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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炳祥：“共同富裕”與非公經濟及“按要素分配”

點擊：2601 作者：屈炳祥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3-01 09:37:45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方式的必然產物與直接結果，沒有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就一定不會有“共同富裕”。主流經濟學家們兜售的依靠非公有制經濟、“按要素分配”和“三次分配”等理論與政策主張都是與此格格不入的、錯誤的，必須摒棄。唯一的出路，就是堅定不移地鞏固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在真正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此相應，還要堅決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遏制那些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可以占有他人勞動成果和社會財富的剝削行為，把人們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主要由于勞動者個人天賦與其勞動貢獻大小所造成的差別上。

“共同富裕”，這次從提出到現在已經討論了幾年的時間。最近，又再一次成了熱點，從中發現仍有較多不和諧的聲音。不同聲音的存在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這些不同聲音卻有些過于離譜，因此，有必要作出商榷或批評。

一、“共同富裕”的馬克思主義解讀

為了作文與批評的需要，必須首先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富裕”觀作一個簡要的闡述。不然，對當前出現的各種“共同富裕”觀的批評就會缺乏一個科學的判斷標準。

“共同富裕”從來都是人類的一種美好追求與向往。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那些受剝削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曾經有過“均貧富、等貴賤”出自內心的渴望與呼喚，一些進步的學者與思想家也曾對此作過不懈的探索與實驗。但是，由于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所有這些始終不過都是一種空想或夢想而已。只有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它才變成了科學與真理。“共同富裕”觀之所以能從空想變成科學，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對舊哲學的改造，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新世界觀和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并且直接參加和領導了當時世界社會主義的實際斗爭，第一次把“共同富裕”放到了一個完全科學的社會基礎上。這個科學的社會基礎，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

這個社會主義社會，較之以往，具有幾個鮮明的特征，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使所有勞動者從以往那種受奴役、被剝削的不平等的社會狀態中解放出來，成了自己和社會的主人。人與人之間，不再因為有人占有生產資料而對那些沒有或很少占有生產資料的人進行奴役與剝削。在這樣的社會里，除了那些殘存的剝削階級分子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破壞者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社會平等的勞動者。在一個具體的經濟組織里，他們平等地占有生產資料，平等地從事社會勞動，平等地進行交往，最后平等地實現個人消費品的分配。

這里所講的平等分配，是在“各盡所能”的基礎上完全以“勞動”作為尺子實現的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即人們常說的“按勞分配”所得。在這里，排除了一切其他、尤其是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獲得更多個人消費品或收入的可能。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者“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一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一份。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分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1]21這就是馬克思關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最好、最經典的闡釋。

“按勞分配”原則的實施，第一次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分配關系的革命性變革，也實現了個人消費品分配的真正平等。馬克思指出：“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1]21 然而，這里的平等，決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那個機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所理解的那種絕對或沒有任何差別的平等，而只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平等。馬克思指出：“勞動，為了要使它能夠成為一種尺度，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1]22 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就決定了勞動者在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上，會因為上述情況而出現和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別。顯然，這里排除了除“勞動”以外的一切其他因素、尤其是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占有他人勞動成果造成的貧富差別，所以，這里的差別僅僅是、而且只能是一種富裕程度的差別。這種差別的存在，并不改變“按勞分配”關于平等的本質規定。相反，它正好體現了“按勞分配”方式的精髓及其科學性。

上述可見，“按勞分配”方式，從根本上排除了除“勞動”以外的一切其他因素、尤其是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任何可能。所以，它不僅能使所有的勞動者都能實現勞有所得，收入平等，而且還能通過長期不斷的積累與發展，最終達到人們所期望的“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標。可見，“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結果，也是“按勞分配”方式的直接產物。這是社會主義從誕生的第一天起（請注意這些黑體字，筆者注。以下同）就內在地決定了的一種本質規定。這是一種既符合邏輯、又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自然的歷史過程。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當年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的基礎上，全面開展了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把全社會勞動者組織起來，將“共同富裕”的理念付諸實踐，開創了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歷史新紀元。

