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印度總理莫迪在2023年G20峰會上祭出“印歐經濟走廊”，但“攘外必先安內”，納薩爾派在印度境內開辟的“紅色走廊”何以剪不斷理還亂？2023年4月26日，納薩爾派在查蒂斯加爾邦發(fā)動武裝襲擊，官方報道是十幾名印度軍人陣亡。納薩爾派現稱印共（毛），以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下層階級為“耕者有其田”而襲擊地主為起點，因事發(fā)村莊納薩爾巴里(Naxalbari)而得名。納薩爾派要求解放沒有土地的貧農與低種姓階層，印度各地擁護毛主義、主張武裝反抗當局的政黨與組織也被泛泛稱為納薩爾派，但納薩爾派武裝的規(guī)模與名氣最大。

納薩爾派深受底層農民的支持，印度欠發(fā)達地區(qū)的農民大多是雇農，深受地主的壓迫，此外政府腐敗，貧富差距太大，納薩爾派主張“打土豪，分田地”，發(fā)展當地經濟，倡導男女平等，所以他們很容易招到女兵，得到當地農民的支持。所以印度安全部隊一旦進入納賽爾派控制的區(qū)域，他們的行蹤基本上就暴露了，納薩爾派可在安全部隊必經之路上埋地雷，也可在山地峽谷布上“口袋”，一旦安全部隊進入伏擊圈，立即開火，然后化整為零，消失在廣闊的農村。所以，對納薩爾派來說，印度安全部隊對他們是單向透明的，他們能在農村與城市組建嚴密的情報網，甚至能滲透到安全部隊中掌握安全部隊的動向，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潛伏，“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印度安全部隊圍剿了半個多世紀，納薩爾派依然屹立不倒。此外，納薩爾派在掌握了充分的情報后，他們也會主動出擊。較之于深入農村的印度安全部隊，納薩爾派武裝在后勤方面是占有優(yōu)勢的，他們可在當地農村得到補給，也可在撤退的路上安置補給點，而印度安全部隊一旦遇到伏擊，后勤包括醫(yī)療救援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趕到，甚至被納薩爾派“圍點打援”，加劇傷亡。印度政府肯定知道經濟落后是納薩爾派武裝存在的土壤，所以他們在加大圍剿力度的同時，也在山區(qū)修路，發(fā)展經濟，甚至對一些武裝組織“招安”，印度欠發(fā)達地區(qū)的農民不傻，只要經濟能發(fā)展，誰都不愿過這種居無定所的生活，所以這一招對納薩爾派的打擊挺大的。此外，納薩爾派武裝的襲擊事件也造成了大量無辜人員的喪生，沖突也導致了很多農民被迫背井離鄉(xiāng)，這必然會導致當地民眾反感他們的做法，而失去農民支持的納薩爾派武裝的生存空間也在逐步壓縮。據相關資料，納薩爾派最強大時，控制9.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組織成員約有5萬人，其中作戰(zhàn)人員約有2萬。納薩爾派武裝與印度政府的博弈是動態(tài)平衡的，在反政府武裝活動的地方，印度政府無法涉足，而印度政府要發(fā)展經濟，顯然是離不開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的，為了選票，印度政府肯定也會想辦法改革。而納薩爾派襲擊的安全部隊中，大部分士兵也是來自于社會底層，他們加入安全部隊也是為了討生活，頻繁的襲擊肯定也會導致這一個群體背后家庭的反感。此外，就納薩爾派的行為而言，印度目前的主流政治團體都持反對的態(tài)度。實際上，納薩爾派武裝的成立就與當時的印共（馬）堅持與印度政府的談判有關，納薩爾派武裝堅持激進的武裝斗爭，所以二者還是分道揚鑣了?，F在印度共產黨已在個別地區(qū)入閣，短期內納薩爾派武裝的星星之火不可能傳遍印度。

印度至今還是一個階層劃分非常嚴格的假民主國家，“階級”一詞便是底層人民不可逾越的鴻溝。“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納薩爾派的政治主張是土地改革，為底層的貧困勞動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與更好的生活條件。這樣的政治主張很顯然于那些底層人民來說無亞于“沙漠行走多日突然見到的綠洲”。但政府可不僅僅只有納薩爾派，還有印度政府！他們雙方的理念完全不同，這也讓他們之間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納薩爾派也由此成為印度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之后他們不斷地實施清剿行動，給予底層更多的土地并從另一方面宣戰(zhàn)納薩爾派，旨在從多方面下手清除納薩爾派。但這批反政府武裝力量的政治主張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其中，與政府長期作戰(zhàn)后留下的都是精英。納薩爾派反政府武裝力量，最初所屬印度共產黨，但后來其共產黨投靠了印度當局。但其中有部分的人員，非常仰慕毛澤東而視其為精神領袖，在他們的運作下重新組成了毛派共產黨。這支隊伍此后一直效仿著中國當年的戰(zhàn)略布局，也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他們通過此方式，以最短的時間內占領了印度的半壁江山，極大威脅了印度現有的政權，使得印度政府極其擔憂。實際上，這支部隊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取得這樣的成果與當地的群眾力量是不可分割。印度政府將階層劃分得非常明確而導致他們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國家的資源就那么多，高層畢竟是少數而處在底層的基數是比較龐大。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富裕，溫飽難以維持更要交稅，時間久了，他們對其當地的政府是不滿的。這支部隊也是深諳于此，將這些人集結起來煽動情緒發(fā)動更大規(guī)模的反抗。