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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認為戰爭已過去60年，日本人在受到巨大戰爭創傷和痛苦前提下，已痛徹反省了歷史，日本堅信自己不會再犯過去的戰爭錯誤，其發展不依賴軍事冒險和掠奪。在冷戰結束后的格局中，日本已成為第二大經濟實體，應當重新找到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定位，應當成為正常大國家（“普通國家”）。

　　正是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日本政壇保守的政治右派力量就開始了一系列積極動作，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自衛隊軍隊化、防衛廳的國防部化和清洗日本人對60年前的戰爭罪惡意識。扶桑社教科書的右翼史觀雖然不具有代表這種思潮的代表性，但卻可反應出今天的日本人急于擺脫戰爭罪惡的心理。

　　引起中韓兩國巨大抗議的扶桑社新歷史教科書（初中版），雖然只在實際采用上占了非常小的比例，但它頑強地一點點往外蔓延的勁頭，卻不難看出背后日本社會對自身歷史再認識的一種內在張力，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既體現出日本社會中部分人對日本侵略戰爭的定性情結，還折射出近些年來日本社會和政治生態的變遷。

　　對歷次侵略戰爭的定性問題

　　今天占日本教科書主流的，依然是建立在完全認同東京審判基礎上的東京書籍等7家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他們承認日本發動的對外戰爭屬侵略性質，承認戰爭中制造的諸種暴行。因為今天在日本知識分子階層，左翼和平主義思想依然占主流。

　　但是，教科書只是一面，最近我在日本期間到各地書店注意觀察，對日本侵略戰爭辯護或進行美化的書從種類到數量都不少，因為譜系的復雜，不能簡單地歸類為正確的左翼和反動的右翼：為當年的日本做辯護的，未必認同“皇國史觀”，未必反對日本要奉行和平主義。而從扶桑社美化吞并朝鮮和為侵略中國戰爭的表述看，它顯然是標準的右翼史觀。

　　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的極端史觀雖屬很少數一方，但依然可集中體現相當多的日本人對過去世界秩序的一種認識，即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勝者不受譴責。日本不成為叢林中的強者，就會為西方列強所吞噬，日本不占領鄰國，它們就會為西方列強吞并成為吞噬日本的基地。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生存規則和邏輯的。

　　在這種世界認識邏輯下，不少人雖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對中國是侵略者，但未必其他戰爭中日本都是侵略者。譬如：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是屬于與中國爭奪對朝鮮的宗主權，不是侵略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讓朝鮮擺脫了清政府對它的控制使其獲得“獨立”。

　　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日俄戰爭，則是日本為抵擋沙俄南下控制中國東北、華北和朝鮮所發動的戰爭，其結果是把東北從沙俄手中奪回給了中國，日本相應地獲得其應有的在華權益。

　　而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數量相當多，因為當時這些被侵略者無一是獨立國家，皆為西方殖民地，日本是趕跑了西方白人，為戰后這些國家的反殖民獨立運動的勝利打下了基礎。持這一觀點的日本人一個有力的辯護理由是，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元首曾參拜過靖國神社。

　　今天日本的歷史觀從對一切戰爭都予否定到對一切戰爭都予辯護美化，中間各式各樣的聲音都有。

　　對東京審判的質疑

　　正是因為日本人對日本歷次戰爭和二戰中部分戰場的性質有不同判斷，自然他們也認為，東京審判的裁斷，日本受了許多委屈。對此，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的基本史觀是一種無聲的徹底否定。而日本右翼勢力亦會經常以“學術討論”為名質疑東京審判。

　　關于東京審判，日本不少人內心認為，其法律嚴肅性完全不可與審判納粹的紐輪堡可以相提并論，日本戰犯的罪行也可不與納粹戰犯相提并論。

　　否定東京審判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當時的發法官之一印度籍的帕爾博士的觀點和言論。因為帕爾就“何謂侵略”“何謂戰犯”提出了質疑，他同情被送上法庭的日本戰犯。帕爾有篇60萬字的審判意見認為，東京審判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一次報復性的制裁，只審判勝利者而未對勝利者問責，缺乏法律上的嚴肅性。