1953年12月毛主席直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并對《決議》草案進行了重要修改。其中指出：“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1955年7月，毛澤東《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也指出：“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2]187 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真正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共同富裕”的融入到了我們執政黨自己的血液中與骨子里，在以后的幾十年一直恪守這樣的理念，并付諸自己的實踐，為全體中國人民開啟了社會主義的新生活。

毛主席、共產黨在以后幾十年的推進“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也一直堅持不斷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斷完善和鞏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嚴格遵循以“勞動”為尺子，真正做到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樣實踐的結果證明，既排除了因“勞動”以外的一切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不平等，也排除了那些因否認勞動者個人天賦及勞動貢獻所帶來的差別而可能出現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傾向。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新實踐，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告訴我們，要想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從社會主義誕生的第一天起，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任何脫離這些基礎的主張與做法都會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向，都是錯誤的。

二、“共同富裕”與非公有制經濟

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在我國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其理由雖有很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條：一是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占去了“5、6、7、8、9”的份額（在部分地區甚至占去了4個9，乃至5個9的份額），二是非公有制經濟體比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的效率高，可以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充裕的物質基礎。

非公有制經濟成了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就一定能依靠它們來推進“共同富裕”嗎？非也！任何一個有一點社會良知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我國當前出現的嚴重的兩極分化，不正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無底線、無邊界發展得太多的結果嗎？在今天兩極分化如此嚴重的情況下，推進“共同富裕”，如果還要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依靠非公有制經濟，那只能是飲鴆止渴、雪上加霜。眾所周知，我國的兩極分化在上世紀90年代的初期才剛剛開始。從那時起，黨中央國務院為遏制這種趨勢出臺了不少政策舉措，然而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遏住兩極分化的勢頭，反而越陷越深，成了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重大威脅。請看以下事實。

第一，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2019年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為5.47億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占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在這6億人中，有546萬人收入為零，有2.2億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億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億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億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標準，則該群體人口達到3.64億。也就是說，中國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數達到9.64億。①

第二，招商銀行2022年報提供的數據顯示：占全國人口0.07%，持有31.28%的財富，人均資產金額為2813.38萬元；50萬元以上、1000萬以下的中產，占比2.18%，持有50.10%的財富，人均資產金額為151.53萬元；50萬元以下的普通公民，卻占比97.75%。②

第三，中金公司2023年財富報告顯示：在私有財產人群中，最富裕人群共計140萬戶460萬人，總資產為290萬億，其人口占比為0.33%，其財富占比為私有財富的67.4%；中產階層3100萬戶9900萬人，總資產為110萬億，其人口占比為6.9%，其財富占比為私有財富的25.6%；非富裕非中產的其他人群13.22億人，總資產為30萬億，其人口占比92.77%，其財富占比僅為私有財富的7%。③

第四，事情還不限于此，即它不僅使最廣大的勞動者群體陷入貧窮，而且還通過住房、教育、醫療、養老四座大山，把他們拽入沉重的債務陷阱，成為新時代的債務奴隸。據央行提供的資料顯示，2008年至2018年10年間，我國居民負債率由18%上升至53.2％，到2019年又上升到54.3%。負債總額達20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負債14萬元人民幣。由此，專家驚呼：“全民負債時代到來了。”④央行公布的另一數據還顯示，截止2022年底全國負債人數達7.8億人，剔除老人與未成年人，負債人口占全國中青年總人數的80%左右。⑤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難道說我們還應該繼續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去主要依靠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來推進“共同富裕”嗎？如果是這樣，那無異于在火上澆油、雪上加霜，豈不是太荒唐了！

