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改變了全世界!
在政治領域,疫情防控把全民選舉民主制度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川普執政后期的表現,更戳穿了美式民主的神話。
從此中國民主發展的選項,“全民選舉制”已被排除在外。
但是,各國人民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成見,仍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必須回答全世界的課題。
政治上的腐敗、官僚主義、懶政怠政,是古今中外所有政府都不可回避的問題,解決好了就長治久安,解決不好則改朝換代。
事物總是發展的,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只有想不到的方法。
本書嘗試用科技帶動社會發展的角度,構思未來的政治體系“智能民主”,希望借此回答全世界:中國未來的民主模式。
目錄
序言
引言
智能民主:人工智能時代的民主選擇
第一章 人工智能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變遷
一、人工智能
(一)人工智能:定義與特征
(二)人工智能的技術基礎
(三)人工智能的研究應用
(四)人工智能的發展狀況
二、人工智能與政治、社會變遷
(一)技術與社會
(二)人工智能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二)人工智能對政治生活的影響
第二章 從西式民主到人民民主:危機、發展與超越
一、西式民主的發展及其危機
(一)西式民主的內涵及其發展
(二)西式民主的整體性危機
二、作為自由民主超越形態的人民民主
(一)人民民主的內涵及其發展
(二)人民民主的認識危機
三、東西方民主治理效能比較——一個新冠疫情的案例
(一)全方位民主對競爭性民主的超越及其發展
(二)東西方民主治理效能比較——一個新冠疫情的案例
四、民主的未來——智能時代的民主
第三章 人民民主對西式民主超越
一、智能民主定義及其特征
二、建構智能民主的三重邏輯
(一)技術邏輯:走向合智的人機未來
(二)歷史邏輯:智能時代的民主選擇
(二)實踐邏輯:智能技術與政治機遇
三、人工智能時代中國的民主選擇:智能民主
(一)作為人民民主補充的智能民主
(二)智能民主發展與大國政治的競爭
第四章 中國智能民主模式的制度設計
一、制度設計何以可能:理論與議題
二、中國智能民主模式的制度設計
(一)人工智能時代中國的橫向權力結構設計
(二)人工智能時代中國的縱向權力結構設計
(三)智能民主模式的制度設計特征
第五章 中國智能民主的具體制度實踐
一、新型“監督體系”的具體實踐
(一)頂層設計——建設信息化的“數據鐵籠”
(二)實際操作——智能化預警監管平臺的構建
二、縱向權力體系的具體設計
(一)基層“有感選舉”
(二)中層“智能選舉”
(三)高層“賢能選舉”
三、任職體系的設計
第六章 智能民主與“新風險社會”
一、智能技術變遷中的新風險社會
(一)“新警察國家”與監督政治
(二)“科技利維坦”與資本監管
(三)“新國際競爭”與智能民主革命
二、技術的自我修復:防范和規避風險
第七章 大變局時代的智能民主
一、中國共產黨的調試能力與政治變革
二、智能民主模式的治理效率與中美沖突
結 語:作為新民主模式的智能民主
一、西方的意識形態霸權中的中國“專制”形象
二、民主的模式與中國的智能民主
三、智能民主:中國與世界
序言
將人類歷史的時間維度拉長,2021年將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奇點”。從西方大航海時代建構的世界格局,逐漸走向衰落。以往東方從屬于西方的體系,也將趨于“瓦解”。某種程度上而言,21世紀將是東、西方兩種文明之間的競爭,即東方的儒釋道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在現代世界的一次全方面的競爭。而且,作為“局中人”的我們,在這“魔幻”的2021年,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的比較中,透過現實的“迷霧”和歷史的“輕紗”,似乎也看到了未來的結果。有著深厚文明底蘊的中國,將在21世紀再現歷史輝煌。21世紀世界要看中國!
2021年,世界各國都籠罩在新冠疫情的“悲痛”之中。中國也在疫情中承受著壓力。這一方面是由于疫情造成的恐慌,由于發達的社交媒體,民眾很快就接觸到疫情的相關信息,這種恐慌的心理傳播,給疫情防控帶來諸多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由國際社會帶來的輿論壓力。因為,中國的疫情最開始在湖北武漢大范圍擴散,也是第一時間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而采取了緊急的抗疫、防疫工作。因此,西方很多標榜“自由”的媒體,以及國內一些故意抹黑中國的人,將中國疫情救治中存在的一些困難,進行“丑化”和“擴大化”處理,進而也給了西方媒體以“口實”,將這一次疫情抹黑為“武漢病毒”。在國際上,這種抹黑行為對中國的國際形象產生尤為消極的影響。此外,這種“黑化”中國的行為也影響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對外貿易。
經過中國政府和人民持續、不斷地努力,中國的疫情防治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在政府的有效組織下,全國開啟了高效的“復工復產”的經濟振興運動。最終在年底,中國打了一個漂亮的經濟“翻身仗”。根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2.3%,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15.42萬億美元)的門檻,達到近101.6萬億元人民幣。在經歷了長達幾個月的“經濟停滯”,在經濟恢復過程中,表現出強大的經濟活力,以及在遭受到如此之大的沖擊的過程中,仍然保持著強大的經濟“韌性”。這一方面得益于中國政府是率先帶領人民走出疫情的“陰影”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則是,中國政府強有力的國家能力,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將中國的經濟潛能開發出來。
反觀,世界上最發達的歐美國家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這讓世界人民大吃一驚。在疫情爆發初期,歐美國家的政府,為了掩蓋其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盡然將疫情爆發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在疫情防治過程中,歐美政府為了迎合部分選民,不積極于科學的抗疫、防疫,將所謂的“自由價值”擺到了“個體生命”之上,加劇了疫情的擴散,并且錯過了最佳的抗疫、防疫時機,導致疫情在歐美國家大肆襲虐。這種消極應對的方式,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就經濟而言,歐美國家的經濟出現嚴重的“滑坡”,據2020年6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美國萎縮8.0%,歐元區10.2%。歐美國家的經濟縮水之嚴重可想而知。就政治而言,歐美各國在2016年以來,民粹主義抬頭越來越明顯,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和英國的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都是挾民粹上臺的重要代表者。就社會而言,歐美各國的社會沖突,在這次疫情中得到劇烈釋放,像美國集中體現在美國大選中,在大選初期白人警察槍殺黑人事件,大選結束后,支持特朗普的民眾,沖擊象征著美國法治精神的美國國會。西方的民主亂象,不禁讓我們“瞠目結舌”。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一直受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人民,民眾心中難免產生了“陰影”,對中國文明抱有諸多質疑。與此同時,許多中國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剛剛起步的時候,形成的錯誤的價值觀,就天然的認為“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西方的一切都代表著“先進”的,而中國的一切就代表著“落后”的。然而,這次疫情的爆發,給了這些人猛烈的一擊,讓他們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認識這個冉冉升起的中國。眾所周知,在疫情爆發之前,中國的民眾,尤其是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對歐美的自由民主尤為推崇,并用西方的民主來抨擊、貶低中國的人民民主體制。而后疫情時代的中國人,將徹底醒悟,一方面歐美民主的亂象所帶來的思想上的沖擊,將徹底打消中國民眾,對未來中國政治發展導向西式民主的熱烈企盼;另一方面他們也逐漸看到了中國文明的強大之處,開始思考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模式。這也是本書努力的方向,希望對未來中國的民主模式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2021年注定是“魔幻”的一年。“見微知著”,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意味著西方世界的衰落。經歷了兩百年發展起來的自由民主體制,很難回應資本主義發展方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化大生產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其表現為日益擴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和固化的階級關系。反觀,中國的2021,實現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經濟的活力在后疫情時代得到巨大釋放,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這套政治體制獨特的一面,這也證明了擁有五千年文明基底的中國,是能夠為人類在21世紀貢獻出中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方案。