納薩爾派武裝走的是與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相似的道路，但納薩爾派游擊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是遠遠落后的，而這也代表著他們目前的狀態(tài)是與這個信息時代是有些脫軌的。他們有非常精英的戰(zhàn)士，但他們的武器裝備都遠遠地落后于當地政府。面對硬件的措施短缺，他們懂得變通才有可能修成正果。納薩爾派的武裝反抗力量給印度政府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以至于莫迪不得不放言“只要放棄暴力就與他們和談”。莫迪宣布納薩爾派武裝是印度政府掛牌的非法組織，但只要愿放棄暴力與反抗，那么他們的談判就是有可能的，印度的軍事力量與警察就足以對付納薩爾派的武裝力量，甚至無須動用正規(guī)軍的程度。此后不久，于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警察巡邏時，遭到了納薩爾派武裝的埋伏襲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槍戰(zhàn)，5小時后才落下帷幕，其中警方傷亡慘重。作為印度最大的反政府武裝經常襲擊政府官方機構與警察部門，其活動范圍也在日益擴大。但這批武裝力量的反抗與襲擊也造成了大批量無辜群眾的傷亡事件，盡管他們的主張是利民的，他們的這個反抗的過程是極其殘暴，他們無視其他的無辜人民群眾只是一味地戰(zhàn)斗，這樣的結果并不是出于好的，而且這樣會導致分裂而不是他們要的推翻政權。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獲得更好的機會而成立的武裝力量何以長年不斷地反抗，但如果不知道變通而固執(zhí)的埋頭前進就不可能星火燎原，而且他們在武裝反抗的過程中留意過造成了多少無辜群眾的傷亡嗎？本來是在群眾的支持下才得以拿下印度的半壁江山，但他們殘暴的行為肯定得不到群眾們的支持，沒人想跳出一個火坑又進一個。納薩爾派在沒有充足的資源更沒有第三國際那種穩(wěn)定的大后方的情況下去效仿紅軍，這是要刻舟求劍的節(jié)奏嗎？

由于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參差不齊，民族文化傳統(tǒng)各異導致世界各國之間的政治、軍事與文化交流也很不平衡，尤其是印度境內的游擊隊逐步蔓延到全國各地。目前印度境內已有十幾支反抗政府的游擊隊，如克什米爾獨立運動、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那加聯邦軍、納薩爾派武裝等知名組織。這些軍隊絕大多數是民族性或宗教性的武裝，唯有印度東部的納薩爾派武裝是個特例，這支隊伍是紅色游擊隊打出的是共產主義大旗，確切地說則是“毛派”大旗。在20世紀的國際共運高峰期，納薩爾游擊隊是一支信仰毛澤東思想的黨派集體，他們堅持了半個多世紀的武裝斗爭。納薩爾游擊隊引起了印度政府深深的仇恨，因此每一屆政府都會策劃并實施多次規(guī)模龐大的包圍行動，但納賽爾武裝在貧困群眾的支持下展開的山區(qū)游擊戰(zhàn)斗導致印度軍警屢次碰壁而未能成功。印度成立的特種部隊專門追捕納賽爾游擊隊，但這支武裝至今仍未被完全消滅。在20世紀，毛派武裝廣泛分布于全球多個國家，答逆行者絕大多數毛派武裝“瀕危”了，而納薩爾派武裝能堅守如此之久則是一個驚人的壯舉。納薩爾派武裝的活動范圍靠近印度的心臟地帶，覆蓋了十幾個邦，游擊區(qū)分布在各個邦邊境的多山或叢林地帶，形成了一幅壯觀的景象。由于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薄弱，這些地區(qū)不僅缺乏電力與道路，而且當地政府也缺乏對這些地區(qū)的關注與治理。納薩爾派的兵源主要來自部落民，因為印度部落的人口數量接近1億，但政府長期以來未能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注，導致他們的生活異常艱苦，這種環(huán)境條件極易孕育出武裝戰(zhàn)士。印度政府也承認：“部落民有被治國拋棄的感覺，這是左派游擊隊無法被禁絕的重要原因。”納薩爾派在在部落民地區(qū)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成功地打擊了土豪分田地并建立了人民法庭，為那些處于底層的百姓伸張正義。在印度，他們積極倡導平等精神，鼓勵女性加入軍隊，這一舉措代表著社會進步與積極發(fā)展。納薩爾派武裝隨后與全國各地的游擊隊建立了聯系，只要他們支持武裝起義并反對印度政府，那么南方或東北的各種大小武裝都有機會加入“納薩爾”旗下。隨著時間的推移，納薩爾派武裝在印度中東部串聯的“紅色走廊”從印度北部邊境一直延伸至南方山區(qū)，跨越了西孟加拉邦、北方邦、賈坎德邦等九個大邦的一百多個縣，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qū)域。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喜憂參半”的新聞理念，印度媒體很少主動報道納薩爾派武裝的活動，但該組織的強勢已廣為人知，甚至有些人主動前往山區(qū)投靠他們。納薩爾派武裝缺乏重型武器，但其自主研發(fā)的自動步槍與肩扛火箭已足以應對印度的散裝軍警。納薩爾追求的戰(zhàn)爭目標在于通過游擊戰(zhàn)爭將政府軍逐出，建立人民政府，從而實現民族的徹底解放。與中國革命的道路相似，但外界普遍認為21世紀實現這一目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二戰(zhàn)后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印度的國大黨、人民黨也曾認為印度也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印度憲法甚至規(guī)定印度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實踐層面上，印度并未經歷過任何重大變革，甘地那種“靜坐”不可能觸及社會深層次的變革。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印度教文化的核心，將階級剝削制度奉為神圣與限制了底層貧民的自由，納薩爾派要推翻印度教文化就不得不與整個印度形成一種敵對關系，而要推翻這種文化則務必付出巨大的努力與耐心。因此，納薩爾派武裝汲取的新鮮血液主要來自于部落居民與非印度教徒，處于主流社會的邊緣地帶而很難融入這個等級分明的社會，絕望的納薩爾派只能選擇革命。納薩爾派武裝宣稱將在2050年左右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全球范圍內鮮有得到支持，因為該組織在后來的擴張過程中吸納了一些激進分子，這也導致國際社會對該組織產生了偏見。“2050愿景”猶如納薩爾派豎起的旗幟，足以讓該組織越來越團結。

