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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率”是個偽命題

對貨幣及“匯率”的基本思考

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大爭論中，或說升到6.5，或說升到5.0，或說應升到4.5，或說升到4，或說升到3.3，或說升到2.6，還有說必須到2.0。為什么如此重大的關節而計算卻如此懸殊，簡直像開玩笑呢？玩笑還可以接著開，從0.8開到80000都“No Problem”，因為全面、準確、真實的“匯率”本就是個國際玩笑！

——題記

[主要理念]

一個商品用另一個商品度量價值，可另一個商品誰度量呢？必須套用“第一推動者”的邏輯推一下，南瓜的價值用包谷度量，包谷的價值用麥子度量，麥子的價值用小米度量，小米的價值用杯子度量，杯子的價值用凳子度量，如此類推，必定存在一個度量商品的“第一推動者”：它度量別的商品，自身不被別的商品度量，它自己是自己的價值，直白了說：“我就是價值！”

從貨幣的基本定義出發，A幣到B是不能夠消費的，因為貨幣的本質是終極信用，有且只有一種，不可分解。如果B向A幣賦予信用，即構成B幣的信用動蕩，A幣甚至可以完全顛覆B幣。原則上，不同的經濟體不能夠進行貨幣授信——“匯率”是個偽問題！

假設A幣的載體與B幣的載體相同，都是黃金，或都是白銀，那A幣到B或B幣到A能夠使用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而不在貨幣載體。如果A幣的載體與B幣的載體相同，它們在鑄造工藝上肯定存在區別，而且會標示鑄幣者，此一區別就是鑄幣者的信用符號。這么說吧，黃金與作為貨幣的黃金是兩回事，作為A幣載體的黃金與作為B幣載體的黃金又是兩回事。“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荒唐正在于此，它把貨幣混同于貨幣載體，并認真計算所謂購買力。

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大爭論中，最有趣的可能莫過于具體的點數，一說要升值到6.5，一說該升到5.0，一說應升到4.5，一說應升到4，一說應升至3.3，一說要升到2.6，還有說必須到2.0。為什么如此重大的關節而計算卻如此懸殊，簡直像開玩笑呢？玩笑還可以接著開，從0.8開到80000都“No Problem”，因為全面、準確、真實的“匯率”原本就是個玩笑！

物物交換并沒有完成價值的度量，比如A一桶石油（每桶A幣X元）交換B一噸糧食（每噸B幣Y元），我們就想當然地認為A一桶石油價值 B一噸糧食，并相應得出A幣對B幣的匯率X/Y；或想當然地認為B一噸糧食價值A一桶石油，并相應得出B幣對A幣的匯率Y/X。這是顯而易見的循環自證！不幸的是，幾百年來，西方一代接一代的專家學者沒有發現這一極其簡單的邏輯破綻，高談闊論所謂“匯率”，并苦心經營所謂“匯率”計算方法，不亦哀哉！

人民幣——想說愛你不容易

近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升值”再一次成為財經界輿論熱點。

自從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人民幣升值就開始成為議論的話題，并在2002年也就是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進入討論的高潮，一直到2005年7月21日21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發布，人民幣升值大爭鳴才一錘定音。盡管是實行所謂“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但實際上是人民幣一直在升值，到目前為止，幅度已達13%。

盡管人民幣的值已經升了，而且幅度也不少，但初衷并沒有實現，外貿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FDI）都不減反增，甚至勢頭更勁，以至外匯儲備“芝麻開花節節高”，“匯改”啟動當年增長34.3%，第二年接著增長30.22%，第三年繼續增長43.32%，2007年12月末已高達1.53萬億美元，高居全球榜首。

雖然減少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初衷沒有實現，但人民幣升值還是繼續被寄予希望，不但繼續在往上升，而且還肩負起一個新的重大責任，那就是抗通脹。在過去一年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4.8%，比2006年高3.3%，通脹形勢明顯。進入2008年，CPI跑得更快，1月份同比上漲7.1%。由于南方雪災影響，普遍估計2月份CPI會更高。

