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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編者按：作者是瑞典籍的一位左翼學者。雖然，他的社會背景和表達習慣不完全與我們相同，但是，他對近20年中、東歐的，重點是匈牙利的社會轉變狀況和后果的論述，是客觀和可信的。他認為，自從匈牙利引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在經濟領域實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在政治領域實行資本主義民主制，一夜之間就使整個社會變了顏色。回顧匈牙利自1989年以來的演變軌跡，這種“休克式變革”的結果是不理想的。經濟不景氣、失業、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擴大等問題，長期困擾著匈牙利。新自由主義模式和過于激進的改革，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只有回歸馬克思主義傳統視角，并結合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及其不斷向全球擴張，導致世界不均衡發展的這一本質，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匈牙利的現狀。】

今年是中歐和東歐政治劇變20周年。自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一直在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占統治地位的一黨集權制政體，在經濟危機和民眾不滿的壓力下，一夜之間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反抗就解體了。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很多評論家都認為，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代表了中歐和東歐唯一可行的未來趨勢。依這種當時很快在東西方取得支配地位的觀點看來，“斯大林主義”的失敗象征著“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失敗，并最終證明了市場經濟是一種比中央計劃經濟優越的社會組織方式。對這種思想最著名的表述出自美國新保守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家F.福山。在其一篇具有廣泛影響的文章中，他認為：“斯大林主義”的終結代表著“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勝利”，不僅標志著“西方的勝利”，而且還標志著“歷史本身的終結……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政府最終規范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福山的文章在很多方面概括了當時的精神狀況，不過他的論證所得出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結論都過于簡單。照他的觀點看來，社會主義不論是作為一種政治哲學還是作為一種人類發展的方案，現在都只是一種回憶了。

這種觀點為“斯大林體制”解體后的中歐和東歐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這些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政治改革和快速的經濟自由化的結合。人們認為，這不僅將會為該地區受盡危機折磨的經濟體制帶來更多的個人自由，同時還會帶來經濟成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匈牙利在歷史上作為蘇聯集團內市場改革的領跑者，曾一度被普遍認為是中歐和東歐地區成功轉型的未來模式。

然而20年過去了，匈牙利一系列轉型改革的結果并不理想。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在匈牙利社會不僅造成了極度的不平等，更多的結果甚至是災難性的。經濟產出的大幅度減少、失業率的激增（在1989年以前，由于集權體制下強制勞動的結果，失業率是不存在的），多數民眾生活水準的下降，不斷擴大的社會不平等和貧困的增加己成為匈牙利社會的象征性特征。中東歐地區其他國家的發展趨勢也與之差不多。

似乎這樣還不夠，目前的經濟危機對于該地區本來就處于困境中的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2008年末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債務危機和潛在的貨幣貶值（擠兌）風險時，匈牙利的經濟遭受了急劇下降的重創。政府不得不向國際借貸機構請求25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貸款。更悲哀的是，匈牙利的經濟危機很快地就轉變成了一場政治危機。當政的“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同盟”完全處于混亂之中，在最近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由于法西斯主義的極右翼政黨“為了更好的匈牙利運動”獲得了1/6選票并成為第二大黨，使得極右翼實力大增。現在匈牙利的問題不僅給它自己的政治家們造成了擔憂，它的命運也越來越受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密切關注。

一、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

可以認為，對于“1989年匈牙利的自由主義夢想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壞的結局”這個問題，不能從單一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理解，而應該聯系全球資本主義近期的變化來審視。

對于整個中歐和東歐地區來說，在柏林墻倒塌二十多年前的20世紀70年代早期，由于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和戰后長期經濟繁榮的結束，危機的陰云開始在這里聚集。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都面臨著更低的投資收益率和普遍失業等問題的重現。然而，在柏林墻的兩邊，東西方領導人對危機采取的回應方式有明顯的不同。

