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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9月17日“昆侖策網”發布候立虹同志的《平凡父親詮釋農民的偉大－－致敬農民節》一文，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嚴父慈母。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但是，他們卻很偉大，很佛大，很偉大！

從我會記事的時候起，我家就是一個“三世同堂”共有8口人的大家庭了。到1951年我外出參加工作時，我們這個大家庭已是“四世同堂”，人口增到了14人之多。而我家那時很窮，兩三畝自耕田根本不能養活這一大家人，只好租別人的田來種，其田租一般為“六四開”，即田主得收成的60％，佃戶得40％。每年收割時，佃戶要把田主請到家里來收租，酒肉招待不說，還得把租谷一擔擔挑到田主家中去。當時小小年紀的我，也給田主送過租谷。因為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交給了田主,所以我家雖然田種了上百石（讀擔，5石為一畝）但糧食卻填不飽一家人肚子，還得大開荒地播種紅薯，“以薯代糧”解決饑餓問題。我家那時每年紅薯產量大概能過“萬斤大關”。這樣，雖然大米飯我們不能放開肚皮吃，但紅薯則無論是生的熟的，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放肆吃，把肚子脹得像個圓滾滾的蝌蚪。那時我家買食鹽、衣物和交學費等開銷，主要靠每年出欄三四頭肥豬和賣些茶油來解決。那時我家有許多散布在各山嶺中的片片茶山（油茶林）。記得我們每年暑假在家的一大任務，就是天天背著“鐮刮”（一種農具）跟著爸爸上山去刨茶山。這是一項苦力活。你想想，如今坐在曬不著太陽的室內也得開空調的大熱天，我們那時得頂著烈日干重活，能不整天汗流浹背，全身衣服都濕透么?一個暑假下來，手上還要被鐮把磨出許多血泡，最后變成硬硬的繭子。由于我們付出汗水多，其收獲還是可觀的，每年大概能摘到五六十至七八十擔茶果，可炸出茶油兩百多斤到三百多斤。養豬，在當時我們那二十多戶人家的村子中，我家算是“會養”的一戶，養出的肥豬每頭都達三百斤左右。那時沒有飼料賣(也買不起)，全靠“上山下田”扯豬菜拌紅薯、南瓜喂養。一句話，這些都靠滴滴血汗結晶而成。

基于這樣一個人口多而又貧困的家庭，你可想見我們的爸媽把一窩兒女（我們6兄弟加1妹妹）拉扯大，還送我們個個都讀到初中或高中的書，他們的勤勞節儉，艱辛困苦，是多么不同尋常！

媽媽的吃苦耐勞精神，真的令人贊嘆。“男主外，女主內”，除了田里耕作和上山砍柴、挖土等她不參加外，家中的一切家務勞作幾乎都落到了媽媽的肩上。雖說也有阿婆（奶奶）和大姐(大哥的童養媳，很小就來到我家，我們做弟妹的一直以“大姐”相稱)幫忙，但先幾年大姐還年小力弱幫不了什么大忙，等到大姐長大時，阿婆又年老體衰了，所以“主內”的主心骨還是媽媽。那時她真的像一部開足了馬力運轉的機器，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就是夜深人靜人們進入了夢鄉時，她也還得為一家人納鞋底、補衣褲，還得把第二天用的一大堆豬菜剁好。到了挖紅薯的季節，剁紅薯藤的任務更是非常之大(為了把紅薯藤曬干做豬飼料儲藏，必須爭分奪秒抓緊時間剁完，以免爛掉)，而多是利用晚上時間來剁。因而媽媽每晚只能睡三五個小時覺，甚至整晚不睡、實在困了就隨便打個盹的情況也常有。

媽媽的“主內”，還不只是縫補漿洗、煮飯做菜、煮潲喂豬、搞搞衛生等室內事，還要到室外管理好一個可供十幾個人吃菜的菜園子。一家人喝的和用的水，也不是像現如今裝了自來水裝置這樣伸手擰擰水龍頭就能得到，而是要用扁擔挑著水桶到距家七八百米遠的水井里去挑來。還有一項繁重的勞作是礱谷和舂米。那時不像現在農村有了碾米機，米粒從稻谷中弄出來，得把它放在“礱”(用竹木制成的去谷殼的工具)里，人的雙手握緊“礱鉤”用力推動“礱盤”一圈一圈地轉動，才把谷殼去掉，得到糙米。糙米變成白米，又要靠人緊握“舂槌”往“石臼”(石頭制成的舂米用具)里一槌一槌使勁“舂”呀“舂”才成。由于有十多口人吃飯，我家每月至少得“礱”四至五擔谷子，其礱谷、舂米的任務有多重是可想而知的。

媽媽完成上述種種任務，都是在背上揹一個、手中拉一個小孩的情況下進行的，那該是多么不容易啊!然而，再苦再累，也從未聽見媽媽說過一個“苦”字和“累”字。那時人們把人丁興旺的人家譽為“命好”。其實，這哪是什么“命好”，明明是個“勞累命”嘛。但媽媽聽見人家這樣稱贊，她盡管累得腰酸背痛，苦不堪言，心里卻是樂開了花，比吃了蜂蜜還甜呢!

