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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炳祥：?關于“生產力標準”的反思與追問

點擊：2270 作者：屈炳祥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8-11 09:34:23

【摘要】實事求是地說，以往那個所謂的“生產力標準”是一種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相背離的錯誤理論。它的要害就是過于看重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長速度，并且把它的作用作了無限制的拔高與無邊界的擴大，變成了判斷與衡量一切的根本乃至唯一標準。同時，它又嚴重忽略了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與決定性作用，忽略了對勞動者的尊重與關心。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反思或再認識，并在此基礎上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實現生產力標準自身的變革與創新。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堅信“生產力標準”，把它當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予以推崇與傳承。上世紀80年代初在我國開展的那場關于“生產力標準”的大學習、大討論給人印象深刻，至今雖說已經過去了數十年，但它那烙在人們思想深處的印記卻始終難以消退，它滲進了人的骨髓與血液，成了人們的一種固定觀念與習慣性思維。學術界的朋友做學問、寫文章，少不了生產力標準或GDP的話題，越是重大課題、重要文章，生產力標準或GDP的味道就越濃；我們的政府官員出主意、定政策用的都是生產力標準或GDP這把尺子，上上下下都用它來量是非、量得失、量人才；即使是一般老百姓街頭巷尾也時常聊起GDP或與此相關聯的RMB，等等。可見，生產力標準對我們的生活、工作、思想、思維等的影響是多么的重大與深刻。

由于“生產力標準”對我們的影響是這般的重大與深刻，所以，過去幾十年人們對它一直是堅信不疑、堅定不移，沒有任何人對此發出過一次疑問，打上一個問號。以往的那個“生產力標準”真的是那么神圣與偉大、顛撲不破嗎？筆者認為，絕非！今天，我們不妨就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對之作一次剖析，進行一番反思與再認識，看看它的真實本質到底如何？

一、關于“生產力標準”的質疑

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不妨首先對什么是“生產力標準”做一番考察，看看它到底有何深意？由我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前所長何盛明先生主編的《財經大辭典》這樣說道：“生產力標準是指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判斷我們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作為判斷我們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作為判斷社會制度是否優越和進步的根本標準。”[1]43 這就是我國學術界對生產力標準所作的普遍公認的最權威的解釋。我國高等學校通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書對生產力標準所下的定義與每年高校研究生招生考試“政治馬原”卷的評卷標準都是以這個為依據的，不僅意思相同，而且文字表述也完全一樣。

我國學術界之所以普遍認為這是關于“生產力標準”最權威的解釋，是因為它是經過我國一些理論大家無數次理論論證得出來的科學結論。其基本依據就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他們認為這是“生產力標準”牢不可破的堅實基礎與擎天巨制。

真是這樣的嗎？對此，筆者認為，學術界這些大家的努力并不能如他們所愿，給他們所要的結果只能是使他們適得其反、大失所望。只要是熟悉（或哪怕只是讀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朋友都會明白，在那里，馬克思的確以精粹的語言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作了集中闡述。但是，馬克思那些精彩的闡述，就生產力本身而言，只是說明了它在決定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中的基礎地位以及在推動社會發展與更替時的最終決定性作用，根本沒有所謂“生產力標準”一說。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允許筆者也不厭其煩地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精彩部分再作一次引述，好讓所有讀者看個明白。馬克思指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2]8-9

這就是被學術界公認的關于“生產力標準”牢不可破的堅實基礎與擎天巨制。這里，筆者要問那些力推“生產力標準”的朋友：馬克思在這里提出了“生產力標準”嗎？明眼人都會明白，這里，根本就沒有一絲兒“生產力標準”的意思，哪怕是潛在的意思也沒有。