如果我們只當是一個傻子或瞎子，權且不看這些事實，仍把那些非公經濟體的業主們當作人間君子或“模范公民”[3]262，他們也不可能承擔起我們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重任。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那些屬于資本主義形態的經濟，早在1825年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爆發就被證明，已經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了，尤其是經過后來的進一步發展，進入壟斷階段以后，更是成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馬克思在《資本論》曾中指出：“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3]874從此，人類社會便進入到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便成了此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4]45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5]1471此時，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將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的實際，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立志要“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6]，并經過28年的浴血奮斗，建立起了新中國，隨即又順利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轉變。這一轉變正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使一切舊的、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經濟形式得以消失。

這些本來已經變得腐朽、成了嚴重阻礙社會主義新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被歷史拋棄了的舊的私有制經濟，還能為我們推進“共同富裕”服務？如果這樣，那豈不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嗎？另外，我們的人民共和國真的到了必須依靠非公有制經濟來推動“共同富裕”嗎？非也！歷史事實表明，我們完全能依靠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來達到這個目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52年到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我國工業固定資產價值（按原價計算）增長了26倍多；原油產量增長了241.4倍，發電量增長了40倍，原煤產量增長了8.4倍，鋼產量增長了27.4倍，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了53倍。農業方面，棉紗產量增長了3.5倍，糧食增長了1倍。另外在工業化方面，我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走完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一、二百年才能走完的發展歷程。就是這段時間里，我們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尤其使我們感到興奮和驕傲的是，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努力我們有了自己的原子彈、氫彈、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以及以此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化體系，創造了世界奇跡。

不僅如此，而且我們人民的收入與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資料顯示，從1952年到1978年的27年里，我國生產總值從679億元提高到3645.2億元，年均增速達6.68%，為世界同期年均增速的2倍以上。我國人均收入，1952年到1978年從119.4元提高到381元，年均增速達到4.56%⑥，這是我國在為工業化進行高積累和我國人口成倍增長的情況下，人均增速能達到這樣的高度是非常了不起的超世界水平。除此之外，我們的人民還普遍享受著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低租住房等社會福利，終生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實現了那個時代生產力水平所能達到的“共同富裕”。事實告訴我們，今天要全面推進“共同富裕”，也只能依靠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自身的能力與優勢來實現。

至于說非公有制經濟體效率高，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充裕的物質基礎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關于這一點，筆者在《如此神話到了該徹底揭穿的時候了！》一文中作了說明，故此不贅述，敬請原諒。有興趣的朋友可搜來一閱。

三、共同富裕與“按生產要素分配”

這里所說的所謂多種分配方式，根據人們的社會實踐，到現在為止無非是如下幾種，一是在小生產者條件下勞動者的個人勞動個人所得；二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實則是按生產要素所有權）；三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按勞分配”。“共同富裕”只與公有制經濟體條件下的“按勞分配”相關，它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本質規定與“按勞分配”方式的直接產物。這一點，筆者在上面已經作了闡述，這里沒有必要再重復。所以，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小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分配方式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即看在這兩種分配方式下能否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

首先，看看小生產條件下的分配方式能否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由于小生產無論在何種社會條件下，它都是一種處于從屬地位的生產方式，因而極不穩定，隨時都有向兩極分化的可能。所以，這種生產方式的分配方式也從來沒有使全社會勞動者達到“共同富裕”的境地。這是人類社會全部歷史所證明了的一個基本事實。所以，這里我們沒有必要為之白費筆墨。因此，這里需要說明的就是那個“按生產要素分配”與“共同富裕”的關系問題。

推行“按生產要素分配”能讓我們全社會的勞動者實現“共同富裕”嗎？

對此，筆者認為，這是害病吃錯了藥。為什么？這是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理論，也沒有這樣的方法。若要說有，那也是根本錯誤的，不能成立。“按生產要素分配”，在我國從提出到現在已經被炒了幾十年的時間了，我們的經濟學家們發表的論文、講話與報告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但是直到今天，還沒有見到有哪一位經濟學家、有哪一篇研究論著把這個問題講得清楚、說得明白。為什么？因為沒有人對此動腦子認認真真地去研究過、推敲過，只是人云亦云，跟著刮風，搞大合唱。

