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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在國際學術界進入衰退和分化時期，而在中國卻不是這樣。后現代思潮在今天的中國，猶如在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的西方學術界，尚在發展中，例如，歷史虛無主義大行其道，就是其具體表現之一。這種情況不難理解，后現代主義畢竟是從西方傳來，要讓它沉淀下來，使人們認清其本質，總需要時間。盡管后現代主義已是強弩之末，但其影響卻不可輕視。堅持唯物史觀，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必須認真剖析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觀。

　　一

　　在西方學術界，后現代主義出現幾十年了，其概念至今仍然模糊不清。但有一點基本上已形成共識，那就是“后現代”今天已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是對19世紀后期出現的反理性主義哲學潮流的繼承，又在不少方面有所超越。后現代主義不僅在哲學，而且在藝術、影視、文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人類學、地理學，以及建筑設計和社會意識形態等領域，都產生廣泛影響，在歐美和東方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風靡一時。正是在這個“廣泛的全球性文化變遷”的意義上，后現代主義思潮也被一些人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新的文化擴張。

　　19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所信奉的“不存在事實，只存在解釋”，成為后現代主義者的共識。他晚期的作品主要是關于虛無主義的，虛無主義使世界特別是人類生存沒有意義，沒有目標，沒有可以理解的真相和本質價值，并認為這是19世紀的主要問題。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概念、范疇和歷史敘述等方面，但首先表現在歷史觀上。

　　具有虛無主義性質的解構主義，是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內核，也是后現代史觀的重要內容之一。解構主義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創始人是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他認為符號、單獨的個體更能夠反映真實，“解構”在理論層面上可以用于任何學科，歷史學自然也包括在內。除尼采哲學外，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也 是德里達解構主義重要的思想來源。海德格爾在述及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時，曾提出“拆解”這個概念。他認為，現今存在的一系列概念應在“摧毀”式的拆解之后“重新定位”。德里達的指向較之海德格爾更為寬泛，他反對一切固有的確定性，力主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啟蒙運動以來人們確信無疑的“真理”、“理性”、“意 義”等，都在“解構”之內。

　　美國史學家海登·懷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的導論中，曾談及“歷史著述理論”，這有助于具體理解什么是對傳統歷史學的“解構”。他說：“我是通過區分以下歷史著述中的概念化諸種層面來開始我的論述。它們是：（l）編年史；（2）故事； （3）。情節化模式；（4）論證模式；（5）意識形態蘊涵模式”。與之相聯系，他確立了歷史敘述的三種解釋模式，這就是“（l）情節化解釋，（2）論證式解釋，（3）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這三種歷史敘述模式在“解構”的使命下，密切聯系在一起。例如，“情節化解釋”是指通過鑒別所講故事的類別，來確定故事的“意義”。如果史學家賦予它悲劇的情節結構，就按照悲劇的方式去解構故事，反之，喜劇亦然。所謂“論證式解釋”，是指“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論證式解釋，“論證”是對故事中所發生的事情進行一種解釋。至于“意識形態蘊涵式解釋”，指史學家為“理解現實”所假設的這樣或那樣的立場，主要是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

　　2004年《元史學》中文版出版時，海登·懷特在《中譯本前言》中寫道：“我在《元史學》中想說明的 是，鑒于語言提供了多種多樣建構對象并將對象定型成某種想象或概念的方式，史學家便可以在諸種比喻形態中進行選擇，用它們將一系列事件情節化，以顯示其不同的意義。這里面沒有任何決定論的因素……近年的‘回歸敘事’表明，史學家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多地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歷史現象進行具 體的歷史學處理”。不難看出，‘懷特從歷史學的視閾下，再次強調了后現代思潮“徹底消解傳統”的基本特征。理性主義史學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統統都不存在 了。

　　否定“宏大敘事”，是后現代史觀的又一重要內容。法國哲學家J．F．利奧塔在批判近代以來文化特別是認識論和歷史哲學時，通過對“宏大敘事”的批判，而提倡“小型敘事”。他認為，“宏大敘事”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礎之一；“宏大敘事”和總體性、整體化的歷史思維聯系在一起，又與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有密切的聯系，表現出鮮明的“政治特質”。例如歷史哲學和歷史真理，正是在“宏大敘事”中獲得其合法性的?；诖?，利奧塔“將’后現代‘一詞定義為對于宏大敘事的懷疑”，“在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中，知識的合法性問題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形成的。宏大敘事已經失去了它的可靠性，無論它采取什么樣的統一方式，無論它是思辨的敘述還是解放的敘述”。他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即是一種宏大敘事；正是宏大敘事為所謂“集權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集權化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因此“我們不再求助于宏大敘事，即我們不再求助于精神的辯證法，甚至也不能求助于人類的解放，以使后現代科學的話語合法化”。任何一種歷史觀都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后現代思潮的歷史觀也是如此，利奧塔對宏大敘事的徹底否定，反映了一些后現代主義者的政治訴求。但應同時指出的是，否定“宏大敘事”，對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理性主義史學發展無疑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理性主義史學強調的歷史敘述中復雜的社會歷史內容、開闊的歷史認識視野、歷史發展的因果聯系，以及物質生活、財產分配、貿易往來等，都被否定。