當然,中國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并非沒有弊病,比如腐敗問題、法治問題,都是需要亟待解決的重大的問題。然而,21世紀人類將步入一個嶄新的世界,人工智能技術得到全面的發展,其提供的智能技術,將為中國的人民民主體制的發展、創新與最終的定型,提供新的“動能”。屆時,中國將產生一種的新的民主模式:全民選舉制民主,這也是中國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智能技術結合的產物,也將是中國為世界政治文明提供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引言
智能民主:人工智能時代的民主選擇
如果他要進行選擇,他也總是必須在他的生活范圍里面、在絕不由他的獨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間去進行選擇的。——卡爾·馬克思(世界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未來已經發生,但是尚未流行。——威廉·吉布森(美國科幻作家)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帶來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變遷,包括學術界、商界和政府在內的所有領域,都將步入這種智能化的進程。同時,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也產生了新的議題和研究領域。那么,在這場顛覆性的革命中,對政治社會到底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在人工智能時代,中國的政治到底走向何方?這是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革命,給中國社會科學界帶來的“時代之問”,也將拷問著當下每一個關注時代變遷的人。
眾所周知,人工智能的時代正在加速到來。不僅一些大的軟件公司正在布局人工智能,傳統的電腦制造商也紛紛向這一領域進軍。例如,IBM公司通過收購以色列Mobileye公司,全力轉向智能汽車的領域,[1]Facebook也在全力布局人工智能的未來規劃。[2]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列的公司都在全力進軍這一領域,中國的互聯網巨頭也不例外。譬如,2017年2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批復由百度牽頭籌建深度學習技術,以及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3]在過去幾年時間里,百度在人工智能領域已投資超過200億元人民幣,招募了上千名軟件工程師和開發人員,在人工智能汽車方面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2017年3月19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界計算機圍棋大賽決賽上,中國另一家科技巨頭——騰訊公司開發的人工智能圍棋程序“絕藝”,戰勝日本的“DeepZenGo”獲得冠軍。[4]
人工智能的到來讓人們看到了許多存在于科幻小說的內容成為現實,“智能時代,未來已來”。在云計算、大數據、深度學習算法、人腦芯片的催化下,人工智能模擬和表現了人類的智慧動力,并以高于人類的工作速度、優于人類的工作精度、勝于人類的工作態度,協助人類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危險場合和極端環境下的難題,從而形成人類智慧的創造力優勢與人工智能的操作性優勢之間的“強強聯合”。人工智能現已成為全球新一輪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著力點,將為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積蓄力量。
不可否認,智能科技的發展將帶來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然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技”和“科幻”之間是存在巨大差別的。某種程度上而言,人工智能的發展,智能機器會對人類勞動進行相應的“替代”。但是,人工智能僅僅是人類勞動的替代,不可能像人類智能那樣,具有思考的能力。因此,所謂“智能”也只是一種“數理邏輯”形式。而人類智能則以多種形式存在,既可以是“邏輯形式”,也可以是“非邏輯形式”。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藝術創作,它很多時候是人類情感的一種表達,不可能進行技術的仿效。現階段由于人工智能得到廣泛的“追捧”,因此,自媒體為了吸引讀者眼球,將人工智能的科技成分摒棄掉,把它用各種形式進行“夸大”。像社交網絡上轉發的人工智能將主宰人類等等,將最新的智能技術“科幻化”。這雖然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但是也讓民眾誤解了人工智能。因此,本書將對這一問題進行相應的澄清:人工智能只是作為一種輔助人類完成某項任務的技術工具,它可以大幅提高人類勞動的效率,但是,不可能超越人類而存在,畢竟它只是一種“數理邏輯”形式,更不可能像很多非專業領域的人鼓吹的那樣,人和智能機器的“主奴”互換。
人工智能時代的加速到來,它所帶來的科技震撼,已然超乎我們想象。這一方面率先在科技界引發討論的浪潮;另一方面,也觸發了社會科學家對人類未來的思考。其中,人工智能對政治制度的改變,將影響著人類對自由社會“追逐”的進程。縱觀政治社會發展,18世紀以來,民主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但是,21世紀的自由民主卻并非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恰恰相反,自由民主只是人類政治民主歷史中的一個“片段”。其中,與西方自由民主相競爭的人民民主,也同樣有其歷史命運。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將在現有全民選舉制度的基礎上,得以發展、深化。在筆者看,人工智能時代的政治民主,必定帶有人工智能時代的特征,本文將其稱為“智能民主”。
智能民主是在集會民主、代議制民主,以及信息時代網絡民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就其政治形態而言,智能民主是現階段民主政治形態的“演變”和“發展”。當然,比如體現民主政治的特征,諸如民主的政治價值:自由、平等原則,還有民主的政治要求:人民主權,以及民主的政治原則:大眾普選,這些都將在人工智能時代得到“創造性轉化”,并在此基礎上得到深化與發展。就其時代特征而言,智能民主定會將“時代元素”融入政治制度之中,以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其中,人工智能時代的諸多技術手段,諸如“區塊鏈技術”、“物聯網技術”、“神經認知技術”等技術手段,定會運用到政治生活領域。這一過程中“智能化”的時代特征必將“凸顯”。因此,這些技術手段將重塑民主政治,一種新的民主形式:智能民主呼之欲出。
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國家之一,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人工智能到來的“前夕”,中國人民必定要有“歷史直覺”,把握時代發展的風向,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未來科技發展中最為深刻變革的重要支柱——人工智能,也是中國必須關注和發展的重要科技內容。為了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中國在政治領域的變革,也成為未來重要的發展戰略的一個方面。為此,中國需要不斷完善中國的政治民主,以及拓寬實現民主的政治形式。因此,人工智能時代,中國選擇智能民主將有其歷史發展的合理性,它將再次助力中國經濟騰飛,以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 2017年3月13日,英特爾公司在其官網上宣布,以15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以色列在智能駕駛領域做得最好的Mobileye公司。available at: https://www.intc.com/investor-relations/investor-education-and-news/investor-news/press-release-details/2017/Intel-to-Acquire-Mobileye/default.aspx。
[2] 2016年4月13日,Facebook在舊金山舉辦的F8年度開發者大會上正式公布了其未來發展的 10 年路線規劃圖。其中人工智能與AR/VR成為其遠景布局中的兩大支柱。available at: https://www.theverge.com/2016/4/12/11415340/facebook-f8-developer-conference-2016-news-announcements-recap。
[3] 余建斌:《科技創新,誰行誰上》,載《人民日報》,2017年2月22日,第12版。
[4] 人民網,《騰訊“絕藝”斬獲UEC杯計算機圍棋大賽冠軍》,available at: http://it.people.com.cn/n1/2017/0320/c1009-29156243.html。
第一章
人工智能時代的政治與社會變遷
我個人的信仰飛躍是這樣的:當機器說出它們的感受和感知經驗,而我們相信它們所說的是真的時,它們就真正成為有意識的人了。
——雷·庫茲韋爾(美國發明家,奇點大學校長)
在這場人工智能摧毀工作的浩劫中,唯有創造性工作才能從中全身而退。人類將面臨的最大考驗并非是失去工作,而是失去生活的意義。在所有重復性工作上,人工智能都將高出人類一籌,但我們并非因為擅長重復性工作而為人,是愛定義了我們的人性,愛使我們有別于人工智能。
——李開復(創新工場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將人類歷史的時間維度拉長,也許2020年將是人類社會大變革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的推動下,人類社會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然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前期的技術創新所釋放的生產力,也逐漸釋放殆盡,并且這些人類成果并不是均勻的分布給不同國家,絕大部分生產剩余,都被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剪刀差”和金融手段給“掠奪”走了,南北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此外,伴隨著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的日益固化,建構在其基礎上的國際政治秩序的矛盾也越來越深刻。加之,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推波助瀾”,也加速了現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瓦解。