為什么說“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根本錯誤的，不能成立？這里，筆者請問，我們面對的是價值，即（V+M）或（V+P），面對這些我們怎么分配？按生產要素的“貢獻”來分配嗎？再請問：怎樣計算或確定這些生產要素各自為這些要分配價值的形成或創造作出了“貢獻”？以及它們各占多大的百分比？其具體的價值額又是多少？這些，都是我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因為這些所謂的生產要素在質的規定上是互質的、非統一的，因而沒有一個共同的衡量尺子與計算標準。沒有一個共同的衡量尺子與計算標準，怎么能確定諸種生產要素在（V+M）或（V+P）創造中所起的不同作用？面對此，我們只能用數學老師的話來回答：此題無解！

恩格斯在他還沒有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曾針對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兜售的那個最早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提出了質疑。他指出：“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在某種產品中土地、資本和勞動各占多少分量。這三個量是不可通約的。土地出產原材料，但這里并非沒有資本和勞動資本以土地和勞動為前提，而勞動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數場合還以資本為前提。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無法用任何第四種共同的尺度來衡量。因此，如果在當前的條件下，將收入在這三種要素之間進行分配，那就沒有它們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個完全異己的、對它們來說是偶然的尺度即競爭或者強者狡詐的權利來解決。”[7]71 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時，也對這個所謂按要素分配一說作了系統的批評。讀其原文，筆者發現，馬克思的意見與恩格斯的早年的觀點完全一樣。為節省篇幅，筆者這里不作引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拜讀《資本論》第3卷第48章。

馬克思恩格斯對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理論的批評是無比正確的，絕不會也沒有因為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遜色，乃至失去它的科學性與真理性的色彩。在時隔100多年后，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教授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一書中對馬克思恩格斯對按要素分配的批評意見作了充分的表述。他這樣寫道：“正是由于土地、勞動和資本品在生產中是相互依賴的，才使得收入的分配成為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設想你負責分配一個國家的所有產出，如果我們能夠判定‘土地’能夠獨立生產這么多，‘勞動’能夠獨立生產那么多，而‘機器’又單獨生產了其余部分，那么分配就會非常容易。……但是，請將上面那段話再讀一遍，并標出‘它自己生產’、‘獨立生產’等關鍵詞。這些詞指的是一個虛幻的世界，即各種要素的生產率可以相互獨立，而這在現實中卻是根本不存在的。煎蛋卷，是有廚師的勞動、雞蛋、牛油和大地的天然氣等要素投入共同作用而成的，你怎么可能將其中的每種投入單獨的貢獻從整體中分離出來呢？你怎么可能將其中的每種投入單獨的貢獻從整體中分離出來呢？”[8]201 由此可見，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甚至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思想深處，所謂按要素分配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因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既然“按生產要素分配”是這般荒唐，如此可笑，我們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為什么對此卻樂此不疲，熱炒數十年而不肯罷休？個中緣由，其深層目的就是要為我國那個新的資產階級，即主流經濟學家嘴里那些所謂“民營經濟人士”或“民營企業家”而實為資本家的剝削行為辯護，提供所謂“創新”理論支持。不信，請看：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民先生說：“要引導社會正確認識民營經濟的重大貢獻和重要作用，正確看待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的財富，必須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羈絆，創新價值和分配理論。為此，筆者領導的學術團隊，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潛心研究三十多年，創立了一個反映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廣義價值論。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承認非勞動生產要素同樣參與價值創造，這就為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提供了價值基礎。”他還說：“基于廣義價值論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為保護私有財產，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提供了真正的理論依據。根據廣義價值論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可以對剝削重新加以定義。所謂剝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擁有的生產要素時所付的報酬低于其貢獻，其實質是對他人要素貢獻的無償占有。判斷剝削與否的標準是報酬與貢獻是否一致：如果一個人的報酬低于其貢獻就是被剝削了；如果其報酬高于其貢獻就是剝削了別人；如果報酬與貢獻一致就是按貢獻分配，既不存在剝削也不存在被剝削。因此，以要素貢獻為基礎的非勞動收入不應再被視為剝削，剝削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這樣，消滅剝削和發展非公經濟可以并行不悖。可以在旗幟鮮明地反對剝削的同時，理直氣壯地發展民營經濟，保護私有財產也是天經地義的。這就從理論上論證了民營經濟人士通過合法合規經營獲得財富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從而真正為保護私有財產與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和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依據。”⑦ 這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嗎？蔡繼民先生說得很直白，也很大膽。像蔡繼民先生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在我國學術界不在少數，而是相當的多，他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而已。