印度要更名為“巴拉特”或“婆羅多”都不是偶然的，由于民族、語言、宗教眾多,印度自獨立以來就一直強化國民的政治與文化認同。印度憲法貫徹了人人平等的理念,以期消除種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印度在政策方面采取了完善反恐機制、組建反叛亂武裝力量、建立反恐與反劫機部隊、加強情報收集與分享、禁止公民有爆炸物與某些武器等措施,但實際上印度的分離主義、恐怖主義等問題仍然較為嚴重,原因包括政治、經濟、宗教、民族、語言、意識形態(tài)、等級制度等差別引起的不滿；社會經濟管理混亂、資源與財富被少數人壟斷、民族主義興起、宗教極端主義、政治與宗教領袖不負責任的言論；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緩慢、貧困問題突出、對資源的爭奪、非法移民、青年高失業(yè)率；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法律制度與執(zhí)行拖沓、官僚主義與腐敗嚴重，等等。這些因素為印度的恐怖主義與暴力極端主義提供了土壤。從外部環(huán)境看,南亞地區(qū)國家在反恐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印巴反恐存在爭執(zhí)、邊境管控薄弱，等等。印度宗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問題突出的原因有六個方面：一是因為印巴分治埋下的仇恨種子長期不能消除,相互發(fā)動攻擊；二是國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異常活躍,而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不時向印度滲透,印度政府十分不滿；三是阿富汗戰(zhàn)爭后的恐怖主義沒有根除,國家治理能力有限,南亞國家恐怖分子相互勾結；四是印度存在大量教派主義政黨或組織,為了選票與自身利益相互利用,違背世俗主義原則,使得教派勢力不斷發(fā)展；五是不同教派與群體為了利益而發(fā)生沖突；六是民族宗教眾多,又實行西式民主體制,各種言論、主張自由發(fā)揮,不同民族與宗教的偏激、狹隘意識膨脹,情緒化活動增加。例如，印度教民族主義產生于印度獨立運動時期,獨立后受到抑制,教派沖突也較少,但近年來隨著印度經濟的崛起,印度教民族主義復興,教派沖突增加。目前印度正處在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的時期,傳統(tǒng)與現代相互交錯,保守與開放思想交鋒激烈,各種矛盾相互交織,而這一轉型時期不僅相對漫長,而且極為痛苦。例如執(zhí)政黨印度人民黨與“國民志愿服務團”關系密切,而“國民志愿服務團”是一個帶有強烈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組織,其活動常帶暴力。至今印度國內部分學者將“國民志愿服務團”稱為“納粹組織而將印度人民黨的執(zhí)政稱為‘法西斯統(tǒng)治’”，莫迪頒布的《預防恐怖主義活動法》破壞印度的族群整合與社會和諧更是有利于納薩爾派的發(fā)展的。

印度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與其中的毛主義組織非常強大的國家，從全國層面講，有親蘇派政黨印度共產黨，當年中蘇對立時親北京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與納薩爾派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化出一批政黨，如印度共產黨（馬列）解放、印度共產黨（毛主義），等等。“激進社會主義社”于2014年召開第一次全印代表大會，其成員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邦與古吉拉特邦，知名成員是特魯普提·沙、庫納勒·查托帕提亞、索瑪瑪利克。“新社會主義替代黨”與工人國際委員會領導人皮特塔菲交流后接受了當時戰(zhàn)斗派的主張。這時新社會主義替代是與印度共產主義者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組織并列的印度三個完整托派組織之一。2019年工人國際委員會分裂，“保衛(wèi)工人階級的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工人國際委員會派”堅持在原有的工人國際委員會中活動。蘇邁諾拉·納特·泰戈爾組織成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開展了廣泛的組織活動，在無組織的工人中建立工會并在一些勞工組織內工作，在日益壯大的學生運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農民中也有一些活動。印度革命共產黨是因反對第三時期路線而成立的，也反對后來右轉的人民陣線路線。印度革命共產黨對國大黨持積極反對的態(tài)度，也積極反對國大黨內的左翼與后來的社會黨。印度革命社會黨起源于民族革命團體“實踐社”、“時代變遷社”與“印度社會主義共和軍”。此類組織的部分成員在獄中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并決定獨立于印共與共產國際來活動。“革命社會黨”的政治綱領與托派越來越接近，所以非常歡迎托洛茨基主義者參加，該黨曾在西孟加拉邦與喀拉拉邦參與左翼陣線，也曾參與西孟加拉邦的左翼陣線政府。