我爸在我們那小地方則算個“讀書人”，加上為人正直，處事公道，在村民眼中威望很高。憑他的水平本是可以“跳出農門”到外面去闖一番世界的。但一大堆呱呱待哺的子女拖住了他的腳，也就在小村子里度過了一生一世，連農村基層“九品”、“十品”(保長、甲長)的“粉末官”都沒當過。他只被眾人舉薦擔任過“桃坪臺”（村莊名）小學的校長多年。他當校長并不在學校上班，而仍然在家種田，是地地道道的“赤腳校長”，與普通農民毫無區別，所不同的唯一一點是：在村里有人辦紅白喜事時，別的農民被請去是“做料理”（家鄉土話），干的是挑水、煮飯、洗菜、抹桌、掃地等一類粗活；而我爸被請去則是“當先生”，做的是寫寫對聯、接接客人、安安席位、主持司儀等一類體面活。喜事一辦完，爸也就同別的農民一樣回到自己家里，該下水犁田就下水犁田，該上山挖土就上山挖土。而且他這位“先生”還是個“作田里手”，別人會的農活他會做，有的農民不會的他也會做。我印象特深的是，他插秧這一招在方圓幾十里的地方都有名。有一丘名叫“十擔頭”(約兩畝面積)的稻田，是我們村里最大的一丘田。插秧時，只見爸爸站在這丘長方形田的這一頭田埂上，瞄準田的那頭尖角，先下水插下七株豎的秧苗作標桿。然后，調轉屁股順著這七株“標桿秧”一一插下去，腳往后退一步，手便橫插秧苗五株，其速度快得猶如雞啄米。插完一路上岸，竟與預定目標沒有多少差距。遠遠望去，他插的這五行秧苗，筆直得可以同木匠師傅打出的墨線媲美。要是整丘田的秧苗都由他一個人插完,那片秧苗就宛若一個廣場上集合著一支訓練有素的士兵隊列，橫、豎、斜三條線都可對直，整齊極了，煞是好看。

還令我刻骨銘心的是爸爸的“小氣”和“大方”。

先說他的“小氣”吧。1951年我在本縣銀行上班后，每遇到爸爸進城，我就會請他到飲食店去吃一碗肉絲面。開始幾次，他吃了也就吃了，沒說什么。多次請吃以后，大概他覺得我花錢有些大手大腳了吧，趁我又一次請他吃面時，他便嚴肅地對我說：“這面條也太貴了，一碗就是2角錢，買米豆腐可買四五碗，買‘油粑子’可買20多個。紅薯包谷更是買得一大堆。以后不要叫我吃面了，隨便買點什么不一樣飽肚子?”記得當時我們縣城有種特產食品——糯米皮包豆沙餡油炸而成的名叫“豆糯糍粑”（即爸爸說的“油粑子”），是1分錢1個，5分錢則可買到6個。花5分錢買6個這樣的油粑子，足足可以飽餐一頓，要是買煮熟的紅薯、包谷吃，當然就更省錢了。比較起來，吃面條的確是“奢侈”的。但不管怎么說，老爸從老遠的農村來到縣城(且不常來)，做兒子的我花這點錢請他吃碗面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在勤勞節儉了一輩子的老爸看來卻是“太浪費”了。你說說，我的老爸夠“小氣”、“摳門”吧。

然而，老爸并非事事小氣、摳門，在諸如出資修橋筑路，行善積德以及交朋結友等方面卻是大方得很的。這里舉一個事例：我在縣中讀書期間，爸爸從牙縫里擠出三塊銀元給我（當時國民黨快倒臺了，物價漲得飛快，人們不愿意用那叫“金圓券”的紙幣﹚，叫我自己在城里買布做件棉衣穿。我縣一解放，我們班上幾位與我關系特“鐵”的同學想趁機去長沙謀職，而其中一位陳姓同學卻囊中羞澀，拿不出路費。他得知我準備買布做衣服而尚未買的信息，便向我借錢。我們是稱兄道弟的好同學，在這關系到他的前程的節骨眼上，我能不幫他?我腦一熱，胸一拍，便把這三塊銀元全給他作路費了，連借條都沒要他寫。事后一想，同學之情誼是盡到了，但我如何向爸爸“交賬”卻成了難題。爸爸可是個一塊銅板巴不得掰成兩塊用的人，對我把這么大一筆錢給了別人能不生氣嗎?我不敢向爸爸說這件事，只好向慈祥的媽媽講。出乎我的意外，當媽媽轉告爸爸知曉了這件為了友情而援助同學的事后，他不但一點都沒有責怪我，而且還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好同學有困難，幫人家一把是對的。”你再說說，我的老爸夠大方、舍得吧。