像蔡繼民這樣企圖以兜售“按要素分配”的歪理邪說能達到為新生資產階級辯護、為他們的剝削行為洗白的目的嗎？絕對做不到。因為它根本違背了馬克思的科學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學說。蔡繼民之所以要用“按要素分配”來為新生資產階級的剝削行為洗白，就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生產中的諸種要素如資本、土地、管理、科技、數據和勞動等都是生產的，都創造了價值，都是價值的源泉。所以，工人的工資，資本家得利潤或利息，地主得地租等等，公平合理，天經地義。這樣一來，所謂剝削就沒有了，資本家變得一身干凈。這就是蔡繼民這般先生的如意算盤。然而，蔡繼民們沒有想到，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早就對此作了無情的批判，揭穿了它的丑惡面貌與兇險本質。

當年，由于社會發展水平相對來說比較低，再加上當時的人們也沒有我們今天的經濟學家有那么多的發明，所以，馬克思他們批判的“按要素分配”只限于“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和“勞動——工資”這三種形式。馬克思指出：這三種形式，首先，“它們從下述意義上講確實是收入的源泉：對資本家來說，資本是一臺永久的吸取剩余勞動的抽水機；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土地是一塊永久的磁石，它會把資本所吸取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吸引過來；最后，勞動則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條件和不斷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資的名義下取得他所創造的一部分價值，從而取得由這部分價值來計量的一部分社會產品，即必要生活資料。其次，它們從下述意義上講是收入的源泉：資本會把價值的一部分，從而把年勞動產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潤的形式上，土地所有權會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傭勞動會把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資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這種轉化，使它們變成了資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但是并沒有創造轉化為這幾個不同范疇的實體本身。相反，這種分配是以這種實體已經存在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年產品的總價值為前提的，而這個總價值不外就是物化的社會勞動。”[9]929 馬克思的這一段話告訴我們兩個意思，第一，這三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的現實社會的確是存在的，但是，資本、土地和勞動“并沒有創造轉化為這幾個不同范疇的實體本身”，這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構所致，并不是生產要素即資本、土地本身能創造價值，成為收入的源泉；第二，資本和土地之所以它們能獲得利潤與地租，是因為有一種“物化的社會勞動”存在。而這種“物化的社會勞動”恰恰是工人的勞動創造的。既然資本和土地“并沒有創造轉化為這幾個不同范疇（即利潤與地租）的實體本身”，那他們得到的利潤與地租就一定是工人剩余勞動的凝結。這不是對工人的剝削又是什么？可見，企圖用“按要素分配”一說來達到為資本家的剝削辯護的行為只能是白日做夢，永遠不能得逞。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那些拼命鼓吹所謂“按要素分配”的人并不是真要以此來推動共同富裕，讓全社會的勞動者都過上幸福生活。他們兜售“按要素分配”只不過是一種煙幕彈，用它來欺騙和糊弄一切善良的人們的。對此，我們務必要提高警惕，切莫上當受騙！