筆者見，這個所謂的“生產力標準”不僅不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恰恰與之相反，是對馬克思這一科學思想的背離與否定。馬克思這里告訴我們，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是構成社會的基本要素，社會就是由這些要素構成的一個生命有機體。在這里，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要素在整個社會的宏觀體系中，各有各的質的規定與功能定位，并且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共同決定一定社會的基本狀況及其發展、進步與變革。在這里，它們就是一個有機整體，具有鐵的規定性與統一性，誰也離不了誰，誰也代替不了誰。舍棄其它所有，單獨突出生產力一個要素是不妥的，錯誤的。在哲學上，這是一種片面性與形而上學，說到底也是一種唯心主義。試問，如果只有生產力，而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那社會還成其為社會嗎？與此同時，任一社會的現實狀況、尤其是它的本質的規定性也不是由生產力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特定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筑各方面共同決定的，生產力只是為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一定的現實的物質基礎而已。

其次，就社會的進步、發展與變革來說，盡管生產力的作用是重要的基礎性的，但是，如果沒有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存在，生產力怎么能得以生成？沒有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指導與保護，生產力又怎能得以發展？尤其是當舊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成了生產力的發展的障礙時，如果沒有生產關系自身的更新與上層建筑的變革，生產力一時即使再發達、再先進，社會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得到進步與發展。當今西方那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就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典型。如果用生產力標準來衡量，那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就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了，而不應該是如今的這般模樣。

另外，就某一社會形態來說，其發展水平的高低或先進與落后，不僅要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且更重要、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還是要看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性狀。比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它們是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單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得多。但是，現實卻恰恰相反，正好是那些落后、甚至非常落后的國家，如俄國、中國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首先實現了社會主義。這說明，在一定特殊條件下，決定一社會形態更替與變革的不是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而是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諸要素。再比如，自由資本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論前者還是后者，它們雖然都是同一社會形態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但是決定或劃分這樣的不同階段，雖然生產力發展水平起著重要作用，但是更重要、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同樣是它們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所以，把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長速度作為判斷社會制度優越與否、先進與否的根本乃至唯一標準的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常識的。

最后，這個所謂的“生產力標準”把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長速度來判斷我們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和我們工作的是非與得失的根本、乃至唯一標準的主張與做法更是錯誤的、要不得的。因為一方面，我們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涉及到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軍事、社會、外交、生態等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因而，我們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應該由這些方面的具體標準來作出評價與判斷。這里除了它們各自的發展水平、速度與質量之外，更重要、更本質的還要看是誰得利、誰受益，是絕大多數人勞動大眾受益、還是少數非勞動者受益。這里有一個“姓資”“姓社”的問題，不是生產力標準本身所能解決的。另一方面，至于判斷我們工作的是非與得失，其道理也是一樣的，不用贅言。世間萬事萬物林林總總、千差萬別，各行各業紛繁復雜、不計其數，怎么能都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長速度這一種尺度來評價、來判斷？這樣作豈不是太離譜、太不可思議嗎？

上述可見，把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長速度作為評價與判斷一切的最根本、甚至唯一標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非常不可取！

二、關于“生產力標準”引發的混亂

生產力標準不僅自身錯誤，而且引發了一系列的思想理論后果，即搞亂了我們的理論陣地與思想導向，從而造成實際工作建設指導的混亂。

第一，搞亂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唯物史觀

如前所述，在人的社會領域，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始終是構成社會這個有機體的基本要素。其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又決定上層建筑。相應的，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保護、促進或影響、阻礙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同樣的，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保護、促進或影響、阻礙經濟基礎的完善與發展。可見，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幾方面如前所說，它們在整個社會的宏觀體系中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功能等，其性質、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共同決定一社會的基本狀況及其發展、進步與變革。在這里，它們就是一個有機整體，具有鐵的規定性與統一性，誰也離不了誰，誰也代替不了誰。

然而，“生產力標準”一說卻撇開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無視它們在社會宏觀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而孤立地突出生產力一個方面，把它凌駕于其他各項之上，并且以自己為標準或去評價、判斷其他各項的作法，實在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踐踏與破壞。因為用這個“生產力標準”看，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在整個社會的宏觀體系中，好像顯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是可有可無的了；好像生產力魔法無邊、威力無窮，可以一當十、甚至可以代替一切，以為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就能迎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好像生產力可以脫離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指導與保護，能獨立續存與自行發展了；好像整個人類社會不再有矛盾與沖突，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乃至更替只要有生產力的單一增長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如此等等。一切都能如愿、一切都很美好。真是如此的混亂，如此的荒謬，如此的可笑！