雖然,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逐漸步入尾聲,但是,新一輪的技術創新正在悄然萌生。這一次的科技革命將比以往任何一次技術革命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更為深刻,人類社會即將進入大變革時代。眾所周知,隨著信息、生物等領域的技術“大爆炸”,人類將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未來已經到來。什么是人工智能?美國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爾斯·尼爾遜(Nils Nilsson)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是關于知識的學科——怎樣表示知識,以及怎樣獲得知識并使用知識的科學。”[1]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帕提克·溫斯頓(Patrick Winston)教授認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計算機,去做過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2] 這些觀點都反映了人工智能是研究人類智能活動的規律,構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統,研究如何讓計算機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勝任的工作,也就是研究如何應用計算機的軟硬件,來模擬人類某些智能行為的基本理論、方法和技術。雖然,人工智能到底意味著什么,短期內我們并不清楚。但是,新的科技革命帶來的巨大的影響,已“悄然”露出了它“神秘面紗”。美國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認為:“未來已經發生,但是尚未流行”。[3]由歷史的經驗可知,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會帶來政治社會的巨大變革。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會對人類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值得生活在當下的每一個人進行深思。
一、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為 AI),它是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以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新的技術科學。人工智能中的“Artificial”一詞翻譯成漢語有“模仿”之意,這表明人工智能是人類憑借自身能力創造出來的、類似于人的智能體系。充分認識人工智能,將對人類充分認識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以及未來社會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小節將從人工智能的定義及其特征出發,進一步探討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技術基礎”。在此基礎上,本節嘗試了解現階段人工智能發展的現狀,以及介紹人工智能帶來的一些前沿應用。
(一)人工智能:定義與特征
在互聯網、大數據、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等新技術的推動下,人工智能技術得到“跨越式”發展,獲得了世界各國政府、學術界、產業界,以及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人工智能發展的新時代。人工智能是技術發展的嶄新階段,其權威性定義,學術界并未能達成統一認識。因此,本文首先是針對人工智能這一新技術現象,進行概念梳理和特征分析,進而對人工智能的技術基礎和研究應用做一個簡要性概述,以便我們能夠更清晰的認識人工智能以及未來發展的趨勢。
(1)人工智能的定義
人工智能作為一門交叉性、綜合性的學科,發展至今仍然存在著很多爭議。“人工智能”一詞最早出現在1956年達特茅斯(Dartmouth)夏季人工智能研究會上。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召集了一次會議,他在會議上提出人工智能的重點,開始變為建立實用的能夠自行解決問題的系統,并要求系統有自學習能力。這為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描繪了理論的“藍圖”。經過60多年的曲折發展,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計算機計算能力的提高和數據挖掘技術的發展,以及各種軟硬件的升級,人工智能的研究步伐才明顯加速。進入新世紀以后,憑借大數據、云計算、深度學習等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技術掀起了新一輪的發展高潮。由于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人工智能所囊括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因此,學者們對人工智能的認識出現千差萬別的理解。
對人工智能概念的界定,學術界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是有兩種,一種是“弱人工智能”,即計算機研究心靈的一項強有力的工具,心靈想什么、做什么,然后通過計算機技術以更嚴謹、精確方式進行闡述和檢驗;另一種是“強人工智能”,它是人工智能的一種高級階段,它本身就是一種“心靈”,而不僅僅是一項研究“心靈”的工具,編程后的“智能機器”具備類似于人的“認知能力”,能夠直接感知客體對象。現階段由于智能科技的發展,不斷地博得大眾的“眼球”,這也為媒體炒作提供了新鮮素材。因此,很多大眾媒體過度宣揚人工智能的發展狀況,給人類描繪了一個憧憬的發展藍圖。因此,這一過程中也給我們灌輸了一種這樣的印象,即人工智能是能夠復制人類智識的一種“類人物”,人工智能不僅僅意味著對人類智能的“復制”,同時也涉及超過人類的各種計算性的能力。
以上對人工智能概念的界定,都從某一側面反映了人工智能的某種屬性和特點,但都沒有給出關于人工智能的實質和特征的總體概括。綜合學界的各種觀點,本文認為,人工智能是基于計算機基礎知識、以海量數據為支撐、以算法實現更新換代的、模仿人類思維活動過程,以及不斷實現進化的輔助性工具系統。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就人工智能發展的前景而言,很多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學家都提到,要對人工智能“祛魅”,人工智能只是人類勞動的一種工具性“替代”,不可能像人類一樣就行“思維的創造”,其中,藝術就是人類獨有的思維表達方式,就其形式而言,就是一種非邏輯的表達。所以,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復制”人類,更不可能超越人類。
(2)人工智能的特征
人工智能時代是以智能技術作為支撐的,它與以往任何時代的科學技術都有所不同。在我們可見的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所帶來的人類社會的變遷,將超乎我們想象。因此,本小節在進一步了解人工智能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之前,先對人工智能的特征進行總結和概括,具體表現為以下六個方面:
首先,人工智能具有高效率的特征。人工智能的高效率體現在它的超強算力、連接性、超長待機性,以及算法的可更新性和規則性。具體而言,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時間內,對海量數據進行億萬次級的運算,并且能夠快速、高效、精確地得到計算結果,并且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量子計算機的普及,它將比現在人類使用的最先進的計算機的運算速度還要快萬億倍。現階段美國著名科技公司谷歌(Google)最新研制的量子計算機的算力,比傳統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快1.5萬億倍。同時,人工智能實際上是一整套集成網絡,是由中樞系統控制的無數個計算機的結合,只要有持續的電力供應,以及運算程序不出問題,人工智能的機器設備就能日以繼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因此它在處理某些復雜問題時比人類更加及時和全面。此外,人工智能是以代碼為基礎語言,并遵循特定序列結構的邏輯算法。因此,這一過程使輸出結果表現出連續、直接、完整的邏輯性,減少了人類思維中的雜亂、碎片化和無序性。所以,這也大大降低了工作中的時間成本,也極大的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其次,人工智能具有“多中心”的結構特征。人工智能所取得的巨大突破得益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工神經網絡技術在這一領域的運用。人工神經網絡作為一種運算模型,由大量的、分散的節點(神經元)互相連接構成,以接收外部輸入的各類信息,并通過縱橫交織的網絡,促進信息的互流和傳遞,從而實現機器的自我學習。在這一結構中,各個節點錯落有致、星羅棋布,當某一節點上接收到相關信息源數據時,都自動成為信息的分享者,成為其他節點共同的“資料庫”,避免了信息不對稱的困境。這種協同合作和集體行動的非線性結構特征,使得以此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成為一個“并行分布式”的系統,數據成為這個系統的紋理,“多中心”便是這一結構的內在要求。