四、“共同富裕”與再分配

在我們討論如何推進“共同富裕”的問題時，還有不少朋友說，實現“共同富裕”，分配是核心，因此必須用好第二、第三次分配手段。

實現“共同富裕”在形式上看，是一個分配問題，而其實質，是一個生產領域的問題，核心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指出：“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這是上述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是一個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產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確定了。”他還指出：那種認為分配似乎“離開生產很遠”，“對生產是獨立的”觀點，不過是一種“最淺薄的” 認識而已[10]33-34。根據這樣的道理，因而，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而決不是什么分配問題。前文指出，“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其實現方式是按勞分配。所以，我們現在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首先解決好這樣兩個根本問題，這才是問題的真正核心。否則，即不解決這樣兩個問題，或者不突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與決定性作用，“共同富裕”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筆者這樣說，并不是聳人聽聞，故意嚇唬人，這是有事實依據的。曾記否，關于如何矯正分配不公、遏制兩極分化的問題，從當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直到現在，已經過去了30多年，歷經了幾任領導，且每一屆的黨代會和每年的“兩會”都一再給予強調，各級人民政府也不知出臺了多少文件，使出了多少招數。但是，始終未能遏止住兩極分化的趨勢，使一個局部性、階段性問題變成了一個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跨世紀的老大難問題。這就是最有效的例證。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們在這30多年的時間里，總是就分配論分配，不敢觸動所有制。如果我們這次在實現“共同富裕”中，再不接受這樣的教訓，仍然不在所有制問題上做文章、想辦法，仍將會是徒勞無功，讓人白忙活一場。但愿不是這樣。

至于在推進“共同富裕”中，所謂必須用好第二、三次分配手段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也是無濟于事的。因為這個所謂第一、二、三次分配，并不是一種科學的說法，它把生產領域與非生產領域、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作了混淆，完全扭曲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生產同分配、流通與分配的關系。這個問題說來話長，因本文篇幅有限，所以只好存而不論。這里，權且還是以主流學者通行的說法，對所謂在實現“共同富裕”中用好第二、三次分配手段的問題談一點看法。

如前所說，“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產物，是按勞分配的直接結果。它是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問題，理當屬于第一次分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稱之為初次分配），不涉及所謂第二、三次分配，因而與第二、三次分配無關。

首先，先看看第二次分配。所謂第二次分配，按照我們一些朋友通行的說法，就是通過對富人征稅把征集來的一部分國民收入，再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分配給低收入者的一種分配方式。從中可見，這個第二次分配已經走出了直接生產過程，離開了按勞分配作用的領域。所以，即使這種分配有再大的作用，其結果只能是在一個極有限的范圍內起一點“均貧富”的作用，而決不會帶來“共同富裕”。另外，筆者還認為“共同富裕”是一個純經濟問題，不涉及經濟之外的事情，更排除一切超經濟形式的存在，如政策、規則、制度、法律等等。第二次分配，并不是一個經濟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純經濟行為，它包含有復雜的政府行為。眾所周知，政府在當今時代，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上層建筑的一種機構，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所以，當政府動手實施第二次分配的時候，必然會超出純經濟的范圍，變成上層建筑的一種超經濟行為。

實踐證明，第二次分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根本無法遏制分配不公與兩極分化。因為造成分配不公與兩極分化的源頭在初次分配，不在所謂第二次分配（更不在第三次分配）；另外，即使這個第二次分配的作用再大，對那些富人來說也不過就是九牛一毛，并不影響他們繼續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或所有者存在，因而也不影響他們繼續發財，當大老板或大大的大資本家；而對那些窮人或低收入者來說，第二次分配，撐破天也只能起到一個兜底的作用，幫助他們解決一個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繼續作為那些富人的雇傭奴隸接受其奴役與剝削。這對他們來說，即使拿出洪荒之力，再奮斗一萬年，也還是不可能富起來，因為他們始終不過是一個除了勞動力之外什么也沒有的無產者。這樣，兩極分化仍將依然存在、繼續發展，永遠無法達到“共同富裕”的境地。

