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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以來，始終處在發展變化之中，今天的帝國主義已經與列寧時代有了很大不同。伴隨這一發展歷程，國際學術界的相關理論成果不斷涌現，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研究帝國主義新趨勢的著述和論文出版或發表。不同學者關于帝國主義的看法和闡釋不盡相同。

當代西方左翼學者立足于馬克思主義，主要從資本擴張的角度分析了美國霸權下的世界經濟秩序。比如，戴維·哈維認為，資本主義大國今天對其他國家的侵略不再以暴力和戰爭的方式表現，而是以資本擴張方式實現“先進”國家和地區對“落后”國家和地區的支配，體現為經濟上的霸權。哈維在《新帝國主義》一書中，將政治權力的領土擴張與資本積累的時空擴散聯系起來討論，從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之間的辯證關系論述了帝國主義的起源。在哈維看來，所謂“資本帝國主義”，是基于兩種要素的矛盾融合：前一要素是指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為體的權力表現在能夠管轄一定的領土，能夠動員人力、自然資源以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后一要素是指帝國主義作為在時空中擴散的政治經濟進程，資本的支配和使用占據著首要地位。也就是說，資本在“新帝國主義”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時，哈維認為，新帝國主義以“剝奪性積累”為積累方式，并將其看作“當代帝國主義實踐的核心所在”。與這一觀點類似的是，埃倫·Ｍ·伍德在《資本的帝國》中，從資本自身的經濟權力邏輯闡述了資本帝國對世界的控制。伍德甚至認為，“資本帝國主義所追求的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無須借助于政治統治而樹立經濟霸權”，即帝國由資本驅動，使得帝國不依靠暴力手段和政治統治而僅憑純經濟手段，通過“操控”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來實現全球統治。哈維和伍德關于“新帝國主義”的運行邏輯看法不盡相同，但從他們的論述來看，“新帝國主義”是一種“資本帝國主義”，即資本在全球持續擴張是帝國主義確立起世界霸權的根本動力，它使美國這一資本主義帝國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施行全球貿易和政治經濟控制，從而實現在資本積累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除了“資本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影響最廣泛的當屬“超級帝國主義”。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內格里在合著的《帝國》一書中宣稱，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民族國家已經讓位于一種新的無處不在的、卻又看不見摸不著的“主權”形式，即帝國。哈特和內格里認為，與帝國主義相比，帝國不建立權力的中心，不依賴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個無中心、無疆界的統治機器。在其開放的、擴展的邊界當中，這一統治機器不斷加強對整個全球領域的統合，沒有國界限定它的統治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帝國是位于歷史之外或位于歷史終點的體制。喬萬尼·阿瑞吉在《帝國的譜系》中也指出，帝國主義是實際調節和控制著全球經濟與文化交換、從而管理整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它伴隨著經濟與文化交換的全球化出現，沒有領土疆界，也沒有權力中心，是一個囊括了整個地球的非中心化和非領土化的統治機器。與這一解釋類似，美國學者威廉·羅賓遜在《全球資本主義理論與跨國精英的出現》、英國學者萊斯利·斯克萊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中的觀點都表明，他們認為民族國家經歷著重要轉型。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是從經濟全球化時代資本的國家擴張和跨國資本主義興起的角度，論證了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跨國資本席卷民族國家的組織機構，形成了“跨國資本家階層”和“跨國國家”，構建起超國家的經濟秩序。

不止上述兩種觀點，還有諸如英國著名左翼學者亞歷克斯·卡里尼科斯認為，現代帝國主義是資本間的經濟競爭與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競爭這兩種邏輯融合的產物；克里斯·哈曼從跨國公司和民族國家之間的此消彼長來理解帝國主義，認為美帝國主義表面看起來的強大并不能克服其因“變本加厲的剝削和第三世界的貧困化”所導致的“利潤率和競爭力所面臨的壓力”等。這一被稱作“競爭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也在一定程度影響著人們的認知。