此外,就行業發展而言,人工智能行業的門檻相當高,不僅包括個人的計算機理論知識、專業技能、人才培養體系、行業準入標準,而且還需要長期且巨量的資本投入和市場研發。就相關領域的人才儲備而言,一個從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人員,不僅要掌握代數、幾何等傳統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做程序員能做的事,還要有相應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這樣才能真正將人的思維融入人工智能,所以在人才上的需求極其的嚴苛。因此,不論是人才的培養,還是技術和資本的“壁壘”,可見從事人工智能領域的行業要求是極其的高。近年來,我國技術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截至2017年底,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萬人,僅占全部就業人員的6%左右。隨著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對勞動力素質提出更高要求,未來高技能人才不足的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凸顯。據教育部等測算,到2025年,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十大制造業重點領域人才缺口將超過2900萬人。此外,未來這個領域將更加專業化,因此,人工智能領域的門檻也將越來越高。
(二)人工智能的技術基礎
人工智能是新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它的發展得益于信息技術、生物科技等諸多技術的“井噴式”發展。現階段人工智能技術主要由基礎層、平臺層和應用層等領域構成,基礎層又包含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具體而言,包括以下技術基礎: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5G技術、區塊鏈等。這些科學技術的不斷突破,深深地影響著科技革命的進程,進而對人類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本小節將概述人工智能的技術基礎,在此基礎上,揭示人工智能對人類政治社會變遷的影響。
(1)大數據
大數據是人工智能時代的一項重要技術支撐。大數據(big data, mega data),或稱巨量資料,它指的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4]大數據實質上是為一種新技術的出現而建構出來的基礎,它的運用對于處理龐大數據具有關鍵性作用。[5]這種新的技術架構可以更快地搜集、分析并處理相關數據,并以更低的成本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大數據通過將數據與現實相聯系,探索現實問題背后的規律和運行機制,以便實現趨勢的預測和判定。大數據通過信息的采集、導入和預處理,再經過進一步的數據統計和數據分析,這樣就可以進一步實現數據挖掘。在此基礎上,可以為我們做決策提供一種可行性分析,進而提高決策的科學性。[6]哈佛大學加里·金(Gary King)教授認為“大數據是一場革命,龐大的數據資源使得各個領域開始了量化進程,無論學術界、商界還是政府,所有領域都將開始這種進程。”[7]
圖1-(1):大數據時代
在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及肯尼斯·庫克耶(Kenneth Cukier)編寫的《大數據時代》中對大數據方法進行界定,他們指出大數據方法指不用隨機分析法(抽樣調查)這樣的捷徑,而采用所有數據進行分析處理。[8]大數據具有4V特點: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價值)。進一步言之,第一,數據體量巨大,數據的體量從TB級別(1TB=1000GB=1000000MB),躍升到PB級別(1PB=1000TB);第二,處理速度快,通常所說的“一秒定律”;第三,數據類型繁多,比如網絡日志、視頻、圖片、地理位置信息等等,都將是數據來源;第四,價值密度低,以視頻為例,連續不間斷監控過程中,可能有用的數據僅僅有一兩秒,所以需要從海量數據中,提取出一些有價值的信息。[9]
大數據的應用前景也非常廣泛。海量的數據處理,將會為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因此,也將催生出龐大的新興行業,比如數據挖掘、數據分析等。除此之外,大數據在政治、金融、醫療保健、市場業、零售業、制造業、司法、工程和科學、保險業等領域也將實現廣泛應用。在政治生活中,大數據也可以深刻參與,如提供信息、提供決策等。國家治理的基礎源于信息的控制,就代議民主而言,它需要通過完善信息獲取、整理、分析和供給手段,大數據的應用將大大提升信息的搜集和整理的效率,它將從根本上將代議機構由一個較為被動的信息“獲取者”和按需發布的信息“提供者”,轉變為一個積極的信息“獲取者”和主動的信息“提供者”,從而極大地提升代議機構和社會之間的透明度。大數據還可以進行智能決策,人工智能依托大數據具有信息篩查和精準識別功能,并經過深度學習算法的“加持”,智能系統能夠以虛擬專家的身份制定或建議,制定出相關決策方案。這種數據分析的輔助系統,將提高代表們的履職能力。
大數據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影響日益增強。就政治領域而言,大數據對未來民主政治的重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嚴格來說,互聯網從產生開始,即構成了“物質條件”的重要組成,只是在互聯網發展的初期,這一物質條件只能附屬于既有的生產方式。在此基礎上,民主實踐的方式仍然延續現實政治中的民主邏輯,很難形成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網絡民主只是民主政治的“翻版”,改變僅限于內容更為豐富、形式更為活潑、載體更為多樣。但是,大數據的出現正在改變這一依附狀況。
首先,大數據脫胎于網絡技術的發展,并不斷成長為獨立的生產方式。大數據正在重塑既有各個行業領域、全部產業鏈的生產和交往活動,它為我們帶來的不是一個內容更為豐富、內涵更為拓展的工業時代,而是一個重塑工業生產和交往方式之后的全新時代。其次,在大數據重塑生產和交往的同時,人類社會的政治活動也在發生相應的轉型,民主交往不再局限于拓展形式和載體,而是要確立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網絡民主只是將現實政治中,民主活動的部分內容、部分環節進行數字化處理和表達。但是,大數據會將民主實踐系列活動,進行數字化收集、存儲、管理和分析,這一民主實踐新范式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大數據對于整個社會生產和交往活動改變的基礎之上。
正因為我們的生產交往活動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之上,那么,民主實踐就必須進行重塑,而這一重塑就是再造一個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比如,在民主參與過程中,不能再局限于既有的上傳下達、下情上傳、投票選舉等傳統方式。一方面,原有的參與方式和參與渠道需要進行數字化改造,這在網絡民主實踐中已經部分完成;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除了傳統的結構化參與方式之外,要更為重視非結構化方式的參與和表達,這是一種更為直觀、直接的參與形式。例如,在某一問題上的態度或征集有關某一政策的建議,決策部門與公眾的互動除了結構化的官方表達、征集意見、投票選擇之外,還要重點分析有關這一問題或政策的非結構化參與,包括轉發、評論、表情、視頻等方面,并將其列為民主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這一參與更為直接、直觀,覆蓋面廣,更能反映社會公眾的價值觀念和選擇偏好,它是公共活動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不管是結構化,還是非結構化參與的數字處理,顯然,民主參與將會被重新定義,即它將不是現實民主政治為主、網絡民主為輔,而是產生一種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
(2)云計算
作為大數據時代產物的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在各個領域的運用也日臻成熟。它指的是一種數據分析與處理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將大量通過互聯網連接的計算機資源,進行統一管理和調度,構成一個計算機資源池。[10]云計算可以將網絡共享的資源,進行快速、靈活的重新整合,以一種可量化的方式,向不同的需求者提供所需要的服務。這種數據分析不僅使超大規模的數據分析成為可能,而且還擴大了信息共享空間,進而增加了信息交流的機會。[11]此外,移動互聯網的使用可以讓有需要的人通過網絡的互聯,實現跨時空的交流,打破傳統的時空限制。它所具備的移動性、適用性,還有空間和功能上的延展性,使每個參與者都能夠實現互動互聯。從技術上看,大數據與云計算的關系,猶如硬幣的正反面,密不可分。大數據必然無法用單臺的計算機進行處理,必須采用分布式架構。它的特色在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布式數據挖掘,但它必須依托云計算的分布式處理、分布式數據庫和云存儲、虛擬化技術。[12]進而,大數據是云計算的基礎,而云計算是大數據的應用與擴展。
云計算與傳統的網絡應用模式相比具有如下優勢和特征:首先,虛擬化技術。必須強調的是,虛擬化突破了時間、空間的界限,是云計算最為顯著的特點,虛擬化技術包括應用虛擬和資源虛擬兩種;[13]其次,動態可擴展。云計算具有高效的運算能力,在原有服務器基礎上,增加云計算功能能夠使計算速度迅速提高,最終實現動態擴展虛擬化的層次,達到對應用進行擴展的目的;[14]再次,按需部署。計算機包含了許多應用、程序軟件等,不同的應用對應的數據資源庫不同,所以用戶運行不同的應用,需要較強的計算能力對資源進行部署,而云計算平臺能夠根據用戶的需求快速配備計算能力及資源;[15]云計算還具有靈活性高的特征。虛擬化要素統一放在云系統資源虛擬池當中進行管理,可見云計算的兼容性非常強,不僅可以兼容低配置機器、不同廠商的硬件產品,還能夠外設獲得更高性能計算;[16]還有可靠性高。倘若服務器出現故障,也不影響計算與應用的正常運行。因為單點服務器出現故障,可以通過虛擬化技術,將分布在不同物理服務器上面的應用,進行恢復或利用動態擴展功能部署新的服務器進行計算。[17]
圖1-(2):云計算的流程圖
當然,性價比高也是其重要特征。將資源放在虛擬資源池中統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物理資源,用戶不再需要昂貴、存儲空間大的主機,可以選擇相對廉價的主機組成云,一方面減少費用,另一方面計算性能不遜于大型主機;最后,可擴展性。用戶可以利用應用軟件的快速部署條件,來更為簡單快捷的將自身所需的已有業務,以及新業務進行擴展。在對“虛擬化資源”進行動態擴展的情況下,同時能夠高效擴展應用,提高智能設備處理數據的操作水平。[18]
(3)物聯網