自莫迪執(zhí)政以來，印度國內關于城市納薩爾的討論“甚囂塵上”。城市納薩爾（派）“教父”阿格尼霍特里在2017年發(fā)表的《城市納薩爾主義》一文稱：“城市納薩爾派是印度的‘隱形敵人’”，城市納薩爾派都是“城市知識分子、有影響力的人或重要的活動家”，他們“通過假裝關心社會問題來灌輸年輕人”，但他們“從未試圖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像絕大多數中國人眼里的“公知”，假裝關心社會問題但并不提供問題解決方法、意圖顛覆現政權的知識分子。該文試圖把印度境內的“公知”與納薩爾派扯上關系，說納薩爾派能讓身體健康的年輕人轉向武裝斗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則留在城市宣傳煽動，想把這些公知打成“納薩爾勢力”。在這之后，一些右翼分子經常給質疑國家政策或帶有或多或少的反建制色彩的人扣上“城市納薩爾派”的帽子。實際上，納薩爾派的斗爭形勢十分艱苦，在城市里肯定沒有這樣的影響力與這么多知識分子與活動家建立聯系，更沒有資金給那么多城市知識分子提供補助，對“境外勢力”的指摘還有資金來源、組織聯系這些證據可找到，“納薩爾勢力”則沒有留下什么相關證據。對“城市納薩爾派”的獵巫使得國家的過度行為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被合法化，突顯了印度教極端主義勢力的法西斯性質。這是“城市納薩爾派”在右翼分子那里的使用情況。在左翼這邊，爭取釋放包括被捕的納薩爾派領導人在內的政治犯的運動打出了“我也是城市納薩爾派”的口號，表示對印度納薩爾運動的聲援。這使得“城市納薩爾派”越出了印度的國界線，國際社會所有同情并支持印度納薩爾運動的仁人志士都不妨主動戴上“城市納薩爾派”這頂政治帽子。

《無法避免的戰(zhàn)爭》足以讓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印度無地自容，但這種標簽足以反映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心理，同樣可在中國人自認天朝大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心理優(yōu)越感中找到它的影子。有趣的是，該片的臺詞里也有“印度是最大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這句話。思辨是德國人的傳統(tǒng)，通過講故事來闡述哲理，印度人很擅長。以至于中國很多的諺語民俗，都是從印度的佛教經典中逐漸演化而來的。比如，空中樓閣，等等。該片并沒有討好資本家，也沒有過度的臉譜化渲染任何一方：資本家為了經濟利益滲透進政府，利用政府與鄉(xiāng)村中的權貴階層聯合起來，奪取農民的土地；警察長為了職責與自己對國家的忠誠通過各種手段維護社會穩(wěn)定；安全部長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在受到議會的授意之后干預警察指揮體系；警察長的上司迫于安全部長的權勢向資本家妥協；警察長的朋友從潛伏到轉變思想站在貧苦農民一邊，拿起武器對抗國家機器?；旧?，電影里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現實合理性，這就讓這部電影有了一種非常微妙的近乎現實主義的色彩。手法略顯稚嫩，但有一種天然的平衡感，不是電影工業(yè)本身的平衡，而是電影對印度社會的現實的一種如實的描寫的平衡。沒看過多少印度電影，也無法了解該片背后的一些情況，沒法判斷這部電影的政治傾向到底是什么，但它基本上能給任何一個階層都有一個合理的人物架構，也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即印度這個第三世界國家該向何處去？一部電影能作到這一點，除了印度文化本身自有的特性，更有印度電影人對印度現實思考的誠意。資產階級的附庸，主人公的警察長……在現實社會中，任何個人的個體的所謂的“正義感”與“使命感”，如果沒有基于社會發(fā)展史的基礎，不能順應時代的潮流，歷史的必然，如果不能與資本家媾和，那么他就必須與最底層的大眾站在一起，否則任何所謂的“良心”都只能是一種自我崇高的毫無意義的私下安慰。第三世界國家在向前發(fā)展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只能是歷史的侏儒，不可能真正的推動社會變革，除了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與心理上所謂的“道義”。很難想象，如果當今中國的某個導演拍出這種“大片”又會在官方與民間引起什么樣的反應？

納薩爾派在未來至少還要面對四大挑戰(zhàn)：第一，面臨國家強大軍事力量的鎮(zhèn)壓。印度政府不會容忍對國家體制與國家崛起的破壞，特別是一旦威脅到國家政權時，政府將會動用正規(guī)軍隊打擊納薩爾派的武裝活動。第二，沒有建立可靠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納薩爾派堅持走武裝奪取政權的斗爭路線并沒有獲得其他政黨的贊同與支持，即使同為左翼政黨的印度共產黨與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也不贊成其主張。因此，納薩爾派在全國缺乏其他合法組織與政黨的有力支持。第三，經濟實力比較薄弱。納薩爾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印度農村地區(qū)與少數民族地區(qū)的貧困民眾，而生活在城市與比較富裕地區(qū)的民眾中則很少有支持者，甚至對納薩爾派更多的是持反對態(tài)度。第四，國際因素的影響。目前，“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代世界的潮流，印度大多民眾渴望穩(wěn)定與發(fā)展，反對暴力與恐怖活動。