第二，搞亂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科學社會主義是自有文明史以來，人類思想寶庫中的最高科學成果，它是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人類所有進步思想成果的結晶，也是他們天才般智慧的創造。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既是一個科學的體系，也是一種革命與批判的體系，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黨性。即首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消滅一切形式的私有制，將全部社會財富集中到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手中，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消滅市場的無序競爭與經濟危機的惡性循環，建立起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自覺地利用計劃的形式指導國民經濟運行與發展；消滅按資分配的分配方式，建立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確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核心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并以此改造整個社會與國民，建立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等等。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從生產力到所有制、到國家政權、到國家意識形態都是人民的、大眾的，都姓“公”、都為“公”。所以，姓“公”姓“私”才是判斷姓“社”姓“資”的根本標準。至于判斷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同一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根本標準，也不僅僅是生產力，而是上述諸方面公有化以及社會化的不同程度。

然而，以往那個“生產力標準”卻反其道而行之，僅僅以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或以GDP的增長作標準，來評價與判斷姓“資”姓“社”以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顯然是站不住腳的。這不是明顯地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發展階段之間制造混亂嗎？的確如此。眾所周知，自從“生產力標準”盛行以來，人們討論“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時不再提生產資料公有制，更不提計劃經濟、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和按勞分配了，而是片面強調所謂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GDP的增長，云云。其中，雖然也提所謂共同富裕、消滅剝削，然而，不要公有制、計劃經濟、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和按勞分配，怎么能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如果不要這些，即可以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這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相悖，而且也與人類數千年階級社會的歷史不符。像這樣理解社會主義還不如幾百年前的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當年，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都還敢于抨擊資本主義私有制，主張建立“財產公有制”，實行生產資料“公共占有”和消費品的“合理分配”等等，居然生活在我們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并且享受著公有制給予的全部福祉的理論家、思想家，卻寧可只要生產力或GDP，卻可以不要以公有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豈不怪哉？

再說，“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3]19 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前，始終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所關注的永恒主題。這一點，不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有極清晰、極明確的闡釋。然而，以往的“生產力標準”卻公然背叛這一主題，將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所謂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上，津津樂道于什么“告別革命”“一切向錢看”，至于我國當下有沒有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有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可能性等等，一切都被拋在九霄云外，面對國內外一切階級敵人的顛覆、破壞和明目張膽的文化侵略與思想滲透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孔夫子在2000多年前說“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我們今天則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GDP！”完全陷入到了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和后來列寧批判過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唯生產力論”的深淵。

第三，搞亂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按照學術界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是以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旨在揭示其運行規律與發展趨勢的科學。當然，它也研究生產力，不過它只是把生產力當作生產關系的一種物質載體而已。所以，它在研究社會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時總是要揭示其背后人的相互關系的實質。因而，它并不是以生產力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更不是要為發展生產力替人當“打工仔”“店小二”，并以此來作為評價與判斷一切事物合理與否、科學與否的根本乃至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通過對生產關系的研究，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找出一種更加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來，以實現社會的進步。因而，在評價與判斷一事物時，它總是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一作標準，尤其強調對其生產關系自身的發展與進步的作用。馬克思當年在著述《資本論》時指出：“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4]925-926 這是對生產力標準最有力的批判與否定。馬克思在這里明確告訴我們，在一定的社會狀態下，判斷一事物，尤其是如社會生產方式這樣一些制度性問題的是非時，必須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關系諸方面的綜合。只有這樣，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揭示事物發展的規律。

然而，以往的“生產力標準”公然背離馬克思主義，僅僅以生產力或GDP為標準來評價與判斷一切事物。按照生產力標準的邏輯，資本家也被當作了社會主義“生產勞動者”，因為他們用資本參與了生產勞動過程，為社會創造了財富，增進了GDP。另外，還因為他們以各種方法取得了超出一般企業高得多的“經濟效益”，哪怕他們是以各種不道德的剝削手段（如“996”、“5+2”、“007”以及低工資）對工人極限施壓，逼著工人無限制地延長勞動時間、甚至靠犧牲個人健康與生命等辦法取得的。