物聯網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發展階段。顧名思義,物聯網就是“物物相連”的互聯網。這一概念由凱文·阿什頓(Kevin Ashton)于1999年提出。阿什頓認為,計算機最終能夠自主產生及收集數據,而無需人工干預,因此將推動物聯網的誕生。[19]簡單來說,物聯網的理念在于物體之間的通信,以及相互之間的在線互動。即利用局部網絡或互聯網等通信技術,把傳感器、控制器、機器、人員與其他物體,通過新的方式聯在一起,形成人與物、物與物相聯,實現信息化、遠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網絡。物聯網是互聯網的延伸,它包括互聯網及互聯網上所有的資源,兼容互聯網所有的應用,但物聯網中所有的元素(所有的設備、資源及通信等)都是個性化和私有化。這有兩層意思:其一,物聯網的核心和基礎仍然是互聯網,是在互聯網基礎上的延伸和擴展的網絡;其二,其用戶端延伸和擴展到了任何物品與物品之間,進行信息交換和通信,也就實現了“物—物”的“信息交換”。
按照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ITU)的定義,物聯網主要解決物品與物品(Thing to Thing, T2T),人與物品(Human to Thing, H2T),人與人(Human to Human, H2H)之間的互連。但是與傳統互聯網不同的是,H2T是指人利用通用裝置與物品之間的連接,從而使得物品連接更加的簡化,而H2H是指人之間不依賴于主機而進行的互連。因為互聯網并沒有考慮到對于任何物品連接的問題,故我們使用物聯網,來解決這個傳統意義上的問題。物聯網通過智能感知、識別技術與普適計算等通信感知技術,廣泛應用于網絡的融合中,也因此被稱為繼計算機、互聯網之后,世界信息產業發展的第三次浪潮。物聯網是互聯網的應用拓展,與其說物聯網是網絡,不如說物聯網是業務和應用。因此,應用創新是物聯網發展的核心,以用戶體驗為核心的創新2.0是物聯網發展的靈魂。
物聯網就是將網絡、信息共享運用在道具上,把網和物連接起來,進而輔助彼此應用,由于深刻依托互聯網技術,因此其發展限度在于互聯網技術本身。換言之,網絡就是物聯網的“火柴”,脫離網絡那就無異于“釜底抽薪”。如此看來,物聯網引發的展望,主要歸功于5G技術的發展。未來6G、7G等技術的發展,將使得物聯網的應用范圍更加寬廣。
以工業、農業、教育以及社會保障領域為例。在工業領域,物聯網技術加快了生產制造實時數據信息的感知、傳送和分析,加快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例如,機器數據物聯網技術可以使縫紉機器人理解織物和材料,自動制衣,使一塊布在一分鐘后就能變成一件衣服;在農業領域,通過物聯網的應用,未來的農業從種植、運輸、倉儲到零售,乃至從農田到餐桌,實現了全產業鏈的布局,提高了農業精細化水平與高效化運作,確保了農產品的安全。未來的農民通過在屏幕上指指點點,就可以科學精確地解決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問題;在社會保障領域,根據個體所處的不同人生階段,物聯網會根據個人的數據算出精準的、個性化的保障方案,使社保體系更加完善可靠。例如:每個人在兒童時期要吃什么飯,享受什么樣的基本公共服務。青少年期或大學畢業之后、進入中年后等按照每個階段需求,提供哪些公共服務和精準的商業服務、個性化的定制服務;在教育領域,未來教育通過物聯網構建的數字化教室,實現了課堂教學與行政管理的全面信息化、網絡化、互動化。系統還根據每個人的學習經歷以及興趣愛好綜合分析,幫助每個人制定各類在線課程和知識庫,讓每個人在自己的知識領域,都能得到很“優化”的學習安排,進而更能適應社會不斷發展變遷。
(4)區塊鏈
所謂“區塊鏈(Block-chain)”指的是分布式數據存儲、點對點傳輸、共識機制、加密算法等計算機技術的新型應用模式。就狹義的定義而言,區塊鏈指的是“一種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區塊以順序相連的方式,組合成的一種鏈式數據結構, 并以密碼學方式保證的不可篡改和不可偽造的分布式賬本”。[20]就廣義的定義而言,“區塊鏈技術是利用塊鏈式數據結構來驗證與存儲數據,利用分布式節點共識算法來生成和更新數據,利用密碼學的方式保證數據傳輸和訪問的安全,利用由自動化腳本代碼組成的智能合約,來編程和操作數據的一種全新的分布式基礎架構與計算方式”。[21]就其本質而言,區塊鏈程度上而言,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數據庫。從科技層面來看,區塊鏈涉及數學、密碼學、互聯網和計算機編程等很多科學技術問題。從應用視角來看,簡單來說,區塊鏈是一個分布式的共享賬本和數據庫,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體維護、公開透明等特點。這些特點保證了區塊鏈的“誠實”與“透明”,為區塊鏈創造信任奠定基礎。而區塊鏈豐富的應用場景,基本上都基于區塊鏈能夠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實現多個主體之間的協作信任與一致行動。綜合而言,區塊鏈具有四個典型性特征:
圖1-(3):區塊鏈
首先,區塊鏈具有“去中心化”特征。“去中心化”是區塊鏈技術最本質的特征。區塊鏈技術的產生,就意味著在沒有中央處理節點的情況下,實現了全網所有數據的分布式記錄、存儲,并且能夠保證數據記錄的真實性。區塊鏈技術通過 P2P(點對點)協議組成網絡。不同于“中心化”網絡模式,P2P 網絡中各節點的計算機地位平等,每個節點有相同的網絡權力,不存在中心化的服務器。[22]在這種“去中心化”的網絡環境中,全網所有在網節點沒有實質的區別,所有節點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區塊鏈網絡中的在網節點,必須遵守同樣的密碼學規則,共同維護全網系統中的數據記錄。對數據的記錄、存儲過程,必須得到區塊鏈網絡內其他節點的批準后才能執行。[23]由于所有在網節點并沒有第三方中介或者信任機構背書,所以在去中心化的區塊鏈網絡中,對單個節點的攻擊不會對整個區塊鏈網絡產生影響。
其次,區塊鏈平臺上的數據及其操作具有“透明性”的特征。區塊鏈技術作為分布式賬本技術,系統內所有的數據記錄及操作,對于全部在網節點都是透明的。此外,區塊鏈不是使用單個服務器來存儲數據,而是在允許更改之前通過需要達成共識的網絡分發數據。[24]在典型的區塊鏈網絡中,每一個節點都能夠存儲全網發生的歷史交易記錄的完整、一致賬本。區塊鏈通過對“非對稱加密算法”、“散列加密”等密碼學技術的組合應用,保證“區塊鏈”信息在全網的高度透明性。而且區塊鏈網絡運行的程序、規則、節點的接入方式,都是公開、透明的,這是區塊鏈網絡信任的基礎。這些機制的運用,保證了區塊鏈中記錄的數據,可以被全網所有節點審查、追溯。
再次,區塊鏈還因信息的不可篡改性,而具有極高的安全性。區塊鏈中“區塊”內部的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一旦數據信息被驗證,并通過寫入“區塊”并連接到區塊鏈中,就無法被篡改。區塊鏈的數據信息,必須經過全網大部分節點的審核以后,才能允許被記錄。除非能夠控制系統中51%以上在網節點,否則對單節點的區塊記錄篡改是沒有意義的。即對個別節點的賬本數據的篡改、攻擊,不會影響全網總賬的安全性。這種信息的不可篡改性,保證了區塊鏈數據的“穩定性”與“可靠性”。
最后,區塊鏈還具有“匿名性”特征。區塊鏈技術在復雜的網絡環境中解決了在網節點間的信任問題,因而區塊鏈網絡中的交易節點,可以在無需了解對方身份的情況下進行交易。區塊鏈網絡中的交易是基于加密地址,而不會對交易雙方身份進行認證。交易雙方僅需要公布自己的地址,就可以與對方進行交易通信。這種匿名性的技術基礎就是“非對稱加密算法”。[25]區塊鏈網絡的節點使用非對稱加密技術,構建節點間在匿名環境下的信任。所有節點維持自身的“公私鑰”對,對區塊鏈網絡節點間的通信信息進行“加密”和“解密”。節點公開發布自己的“公鑰”,保留自己的“私鑰”。進行信息傳遞的發送方,使用信息接收方公布的“公鑰”,對將要傳遞的信息進行加密。信息接收方在接收到傳遞的加密信息后,使用自己的“私鑰”對加密過的信息進行解密。[26]通過這樣的方式,節點間可以在不需要身份認證的情況下,完成匿名環境下的信任交易。
圖1-(3):區塊鏈“密匙”
區塊鏈作為一種分布式共享數據庫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研究方興未艾。區塊鏈技術的分布式、透明性、可追溯性和公開性與政務“互聯網+”的理念相吻合,其在政務中的應用也將進一步推動政務“互聯網+”的建設,并對政府部門及公眾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一方面,區塊鏈技術能夠推動政府角色轉換和職能轉變,促進政府組織結構扁平化、治理及服務過程透明化,提高政府創新績效,提高政府數據安全,建設智能化和可信任的政府;另一方面,區塊鏈技術也會給政府傳統職能、管理機制、法律制度等帶來一系列挑戰,促使政府組織結構、管理機制、法律法規與區塊鏈技術發展保持適配性,同時加強對這一新興技術應用的監管。
區塊鏈技術在未來擁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當前,區塊鏈技術已經運用到政治實踐領域。以區塊鏈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應用為例。針對司法機關而言,區塊鏈可以分為司法機關內部鏈、司法機關外部鏈、內部與外部結合鏈。目前,區塊鏈在司法系統的應用主要集中于司法取證、存證、示證等領域。在司法取證領域,按照傳統的司法取證模式,通常由當事人自己取證,或者由當事人通過司法程序向運營平臺方進行取證。由于電子證據的復雜性、多樣性、易失性和取證的技術性、可認定性,“取證難”成為了一個現實問題。因此,需要國家在立法層面對各類證據的規格、特性進行規范,并發揮區塊鏈技術的防篡改性和可追溯性,暢通取證通道。此舉不僅可以方便取證,也有利于存證、示證,并且在大數據時代,“云上”業務的擴展,也將使這一問題日益快捷化。在司法存證領域,按照傳統的司法存證模式,通常由當事人自己存證,或者由當事人向公證機關申請公證存證。這一過程是相當繁瑣,而且容易出現各種程序上的問題。
2018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認可了區塊鏈存證在互聯網案件舉證中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實踐中,由公證機關主導區塊鏈存證體系的做法值得推薦。同時,可以將部分線下公證事務轉為線上公證。例如,合同協議、身份資料、個人履歷、遺囑、文件、檔案、圖片、音視頻、網頁等。線上公證可以使其保真保存,具有可信性。在司法示證領域,如果司法取證、存證環節切實得到了保真、防篡改的保障,那么示證環節只需要解決如何直觀、方便地展示證據的問題。
除司法取證、存證、示證領域之外,區塊鏈技術在法院內部,也具有廣泛的應用場景。例如,電子卷宗、電子檔案、裁判文書防篡改,辦案過程中重要的操作記錄、文件、數據防篡改,以及干警檔案防篡改等內容。區塊鏈的技術與理念值得肯定,尤其是防篡可信、安全可靠的共同維護機制,可以讓一個事物自誕生之時就上鏈,從而避免其發生信任危機或失信。然而,區塊鏈技術也存在明顯缺陷,需要揚長避短。例如,集約化、中心化可以降低成本能耗,提高效率,但區塊鏈技術卻堅持分布式,并且需要更多的分布和存儲。同時,區塊鏈中所有節點的存儲與變更,都會被詳細記錄,具有公開性和透明性。