因此，納薩爾派的行動很難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支持，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斗爭路線的轉向不能不對印共(毛派)產生一定的影響。中國前駐印大使孫玉璽曾說，北京根本不知道為什么在西孟加拉邦、比哈爾邦、北方邦與安得拉邦有據點的納薩爾派游擊隊自稱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的追隨者，“如果（你期望）我們給印度（提供）任何的幫助以擺脫他們，我們將盡力而為，”這位外交官告訴一家新聞機構。“我們也在想，為什么他們自稱毛主義者。我們不喜歡這樣。我們在國內也不喜歡這樣。我們在國內與他們沒有任何聯系。如果他們自稱毛主義者，我們不能阻止這種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印度的毛主義運動）與中國政府沒有任何的聯系。”“如果有任何我們可以幫助（做）的事以阻止他們（印度的毛主義者），我們會去做的。”在為外國媒體安排的與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慶?；顒佑嘘P的一次罕見的情況介紹會上，艾平強調中國共產黨不贊成納薩爾派與毛主義團體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現在不與非法的或極端主義的政黨接觸。我們不支持任何人使用暴力手段來推翻任何政府。”中方如此表態(tài)也不難理解：恐怖組織活動多點頻發(fā)對中資企業(yè)構成長期且直接的威脅，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自9•11事件以來越來越成了一個全球性問題。比如在非洲的薩赫勒地區(qū)恐怖組織已逐步形成跨境網絡，恐襲事件呈上升態(tài)勢。在亞洲常年活躍著“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及其分支。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還存在著因民族與部落矛盾、政權與利益爭奪、地方分離主義等因素形成的反政府武裝組織，如：印度“納薩爾派”、菲律賓“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泰國“小型巡邏隊”，等等。此外，“巴塔”“東伊運”“俾路支解放軍”分裂勢力等接連實施對中方項目的恐怖襲擊，造成中方人員傷亡。被網民視為中國軍方鷹派之一的國防大學教授戴旭認為，有朝一日中美大規(guī)模對抗，美國能在新疆迅速武裝三十到五十萬穆斯林切斷中國的油氣管道，近年來西方列強屢屢在新疆挑事就是明證，美國支持新疆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中國為什么就不能支持襲擊過美國的“基地組織”等反西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推而論之，印度敢支持達賴武裝，中國為什么就不敢支持納薩爾派？中印邊界沖突也是毛印共的機會，中國一旦動武，印共就能宣布“北上抗中”，打出“抗中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印度人不打印度人”等招牌，反正理論依據與斗爭方式是現成的換下國名就行了。莫迪雞騎虎難下，撤退如果就會有印度版“九•一八事變”，過不了多久再來一此雙十二事變，如果不撤則要面對印度版“七•七事變”。

國際關系復合博弈論是基于數理分析與邏輯推理的一種合理決策理論，這種科學行為主義學派推崇的理論框架包含的研究“合理行為”的策略與方法是游戲規(guī)則與策略選擇的統(tǒng)一。復合博弈論首先有兩個基本假設：競爭各方在安排其優(yōu)先選擇、估算得失與估計對方選擇時都是符合理性的，每個競爭者的戰(zhàn)略與決策都取決于另一個競爭者的戰(zhàn)略與決策。復合博弈的定理是任何策略均以最小最大值為基礎，但其模型在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中顯得過于簡單、刻板，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陳志敏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希望改進這一體系中不合理與不公正的部分，而“增量改進”既不損害國際體系的有效運行又能有利于國際體系治理能力的提升。這顯然是一種增量思維，較之于存量思維的國際關系博弈論，納薩爾派若想星火燎原則也許更該參考這種思維。截止目前，西方列強在軍事、經濟與軟實力方面都仍然占據上風，冷戰(zhàn)后非西方大國接受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制度的經驗也讓西方列強感到可通過有限讓權來吸納非西方大國，西方列強寄希望于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妨礙它們挑戰(zhàn)現有國際制度的聯合努力。但西方列強的吸納戰(zhàn)略也存在一個悖論：西方列強如何可能讓新興大國分享決策權而又不讓它們對決策產生影響？無論有限分權還是“欺騙性”分權，如果相信新興大國未來在國際力量對比中將最終占據優(yōu)勢地位，這兩種策略就都不是可持續(xù)的。