然而，對此，任何一個有馬克思主義良知的人都會明白，資本家之所以要從事經營管理勞動，完全是為了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那個以“最小投入”（關鍵是對可變資本的投入）獲得“最大利潤”的目的。可見，他們的所謂勞動其實質不過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為剝削而勞動”[6]368，履行“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作為對別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4]435。資本家的這種勞動與工人的勞動完全是兩回事，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由于那個“生產力標準”早已侵入我們社會的骨髓，牢牢占領了我們的思維空間，緊緊把控了我們社會的話語權，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完全被排除，才導致了如今這種勞資不分、否認剝削甚至認為“馬克思《資本論》過時”的荒唐現象。

第四，搞亂了我們的思想和工作建設指導

以往的“生產力標準”不僅造成了我們理論上的混亂，而且也造成了我們思想、尤其是思想方法上的混亂。由于經過數十年持久宣傳，成了人們的一種固定觀念與習慣性思維，如今不論何時何種情況下，凡事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生產力標準”之外是否還有其它的思維方法與判斷標準，即使沒有完全遺忘，也會習慣性地將其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以此來審視與評價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從而造成實際工作建設指導上的片面和混亂。

比如，衡量一所學校辦得好不好，不看它為國家與社會培育了多少德智體美勞各方優秀的人才、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作了多少貢獻，而就看它每年的升學率高不高、尤其是考上重點學校的人多不多、甚至還要看它賺了多少錢；一個醫院辦得好不好，不看它每年為防病治病、“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和發展國家的醫學事業作了多少貢獻，而就看它收治了多少病人、引進多少先進設備、創收多少RMB；一部影視作品好不好，不看它思想性強不強、正能量大不大，就看它的票房價值高不高，是否創造了歷史新紀錄；一級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不看他們對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執行得好不好、人民滿意不滿意，而唯獨看重的是那里的GDP上去了沒有，是否有了新突破；一個企業（國有企業）的改革成功不成功，不看企業內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各方面（不論在其質與量上）是否都有了新進步，以及它的政治、社會以及精神（含生態）文明建設的功能是否都得到較好發揮等，而只看它的GDP水平高不高，所謂效益好不好。如此等等，千奇百怪。在這里，其他一切標準都沒有了，或都不重要了，全都被拋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它又使我們失去了政治上的定力與清醒，忘記了那些比生產力更重要的東西。比如，如何加強我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如何突出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和國人的思想教育、如何搞好我們黨和國家政權的自身建設與改革、如何抓好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如何應對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文化侵略與思想侵蝕，等等。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盡管我們的生產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國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我們的社會卻并不盡人意，官民之間、人民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并不和諧，尤其是企業勞動、勞資關系緊張，群體性事件頻發；國人的思想覺悟、道德水平倒退，各種社會亂象層出不窮，等等。在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各種反馬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泛濫，西方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在我國攻城略地、活動猖獗，公開利用國家主流媒體、大學講堂推行“顏色革命”，令人觸目驚心。再比如，GDP情結，還使我們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忘了黨的初心、使命與宗旨，丟掉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丟掉了黨的革命傳統及優良作風，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極端的個人主義與宗派主義等等，在我們黨內、政府內廣泛滋生與蔓延，嚴重損害了我們黨組織的純潔性與先進性；尤其是干部腐敗空前嚴重、登峰造極，使黨和政府形象與聲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害和玷污，其惡劣影響難以挽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得不承認這都是片面“生產力標準”掛帥造成的惡果。

綜上所述，以往的所謂“生產力標準”，完全是一個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論，必須對此作出深刻反思，認清它的庸俗本質，徹底與之決裂，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正道上來。

三、關于“生產力標準”的歷史追問

既然以往的那個“生產力標準”是一種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應該徹底拋棄的錯誤理論，那么，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有沒有一種科學的、真正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精髓的生產力標準呢？這就是筆者下面所要討論的問題。筆者見，有的。那么，真正科學的生產力標準到底是怎樣的？其真諦又在哪里？筆者認為，那就是以勞動者為核心的生產力標準，其真諦就是高度尊重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與決定性作用，把勞動者自身的發展狀況作為衡量標準。