爭鋒不減當年，一部分人士提出要果斷停止升值，一部分人士認為要來一次升值大躍進；一部分人士認為要以升值抗通脹，一部分人士提出不宜以升值抗通脹，完全針鋒相對，信言旦旦。真的讓人想說：都是愛國愛民愛人民幣，差別咋就這么大呢！

爭鋒之所以激烈，不僅因為這是關系國計民生，屬于大是大非，更因為這里面涉及的問題的確難，不只是中國的學者們針尖麥芒，在國際上，在經濟學大本營的歐美，學者們也唇槍舌劍，尤其近一百年來，風雷激蕩。

這究竟是一個什么難題呢？

“第一推動者”

請允許我們從“第一推動者”談起吧，了解過哲學的人應該都知道，這是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形而上學》中提出來的，原話是這樣：

“既然任何運動著的事物都必然有推動者，如果有某一事物在被運動著的事物推動著作位移運動，而這個推動者又是被別的運動著的事物推動著運動的，后一個推動又是被別的運動著的事物推動著運動的，如此等等，這不能無限地推溯上去，那么必然有第一推動者。”

這里面的邏輯應該是顛撲不破的，后來西方的大哲學家們進行哲學的根本追究時，完全襲用之。就連大科學家伊薩克·牛頓也不例外，最后也把上帝作為不動的第一推動者，它推動別的物體，自身不被別的物體推動。

可這屬于形而上學，客氣點講，是窮根究底，是“一點真疑不間斷，打破沙鍋問到底”，是亞氏所褒之為的“第一哲學”；不客氣說，是脫離實際，是奇談怪論，是胡思亂想。更重要的是，“第一推動者”與人民幣升值何干！
那就談一個現實的吧，比如有政黨章程規定：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服從誰呢？誰也不服從，它是自身命令別人而不被別人命令的“第一命令者”，是神圣的最高權力。

顯而易見，第一推動者和第一命令者的邏輯完全相通，區別只是在于把對物的推動改為對人的命令。如果說第一推動者還有點玄的話，誰能否認第一命令者的現實性呢！或許，第一命令者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尚有距離，再看一個可隨時把玩的。

圖書館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制定目錄，把所藏的書分門別類登記在冊，成為專門的目錄書，方便查找。現在把所有的目錄書集合成兩本，一本錄列所有引用它們自己的書，另一本錄列所有不引用它們自己的書。第一本目錄書當然是錄列在第二本目錄書上，因為它不可引用自己。可第二本目錄書呢？如果錄列在第一本目錄書上，第一本目錄書不答應，因為它是錄列所有引用它們自己的書；如果錄列在第二本目錄書上，第二本目錄書不同意，因為它是錄列所有不引用它們自己的書。

豈不是第二本目錄書在圖書館無地自容？當然不是，而是一個圖書館要做最大公約的目錄，就必定有一本這樣的目錄書：它錄列別的所有書——包括別的目錄書，但不被任何目錄書所錄列，它是這個圖書館的圖書之王，別的書可以通過它找到，但它只能自己找到自己（即管理員首先要知道它在哪）。

走筆至此，了解過數學哲學或邏輯學的人或許已經明白，這里面涉及的問題實質上就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數學家兼哲學家伯蘭特·羅素所提出的“集合論悖論”，計算機史上有名的“圖靈問題”也與此緊密相關，后來作為西方邏輯學最具突破性成就的哥德爾定理更來自于此，它一點也不玩笑，更非胡思亂想，也不形而上，而是最基礎的重大學術問題。完全可以說，沒有這一關節的清明，一切所謂的知，其實都是無知！

貨幣的本質：終極信用

這與人民幣升值何干呢？要回答人民幣升值的問題，首先要回答人民幣的問題。更廣義地說，要回答匯率問題，首先要回答貨幣問題。什么是貨幣呢？現行教科書一般這樣回答：“貨幣是從商品中分離出來的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這應該不錯，但不透徹，比如說：一般等價物的實質是什么呢？再比如說：商品都不依賴其他商品而成為商品，貨幣是這樣的商品嗎？或許正是對貨幣的琢磨不透，妨礙了對貨幣問題的分析和解決。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一種商品的價值，不能夠自己度量自己，而必須通過交換、借助于別的商品來度量（這正是“注目禮”的含義）。這是個常識，比如說一個南瓜的價值不能用南瓜來度量，因為一個南瓜還是一個南瓜，把這一個南瓜拿到市場上，人家愿意用兩個包谷來交換，價值于是就得到度量：一個南瓜價值兩個包谷。