目前的國際制度正在三個領域經歷的轉型有可能激化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與西方列強圍繞國際制度建構的斗爭：西方列強試圖改進更多體現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利益的現存國際制度，比如用保護的責任來替代不干涉內政原則，用人權保護來消解主權平等原則，用環(huán)境保護來壓縮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空間，這些改造努力肯定會遭到新興大國的抵制；西方列強希望改造現有國際制度中對自己原來有利但現在不那么有利的部分，比如自由貿易是西方列強倡導的，但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加入自由貿易體制并發(fā)展了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與產業(yè)，西方列強用各種名目回歸貿易與經濟保護主義就難免與新興國家發(fā)生制度與規(guī)范沖突了；試圖延續(xù)現有國際體制中對自己有利對別人不利的那些部分，西方列強對當前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的掌控有其歷史根源，但在經濟權力更加均衡化的今天，用抵制與拖延的手法阻止這些組織的改革將嚴重影響這些組織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如果不能根據有序的原則改進這些組織則務必在現有體制之外來建立有替代性潛力的平行組織，比如進入實質談判階段的“金磚國家發(fā)展銀行計劃”，否則納薩爾派那種武裝也有可能蔓延到中國。中國要爭取與國際體系建立包容性合作關系并以增量方式豐富與擴大國際體系的治理容量，而國際體系“增量改進”意味著未來的國際體系改革應帶入新增的國際治理資源，如更多的聯合國會費，向不發(fā)達國家提供更多的發(fā)展援助與發(fā)展經驗，為全球與地區(qū)治理貢獻更為有效的治理規(guī)范與價值。這種改革應是漸進的，新興大國對現有體制的不滿尚不應是顛覆性的，西方大國在過去表現出來的一定程度的讓權意愿也提供了漸進改革的可能性。中國不必采取激進革命的方式來顛覆現有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的平穩(wěn)改進離不開大國之間達成的共識，而這類共識的形成也要有漸進的進程。具體的改革途徑包括：內線推動，外線拓展，內外互補與以外促內。其中的“內”與“外”是指現有主導性國際制度的內部與外部而不是指國家內外：內線是推動著力于原有國際制度的內部改革，逐步實現治理決策的民主化、治理規(guī)則的公正化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外線拓展在現有國際體制之外，在被現有體制忽略、現有體制不愿或無力治理的領域，在地區(qū)與多邊的框架下，發(fā)展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的機制化合作才能改進國際機制。內外互補就是要在新舊國際制度間保持互補的關系，如果美國等守成大國固步自封而試圖維護自己不當的主導地位，中國、印度等學信得過就也有必要通過發(fā)揮新的增量制度的示范效應倒逼、引領既有國際制度改革。這種增量思維要求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在國際社會中要發(fā)揮引領作用，團結絕大多數國家推動世界變得更加和平更加發(fā)展更加公正。“增量改進”既能是一個學術概念，也能作為一種政策話語，理應是中國在未來遇到納薩爾派等激進組織改革國際體系的一個基本理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王靜認為，20世紀80年代印度興起的“印共毛主義運動”較之于“納薩爾巴里運動”有更為堅決的斗爭性,策略上也更為成熟,在印度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是一次顯著的進步。2004年成立的印共(毛)主張效仿中國革命發(fā)動人民戰(zhàn)爭武裝奪取政權,最終在印度實現社會主義。納薩爾派武裝已是印度當局的頭號敵人,雙方博弈的最終結局如何,將直接影響印度乃至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王靜對納薩爾派的未來比較樂觀，但也提出四大挑戰(zhàn)?，F在納薩爾派的整合至少要面對四大挑戰(zhàn)：第一，“議會道路”還是“武裝斗爭道路”的理論焦灼。這一現象的背后是深刻的歷史邏輯及其延伸的理論邏輯：在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強大壓力下，二戰(zhàn)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無論從中心到外圍都有局部的政治、經濟改良，如政治上允許共產主義傾向的左翼政黨參與議會政治，經濟上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部分左翼政黨有了通過參與議會政治和平改造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憧憬。二戰(zhàn)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更加有組織化、系統(tǒng)化、全面化地加強了對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經濟收買與思想滲透，誘使后者蛻變乃至叛變。冷戰(zhàn)結束后資本主義迫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被迫改良的成果毀于一旦，走議會路線的各國左翼政黨普遍陷入困境。第二，長期與頻繁的分裂困擾著南亞毛主義運動。冷戰(zhàn)時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頻繁分裂，盡管21世紀南亞毛主義運動復興讓一批毛主義政黨重新整合，如印共（毛）、尼共（毛）、阿共（毛）與“南亞毛主義政黨與組織協調委員會”的誕生。2012年扮演南亞地區(qū)毛主義運動領導者角色的尼共（毛）分裂后，擔任新一輪南亞毛主義運動“組織與協調者”的“南亞毛主義政黨與組織協調委員會”活動停止。孟加拉國境內的十幾支毛主義政黨與斯里蘭卡的毛主義政黨的整合始終未能完成，剛獨立的南亞各國都缺乏成熟的領導階層思想理論與戰(zhàn)略戰(zhàn)術并被實踐檢驗與證明的力量中心整合和團結該國毛主義力量。