拙作到此，我們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或許會不贊成筆者的意見，認為當今西方一些國家不是通過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和政府轉移支付，使社會的兩極分化得到了有效遏制，即使是那些普通社會民眾的生活也都比較地“富”了起來嗎？怎么能否定第二次分配對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呢？筆者認為，西方那些福利國家民眾的所謂“富”，只是同他們的過去相比較而言的，并不意味著兩極分化的消除。這種普通勞動者的“富”，根本不能同他們的老板，即那些資本家相比較。如果要是同這些人比較，他們仍然是社會的無產者，始終不過是那些資本家的雇傭奴隸，一輩子受人剝削與統治。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3]677-678 因而，當今西方福利國家民眾的那種所謂“富”并不是我們“共同富裕”所要的“富”。西方國家的政府可以讓自己的民眾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甚至還可以有少量積蓄或小額股票，但是絕對不會讓那些普通民眾也像少數資本家一樣有同等條件的富裕起來。如果這樣，那么資本家階級就沒有人來供養了，他們也就沒法活下去了。因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永遠不會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張來，“共同富裕”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與優越性表現。

其次，再看第三次分配。所謂第三次分配，按照我們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看法，就是在自愿的基礎上，以募集、自愿捐贈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的一種分配。這個第三次分配的確也是分配的一種形式，但是它一樣地走出了直接生產過程，離開了按勞分配作用的領域；而且比起第二次分配來，它離直接生產過程和按勞分配更遠，與“共同富裕”完全不著邊際。更不用說，現代社會人所共知，慈善早已成為資本家轉移財產的一種手段。他們通過把錢轉移到公益或非營利性基金會，然后再直接或間接地控制這些基金會，就可以捐贈為名，行避稅之實，以求名利雙收。指望資本家的“善心”和“仁義”，即便有一點點作用，也不過是毛毛雨而已，絕不可能遏制和縮小業已形成的嚴重的分配不公與兩極分化。因而，那種把“共同富裕”寄希望于所謂第三次分配的想法實在是荒唐可笑，令人噴飯。

上述可見，脫離生產領域的所有制根本決定作用，把分配問題作為推進“共同富裕”的核心，尤其是把第二、三次分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所謂有效手段，完全是南轅北轍、異想天開，根本無濟于事。

五、最后的結語

綜上所述，可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它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方式的必然產物與直接結果，沒有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就一定不會有全社會勞動者的“共同富裕”。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兜售的所謂依靠和利用非公有制經濟、“按要素分配”和“三次分配”等的理論與政策主張，都是與之格格不入的、錯誤的，必須堅決摒棄。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在真正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此相應，還要堅決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遏制那些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可以占有他人勞動成果和社會財富的剝削行為，把人們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主要由于勞動者個人天賦與其貢獻大小所造成的差別上。那種既想消滅社會分配不公、實現“共同富裕”，又想維護以私有制經濟及其社會分配方式為主的主張與做法，是站不住的，經不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

勸君迷途知返、解放思想，走出這些年盲目西化的思想誤區，切莫在21世紀再犯100多年前蒲魯東先生的歷史錯誤！

注釋：

①北師大調查：月收入2千以下9.64億人！昆侖策網（綜合）2021-09-24

②招商銀行2022年報，https://www.docin.com/p-4518008249.html

③中金2023年中國財富報告，揭秘了我國私人財富格局，結果令人震驚！》，信托情報局 2023-12-25

④全民負債時代來了，全民負債總額超200萬億，是誰掏空國人錢袋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686384605383563&wfr=spider&for=pc

⑤14億人7.8億人負債，人均負債高達13.34萬元，中國的錢去哪里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692455297772565&wfr=spider&for=pc

⑥見榮兆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幾個基本問題》，載《海派經濟學》2018第1期

⑦蔡繼明：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關鍵要突破理論障礙，《中國經濟時報》2023年11月21日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