另外,目前上海全市法院正在積極擁抱新技術,將區塊鏈技術應用于上海全市法院的司法實踐中。上海一中院、二中院、三中院、金融法院、徐匯法院、奉賢法院等10家法院作為首批區塊鏈技術應用試點,將從2020年4月1日起,進行為期6個月的司法實驗。例如,在上海法院進行試點應用的執行“終本智能管理系統”,利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區塊鏈技術,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終本案件智能管理體系,涵蓋了輔助法官規范終本、終本自動核查、終本公示、終本案件后續自動巡查管理等功能。該系統將辦案過程記錄、終本相關的數據,以及電子卷宗進行上鏈保真,提高了當事人與社會公眾,對法院工作的信任度。在規范執法、客觀執法、可信執法等方面,建立了長效機制。與此同時,上海法院作為最高人民法院推行以電子檔案為主、紙質檔案為輔的“單套制”試點單位之一,正在將區塊鏈技術引入電子卷宗隨案生成和檔案管理工作中。此舉可以實現從電子卷宗到電子檔案的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從而確保案件在立案、分案、審判、結案、歸檔、執行、上訴申請再審等各環節流轉過程中,以及在電子卷宗或電子檔案在形成、傳輸、保存、利用、銷毀過程中的安全可信、安全存儲、真實防偽、不被篡改。此外,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牽頭開發的、上海公檢法司共同使用的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平臺應用區塊鏈技術,對刑事案件在公安立案、偵查、報捕,檢察院批捕、審查起訴,法院審判,司法刑罰執行等環節,進行全流程辦理記錄及全案證據、全案文書上鏈。這不僅保障了辦案平臺數據的安全可靠,也增強了辦案機關之間的信任,有利于各機關加強協同合作,提高辦案質效。
圖1-(5):上海高院采用區塊鏈存證技術,君子簽助推互聯網司法創新發展
案例(1):
上海高院首次探索采用區塊鏈存證技術[27]
近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通過視頻方式召開會議,啟動庭審記錄改革試點工作。據悉,試點將從2020年4月1日起,為期6個月。上海一中院、二中院、三中院、金融法院、徐匯法院、奉賢法院等10家法院作為首批試點。
據悉,此次改革還首次探索區塊鏈、時間疊加等數據存證技術,運用庭審系統和庭審音字轉換系統自動存證庭審相關過程和證據,自動生成《庭審錄音錄像文件元數據記錄表》,最后由相關訴訟參與人簽字后入卷歸檔。
疫情防控期間,上海法院智慧法院建設不斷深化,網上立案、網上庭審取得突破性進展,也嘗試運用“黑科技”,此次庭審記錄改革中運用到的區塊鏈存證技術,即為上海法院首次探索采用。
未來,將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運用到庭審活動中將是必然趨勢,讓庭審質量更高、庭審模式更完善的同時,也將進一步助推互聯網司法的創新發展。
區塊鏈存證讓在線訴訟更高效
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和規范在線訴訟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將深入推進在線訴訟工作,全面開展網上立案、調解、證據交換、庭審、宣判、送達等在線訴訟活動。”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相繼出臺、修改,電子數據的證據效力得到進一步明確,電子數據的范圍和證據收集方法更加清晰,電子數據證據規則體系逐步完善。
電子數據,尤其是通過電子簽名、可信時間戳、哈希值校驗、區塊鏈等證據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術手段取得的電子數據,未來無限可期。
當下,法院支持區塊鏈電子存證技術的判例已經不在少數,最高人民法院更是正搭建人民法院司法區塊鏈統一平臺,計劃統籌協調法院系統的區塊鏈平臺建設。
“區塊鏈存證+電子簽約”賦能互聯網司法
君子簽是易保全旗下成熟運用區塊鏈技術并被司法機關認可的區塊鏈電子簽約平臺,創新“區塊鏈+司法+電子簽約”模式,將區塊鏈技術與電子簽名服務“深度融合”,目前已在電商供應鏈、物流、人力資源、電子政務等多個領域落地應用。
值得一提的是,易保全從2014年起就一直深耕區塊鏈的底層研發與應用創新,首創“區塊鏈+司法+應用”模式,并獲得2019年國家網信辦首批境內區塊鏈信息服務備案企業。
易保全通過區塊鏈技術,并結合自主發明專利,聯合公證處、互聯網法院、仲裁委、司法鑒定中心、版權保護中心和CA機構等共同發起保全鏈開放平臺,成為同步存證和司法監督的區塊鏈節點,保障鏈上的存證數據公開透明,且司法有效。
通過君子簽區塊鏈電子簽約平臺,將用戶上傳的電子合同信息(簽署時間、簽署主體、簽署內容等簽署全過程)生成的Hash摘要進行加密存儲并同步至保全鏈開放平臺的各個節點上進行存證保全,保障鏈上的存證數據不可篡改、公開透明、司法有效且通過存證編號可查詢驗證。
君子簽結合自主發明專利技術,在原有電子數據原文固化存證的基礎上,引入區塊鏈技術,充分利用區塊鏈分布式、公開通明、不可篡改等特性,將電子數據原文計算摘要存儲至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上,當雙方發生爭議需要進行電子數據原文真實性驗證時,通過計算電子數據原文的摘要值與區塊鏈存儲的摘要值進行比對,就可以確保電子數據原文的唯一性和真實性。
圖1-(6):保全鏈開放平臺
圖1-(7):易保全部分司法判例
此外,君子簽可以提供從簽約—存證—簽約后司法服務的一站式區塊鏈全生命周期電子合同服務,從簽約開始的電子數據采集,通過技術手段形成簽約全證據鏈,再到中期的電子證據項結構化處理,要素化處理,智能匹配各類司法文書模板,到最終的實現在線司法機構對接完成一鍵訴訟、批量仲裁等訴訟管理,為各行業企業用戶提供全方位的解決方案。確保企業運作中各環節電子數據的不可篡改、數據安全存儲、證據留存和責權追溯,讓每一份電子數據都能成為有資格對簿公堂的電子證據。隨著互聯網司法的深入發展,君子簽也將繼續深耕“區塊鏈+司法+電子簽約”的實踐應用,助推中國互聯網司法的探索實踐落地和創新發展,為整個互聯網業務的智能化、合規化發展賦能。
(三)人工智能的研究應用
人工智能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和交叉性學科,與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密切相關,其研究方向和應用范圍也非常廣泛。隨著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深化,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也日益緊密,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則是“顛覆性”的。人工智能提供的技術手段:諸如專家系統、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智能機器人、人工神經網絡,以及Token打分等,將在不同的領域內改變人類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1)專家系統
專家系統是一種通過模擬人類專家來解決問題的程序系統,是依靠人類專家的己有知識創建的知識系統,是具有某一領域大量知識、理論和經驗的程序系統。由于專家系統中含有大量的專家知識和經驗,因此可以使用專家系統來模擬人類專家的決策過程,進而解決現實發展中遇到的復雜問題。[28]當前很多行業己經開始使用專家系統,作為輔助來完成工作任務,專家系統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模擬人類專家思考問題的過程,其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能夠達到專業水平甚至遠遠超過人類專家。專家系統是人工智能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應用方向。現階段專家系統已經在醫療診斷、文化教育、地質勘探等領域得到運用。從目前人工智能應用于專家系統的情況來看,專家系統發揮著預測、設計、監督、建議、計劃、控制、教育等作用,其發展前景和應用范圍非常可觀。
在大數據的推動下,人們建構了基于大數據的新一代智能專家系統。傳統的決策方式過多的依靠決策者的經驗,并且很多時候都是由個別專家“乾坤獨斷”。而新一代智能專家系統將互聯網與云端的所有知識聯系在一起,是一個無邊、動態的海量數據庫,這是任何人類專家都無法比擬的。因此,可以想見,在人工智能時代,隨著專家系統技術的成熟,各個領域將會出現越來越多的“虛擬專家”,“他們”的知識和經驗將極大地助益于政府決策和政治治理,在一系列的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過程中,“專家系統”將扮演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舉例來說,“專家系統”能夠促進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間的互動。這樣就會激發代表會更加積極主動地聯系民眾,向他們征集相關的信息或訴求;為進一步影響立法進程,代表還會更積極地與公眾團體和各類組織開展聯系,獲取數據和資料,并將之整合進自動決策系統。另外,“專家系統”能夠極大地提高決策效率,并能在“知識庫”給定的前提下做出最優的決策。依托大數據技術,“專家系統”可以杜絕上下位法之間沖突問題,以及困擾現代立法工作中立法不連貫的問題。在預算審議等環節中,人工審議往往會遺漏愈發變得冗長的預算案細節,或是出現各方爭執不下以致政府停擺的情況,而專家系統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絕此類風險。
(2)計算機視覺系統
“計算機視覺系統”指的是利用計算機技術來實現對人類感知系統的模擬,模擬人類對外部環境的感知能力,用計算機系統代替或輔助人類識別外部環境,進而能夠確定目標位置、觀察目標運動情況以及識別目標的目的,實現對人類感官的替代。[29]一般而言,人工智能在計算機視覺領域的應用主要分為檢測對象、識別對象,以及識別對象的目的等三個階段,當前人工智能在計算機視覺領域應用比較普遍的是人臉識別、瞳孔識別,以及指紋識別等三個方向。當前,人工智能在計算機視覺領域的物體場景識別技術還不夠成熟,這是因為識別目標的種類復雜多變。雖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對目標的外貌特征進行識別,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失誤率。因此,人工智能在計算機視覺領域的應用,仍然需要進行深入的探索,來提高模式識別技術的準確度和精準度。
計算機視覺的重要技術應用,當前以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簡稱VR)技術為標志。虛擬現實是指使用計算機模擬生成的一個三維虛擬世界,人工智能把來自多源的信號虛擬為聽覺、視覺和觸覺,讓人們有身臨其境之感,從而讓數據變為了有質感的可視圖形。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是指,將計算機生成的虛擬成像和真實世界結合起來,構造成虛實結合的虛擬空間。它通過電腦技術,將虛擬的信息應用到真實世界,真實的環境和虛擬的物體實時地疊加到了同一個畫面或空間而同時存在。[30]目前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都已經得到了一定的應用,這樣人工智能與現實世界,將通過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緊密結合起來,從而將物質和意識相互作用并相互增強,人工智能技術由此實現更加廣泛的應用。
