼守馬六甲海峽，遏制中國南下中南半島;戰爭結束，兩國同時撤出中南半島。1979年后，中國逐步加入全球化市場經濟體制，從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重要國家，成為執行新自由主義路線最好的國家，并致力于發展隸屬于美國全球化的子系統，即中國與東盟自貿區，力推美元定價與結算制，導致中南半島諸國紛紛尋找霸權貨幣之源頭，是其小國寄生圖存的貨幣新史。美國意外收獲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自愿加入美元所主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碩果，受損的美元體系得以自修復，有地緣缺陷的全球化剝削體系延續至今。

　　古今勝利者加入失敗者的貨幣體系屢見不鮮：公元5世紀，阿提拉匈奴帝國戰略前突東南歐，兵臨君士坦丁堡，迫東羅馬帝國簽城下之盟，納貢稱臣。阿提拉竟以東羅馬金幣充當兩國互市及其國際貿易定價與結算貨幣作為撤兵條件，此舉使得東羅馬帝國的系統危機得以緩解，為阿提拉匈奴帝國的裂解與覆亡奠定了牢固的貨幣基礎。今日世界重現歷史符合周期性運動的基本原理。

　　三、美元幣值變化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及其財產掠奪

　　經越南戰爭，美元體系實現了浮動匯率制的轉變，務求世界經濟以美元幣值變動為基準而改變，每完成一次周期性運動，經濟危機便人工合成一次。

　　系統控制原理：圍繞美元指數100.00震蕩與波動，每一次見到100.00，就形成一次封閉環路，進而實現穩定性。故美元體系具有人工合成、動態管控與改變全球經濟狀態等特性，浮動匯率制強化了對全球經濟的管控、財產跨境轉移及其制造他國信用危機等能力。

　　經此轉變, 美元指數、CRB指數和道瓊斯指數成全球經濟風向標，美元數量能夠決定全球貨幣市場強弱、控制全球期貨市場走勢、左右全球股市漲跌，進而操縱諸國經濟。2012年，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警告：“中國若不深化改革，將面臨無預警經濟崩潰”。報告以巴西、墨西哥為例，危言中國若不加快國有企業私有化將面臨同樣的危機。所謂“無預警經濟崩潰”，即指美元突然升值可以造成中國經濟的極度萎縮。這里涉及兩個基本問題，一曰經濟危機的制造，二曰國民財產權的掠奪。那么，美元體系具有這樣的能力嗎?

　　1、 經濟危機的制造

　　1979年以來，美元體系先后三次人工合成規模龐大的經濟危機：

　　第一次，1979年美歐借口抑制通貨膨脹，啟動浮動匯率制下的系統修復程序，沃爾克沖擊完成固定匯率制未完成的周期性曲線閉合工作，徹底改變工業與原料等產品間的價格關系，制造了經互會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危機，導致全球經濟衰退。

　　第二次，1990年代第二次沃爾克沖擊，美元幣值變動由底部大幅震蕩(1991～1994年)和持續大幅升值(1997～2002)等兩階段構成，制造了北歐與日本的銀行危機(1992年美指80.00～95.00快速震蕩)，英鎊日元均遭沉重打擊，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日本陷入長達十年的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得出日元量失效的結論。后美元持續升值導致邊陲諸國系列危機，包括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巴西和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和2002年烏拉圭金融危機。

　　第三次，2008年美聯儲借俄格戰爭制造美元快速升值，對歐元體系實施綜合打擊，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股票、期貨市場普遍性崩盤，終引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所以，若某國過度依賴美元，則無論其匯率固定或浮動、貨幣政策擴張或緊縮，其經濟狀態都隨美元幣值變動而改變，或通脹、或通縮、或穩定，本幣數量失效。衡量標準：若本幣數量能夠抑制通脹，就一定能夠緩解通縮;若本幣數量不能緩解通縮，則一定不能抑制通脹(如雷亞爾、日元)。