　　日本這種質疑東京審判的態度，集中體現的幾點是：日本侵略的國家，除中國外，都是非主權國家，全部為西方殖民地，不像納粹侵略的全部是主權國家，無法以法理角度認定為侵略；日本沒有像納粹德國一樣進行了有系統有計劃的種族滅絕政策；對平民的殺傷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西方國家在戰爭中同樣有巨大的專門針對平民的轟炸屠殺；戰勝國同樣有撕毀條約發動突然攻擊的，譬如蘇聯。

　　堅信東京審判最終會被顛覆的日本人，會經常引用帕爾的一句話來進行安慰，即：“當時間淡化狂熱與偏見，理性揭開虛偽的面紗，只有那個時候正義的女神才會在維持公正的基礎上，要求改變過去的諸多賞罰。”

　　尤需注意的是，今天對東京審判問題上，日本保守勢力（已經成為日本政壇中的主流）中的部分人與日本右翼勢力的基本觀點有相當大的一致性。但延伸出的基本政治理念卻有巨大的本質區別。保守派不認為日本有必要去顛覆改變今天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日本的戰爭失敗是政治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政治冒險，日本今后的外交戰略依然是與美國結盟，而且要保持與亞洲國家的關系。

　　日本右翼則是要徹底顛覆東京審判，顛覆東京審判后建立的世界政治秩序和徹底改變日本在其中的位置，首先是拋棄與美國軍事聯盟，如石原慎太郎首先一開始就是個反美分子，要對美國說“不”，對亞洲其他國家則奉行種族主義的態度。但在日本社會，他們與右傾保守勢力的政治務實相比，右翼勢力本身給人的印象往往荒誕不經，始終無法成為主流，來自右翼組織的人物也無一人能進入議會。

　　盡管日本政府中的許多要員本身也對東京審判持質疑態度，但日本戰后的秩序重建和和平憲法基礎全部是建立在東京審判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還是美國的小盟友，本土還有大量美國駐軍，二戰后重建的國際秩序和今天的國際環境，都不可能使日本政府有人敢公開否定東京審判。但內心的質疑卻是不爭的事實。

　　急于擺脫歷史罪惡心理

　　二戰結束后，聯合國軍為摧毀日本軍國主義基礎，用一切傳播手段對日本進行徹底“洗腦”，其依靠的日本本土資源，基本上是日本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知識分子。

　　但隨著戰后世界的變遷，尤其是蘇東事變后對左翼思想的沉重打擊，加以日本社會本身發生的深刻變化，左翼思想盡管在知識分子階層中仍占主流，但社會基礎卻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左翼的政治主張顯得不合適宜，左翼政黨完全被邊緣化，在學術思想上，左翼歷史理論的說服力和地位也變得極為尷尬。

　　不能不說的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對今天主流教科書傳播的歷史觀，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為，不管其對錯，這是美國占領日本時期“強加”給日本人的，從心理上，他們有一種要顛覆擺脫的逆反心理。一些左翼人士轉而持懷疑性的準右翼歷史觀，即是受此影響，譬如“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理事、《戰爭論》、《臺灣論》的作者小林善紀。

　　從心理上，戰后即使受著日本戰爭罪惡論教育成長起來的日本人，因為沒有經受上一代的戰爭苦難，更無侵略戰爭的親身體驗，相當多人認為，戰爭已經過去這么多年，日本已遭到了懲罰，他們與戰爭并無關系，該結束籠罩在日本人心頭的歷史罪惡意識。

　　另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60年過去，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今天依然是一個不具有國家交戰權的“非正常國家”，而在二戰中罪惡嚴重得多的德國早已參與北約對南聯盟的行動，把軍隊派到了當年軍靴踐踏過的巴爾干半島上。這種落差要那些希望日本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勢力極不平衡，他們希望日本必須盡快擺脫日本長達60年的戰爭罪惡的心理包袱。

　　他們認為戰爭已過去60年，日本人在受到巨大戰爭創傷和痛苦前提下，已痛徹反省了歷史，日本堅信自己不會再犯過去的戰爭錯誤，其發展不依賴軍事冒險和掠奪。在冷戰結束后的格局中，日本已成為第二大經濟實體，應當重新找到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定位，應當成為正常大國（“普通國家”）。

　　正是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日本政壇保守的政治右派力量就開始了一系列積極動作，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自衛隊軍隊化、防衛廳的國防部化和清洗日本人對60年前的戰爭罪惡意識。扶桑社教科書的右翼史觀雖然不具有代表這種思潮的代表性，但卻可反應出今天的日本人急于擺脫戰爭罪惡的心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