納薩爾派從整合到分裂再到整合、從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豆伯a黨宣言》早已預言：“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這種組織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產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第三，印度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支持的其他國家的殘酷圍剿始終對南亞毛主義運動形成巨大的壓力。21世紀的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全球盟友對各國勞動人民的思想控制越來越巧妙與嚴密，遠遠超過二戰(zhàn)前大眾傳媒對勞動人民思想的控制程度度。美國借“反恐”之名將納薩爾派等共產黨組織列入“恐怖主義組織”名單，如何突破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全球盟友的“輿論圍剿”與“軍事圍剿”？第四，壟斷資產階級的信息技術挑戰(zhàn)。在俄國革命與中國的革命過程中，壟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技術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所有的軍事技術實力在戰(zhàn)爭過程中可與敵對階級產生一定程度的均衡。21世紀的兩大階級間的技術鴻溝在擴大，信息技術的特征是投資規(guī)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要靠龐大的技術階層支撐，印度政府在美國的幫助下利用信息技術優(yōu)勢多次對納薩爾派領導人突襲斬首。在信息產業(yè)與整個互聯網核心技術被美國控制的背景下，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也要正視美國的網絡戰(zhàn)爭與信息戰(zhàn)爭的不對稱威脅。毛主義政黨擺脫這種局面的難度很大，在短期內還很難發(fā)展為南亞地區(qū)的支配性力量。但深受封建殘余與新自由主義模式毒害的地區(qū)必然在長期范圍內成為毛主義運動的溫床，納薩爾派在全球經濟進一步走向大蕭條的背景下在南亞各國勢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再次掀起尼泊爾革命那樣的毛主義運動高潮也將是大概率的。1927年至1937年是民國的“黃金十年”，也是中國共產黨興起的十年。如果人民黨能造就印度經濟的“黃金十年”，納薩爾派為什么就不能也乘機加速發(fā)展十年？

針對美國與印度政府的“低烈度戰(zhàn)爭”戰(zhàn)略，納薩爾派制定了意識形態(tài)、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層面的反制戰(zhàn)略，認為人民戰(zhàn)爭正在曲折發(fā)展，而通過長期人民戰(zhàn)爭擊敗帝國主義的“低烈度戰(zhàn)爭”戰(zhàn)略是可能的。納薩爾派針對印度政府剿滅策略的反制戰(zhàn)略包括如下四個方面：第一，印度政府與軍隊在政治上的虛弱性——即戰(zhàn)爭的反人民與非正義性，決定了其最終失敗的命運。自新冠病毒“全球化”以來，全世界都爆發(fā)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帝國主義在向外轉嫁危機與矛盾的同時，加大了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掠奪。帝國主義及其壟斷財團更加瘋狂地掠奪印度自然資源，包括森林、土地、水與礦藏。納薩爾派認為，“不論敵人多么強大，只要其將非正義的戰(zhàn)爭施加于人民，其在政治上就會非常虛弱。”印度政府以剿滅毛派為借口，為大肆掠奪自然資源掃清障礙。而施加于人民的非正義戰(zhàn)爭是絕不可能取得勝利的，不論其武器多么強大。根據印度憲法，印度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wèi)國家，防御他國入侵與在發(fā)生自然災害時救助民眾。但印度統(tǒng)治階級曾多次動議使用“印度軍隊”剿滅毛派。而實際上，針對“納薩爾巴里運動”，印度統(tǒng)治階級都曾動用軍隊大規(guī)模圍剿。有消息披露，除了民兵組織、警察與準軍事部隊，以訓練的名義逐步介入剿滅毛派的行動中。納薩爾派指出，印度士兵來自人民，而其正是在為統(tǒng)治階級而非本階級效力，因此這支軍隊的本質是雇傭性的，這與納薩爾派戰(zhàn)士帶著強烈的獻身精神戰(zhàn)斗有著本質的差別。因此，印度士兵意識到其所受的剝削與壓迫時就有可能會轉入人民戰(zhàn)爭陣營。印度軍隊存在起義的可能，這也是印度軍隊最大的弱點。第二，贏得人民的支持，打持久人民戰(zhàn)爭是勝利的關鍵。首先，“綠色狩獵戰(zhàn)爭”的本質是“對人民的戰(zhàn)爭”。因此，要用“人民戰(zhàn)爭”回擊“綠色狩獵戰(zhàn)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讓人民意識到這場戰(zhàn)爭的本質，認識到這場戰(zhàn)爭是為人民的利益發(fā)動的，使人民成為戰(zhàn)爭的主體。此外，還要把人民日常斗爭(即爭取政治經濟權利的斗爭)與戰(zhàn)爭結合起來，以武裝與非武裝結合的方式斗爭，把人民戰(zhàn)爭發(fā)展為敵人不可能消滅的戰(zhàn)爭。其次，針對敵人三到七年內消滅毛派的計劃，納薩爾派主張盡可能延長這一過程，從而將印度軍隊拖入長期戰(zhàn)爭。最后，納薩爾派還要不斷拓展新的游擊區(qū)，分散印度軍隊的力量，使其無法集中力量一一攻破。第三，將保護領導層提升為戰(zhàn)略的重點。針對敵人“斬首行動”對領導層造成的巨大威脅，納薩爾派認為：“基于敵人的情報攻勢，保護領導層變成十分重要的任務。”首先，要確保黨、人民游擊解放軍與各地組織不脫離群眾；其次，各層級領導人都要配備副手；最后，要求加強黨的保密工作，封鎖領導人的消息并制造假信息誤導敵人：“為了使情報信息不落入敵手，黨、軍隊與黨的各類組織要散布各種誤導性信息并鼓勵人民積極參與。”第四，對內加強黨的建設，反對各式非無產階級傾向在黨內的滋長，實現黨徹底的布爾什維克化；對外發(fā)動革命宣傳戰(zhàn)，有效回擊敵人的信息心理戰(zhàn)。