　　2 、中國國民財產的掠奪運動皆發生在美元通縮期

　　三次美元快速通縮，中國對應三次財產掠奪期：

　　第一次掠奪始于1980年，國營企業廢黜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鞍鋼憲法和崗位責任制，廠長負責制個人集權凌駕于黨委會、工會和職代會之上，并通過企業內部經營承包制，控制經營權，為非法掠奪國民財產提供了條件。這次財產掠奪，緣起于1973年起中國實施“四三方案”，引進石化、鋼鐵、煤炭和機電等成套設備，共51.4億美元，1982年完成。其間，西方趁機實行行賄官僚集團的“卡特方案”，而推動建立特區，便于打開渠道變現一些官僚所攫取的國民財產，經香港、新加坡與跨國集團(美洲銀行、倫敦證券、英荷石油、三菱日立等)構成黑金鏈。此舉，實為復活了英帝國顛覆晚清王朝的白銀路線，只不過黑金由白銀變成美鈔，貨幣運動不單指向英倫，更主要指向華爾街。卡特方案為誘迫中國經濟私有化，日益依賴美元和甘為歐美生產地，奠定了霸權貨幣數量之基礎。

　　第二次掠奪發生于1992～2004年，其中1997～2002年為重點期，中國接受漸進式掠奪國民財產的美國方案，以“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為私有化工具，借口產能過剩，關停并轉國營企業，巨額國民財產流失。國營大中型企業私有化的具體做法：先將某按產業布局的國營企業拆分為“集團”與“股份”，前者為母公司(存續企業)實行全民所有制，后者為子公司(股份企業)實行股份制，母子公司財產權占比：母公司80%，子公司20%，且子公司財產權出賣于海內外，掠奪者則可通過少量股份控制整條產業鏈。該方案將能源化工、冶金制造、電信和銀行等攫為中外利益集團所控，數千萬工人失業，后因發生石油石化工潮及其美國通過《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欲控制中國國企等安全因素，于2004年遭擱置至今，此為內外勾結欲加快私有化之根。例1999年，依高盛方案將中油集團劃出約20%財產權組建股份公司，2000年海外上市，2008年后“股份企業”行政控制擁80%產權的“存續企業”，需圖謀再次掠奪。

　　第三次掠奪重啟于2013年，目標鎖定中央企業資產27.8萬億元、地方國有資產17萬億元、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8萬億元(科教文衛、傳媒出版)，新殖民主義者務求第三次財產掠奪統一于國際資本旗下。此次掠奪，囿于在黨內外引發紛爭，美指需要一個快速切換的“財產權理由”。

　　美元由持續通脹轉而快速通縮，幣值高點附近易賤賣優質國民財產權。典型案例：1997～2002年巴西優良國企淡水河谷礦業公司遭跨國壟斷資本集團瓜分;1999年中國石油石化工業遭高盛公司整頓。2000年4月紐交所上市，中巴兩國皆在美指階段性高點110.00～120.00區間售賣優良國民財產，此間資產價格處于相對歷史低點，便于掠奪。期中，高盛方案拆分石油石化工業，將包括著名的大慶油田、新疆油田等20多個油田中的約16個油田一并作價帳面總資產4000億人民幣(相當于西氣東輸管道投資數)，后廉價在海外上市;另將勝利油田、河南油田、江蘇油田、江漢油田劃歸中國石化另行賤賣。需說明，松遼盆地、塔里木盆地、準葛爾盆地，是中國21世紀重點勘探且已預測將獲得重大油氣發現的地區，如此賤賣優良國企，實為國之不幸。

　　3、 制造經濟危機的技術機理與目標

　　浮動匯率制條件下，美元系統控制技術獲重大突破，奠定了經濟金融化的牢固技術基礎。《三體戰略系統研究》認為，美元體系存在一個主控性的數理量，即貨幣增發量α值，可實現對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資產價格及其貨幣價格的控制，具有改變全球經濟狀態、制造通脹與通縮的戰略能力。