用“嚴父慈母”來評價咱爸咱媽，真是最貼切不過了。媽媽雖一字不識，但不是那種沒知識，素質差，粗俗不講道理的人，而是心地善良，典型的賢妻良母。她無論對長輩、平輩乃至晚輩，都是非常溫和相待，這在全村人中有口皆碑。她去世時，許多村民都含著淚對我說：“你媽媽這位老人呀，自她嫁到俺們村里將近七十年，俺們從沒有見過和聽說過她跟誰發生過口角，那脾氣性格真是世間都少有。”這不是恭維，而是實話，也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現如今有的年輕人生一個孩子都感到煩，而我媽接連不斷生了七個子女，加上那么多總是做不完的勞作，煩心的事少得了嗎?但她就是有這么耐得煩的好性格，無論何時何地任何一個小孩在她懷中打滾，甚至淘氣起來“大鬧天空”，她也不會生氣。就是我們犯了什么過錯，她也不會厲聲訓斥我們，更不會生氣用什么“炮子打的”、“糞箕裝的”、“短命鬼”等一類惡語咒罵子女。至于動手打兒女，那她“破天荒頭一遭”都沒做過。我們的媽媽呀，的的確確是慈母一個。

我終生難忘媽媽對我進行的“記恩”、“忘仇”教育。

媽媽生我時難產。我好不容易來到這世上時，已昏迷過去，連哭都哭不出聲了。這把爸爸媽媽、公公阿婆都急壞了。情急中的爸爸從一本什么醫藥書中發現一個方子，說用一種頭上有個“王”字樣、皮膚為褐色小蛙的膽汁，可救治生下來昏迷不醒、不能開聲的嬰兒。于是全家大小出動，到處去找那種小蛙。可是，盡管找遍了田邊地角，竟沒發現那種小精靈。也是“病急亂投醫”吧，爸爸無奈之下捉來一只癩蛤蟆作替代。說來也怪，當癩蛤蟆膽汁射進我的小嘴時，我便“哇”的一聲哭了，蘇醒了！從此，媽媽就把青蛙（不管什么品種的）當成我的“救命恩人”，教育我一定要愛護親人一樣愛護青蛙。有一次，我們小兄弟幾個捉來一串青蛙，帶回家中炒得香氣濃濃的，饞得我差點流口水。但平時對我百依百順的媽媽，說什么也不準我吃蛙肉。她說：“全崽（我奶名叫“孝全”，媽一直叫我“全崽”），青蛙救了你的命，對你有恩，你不能吃蛙肉。做人要講良心，要懂得記恩、感恩，不能忘恩負義，曉得么？”

媽不但教我“記恩”，還教我“忘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在縣人民銀行工作時，有一天郵遞員給我送來一個包裹要我簽收。當時我身上沒帶筆，便向在場的同事張某借用了一下鋼筆。沒想到一寫字，筆尖不知怎的竟脫落了（事后我猜想是張某早弄壞的）？張某對我說：“好啊！你把我的筆搞壞了，要賠要賠。”我原以為是同事之間開開玩笑，隨口回道：“好的，我賠我賠。”我哪里知道，張某并不是說著玩的。此后幾天，他幾乎天天向我索賠。我知道，不還清這筆冤枉債是“脫不得殼”了，但不知到哪去買他那種筆。在他再一次向我索賠時，我就說：“我賠你錢吧，要多少？”他說：“這是金筆，很貴，至少得十五六塊錢才買得到。”農村出生的我見識少，不知他說的是真是假，但總記得爸爸那“窮都要窮得有志氣，不能賴別人的債”的話，于是立即從剛領來的工資中拿出16元錢交到他手里。這16元錢，剛好是我當時月工資的一半，可供我在單位食堂吃兩個月的伙食。說老實話，我有一種被人敲詐了一次的感覺，心里很不痛快。不久，我回家探親，同媽媽閑聊時提及此事，語言和表情不免有點憤慨。媽媽就勸我說：“你那個同事這事是做得過了點，但人總會有缺點毛病，你要原諒人家，莫要記仇。冤仇要解不可結。同別人結下了冤仇，就像絲線打了結，難得解開。全崽，你曉得么？”我說：“媽媽，難怪別人說你脾氣性格好，人家吐口口水到你臉上，你都會自己擦掉就算了。我真服了你。”這就是我媽媽，一位心地特別善良，為人格外慈祥和氣的人。