　　二

　　當今，歷史虛無主義在我國政治思想領域和學界泛起，雖有諸多表現形式，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的理論基礎上。正是在這個立場上，歷史虛無主義和后現代思潮的歷史觀有了共同的語言。它們都否定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否定人類從蒙昧、野蠻不斷走向進步的歷史進程；否認客觀存在的歷史真理；否認歷史矛盾的客觀規律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批判歷史唯心主義時，強調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歷史不是作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重溫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和施蒂納深刻的批判，對我們認識后現代主義歷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果說費爾巴哈和施蒂納的歷史唯心主義更多地從哲學的概念和范疇中表現出來，那么歷史虛無主義秉承后現代主義歷史觀，聯系到具體的歷史進程所表現出的歷史唯心主義，則更荒謬、更極端。1845年，施蒂納曾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當時的德國思想界風靡一時，他的名言是：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東西高出于我；“我”是萬物的主宰和尺度，一件事的對或不對，由“我”決定。這種主觀臆造的、虛幻的理論與方法，在歷史虛無主義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在我國學術思想界，歷史虛無主義并不陌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當有人提出在中國“全盤西化”時，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曾喧囂一時，一些人宣揚“中國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國人無論私德公德都不好”；“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 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30年代，這些論調雖遭到批判，但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停頓下來了，歷史虛無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80年代出現了“文化熱”，在熱烈探討“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等問題時，歷史虛無主義沉渣泛起，六集電視片《河殤》成為新時期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作。

　　詆毀、丑化、篡改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是西方大國文化帝國主義政策的重要內容和具體表現，我們對此決不可掉以輕心。法國前駐美國外交官弗雷德里克·馬特爾2010年曾著《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這是一部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著作，作者用事實揭示了美國的文化戰略以及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背后所隱藏的政治。作者認為，“世界文化大戰已經爆發”。這“是通過文化與信息的傳播來贏取新的地區影響力而展開的戰爭”。有論者據此提出：美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制定并實施以確立自身全球霸權地位為目標的國際文化戰略的幾個國家之一。今天，美國文化已經成為世界主流文化，這是美國精心策劃并在不斷調整其國際文化戰略和戰術的基礎上，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而形成的。在此期間，美國同時發動了針對蘇聯的“文化冷戰”、針對法國和德國的“知識冷戰”，并大獲全勝?；谏鲜鍪聦?，我們在充分認識美國文化已經覆蓋了國際文化版圖大片疆域這一現實的情況下，來認識后現代思潮、后現代思潮歷史觀及其影響的本質內容，是十分必要的。

　　今天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與近代以來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相比，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一區別主要是時代的特征決定的，即冷戰結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面臨嚴峻挑戰；在所謂“國際意識形態終結”的謊言下，文化帝國主義的滲透、擴張政策有越來越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當今中國的社會思潮多元并存、相互激蕩，廣大群眾在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社會思潮的影響，如后現代思潮即是其中之一。

　　三

　　后現代思潮的歷史觀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解構”、“拆解”、“摧毀”和“重新定位”，以及對歷史過程“宏大敘事”的徹底否定，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碎片化，就產生了許多奇談怪論，諸如中國文化先天不足，需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國文化的“結構性缺損”；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有理，甚至有功；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不如改良；中國當務之急是“補資本主義的課”；以“重新評價”、“理性思考”為名，對歷史人物進行是非顛倒的 翻案等。中華民族有5000年光輝燦爛的文明史；近代中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解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爭，有100多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致力于 推翻“三座大山”，有90多年的歷史；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有60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加接近實現“中國夢”的目標，極大地豐富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模式，有30多年的歷史。無論是漫長的5000年，還是短暫的30多年，中華民族創造了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業績，它們已經融人中華文明的血脈中。這是歷史的主流、歷史的本質，任何偏見和謊言都篡改不了。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另一重要表現，是將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與宗教神學相聯系，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猶如教義，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物。聯系19世紀中葉以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這種觀點其實沒有什么新意。

　　冷戰期間，被西方奉為“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的卡爾·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57）、《歷史主義的貧困》（1961）等著作中，就攻擊馬克思主義是“形而上學的教條或宗教式的信念”，是一種“古老迷信的殘余”，是構成“現代極權主義”的思想來源之一。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中世紀的神學史觀一樣，只不過中世紀的神學史觀寄希望于上帝的選民，法西斯代之以特選的種族，馬克思代之以特選的階級而已。波普爾的這種攻擊有著十分鮮明的政治指向，他對此沒有任何隱瞞，正如他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的題詞中所言：本書為“紀念各種信仰的或各個國家或各種族的無數男女，他們在歷史定命的無情規律之下淪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受難者”。波普爾的舊調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中重彈，使人們更加警醒，進一步認清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和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