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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今天下午去北京市政協就中美貿易戰作專題報告，講時慷慨陳詞，回家路上，意氣難平，想起這篇舊文，現在公號發出。

　　本文以“《匯率之爭》”為題刊發于《讀書》雜志2005年5月號，刊發時略有刪節，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中美貿易戰硝煙戰火這兩天蔓延直至日內瓦，在世貿組織會場雙方激烈交鋒，期待我方守住陣腳。

 　　2018.7.13

 　　梅新育：《購銀法案》、《廣場協議》與人民幣匯率之爭

  　　在日本經濟史和國際金融史上，1985年9月22日無疑是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西方五國（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于這一天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了《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基于經濟基本面與展望的變化，各位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認為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匯率有秩序地進一步升值是可取的。當這樣做有利時，各位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隨時準備開展密切協作。”——協議公報第18節的這段結論啟動了日元持續大幅度升值的進程：1985年9月20日—24日，日元對美元匯率為240～230︰1；24日—27日，日元匯率上升到230～220︰1；9月27日—11月1日，日元匯率為220～210︰1；……到1987年12月11日—1988年1月4日，日元對美元匯率已經上升到130～121.65︰1。隨著日元升值，日本也一步步走向泡沫經濟崩潰的深淵。1990年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陷入令人窒息的漫長蕭條而難以自拔，直到2003年第4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連續第4個季度增長，環比增長1.7%，是1990年第2季度以來最大的經濟增長幅度，超過同期美國和歐元區增速，日本人才總算找回了一點久違的世界經濟“優等生”感覺。

 　　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經濟困境與《廣場協議》之間究竟有無聯系？國際經濟學界對此觀點不一。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魯奇（La-Rouche）等人對《廣場協議》大加撻伐，認為它是包含布熱津斯基原則的金融泡沫轉嫁協議，在日本制造了龐大的“超級日元”泡沫，引誘日本充當了境外美元資產的大買主，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提供了融資，為瀕臨絕境的美國房地產投機商“解套”，為美國的通貨與宏觀經濟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本國最終卻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滅之后陷入十年蕭條漫漫長夜，至今仍未完全復蘇。凱塞·沃爾夫等人干脆直指美英聯合通過《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工具蓄意制造了一個巨大的“威尼斯泡沫騙局”（參見文末注釋），誘騙日本入彀。[②]

 　　確實，20世紀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與《廣場協議》擺脫不了干系，正由于日元過快地大幅度升值，同時迫于美國壓力快速、全面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刺激了日本在海外大規模投資，日本在很短時間內就上升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資本輸出國，“收購美國”之說一時甚囂塵上，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也應運而生。對此火上澆油的是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議》，日本迫于美國壓力實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以至于日本經濟界人士中間彌漫著永久低利率的神話，有人甚至聲稱日本的低利率應該是世界“低利率接力的最后一棒”，[③]而正是這種低利率一方面極大地刺激了日本資產市場的膨脹，1989年東京黃金地段帝國大廈的地價就超過了加利福尼亞所有房地產的價值，一個東京市的地價竟然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另一方面激勵了企業、個人、機構奉行激進的高負債策略，借入資金用于國內外資產市場的投資。當資產市場泡沫膨脹到頂峰而日本銀行也不得不修正超低利率時，資產價格泡沫轟然破滅，眾多日本企業、機構和個人轉瞬之間淪為“億萬負翁”，致使日本的經濟復蘇之路在巨額不良資產的拖累下格外坎坷。

 　　圖  石原慎太郎

 　　19年過去了，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升值壓力的焦點從日元轉向了人民幣。與當年一樣，美國扮演了壓迫人民幣升值的主力。在美國一些制造業廠商、行業協會和政客的嘴里，中國依靠不公正的貨幣操縱將人民幣匯率壓在低水平下，從而贏得了對美國制造業的不公正的競爭優勢，導致美國貿易逆差日益擴大。按照美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之一，2004年8月份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至540.4億美元，為歷史第二高水平，其中對華貿易逆差高達153.9億美元，為歷史最高水平。