但還沒有完，一個商品用另一個商品度量價值，可另一個商品誰度量呢？必須套用“第一推動者”的邏輯推一下，南瓜的價值用包谷度量，包谷的價值用麥子度量，麥子的價值用小米度量，小米的價值用杯子度量，杯子的價值用凳子度量，如此類推，必定存在一個度量商品的“第一推動者”：它度量別的商品，自身不被別的商品度量，自己是自己的價值，直白了說：“我就是價值！”

“第一度量者”不是別的，就是貨幣！現行教科書把貨幣作為商品，第一大錯就是邏輯不通。如果貨幣也是商品，那商品就陷入價值混亂，根本沒法子度量，就像一個組織沒有最高權力要陷入混亂一樣，也像一個圖書館沒有目錄書要陷入混亂一樣。

商品的背后是人，從人的角度講，一次商品的度量，或者說，一個交換的完成，是一次信用的傳遞。比如說，張三用某張紙交換了李四一個南瓜，是因為李四愿意傳遞該種紙的信用；李四用某張紙交換了王五一袋麥子，是因為王五愿意傳遞該種紙的信用，如此類推，必定存在一個“第一信用者”：他不用該種紙傳遞信用，而是賦予該種紙信用，他是信用之源，他就是信用！顯而易見，“第一信用者”不是別人，就是鑄幣者——而今的中央銀行，該種紙就是紙幣。

我們或許很容易接受貨幣的本質是信用的理念，因為信用在金融學中已是陳詞濫調，但一下子可能很難接受貨幣是“第一度量者”而不是商品的結論，甚至要懷疑這里面的邏輯類推，有人或許還要提出不需要往下推，一個南瓜價值兩個包谷，一個包谷價值半個南瓜，不同時就完成對南瓜和包谷的價值度量了嗎？不幸的是，這是強辭奪理。從邏輯上講，是循環論證；從力學上講，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混為一談；從人倫上講，是互相吹捧。

從亞里士多德提出“第一推動者”以來，很多人懷疑宇宙中是不是真的存在這樣的第一推動者——其實整個宇宙本身就是自動的——但似乎從來沒有人要否定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如果我們還信奉邏輯的話，的確已到把認貨幣為商品這樣的理念和說法扔進垃圾堆的時候！

從貨幣是“第一度量者”或終極信用的基本定義出發，我們可以推出兩條關于貨幣的基本原理：

第一，一個統一經濟體，有且只有一種貨幣，有且只有一種終極信用，有且只有一位鑄幣者。

第二，貨幣乃一個統一經濟體的神器，或者說，終極信用必須絕對穩定。
從第二條基本原理出發，我們又可以推出兩個基本結論：

第一，鑄幣者往往就是一個統一經濟體的最高權力者。因為鑄幣者如果不是最高權力者，終極信用會難以保證。

第二，鑄幣者應盡可能選擇稀罕之物作為貨幣的載體，而且鑄幣工藝也要盡可能唯一。這不僅是限制非鑄幣者假冒，同時也是限制鑄幣者自己粗制濫發，從而保證一個統一經濟體的終極信用絕對穩定。黃金白銀都曾經是通寶，至今也被當作重要的儲備，即因為黃金白銀是稀罕之物，而且還因為某些品質——比如光澤，大家都接受。

盡管這是對理想中靜止的統一經濟體而言的，現實中的經濟體由于種種原因，比如國民生產總值（GDP）有進退及貨幣調控發生誤差，終極信用相應有一些浮動，但兩條基本原理和兩個基本結論仍然是應該恪守的綱領。