柏林墻以西的各國領導人選擇放棄了自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在經濟政策制定中被公認為“不證自明的”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凱恩斯主義政策”，而代之以“世界市場的準則”。為了使經濟收益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西方政府允許資本打破國家的管制自由流動。最先出現在美國和英國的這種政策轉向突出了所謂的“為了競爭而放松管制的邏輯”，迫使其他國家政府為了保持它們在世界體系中的競爭力而采取類似的政策。當這些轉變使國際金融獲得了巨大的增長和集中，使跨國公司的重要性不斷增強的同時，也給民族國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帶來越來越多的困難。凱恩斯主義的“管制型國家”很快地讓位給了P.塞爾尼所描述的以不斷調整國內經濟而適應世界市場需求為其主要目標的“競爭型國家”。

柏林墻以東的各國最初的反應是抵制世界市場的壓力。然而，事實證明，這種政策最后只會暴露出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點。從自身看來，計劃經濟體制一直過分地偏重于工業生產而忽視商品和服務的專業化。如M.海恩斯所指出的那樣，蘇聯集團各國的經濟為了它們與西方的軍事和權力競賽，過度強調工業部門的發展，而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市場不夠重視。從外在方面看來，在保持與蘇聯的利益一致的壓力下，不僅意味著東歐各國經濟與世界市場的整合程度受到了限制，也決定了這種整合在本質上是有缺陷的。至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經濟的蕭條對東歐各國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面臨著不斷增長的民眾不滿情緒，東歐各國的領導人開始尋求替代性的解決方式，最后只好尋求進一步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實行向西方出口工農業產品來換取其高科技產品進口的政策。像以前多數情況那樣，此時的匈牙利以高于其他蘇聯集團國家的進口增長率而成為該地區的領頭羊。但怎樣去填補不斷增大的貿易逆差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東歐各國政府向西方國家、銀行和國際組織尋求可自由兌換貨幣貸款以試圖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結果它們的債務負擔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急劇加重。匈牙利再一次成為典型，不過這一次是負面的。至1978年，它的可自由兌換貨幣貿易赤字額高達30多億美元。從東歐地區總體看來，在20世紀 80年代，這種不利的趨勢仍不見好轉。（見表 1）

東歐各一黨集權制國家的領導人，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在壓力及內部當政官僚和反對集團不斷強烈的改革要求面前，日益陷入了困境。1985年3月主張改革的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他的“開放和重組”政策試圖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一開始似乎緩和了這些矛盾。這種政策容許更多的政治自由，并試圖在經濟領域引入市場激勵以根除腐敗。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在蘇聯集團各國內部當政的官僚階層中間打開了一個“潘多拉之盒”。

匈牙利的事態發展又一次成為整個東歐地區所面臨的情況的預示。當政者面對著整個國家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時，表現出了越來越多的不安全和絕望感。為了盡最后努力去挽救其統治地位，當政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實施了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造工程，在1985年和1986年進行了經濟改革，使國營企業管理者對工人的雇傭和解雇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同時還引入了破產法和失業津貼制度。可是，這些努力都失敗了，來自社會上和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的變革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執政黨內的改革派要求年邁的政黨領袖J.卡達爾下臺，并讓改革派的 K.格羅什于1988年5月接替他任總書記，接著就是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頑固派”和“改革派”爭奪領導權的一段激烈的權力斗爭時期。然而，這些內斗非但沒有鞏固執政黨的地位，反而使它越來越難維持自己在社會中的統治，另一方面還使得它的反對派越來越有自信。執政黨日益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排擠，不過一年時間，當政官僚集團就只好決定“主動讓步”，于1989年6月到9月開始與反對派就結束一黨制及向多黨制轉變的問題進行商討。同年秋天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決定把匈牙利轉變為議會民主制國家，并從 10月 23日起不再是“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步入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仙境”的大門已向匈牙利敞開。

二、經濟改革的邏輯

在舊的一黨制結束后的最初幾年里，匈牙利社會的情緒是普遍樂觀的，人們相信他們將會像西方鄰國一樣享受同樣的自由和生活。一些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斷言，他們的國家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和西歐一樣，miklos Vasarhelyi在 1989年對《紐約時報》記者所說的話就是很好的例子：