的確，帝國主義及其當代新發展是一個受到較高關注的研究領域，但今天究竟如何理解帝國主義？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闡釋不僅駁雜多元，而且存在局限性?，F實地看，哈維過分夸大了“剝奪性積累”的重要性，將其作為新帝國主義實踐的核心，由此得出的是全球財富由西方國家流向東方國家的錯誤判斷；伍德認為新帝國主義的本質在于經濟力量與超經濟力量的分離，并揭示出美國對世界經濟控制的實質，但沒能明確帝國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壟斷；哈特等人預言的“無中心、無疆界”的帝國并沒有真正到來，跨國公司仍然以強大的國家力量為依托；“競爭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未能抓住政治競爭背后的經濟動因，更掩蓋了客觀存在的“中心—外圍”世界政治經濟結構。

事實上，認識帝國主義離不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正是列寧的系統論述揭示出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歷史地位，也深刻說明了當今帝國主義的實質。在列寧所處的時代，經濟學和政治學著作越來越多地使用“帝國主義”概念來反映時代特征。在這樣的背景下，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思想，尤其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金融資本分析的基本觀點，對帝國主義這一特殊的資本主義階段及其歷史命運進行了全面客觀的分析。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中，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是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生長起來的。”但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即資本主義的某些特性已經開始轉換成為自己的對立面，過渡到更高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時代特點已經充分顯露的時候，資本主義才轉化成“資本帝國主義”。在列寧看來，這一階段經濟上的最顯著事實，是一般資本的統治為金融資本的統治所替代、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壟斷所替代。但壟斷不是純粹的，它與交換、市場、競爭、危機相并存，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使然。基于對“壟斷”這一帝國主義的最典型特點的把握，列寧明確指出：“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為補足這一定義的不完全之處，列寧還對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這一壟斷的突出表現作出進一步分析和批判，詳細指明了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征：“（１）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２）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３）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４）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５）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闡釋是科學的。他全面總結了《資本論》問世半個世紀后世界資本主義的新變化，運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考察了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描繪出帝國主義的科學定義和基本特征。上述五個特征相互聯系，共同說明了帝國主義的壟斷實質。從壟斷組織形成和金融資本統治確立，到資本輸出、國際壟斷同盟形成再到瓜分世界，實際上反映了20世紀初資本的全面滲透和投資自由化、壟斷國際化的過程，以及國家政權對壟斷資本的屈從。

當今世界，帝國主義仍然是在列寧判斷的情況下發展變化。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壟斷組織不僅數量增多、規模擴大，而且壟斷程度更加提升、功能進一步增強。一方面，從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內部來看，少數寡頭集團愈益占據了社會大多數財富，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用大量數據對此作出力證。剝削程度的加深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導致的福利削減等一系列后遺癥進一步引發了社會危機，其中就包括工人階級及其他群眾的反抗行動，如英國倫敦騷亂、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法國巴黎“黑夜站立”運動、“黃馬甲”運動等西方社會種種亂象。另一方面，就世界范圍而言，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跨國壟斷集團為載體的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更加自由地在全球范圍內流動，也更加瘋狂地在世界范圍內掠奪財富，使得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突出。當然，從歷史走勢看，這種日漸腐朽的趨勢并不排除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只是使其發展得更加不平衡。今天“跨國公司的資本總額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GDP。它們控制著世界一半以上的工業生產、超過60%的全球貿易、超過全球80%的高新科技專利及許可證”。美國作為當今實力最雄厚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僅在國際體系、國際秩序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而且對威脅到其壟斷地位的其他國家予以殘酷圍堵和封殺，甚至連自身的盟國也不放過。這導致了主要的帝國主義大國為了分占壟斷權而斗爭，也迫使遭受金融寡頭和壟斷組織壓迫的國家進行全面的抗爭。

總的來說，帝國主義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演變和發展，雖然表現形式發生重大變化，但最顯著的特征沒有消失，壟斷資本主義不僅存在，而且程度加深。正因為如此，“任何脫離‘壟斷’范疇的帝國主義研究都是不徹底的”。今天的帝國主義和列寧所處時代的帝國主義本質相同、一以貫之，仍然以壟斷為基礎來實現“少數最富強的民族對附屬民族的千百萬人的剝削”這一壓迫本質。由此出發，在理解學界關注度較高的“數字帝國主義”時，也應該看到它以壟斷為根本的經濟特征，實質是壟斷資本主義滲透進數字領域的新表現。