需要略作變通的是第二個基本結論，由于現實中的鑄幣者也是凡夫俗子，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黃金白銀都退出了通寶之位，更加之稀罕之物也不太好融通規模極其龐大的現代經濟，如何在貨幣載體上既限制非鑄幣者假冒同時又限制鑄幣者自己粗制濫發，的確一大現實難題。

“匯率”是個偽問題

更麻煩的可能是這樣一個問題：A經濟體（以下簡稱A）的A幣到B經濟體（以下簡稱B）能不能消費呢？如果能夠消費，A幣對B幣價值即所謂的“匯率”是多少呢？這里的A和B都是市場經濟體。

從貨幣的基本定義出發，A幣到B是不能夠消費的，因為貨幣的本質是終極信用，有且只有一種，不可分解。如果B向A幣賦予信用，即構成B幣的信用動蕩，A幣甚至可以完全顛覆B幣。原則上，不同的經濟體不能夠進行貨幣授信——“匯率”是個偽問題！

反過來，設若兩種貨幣存在所謂“匯率”，直白地講，一種錢對另一種錢進行了度量，價值多少錢。這明顯違背貨幣的基本定義，因為貨幣原本“第一度量者”，它度量別的商品，而自身不被別的商品度量。更要命的是，所謂“匯率”竟然還是同時度量兩種貨幣——真是曠世荒唐！

可人們為什么卻在拿所謂“匯率”問題時而高談闊論時而唇槍舌劍呢？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因為不同的經濟體往往互有需求。現假設A沒有糧食，盛產石油，每桶A幣X元；B沒有石油，盛產糧食，每噸B幣Y元。A與B存在互相交換的現實需要，于是就產生A幣與B幣的匯率問題，即一塊A幣相當于多少塊B幣或一塊B幣相當于多少塊A幣的問題。

顯而易見，“匯率”問題不涉及賦信，因為如果涉及賦信，那A幣直接到B購買就成，B幣也直接到A購買就成，論什么匯率呢？進一步說，所謂“匯率”本質上是一個為不同經濟體的交換往來提供貨幣置換的問題，是個物物交換，沒有信用的高度。.

這里面涉及一個有趣的問題，假設A幣的載體與B幣的載體相同，都是黃金，或都是白銀，那A幣到B或B幣到A能夠使用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而不在貨幣載體。如果A幣的載體與B幣的載體相同，它們在鑄造工藝上肯定存在區別，而且會標示鑄幣者，此一區別就是鑄幣者的信用符號。這么說吧，黃金與作為貨幣的黃金是兩回事，作為A幣載體的黃金與作為B幣載體的黃金又是兩回事。“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荒唐正在于此，它把貨幣混同于貨幣載體，并認真計算所謂購買力。

所謂“匯率”具體怎么計算呢？假設A與B最后達成以A一桶石油與B一噸糧食互換，按西方一代接一代專家學者苦心經營的“購買力平價”——最初由瑞典經濟學家古斯塔夫•卡塞爾提出，是相當流行的匯率計算理論，A幣與B幣的匯率已然胸中有數，就是X/Y——這只是一個寫意的近似描述，實際計算可能會參照到A自身的糧食價格或B自身的石油價格。

事實上，按卡塞爾及另一位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的高見，購買力平價不僅應涵蓋國際貿易商品和服務，而且要包括非貿易商品和服務。在大師們看來，這樣更全面、更準確、更與真實價值相符，當然也更復雜。殊不知，“匯率”問題本質上只是個物物交換，全面、準確、真實的匯率子虛烏有。

拿A與B來說，現作進一步的簡化，A幣兌換B幣，買且只買B的糧食；B幣兌換A幣，買且只買A的石油，并假設交換時沒有運輸及服務成本，A幣與B幣的“匯率”就是X/Y。如果A是石油每桶A幣C元，B是糧食每噸B幣D元，A幣與B幣的“匯率”就是C/D。如果A是石油每桶A幣E元，B是糧食每噸B幣F元，A幣與B幣的“匯率”就是E/F。