印度在美國的配合下對納薩爾派全力圍剿，但該派順利渡過了史無前例的危機。納薩爾派從深陷危機到渡過危機的過程表明，人民戰(zhàn)爭理論在當今時代仍然有巨大的實用性，經典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也并未過時。看了國內關于用毛派肢解印度與“一個民主的印度才符合中國的利益”之類的評論，終于體會到蘇聯生于理想死于不義這句話的真諦了。緬懷那個有崇高理想與共產國際主義的蘇聯，緬懷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革命友誼。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因為資本沒有國界，無產階級不聯合起來就會在全世界范圍受到壓迫。也許你會說：不對吧！我還好好的呢！壓迫不壓迫真難聽！但沒有馬克思前的資本社會是不把無產階級當人看的，比如倫敦的霧霾一次性咳死了一萬多貧民。不管支持不支持納薩爾派的斗爭，起碼不要反對。如果是真正的未來大勢，你是攔不住的，暴力攔阻還會被反噬自身。人性層面上，中國的窮人至少要對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保有起碼的同情心。打壓過新中國的蘇修，嘲笑過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美帝，侵略過中華民族的日寇，下場很快都會看到的。死的死，衰的衰，當狗的當狗。如果有人可能是“爽文男主”，那么最好不要自己上趕著當“反派”。在歷史唯物主義層面，如果納薩爾派真正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并能解決印度十億窮人的身份問題，那么他們就一定能成功，現在只需再來一個合適的契機。新事物必將取代舊事物，想阻止新事物的人必將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在可實踐性層面，印度人口眾多（提供了廣闊的無產階級斗爭土壤）而內部壓迫嚴重（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帝國主義）且有短暫的統(tǒng)一史（兩河流域的孔雀王朝，等等），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沒有成熟條件，但截止目前還沒有比如外敵入侵等催化條件。哪怕不愿印度整合也不要冒冒失失當這個外敵，弄巧成拙更難看。不要說印度沒有可能，五百年前沒人覺得美洲大地會誕生美帝，成了現在那么多人的精神父親。英國不是也曾覺得自己會永遠“日不落”嗎？蘇修還想把新中國滅了呢！如果下一個文明中心去非洲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當然，如果這個世界真有“永遠不可能崛起的民族”一說，那么應反思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體系。從批判到建設的過渡是艱難的，本本主義不可取，但中國現在的內部矛盾也很激烈，階級斗爭的弦確實不得不繃緊了。所以，未來的中華民族更要管好自己，尤其是要妥善解決內部矛盾。印度崛起后，如果中國人民對共產黨還有信心久不必擔心，我們在外敵鞭策的“鯰魚效應”下有可能變得更強；如果你對執(zhí)政黨沒信心也跟印度沒什么關系，納薩爾派解放中國窮人的概率很低。老有人覺得把別人踹下去后自己就會上去，殊不知這正體現了色厲內荏??！我可不希望有一天別家的共產黨笑話我們“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那真是能成為千年級別的大笑話！低層次的工人與農民很難掌握最先進的生產力，比如基于增量思維的航天科技，但納薩爾派的革命理想并沒有把掌握這種知識的知識分子高層次的工人囊括進來。當然，納薩爾派是印度窮人的希望，政治品質很優(yōu)良，敢于自我批評，做錯了事自我批評很誠懇，該道歉的能堅決道歉。納薩爾派的領導層水平很高，從他們的論文與訪談中都不難看出來，該派基層的領導與成員的意志也很堅定。階級斗爭形勢比人強，納薩爾派的崛起是時間問題。資本無國界，資本家本質上穿的是一條褲子。資本家殺人叫“維穩(wěn)”，毛派抗爭叫“恐襲”??？不要問篝火該不該燃燒，先問寒冷黑暗還在不在；不要問子彈該不該上膛，先問壓迫剝削還在不在；不要問正義事業(yè)有沒有明天，先問人間不平今天還在不在。資本家享受優(yōu)渥生活叫人類的良好發(fā)展，勞苦大眾享受同樣的生活就是地球之災？如果世界人民終究是要大解放大團結的，那么為什么不從支持納薩爾派起步？羞于承認自己變“修”了的事實？！如果與當年的紅軍對號入座，現在的納薩爾派就是像快要從湘江突圍了！從長遠來看，納薩爾派要風生水起還是得有外國援助，中國的巴基斯坦的愛國商人如果援助點錢，從國際軍火商那里買點武器捐給毛派。再與巴基斯坦聯合一下許以克什米爾部分地區(qū)，里應外合肢解印度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印度主體民族不強，穆斯林比巴基斯坦的人口還要多，印度境內的各種矛盾都有可能影響中印邊界沖突。納薩爾派如果帶頭成立“南亞毛派國際”什么的，印度就沒精力懟中國了，“巴鐵”也會更鐵，中國沒必要火中取栗。印度的社會結構卻是特別適合革命，國內當局政權就死要錢，過猶不及。階級平等問題是人民黨致命弱點，要不是農民還能吃飽飯，大病等死，小病熬著，現在人民黨就是想解決這個問題也有點晚了。很簡單，印度的窮人等不及了，也不相信當局了。當然，印度政府想扭轉這種局面，最少要沿著正確的該國方向堅持半個世紀，其間絕對不能犯大錯，尤其是王明那種忽左忽右的“顛覆性錯誤”。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真正的馬列毛擁躉當與納薩爾派共勉。

作者：陳俊杰；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