圖1-(8):計算機視覺系統
現階段虛擬現實的應用在影視領域已經有著諸多實踐。隨著政治社會的發展,這些技術也將用于政治生活,其中政績考核就是其未來發展的一方面。政府的執政水平反映在人民幸福感(滿意度)方面。但幸福感(滿意度)很多時候是一種情緒化的感覺,往往在現實中缺乏具體的衡量指標,因此,它也難以進行指標測量,進而難以進行有效的比較。如今,通過引入計算機視覺技術,對任何一個公民的持續性表情捕捉,并使其符號數據化,進而在累積的表情數據庫中不斷識別每一個個體情感中的“喜怒哀樂”。
另外,未來政治一定是“有感政治”。所謂“有感政治”是與現階段西方民主中存在的“政治冷漠”相對應的。民眾已然厭倦了現階段政黨競選的“把戲”,因此,現有的政治制度亟需在政治參與領域有新的改進。而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正為“有感政治”的到來“蓄勢待發”。由于“虛擬現實”在現實場景中會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這對于“有感政治”的塑造而言有著重大意義。這意味著,借助技術將公民個體與候選人,放置于一個虛擬化的政治場景,這種真切的感受會激發人民群眾對政治參與的熱情。“面對面”交流也能促使每個公民放下顧慮,這對于人民代表傾聽人民心聲,把握人民群眾的真實心理具有重要作用。
(3)人工神經網絡
人工神經網絡也是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應用領域,主要是通過研究人類大腦的組織結構和思維方式,試圖使用大量的人工神經元、處理元件,以及電子元件等部件,來模仿人類大腦神經系統的結構及運行過程,屬于人工智能技術在計算智能方面的重要應用,可以幫助或輔助人類存儲、處理和分析大量的數據信息。[31]在人工神經網絡中,信息主要依靠神經元之間的相互作用,來進行傳遞和處理,依靠元件之間分布式的物理聯系來進行儲存,并且依靠神經元連接權重的動態調整,來實現網絡的學習與識別。相對于傳統的數據處理方式,人工神經網絡技術能夠更好地分析模糊數據、隨機性數據,以及非線性數據,也能夠處理巨大的、復雜的、模糊的系統。[32]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人工神經網絡方面的研究也獲得了長足性進展,已經協助人類解決了很多難題,并且表現出了較強的智能特征。人工神經網絡通過實現對人類大腦組織結構和思維過程的模擬,己經成為一種重要的信息處理系統,在現實經濟發展中具有較強的應用價值和較好的發展前景。人工神經網絡也許很難實現對人腦和人類智能的完全替代,但是它可以擴展和提升人類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水平和控制能力。從以上內容可見,人工智能提供的技術,將從不同的維度,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社會。
就政治領域而言,人工神經技術在政治上的應用主要是圍繞公務員的考核、測試、檢驗而展開,利用這個技術去發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從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人類的性格不可偽裝,個人的品性都有其固定可識別的符號模型,而人工神經技術就具有“讀心術”的功能,能夠“看破人心”,對公務員的個人品性進行精準識別,進而形成一個科學化的數據報告。具體言之,所謂人工神經技術對公務員品性的“精準測量”,它主要是指人工神經網絡特有的“非線性”與“適應性”信息處理能力,克服了傳統信息技術方法中對于直覺,如模式、語音識別、非結構化信息處理方面的缺陷。相關工作人員利用此項技術,也能方便紀律檢查部門對官員的腐敗行為進行偵查和追蹤,人工神經技術是最好的“測謊儀”,任何營私舞弊都將無處可逃。這意味著,在技術的賦能下,一張科技的反腐之網將正逐步形成。
案例(2):
測謊的原理是:絕大多數人在說謊或受到有關情緒詞的影響時,會發生一系列植物神經系統功能的變化,檢測這些變化可反映受試者當時的情緒狀態,對答是否真實。
受過專門訓練、并有一定實踐經驗的人員做出的測謊結 果,準確性可達75%-80%,對案件審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能作為證據,因為 有15%-20%的結果很不可靠,5%的結果可疑。
測謊一般是從三個方面測定一個人的生理變化,即脈搏、呼吸和皮膚電阻(簡稱“皮電”)。其中,皮電最敏感,是測謊的主要根據,通常情況下就是它“出賣”了你心里的秘密。目前全國已有不少城市把測謊儀引入到公安、司法界。
人臉識別系統可以將人的面部細微的表情變化都能進行記錄和比較,在通過機器學習和數據分析,來判斷其背后人的心理活動和狀態,進而服務于群體決策和社會治理。
(4)Token打分機制
Token在計算機領域是一種“通證”的意思(簡而言之,就是準入許可證),也稱為令牌。它有三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數字權益證明,即一種以數字字符形式存在的權益憑證,它代表的是一種權利,一種固有和內在的價值。第二,它具有“加密屬性”。“通證”的真實性、防篡改性、保護隱私等能力,由密碼學予以保障。這種保護,比任何法律、權威和槍炮提供的保護都更堅固、更可靠。第三,它具有“可流通性”。“通證”必須能夠在一個網絡中流動,從而隨時可以驗證和交易。事實上,“通證”可以代表一切權益證明,從身份證到學歷文憑,從貨幣到票據,從鑰匙、門票到積分,從股票到債券,都可以用“通證”來代表。
Token是整個區塊鏈網絡系統中的一部分,這一部分的作用是促進網絡節點中各用戶之間的協作和產生激勵,從而實現“無中心化”和“自治組織”的功能。它還通過一定的限制功能來避免無意的程序和過量交易,進而減少對系統造成損害和算力占用。例如,如果以太坊(Ethereum)上沒有代幣的話,就沒有人有激勵去做專門的系統開發維護。優質“去中心化應用”(Decentralization Application,簡稱DAPP)開發者無法獲取獎勵,那么這個區塊鏈系統就可能得不到進一步維護和升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加密數字貨幣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Token。如果一個平臺可以運行Token,那么在該平臺上就可以很輕松的發加密數字貨幣。更準確的說Token是一種“通證”,也就是“可流通的加密數字權益證明”。
依據區塊鏈的“通證技術”,單從政治領域的應用而言,我們可以建構Token打分機制模型,將其打造成今后公務員的考核體系。首先,Token打分機制的技術特點保證打分系統具備“中立性”和“客觀性”,其“不可篡改性”可以保證打分機制的“公平性”和“可信任”;其次,一旦這個技術應用于公務員的升遷考核,依據政績的“得分晉升錦標賽”,既能夠避免腐敗性的“裙帶政治”又能極大地激發干部隊伍活力,尤其是能夠促使真正賢而有為的好干部脫穎而出;最后,Token打分機制必定也會與其他智能技術相結合,例如先前提到過的計算機視覺技術和人工神經技術等,由此看來,一個更加科學化智能化的政治治理體系正呼之欲出。
(四)人工智能的發展狀況
人工智能時代正加速到來。據CB Insights今年發布的報告《人工智能狀況》(The St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顯示,人工智能公司的股價在過去五年中上漲了5倍,而且相關投資也從2012年的5.59億美元,暴增至2016年的48.71億美元。[33]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回報”。經初步統計,2019年全球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700億美元。據預測,到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將近1000億美元,2018-2022年的年均增長率達到31.6%。[34]中國雖然在人工智能領域起步較晚,但是隨著科技、制造等業界巨頭公司的深入布局,人工智能產業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而隨著眾多“垂直領域”的創業公司的誕生和成長,人工智能將出現更多的“產業級”和“消費級”應用產品。預計到2025年,我國人工智能產業市場規模接近1500億元,市場空間潛力巨大。[35]
圖1-(9):全球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及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商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20-2025年中國人工智能行業市場前景及投資機會研究報告》
圖1-(3):全球科技巨頭新一代人工智能產品布局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電子學會、中商產業研究院整理[36]