　　目前，西方誘迫中國的既定目標：一是調整結構;二是緊縮貨幣;三是債務重組。三目標同時實施好于單獨，便于諸國在華實施債務與股權置換。調整產業結構即瓜分國企產權，金融租賃作為國際資本集團掠奪他國財產的新形式;通過美元快速升值對中國經濟施以外科手術，廉價購買中國在其境內外的資產;緊縮貨幣供應與限制中國商品出口等相結合，可致其經濟停滯、生產衰退、企業倒閉、勞動者失業及其生活艱辛、社會動蕩加劇。三目標統稱“貨幣休克”，是裂解中國的重要戰略環節。

　　2014年4月國務院公布80個產業向資本家出賣：鐵路、港口;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水電、風電、光伏電;油氣集輸、煤化和石化。今構成以石油、國有銀行私有化、整頓國有企業銀行和金融系統(即美日歐蔑稱為中國“影子銀行”問題)等三大戰略焦點。只要一經確認中共實施大規模國企私有化，則美聯儲將快速合成一輪通貨緊縮，美元幣值將強勁反彈，打擊中國經濟，配合中外資本家廉價掠奪優質國民財產，制造社會信用總危機，直至顛覆中共。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囤積了大量美元紙鈔。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至2014年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約4萬億美元。擺脫美元控制何其難?

　　故每逢美元快速升值，中國常見兩種態度：第一種，主張順應美國霸權要求，變更或廢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企望以販賣國企來保經濟增長，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第二種，無視中國附庸于美元支付體系的現實，漠視人民幣主權地位式微，認為美元快速通縮所引發的危機是美元霸權終結的標志。

　　關于第二種態度，《三體戰略系統研究》禮貌地提醒：將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系統設定為不可修復的，是否給人以主觀主義的傾向?以新自由主義為本質特征的全球化剝削體系若不能實現系統自修復時，它的崩潰是歷史必然，然外界阻止其自修復的戰略力量何在?

　　嚴重性在于，中國貴族家庭財產多以美元計值，危機時刻能果斷脫離衡量家族財富的貨幣制度嗎?猶如英國貴族為赴國難而果斷廢黜金本位制一般嗎?1929年美法兩國持有全球黃金數量約60%，共同策動大蕭條,覺悟的英國率先脫離金本位制，迅速地擺脫經濟危機，且率領世界各國紛紛脫離美法控制的金本位制，此為英國貴族的重大歷史貢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蘭蓋的話說：“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權。”目前中國資產階級法權若不得到有效限制，貨幣主權必遭進一步淪喪，將再次被迫接受美聯儲所制造的危機，并在瓜分國民財產的運動中引爆慘烈的國家裂解運動。

　　關于第一種態度，有一現行案例：2013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中國加快私有化，包括金融私有化、強化美元市場主導地位、弱化中國政府經濟社會的管制權等。該組織恐嚇說：上述建議已得到中共原則認可，若不兌現承諾并采取有效措施——GDP將驟然減速至2018～2020年后的4%;2030年GDP將維持在美國水平的1/4上下，并非外界普遍預料的GDP在2030年以前超過美國成為頭號經濟體——這意味著美國、歐洲和日本已經就中國私有化問題達成一致，他們期待著中國新領導層因恐懼經濟遭受打擊而賤賣國民財產。

　　《三體戰略系統研究》的結論：經濟危機具有全球普遍性，不會單獨降臨中國。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與結算貨幣數量決定使用國的經濟狀態，并保持使用國之間經濟狀態的一致性，即危機爆發時間的一致性、通縮烈度的同一性、市場跌幅的相似性。危機來臨時，主要貨幣發行國不能因之幸免，即在美元體系主導下，若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美國、歐洲和日本皆不能幸免(例如2008年經濟危機)。故不必理會美日歐的戰略恐嚇，不必因恐嚇而賤賣國民財產，更不必因恐嚇而自我顛覆中央集權制。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三體戰略系統研究專家，本文為“美元體系統治與金融安全風險”專題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