爸爸則不同，他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很威嚴的一個人。他不但嚴格要求自己，做什么都特認真，同樣對子女的要求也相當嚴格。他言傳身教，教育我們要吃苦耐勞，要誠實做事，要和氣待人，要發狠讀書，要勤儉節約等等。眾所周知，頑皮淘氣是小孩的天性，尤其是男孩，少有老實巴交的。我們兄弟小時候也都跳皮搗蛋。但在爸爸面前我們個個都是“乖孩子”，老實得像小老頭。哪怕我們正在盡興瘋鬧著，只要一聽說“你爸爸來了”，就會馬上停下來“老實”得一聲不吭，一動不動。說來也怪，其實爸爸并不兇神惡煞地打罵我們，不但不會動指頭打，就是惡語相罵都不會。只是他那雙眼睛厲害，射出的光宛如利劍，只要斜著眼珠掃視我們一下，我們就會像是見了“貓”的可憐“老鼠”。這其中的奧妙，直到現在我都尚未弄明白，想學到爸的這一招用來對付自己的兒孫，可就是無論如何都學不到手。

爸爸對我們的學習，要求更是格外嚴格，尤其是書寫。或許是他自己的一手毛筆字寫得不錯的緣故吧，他總是“逼”我們不斷地練字，要我們寫了又寫。為了多練而又節約紙張，每張紙總是先寫中楷后再寫小楷，直到寫得滿紙毫無空白實在無法下筆才罷。厚些的紙張，這面寫滿了翻過那一面還寫。只可惜家里太窮買不起字帖，我們只能自己“摸著石頭過河”，所以沒出書法家。

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爸爸教我們寫“之”字的事。之字筆劃少卻難寫好。爸爸一邊手把手教我們如何寫，一邊給我們講王羲之教子寫字的故事，意在教育我們學習要認真刻苦，堅持不懈。爸爸是個很重視文化知識的人，他勤儉節約“摳”出錢來不買田不買土，而是送我們兄弟讀書，連妹妹要求“要像哥哥一樣去讀書”也得到爸爸的贊同。所以，我們六兄弟和一個妹妹個個都上過學，起碼讀到了初中一年級，有的還讀完了“高師”。

除了大哥因結婚、生子太早(16歲結婚17歲生子)，家務拖累他沒外出參加工作外，其他六人都“跳出了農門”，有的當了教師，有的當了干部。爸爸的智力投資收到了成效。這既體現了老爸對兒女的嚴愛，也說明了他很有頭腦和遠見，深深懂得文化知識的重要性。妹妹曾開玩笑說我：“二哥，你這個處級干部、地區文聯主席、省文聯委員呀，是爸爸逼著你讀書讀出來的對不對?” 怎么不是呢，我小時候體弱多病，格外得到媽媽和阿婆的憐愛，尤其是阿婆，對我特別嬌寵，把我“養嬌了”。當我10來歲離開家到文昌高小讀寄宿時，特別想家，想阿婆想媽媽，想得吃不下飯，想得睡不著覺，真不愿離開親情濃濃的家到學校去過那種沒親人疼愛的生活。說來都臉紅：有一次，疼我的阿婆搖動她那小腳走十幾里山路，好不容易把我送到學校。但當她轉身回家時，我也悄悄地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趨往回走，距她既不遠也不近。待老眼昏花的她發現后面跟著的“小尾巴”是她的寶貝孫子時，已是離學校有十來里路遠，且時間也到了日落西山，再也不可能又把我送去學校了。阿婆無可奈何，只能把我帶回家里，藏在樓上，以免被爸爸發現……我就是這樣逃學的。你看看，沒出息的我，要不是那時爸爸“逼”我上學，我能讀成什么書吶，只怕初小畢業就在小村子里過一輩子了，哪能有今天的我呀!我能當上處級干部，成為作家，全是嚴父“逼”我讀書讀出的，我怎能不感謝爸爸對我的“嚴”呢?這“嚴”與“愛”的確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啊!

這就是我的父母，他們雖是農農，非常平凡，卻又非常偉大。

有人看不起農民，我會毫客氣地對他（她）說：“沒有農民給你吃的，你早就餓死了，還能在此貶損農民嗎？古話說得好：農夫不下種，餓死帝王家。”

有“人”投著華麗服裝，自以為是“精英”，狂吠“要消天農民”。這樣毫無思想覺悟的家伙，實在是渺小得微不足道，一百個這樣的“叫獸”，都比不上一位偉大的農民。讀者諸君，您說我說得對么？

（作者：歐植竹，又名歐陽植竹，湖南省作協會員，省文聯第四、五屆委員，省文藝理論研究理事會理事，省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郴州市文聯原主席；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