現階段不僅各大公司在進行人工智能產業的相關布局,而且各個國家之間也在積極布局人工智能,以免在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落伍。例如,2012年德國公布“工業4.0”計劃,并在2013年4月發布《保障德國制造業的未來:關于實施工業4.0的建議》,[37]此外,于同年由德國聯邦教研部和聯邦經濟技術部,將工業4.0項目納入了《高技術項目2020》的十大未來項目中,[38]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工業4.0視為“一個里程碑”,并將人工智能作為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國家也開始了人工智能時代的科技布局,2016年12月,英國政府發布《人工智能:未來決策制定的機遇與影響》的報告,闡述人工智能對其國力影響的重要意義。[39]美國作為世界科技發展的風向標,當然也不甘人后。2016年10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發布《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準備》,以及《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計劃》兩份重要報告,正式將人工智能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這兩份報告中,前者探討了人工智能的發展現狀、應用領域以及潛在的公共政策問題;后者提出了美國優先發展的人工智能七大戰略方向及兩方面建議。2019年11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出席首屆“人工智能之旅”國際會議時表示,人工智能具有很大潛力,誰能掌握它,誰就會脫穎而出,向前發展,進而獲得巨大競爭優勢,因此人工智能關系到國家未來,俄羅斯各界應該積極推動人工智能研發應用事業。[40]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作為國際競爭重要的參與者,已經較早的開啟了對人工智能的布局。2015年5月,中國政府推出《中國制造2025》,明確了9項戰略任務與重點,提出8個方面的戰略支撐與保障,目標是成為制造強國。[41]2017年7月,國務院頒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這個發展規劃是所有國家人工智能戰略中最為全面的,它包含了研發、工業化、人才發展、教育和職業培訓、標準制定和法規、道德規范與安全等各個方面的戰略,目標是到2030年使中國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42]中國在人工智能研發和商用人工智能產品方面,正在縮小和美國的差距,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人工智能“兩巨頭”之一。此外,很多國內外相關領域的評價體系認為,中國在全球人工智能研究論文發表和引用、專利申請、風險投資等方面都是世界第一,在人工智能公司數量、人工智能人才等方面世界第二。當然,這一切都離不開國家政府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高度重視與戰略布局。
注釋
[1] Nils Nils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New Synthesis, (San Francisco: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98, p.11.
[2]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帕提克·溫斯頓(Patrick Winston)對人工智能的定義,available at: https://www.360kuai.com/pc/9a5d972af9341a728?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3] 美國著名的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談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時提出的觀點,available at: https://news.51cto.com/art/202001/609342.htm。
[4] 涂子沛:《大數據:正在到來的數據革命》,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頁。
[5] Eric Siegel, Predictive Analytics, The Power to Predict Who Will Click, Buy, Lie, or Die, (Hoboken: The Wiley Press), 2013, pp.67-103.
[6]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Kenneth Cukier,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London: The Great British Press), 2013, p37.
[7] Gary King, Kay Lehman Schlozman, Norman Nie,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100 Perspectives”,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2, Vol.10, No.2, p277-278.
[8] [美]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25頁。
[9] 李麗華、丁姿、肖延輝:《社會安全問題研究新視角:大數據視域下的特征、挑戰及對策》,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10] Chen Yanpei, Vern Paxson, Randy Katz, “What’s New about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0, Vol.11, No.1, pp.17-19.
[11] 顧炯炯:《云計算架構技術與實踐》,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頁。
[12] 劉江帥、周翔宇、王曙杰:《大數據時代人工智能在網絡管理中的應用分析》,載《電子世界》,2019年,第23期。
[13] 甘云志:《虛擬化技術在新一代云計算數據中心的應用研究》,載《數字技術與應用》,2020年,第1期。
[14] 孫彩紅:《云計算在軟件測試中的應用》,載《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9年,第19期。
[15] 韋程馨:《基于云計算的云數據管理技術》,載《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9年,第5期。
[16] 劉孫發、林志興:《基于虛擬化技術的服務器端數據整合系統設計研究》,載《現代電子技術》,2020年,第2期。
[17] 鄭平:《論云計算中虛擬化技術的應用》,載《電腦知識與技術》,2010年,第1期。
[18] 李文軍:《計算機云計算及其實現技術分析》,載《軍民兩用技術與產品》,2018年,第22期。
[19] [美] 凱文·阿什頓:《創造》,玉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20] 趙小勇:《法律與技術如何相處:區塊鏈時代犯罪治理模式的雙重重構》,載《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9期。
[21] 管弋銘、伍旭川:《數字貨幣發展:典型特征、演化路徑與監管導向》,載《金融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3期。
[22] 孫善勇、張玉清:《區塊鏈技術》,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0年,第2期。
[23] 王韞燁、程亞歌、賈志娟、付俊俊、楊艷艷、何宇、矗馬威:《基于安全多方的區塊鏈可審計簽名方案》,載《計算機應用》,2020年,第1期。
[24] 劉亮、張玉菡:《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供應鏈溯源模式創新》,載《科技與經濟》,2020年,第5期。
[25] 王煜、朱明、夏演:《非對稱加密算法在身份認證中的應用研究》,載《計算機技術與發展》,2020年,第1期。
[26] 翟雷、邢國春:《大數據環境下人工智能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研究》,載《情報科學》,2019年,第11期。
[27] 參見:《上海高院采用區塊鏈存證技術,君子簽助推互聯網司法創新發展》,2020-04-03,arrive at:https://www.sohu.com/a/385227749_100271144。
[28] 李強:《人工智能教育研究專家系統構建框架及實施》,載《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20年,第1期。
[29] 羅國強、梁奐暉、方斌:《計算機視覺結構組成分析與應用途徑研究》,載《計算機產品與流通》,2020年,第3期。
[30] 譚營:《人工智能知識講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65頁。
[31] 李蒼柏、肖克炎、李楠、宋相龍、張帥、王凱、楚文楷、曹瑞:《支持向量機、隨機森林和人工神經網絡機器學習算法在地球化學異常信息提取中的對比研究》,載《地球學報》,2020年,第2期。
[32] 何堅強:《基于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優化的研究及應用》,載《電子質量》,2020年,第2期。
[33] CB Insights, “The St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ril, 1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report/artificial-intelligence-trends/。
[34] 關于2020年全球科技巨頭新一代人工智能產品布局情況,arrive at: https://www.sohu.com/a/367070532_350221。
[35] 關于2019中國人工智能行業及產業布局分析,arrive at:http://www.afzhan.com/news/detail/78689.html。
[36] 關于2020年全球科技巨頭新一代人工智能產品布局情況,arrive at : https://www.sohu.com/a/367070532_350221。
[37] 關于德國“工業4.0戰略”的內容,arrive at: https://www.renrendoc.com/p-33762162.html。
[38] 關于德國“高技術項目2020”的內容,arrive at: https://www.renrendoc.com/p-23384006.html。
[39] 關于英國政府發布的《人工智能:未來決策制定的機遇與影響》的報告,arrive at: http://www.199it.com/archives/547283.html。
[40] 關于2019中國人工智能行業及產業布局分析,arrive at: http://www.afzhan.com/news/detail/78689.html。
[41] 關于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的報告,arrive at: http://www.gov.cn/zhuanti/2016/MadeinChina2025-plan/。
[42] 關于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報告,arrive at: http://www.gov.cn/xinwen/2017-07/20/content_5212064.htm。
來源:陳廬一 來源:外星人看我的國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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