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數字技術飛速發展，“數字化”正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生產領域，數字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推動了生產力要素的流動，也正在成為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支配力量。與此同時，數字技術又首先被當今實力最雄厚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所掌握，成為其盤剝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新型手段。一些學者據此認為，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數字帝國主義的時代。

如何理解數字帝國主義？學術界對此的闡釋深受帝國主義解釋范式的影響。比較典型的觀點有以下幾種：一是認為，資本主義大國以資本擴張為方式對其他國家實施侵略，邁入數字化階段的資本主義也依然遵循著政治權力擴張的資本邏輯和領土邏輯，指出“數字帝國主義之所以是帝國主義，就在于‘帝國芯’沒有根本改變，雖然是通過數字資本的增殖邏輯來實現其資本霸權”。這其實是以“資本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來看待數字帝國主義。二是從“霸權”視角說明數字帝國主義邁入了帝國主義的新階段，比如將帝國主義的形態演進劃分為幾個階段，認為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由于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數字化，前沿數字技術成為西方大國實現跨國積累和網絡霸權的最重要工具，帝國主義從哈維、伍德等人界定的空間帝國主義過渡到全新的數字帝國主義階段。三是沿用“超級帝國主義”的解釋范式，認為無中心的、超越民族國家地域疆界的網絡正在凌駕于全球所有人之上，成為一種新的統治機器。弗蘭克·盧斯夏諾對信息時代是否繼續使用“帝國主義”一詞表示存疑，他說，“也許我們正在見證‘帝國主義’時代的終結……用其他形式的、以信息為基礎的、在無國家邊界之上運作的剝削來取代各種帝國主義”。與這一觀點類似，有學者認識到“整個世界正在通過智能手機、各種平臺軟件以及各種數據流形成一個龐大而看不見的網絡，這個網絡正在凌駕于全球范圍的所有人之上，成為一種支配性的權力”。但同時發現，進入平臺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技術強權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

第二，帝國主義在數字領域獲得了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其寄生性、腐朽性日益凸顯，表現出走向滅亡的總體趨勢。

追逐剩余價值是資本的本性，在傳統殖民政策和領土瓜分已無可能的今天，數字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攫取剩余價值的目的沒有改變，但其實現方式卻表現出不同于傳統帝國主義的新特征。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數字帝國主義憑借對數字技術的掌控，將殖民行徑從現實領土領域轉移至數字空間，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數字商品和資本輸出，并對生產資料、金融市場和勞動力進行控制、掠奪和盤剝。今天，巨型數據公司及其依托的國家不僅形成了凌駕于數字產業鏈底層企業及國家（地區）之上的“食利者”階層，而且利用壟斷地位日益在經濟生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他們固然可以在全球分工體系中通過轉移數字低端制造業等方式，使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獲得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同時也加重了帝國主義的矛盾和危機。一方面，數字寡頭同盟的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之間會因為爭奪數字原料、投資場所、勢力范圍而進行激烈斗爭。例如，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在數字經濟領域矛盾重重，“棱鏡門”事件就折射出美國利用數字技術在德法等盟國進行監控并盜取個人、企業和政府機構的隱私數據。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又會為保證壟斷利潤的獲得結成瓜分數字世界的寡頭同盟，在積累大量財富的同時，導致貧窮、疾病、失業、精神危機等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積累，加劇了全球社會的不平等格局。他們在打壓華為、字節跳動和微信等數字技術公司上態度一致，并軟硬兼施地脅迫依附于他們的一些國家“站隊”，不僅導致這些國家5G數字技術發展滯后，而且從根本上阻礙了人類科技進步和文明發展進程。可以說，“今天人類文明面臨的生存危機，是美國這個新型的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追求對全球資源的壟斷的結果，是新時代帝國主義的產物”。

這表明，數字帝國主義盡管體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產物，但理解數字帝國主義的鎖鑰不在于當今生產力系統中的重要因素——數字技術，而在于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顯見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某些方面對數字技術的發展形成桎梏，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調適性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當生產力發展到開始突破這種桎梏時，數字帝國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就會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最終導致數字帝國主義的終結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被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取代。據此可以斷言，從本質和歷史趨勢看，數字帝國主義作為壟斷資本主義與數字技術相結合的產物，仍然處于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和最后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