首先一個真正的歐洲將再次出現，中歐和東歐各國將最終會與西歐聯合在一起，我們將會在同樣的條件下生活。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但最終我們將會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達到與西方國家同樣的水平，希望之門現在已經敞開。

主流經濟學家、決策者和跨國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紛紛為如何完成中歐和東歐的轉型提供建議。在源自F.哈耶克和M.弗里德曼等人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上，他們堅決主張要趕上西方就得對經濟進行一次快速和激進的徹底變革。奧地利經濟學家J.熊彼特曾稱之為“創造性的破壞”，其主要觀點是，消除以前沒有效益的計劃經濟部門，為將給經濟長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新資本家騰出空間。因此，重點就是快速消除對經濟的控制，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各國政府都被鼓勵去實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鼓勵它們遠離以往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計劃經濟模式，轉而實行限制性的財政金融政策。然而，當注意到新自由主義模式對于國家在市場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種與凱恩斯主義所設想的“管制型國家”不同的觀點時，必須強調的是這種模式并沒有完全忽視國家的作用。相反，這種模式的擁護者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一直強調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為經濟的“持續增長機制”正常運行提供合適的環境。

對于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支持者來說，這種轉變的成功是必然的事。如匈牙利自由主義經濟學家Laszlo Casba認為，這種“基于市場的發展方式”將會使東歐的經濟更快地融入世界經濟中，并為東歐人民帶來經濟上的成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以這些觀點為基礎，前計劃經濟體制各國的決策者們都迷戀于市場的誘惑中。

鑒于匈牙利作為經濟改革的領跑者，西方的專家普遍預言它將發展成為東歐地區政治和經濟成功轉型的未來模式。該國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相信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會激勵外國直接投資的到來，并因此使匈牙利成為中歐的金融中心。而事實證明，現實與自由主義者的夢想是根本不同的。

三、沒有創造性的“創造性破壞”

20年后回首以往，雖然轉型改革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前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得以向全球資本體系開放，但效果并不理想。

20世紀90年代，東歐地區的經濟重組改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產量下滑。頭10年經濟轉型的結果非常糟，甚至連當時在該地區一度極力鼓吹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世界銀行也不得不承認：東歐各國轉型過程中經濟蕭條的嚴重性和持續時間與大蕭條時期發達國家的情況相比，大多數還要更嚴重。

20世紀90年代對于匈牙利的經濟來說可算作是“失去的十年”。長時間的經濟危機和停滯，使經濟產量直到1999年才恢復至1989年的水平。2000年后經濟最終開始復蘇，從2000—2006年經濟平均增長率為4%。接著在匈牙利采取進一步的財政緊縮政策時，其經濟又遇到了新的問題。這種政策是以“全球競爭”和遏制不斷增長的預算赤字為名而制定的，結果使年平均增長率減少至低于3%的水平。目前的經濟低迷甚至己經結束了這微薄的增長，2009年的經濟總量可能會縮小將近10個百分點。專家們認為，將來的經濟恢復形勢不容樂觀。

由于生產急劇下降的結果，長期性的失業成為匈牙利經濟標志性的問題之一。大量廉價及嫻熟的勞動力對外國資本和新技術的吸引，并不證明其足以平衡不斷流失的工作機會。在 1989年和 1997年之間，匈牙利的勞動力從500萬降到350萬，足足減少了150萬，目前官方統計的失業率為9.6%。

經濟重組改革還導致了民眾生活水平和總體福利的大幅度下降，直到1995年以后才稍微有所恢復。實際收入至2003年才達到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據聯合國發展計劃署2003年的一項調查報告表明，貧困人口在匈牙利總人口中的比率高達l/3（接近300萬）。肉食品消費量現在仍低于1980年的水平，這有力地表明了匈牙利社會目前普遍的不景氣（考慮到匈牙利是一個以喜歡肉食而聞名的國家，這一點更有說服力）。

更糟糕的是，自從向自由市場轉型以來，“社會黨─自由主義黨同盟”和右翼政府都在大力地削減福利供給。公立醫院已經實行收費制度，失業補助金減到只有6個月。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失業率進一步上升，實際收入不斷下降，而政府仍在打算進一步削減社會開支。