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大爭論中，或說升到6.5，或說升到5.0，或說應升到4.5，或說升到4，或說升到3.3，或說升到2.6，還有說必須到2.0。為什么如此重大的關節而計算卻如此懸殊，簡直像開玩笑呢？玩笑還可以接著開，從0.8開到80000都“No Problem”，因為全面、準確、真實的“匯率”本就是個國際玩笑！

立信在貿易之先

“匯率”是個偽問題，所謂“匯率”只是物物交換，那兩個不同貨幣的經濟體怎么樣才能夠交往呢？

謎底正在于物物交換！前面說過，物物交換并沒有完成價值的度量，比如A一桶石油（每桶A幣X元）交換B一噸糧食（每噸B幣Y元），我們就想當然地認為A一桶石油價值B一噸糧食，并相應得出A幣對B幣的匯率X/Y；或想當然地認為B一噸糧食價值A一桶石油，并相應得出B幣對A幣的匯率Y/X。這是顯而易見的循環自證！不幸的是，幾百年來，西方一代接一代的專家學者們沒有發現這一極其簡單的邏輯破綻，高談闊論所謂“匯率”，并苦心經營所謂“匯率”計算方法，不亦哀哉！

那A一桶石油要賣給B或B一噸糧食要賣給A，究竟價值幾何呢？就像任何買賣一樣，成交之前必須找到“第一度量者”——它度量別的商品，而自身不被別的商品度量，要不然，這里的生意就是一抹黑。換句話說，A和B在貿易之前必須建立一個共同的新信用，成立一個共同的新鑄幣者，這是它們共同的中央銀行，由它發行共同的新貨幣。

簡單地說，如果要進行國際貿易，就必須拋開原來雙方的貨幣，在國與國之間架構新信用系統，發行雙方接受的區間通寶，一切區間貿易往來都通過區間通寶結算和支付。區間通寶在A和B都能夠通用，因為它就是由A和B兩個經濟體的鑄幣者賦予信用的。這里面倒真的存在一個兌換的匯率問題，它對A幣的匯率由A決定，對B幣的匯率由B決定。如果說存在所謂A幣對B幣的匯率的話，那就是A幣與B幣通過它們共同賦信的區間通寶架構和傳遞的。最簡單地說，就好比有了基準線，我們才能夠判斷誰在上誰在下一樣。

區間通寶作為A和B的共同信用，必須絕對穩定，因為它如果有動蕩，直接影響A幣和B幣的信用穩定。A幣或B幣當然也必須保持絕對穩定，要不然，如果有誰要在這里投機取巧，就有可能因匯率浮動而引發“貨幣戰爭”，甚至波及區間通寶的穩定，最后傷害的是雙方。就是說，在A和B這一非正式經濟統一體，匯率必須是固定的。匯率固定的實質就是信用，它是貨幣最基礎的本色！要注意的是，此匯率非彼“匯率”，它是有區間央行和區間通寶下的匯率。

不只是匯率穩定，隨著A和B區間貿易越來越大，會慢慢超越“你賣石油我售糧”的階段，在市場化的推力下，其他生產要素也會發現有利可圖，于是就相互靠近，相互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雙方不搞保護主義的話，A幣和B幣原則上都會慢慢退出歷史舞臺，區間通寶成為A和B的正式貨幣，真正實現經濟統一。這正符合從貨幣的基本定義推出的一條基本原理：一個統一的經濟體有且只有一種終極信用。當今世界一體化越來越深入，由此亦可以推出一天下大勢：如果和平與發展能夠持續，人類必將走到單一貨幣時代！

總結一下，我們從貨幣是“第一度量者”或終極信用的基本定義得到關于匯率的六個重要結論：

1.不同的經濟體不能夠進行貨幣授信——“匯率”是個偽問題！

2.所謂“匯率”實際上是為物物交換所提供的貨幣置換。

3.建立新信用并發行區間通寶是不同的經濟體進行貿易的先決條件。

4.沒有區間央行和區間通寶，根本不所謂匯率問題。

5.在區間央行和區間通寶下，匯率固定的實質就是信用。

6.如果和平與發展能夠持續，人類必將走到單一貨幣時代！

本文刊發于《中國財富》雜志2008年4月號

簡版刊發于《新經濟導刊》雜志2008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