 　　其實，美國制造業利益集團將美國的貿易逆差歸咎于別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表明他們的腦筋還停留在17—18世紀的重商主義經濟學上，缺乏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他們對貿易赤字夸夸其談太多而理解太少。現代宏觀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經濟體的外國儲蓄等于其進出口差額，貿易順差表明其國民儲蓄為別國所用，貿易逆差表明其國民儲蓄不足以滿足投資需求，從而利用了國外的儲蓄來彌補本國國民儲蓄與總投資之間的缺口。貿易差額并不取決于貿易政策或產業競爭力的微觀經濟學，而是取決于一國的國民儲蓄率、投資率等宏觀經濟變量。美國的持續貿易逆差，表明美國國民儲蓄率過低，無法滿足國內投資的需求，必須通過貿易逆差的形式吸收別國的國民儲蓄，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又使得美國能夠維持持續巨額貿易逆差。要消除貿易逆差，要么削減國內投資，要么提高儲蓄率，包括增加私人儲蓄和削減政府財政赤字，舍此別無他途。當美國個人儲蓄率持續下降，有時甚至是負數；當美國聯邦政府2004財政年度（截止今年9月30日）的財政赤字數額也創造了4130億美元的歷史新紀錄時，美國不可能指望縮小貿易逆差。見不及此，而將矛頭對準別國“操縱貨幣”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實屬緣木求魚。

 　　無需否認，在長期內，人民幣匯率應當趨向升值；在不太久的將來，適度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以便確立更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這也是必要的。但如果在過短的時間里過大幅度地提高人民幣匯率，我們除了要面臨日本在《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之后的局面外，還要遇到更多的問題，因為彼時日本早已步入發達國家行列，而我國還遠遠沒有達到那樣的水平；就是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最大來源——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也是來自外資企業的加工貿易而不是一般貿易，中國從中收獲的不過是一點可憐的加工費，而日本當時是依靠內資企業通過一般貿易途徑出口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商品贏得貿易順差的。未富而貨幣先升值，將損害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

 　　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國不僅總體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落后，而且區域經濟發展高度不平衡；不僅在總體上仍然需要通過持續的高水平投資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而且需要通過投資在國內的區域間梯度轉移延長實物資本的生命周期，并縮小區域發展的落差。盡管我國已經出現了相對的資本過剩，但相對過剩資本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分布極不平衡，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總體上不存在相對過剩資本，仍然處于絕對的資本短缺之中。人民幣升值將推動我國沿海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向外轉移，在國際背景上考察，我國中西部地區實際上要與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競爭這部分資本；對于其中面向海外市場的企業而言，當他們選擇遷移目的地時，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沿海地區又比中國中西部地區擁有區位優勢。倘若沿海發達地區的相對過剩資本（包括內資和外資）在人民幣快速大幅度升值的壓力下出于單純逐利動機赴海外投資，就無異于剝奪了國內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會。當區域發展失衡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高程度的時候，剝奪國內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會意味著什么，無需贅言。

 　　有鑒于此，在人民幣匯率長期內趨向升值的背景下，我國只能在逐步調整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有秩序、有節制地調整匯率水平。而要避免匯率水平調整顯著損害我國經濟穩定性，我們不僅需要加快推進金融部門的改革，削減不良信貸，增進金融體系穩定性，逐步消除資產市場的過度泡沫，推動國民經濟改變目前過度依賴外需的局面（中國外貿依存度2003年高達60.3%），更需要努力防止貨幣升值妨礙外資和沿海相對過剩資本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增進中西部的資本積累與資本形成。為此，除了改善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軟環境之外，國家還需要從以下方面采取行動：

 　　——不斷降低國內勞動力流動的壁壘直至最終消除；

 　　——鼓勵發達省份和欠發達省份開展區域經濟合作（如“泛珠三角計劃”），發揮地方的主觀能動性，消除地區經濟壁壘，促進資本優先在國內重新布局，而不是在國內投資潛力尚未窮盡的情況下外流；

 　　——鼓勵專業化分工協作，形成區域性產業群落，用規模效益和范圍經濟鑄造別國無可替代的競爭優勢。

 　　——堅持“內需為本”方針，擴大內需（尤其是國內消費需求），當沿海地區相對過剩資本需要重新布局時，在面向國內市場的情況下，我國內地比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沿海地區更有區位優勢。

 　　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并不是美國第一次企圖提高中國貨幣匯率以轉嫁其國內壓力，早在1934年，美國政府就通過制訂實施《購銀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成功”地干了這么一次，只是這種“成功”的結果對美國毫無裨益，對中國則是慘痛的悲劇。