令人更悲哀的情況是，匈牙利后轉型時期的蕭條加劇了階級、種族和地區的不平等。近來有關階級不平等的數據顯示，在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10%這兩部分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比率已從1992年的7.5倍增至2003年的8.4倍。一小部分人成為經濟轉型改革中較大的受益者（占10%到12%），在新體制中他們的社會地位得到明顯提升。這部分人主要由從私有化中得到好處的前執政黨成員和那些從外國跨國公司的到來而獲得利益的人組成，這些人與他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類一樣，過著富裕奢侈的生活。另外的一部分人是中產階級（大約占總人口的30%），他們在經濟轉型改革中可以說是喜憂參半。

除了上述兩個集團外，還有工人階級和“被剝奪者”。大約占社會人口 40%的工人階級，在20世紀90年代受經濟危機和不斷縮小的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遭到重創。那些在最初的轉型危機中得以幸免的工人的狀況也不見得更好，從1989年以來，這些工人遭受了更嚴重的剝削，他們的工作時間不斷延長而實際工資收入卻減少了。在社會的最底層，還有占人口 20%的“被剝奪者”，全要由農民、無技術的體力勞動者、失業者和無家可歸的人組成。他們在轉型改革后過得最差，未來也幾乎沒有多少改善的希望。

在匈牙利，不同種族的貧困程度也不同。經濟轉型改革給羅姆人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羅姆人的就業率由75%跌至30%，減少了一半多，羅姆人家庭的貧困率是其他種族的近7倍。今天羅姆人不僅面臨著失業和貧困的危險，還面對著普遍的種族歧視和隔離，他們的生存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

最后要提到的是，地區差異使匈牙利國內的不平等更加突出。自1989年以來，布達佩斯和西部與西歐相鄰的地區涌入了大量的投資，而其他地區得到的投資卻很少。由于1989年之后重工業生產和采礦業的崩潰，北部和東部工業區遭受了尤其嚴重的打擊，這些地區都是今天匈牙利失業、貧困和社會問題最多的地方。

四、結 論

對匈牙利1989年后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必須從全球資本主義最近一段時期“從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向跨國資本主義的轉變”來看。這一轉變是由于資本主義各國為了使它們的經濟收益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危機前的水平，而努力使世界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擴大，跨國公司不斷增多的結果。然而“為了競爭而放松管制的邏輯”使得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很明顯，匈牙利自1989年以來所遭遇的挫折實質上并不是“弊政”（以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形式）或“腐敗政府”（盡管這些因素確實加劇了匈牙利的問題）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固有的一般矛盾的結果。使匈牙利之類的小國情況更糟的是，近期資本主義內部的轉變連同它的帝國主義競爭的必然特性，再加上“資本主義運行的內在擴張傾向和集中傾向的自然結果”，已經使得它們的發展步履蹣跚。

目前的經濟危機無情地加劇了上述的情況，使中歐和東歐弱小而脆弱的各經濟體成為“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外部危機的鞭子”使匈牙利政府極力地推行精簡規模、私有化和經濟的自由化等政策，以孤注一擲的方式企求經濟的回轉。但這樣的政策只會讓匈牙利的情況更糟，經濟急劇下跌，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社會不平等不斷加劇，公眾對現狀的不滿快接近極限。極右翼鼓動了一部分中間階層，指責“狡猾的猶太人”引起了經濟危機和“騙取救濟金者”（尤其指羅姆人）竊取了國庫中僅剩下的一點錢。同時工人階級由于沒有政治上的代表而被遺棄在一旁，使他們極易受到統治階級的攻擊。

如果要為推翻現存的反動力量提供一個具有建設性的方案的話，回歸到經典馬克思主義似乎是比較中肯的建議。以馬克思、托洛茨基和這一傳統中其他經典作家的著作為基礎，我們不僅能更深刻地理解匈牙利自1989年以來充滿挫折的發展背后的原因，并且還能喚醒現今仍然存在的工人階級，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他們就是“清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起人”。

【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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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察網，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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