 　　1929—1931年間，由于世界其它國家逐漸放棄白銀的本位貨幣功能，在另外一個僅次于中國的傳統用銀大國印度，英印殖民政府也根據印度貨幣與金融皇家委員會（The Royal Commission of Indian Currency andFinance）1926年報告建議拋售了大部分白銀準備，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銀價長期下跌趨勢有增無已，出現了世界性的白銀向中國流動趨勢，中國的貿易逆差也多數就地轉化為白銀資本內流，內流資本又高度集中地投向上海租界的短期房地產投機，資產價格泡沫日益膨脹。內地農業蕭條，原來用于收購內地農產品的資金滯留上海，進一步給上海的泡沫經濟火上加油。

 　　1934年6月，在白銀生產利益集團的策動下，同時也是為了將中國拉入美元集團，并打擊中國、印度民族工業，美國政府實施《購銀法案》，提高銀價，徹底扭轉了白銀資本的國際流動方向，大規模套利資本流動壓力將南京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推向幣值穩定與遏止資本外逃無法兩全、內外平衡難以兼顧的窘境：

 　　此前，購買外幣的外資和民族資本家因銀價上漲而損失慘重；貨幣改革以后，國民政府實行穩定匯率政策，實際上為資本外逃者提供了保險，從而促進了資本外逃。為了挽救工商業，貨幣改革之后應當實行溫和的通貨膨脹，但通貨膨脹將強化資本外逃的動機；除非運用高利率工具實行極端的通貨緊縮，市面上貨幣僅僅勉強夠流通之用，沒有游資可以外逃，危機才不至于馬上爆發，但極端通貨緊縮和高利率的雙重壓迫又必將加深工商業的危機。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名義中央政府，虛弱的南京國民政府根本沒有足夠能力貫徹其保衛本國貨幣的意志，日本投機商就公然動用武裝為自己的白銀走私護航并在交火中擊敗中國警方；由于不少身居高位的官員藉此謀取私利，南京國民政府保衛本幣的意志也完全談不上堅定。

 　　《購銀法案》實施時間不長，上海就流失了一半存銀，國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實行法幣改革。

 　　國際游資對中國貨幣體系的這場攻擊，在短期內就將中國經濟推入極為嚴峻的通貨緊縮，上海房地產市場蒙受毀滅性打擊，由于房地產在上海金融市場的重要地位，房地產市場的呆滯又進一步阻滯了上海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并波及全國。在長期內，由于貨幣改革后的法幣成為不兌現紙幣，取消了對政府推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約束，為20世紀40年代中國市場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率掃清了道路，而那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超級通貨膨脹又幾乎終結了商業信用關系，財政體制一度倒退到王安石乃至楊炎之前的實物財政制度，[④]金融關系全面萎縮而淪為財政簿記，貨幣發行逐步過渡到以糧食和煤炭為基礎的實物貨幣本位制，黃金市場與外匯市場事實終止半個多世紀。只有用合作取代對抗、用理解取代盲目施壓，才能避免悲劇歷史重演，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外國，這句話都是適用的。

 　　注 釋：

 　　威尼斯泡沫騙局。以歷史上的威尼斯金融家們反復運用而得名，其操作手法如下：首先蓄意制造資產價格的虛假膨脹，誘騙當地市場投資者紛紛跟進投入；威尼斯金融家們的第二步是脫手資產攫取巨利；第三步是大舉撤資，觸發泡沫經濟崩潰；第四步是當地資本擁有者陷入恐慌紛紛拋售，第二步趁火打劫廉價全面收購當地資產。17世紀，威尼斯銀行家采用這種泡沫騙局，廉價取得倫敦金融界的控制權，19世紀又掌握了華爾街的金融控制權。

 　　[②] [美]凱塞·沃爾夫：《美英如何誘導了日本的泡沫經濟和銀行危機》，《當代經濟科學》，1998年第2期。

 　　[③] [日]鈴木淑夫：《日本的金融政策》，第68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

 　　[④]楊炎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任上推行兩稅法，統一以錢征稅，是我國歷史上首次實行全面的貨幣財政制度。而在抗戰期間，不少根據地財政收支便以小米為計算單位，直至新中國成立后，在上海等大城市發行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也不得不以糧食、紡織品、煤炭為計價單位，以“折實”作為吸引投資者認可的“賣點”。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根據作者微信號“梅新育論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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