為了不至于讓這里所要說的生產力標準與前面所說的那個“生產力標準”相混淆，筆者以“新生產力標準”與以往那個“舊生產力標準”區別之。

馬克思早年曾指出：“真正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即無產者勞動階級。還說這個階級是“全部生產力存在的”“前提”[5]655。列寧也過說：“全人類的第一個（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6]327 眾所周知，所謂生產力，就是勞動者在一定生產關系的指導與保護下，運用一定的勞動資料有意識、有目的地與自然界作斗爭，改變自然物的形態或屬性，生產出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資料的能力。生產力，它是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產生的一種物質力量。在構成生產力的多種因素中，勞動者是其核心的本質的因素，是生產力之“力”的源泉與持續發展的動力。沒有勞動者的勞動就沒有生產力，更沒有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勞動與勞動過程的問題時指出：勞動“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7]201-202，便有了生產力的生成與物質資料的生出。如果沒有人“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的運動，就不會有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也不會有生產力。這是很自然的道理。生產活動中物的因素都不過是為人的活動提供條件，并為之服務的。如勞動資料，它們只是人的被“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是被“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7]203 另外，這些勞動資料之所以能夠執行這種職能，起著這樣的作用，也是因為人的一種能動性的賦予。它們都是一堆死物，不可能自覺地、有意識地對勞動對象發生作用，是因為人的活勞動抓住了它們，才“使它們由死復生”[7]207-208，“它們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著，被當作勞動自己的軀體，被賦予活力以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職務相適合的職能……”[7]208。由于這樣的道理，所以才有了物質資料的產出與生產力的生成。要是沒有勞動者的這種能動性的賦予，它們的存在毫無價值，不僅不能“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職務相適合的職能”，反而還會因遭到自然力的作用被破壞而變成廢物。

不僅如此，勞動者還是生產力持續發展的永久動力。勞動者物質財富的生產不是一次行為、一次過程，而是不斷更新、不斷反復的無止境的再生產行為。在這無止境的再生產過程中，構成生產力的物的因素始終是、且永遠都是死的，只有勞動者的勞動才是永葆青春與活力的創造性力量。人類社會由游牧社會到農業社會，再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生產力的每一次發展，科學技術的每一場革命，哪一回不都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作用的結果？未來，人類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一樣的也需要、且必然要由勞動者的勞動來創造。所以，勞動者永遠都是生產力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即使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久的將來，社會的生產勞動、物質財富的創造全部進入了全智能時代，勞動者及其勞動仍然是生產力發展的持久動力。因為全智能時代不會是風吹來、水流來，或從地下冒出來，歸根結底還是只能是由人的勞動創造出來。最近網上熱傳的《底特律變人》中的克洛伊，是一個“逼真且聰明得令人可怕”的仿生人。在與人的對話中，當人們問她“聽說你的大腦每秒能同時進行數以萬計的運算，這是真的嗎？”她回答對方，說：“的確如此。”顯得十分坦然。還說：“我其實沒有什么……我的存在要感謝設計我的人類的智慧，你知道他們擁有我永遠無法擁有的東西。”①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要是沒有勞動者及其勞動會有這種“逼真且聰明得令人可怕”的仿生人嗎？會有全智能時代嗎？另外，即使到了全智能時代，科學技術決不會到此為止、不再前進，而是還會繼續發展，要不斷更新、不斷升級。既然如此，那么勞動者總還會有用武之地，其重要作用永遠不可或缺。

由于勞動者因素作用的特殊重要性，所以，我們在確立“新生產力標準”時絕不能突出生產力本身的發展水平、尤其是GDP的增長，而是應該突出勞動者這一因素，更加尊重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重視勞動者勞動的決定性作用，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只有這樣，才能將生產力標準立于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基石之上，才能獲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權威性。筆者認為，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至少應該包含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突出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使其個人權益得到尊重與保護，對企業資產及其經營活動有監督與管理的權力，對企業富有認同感與歸宿感，而不能是那種處于從屬地位，接受他人的統治、奴役與剝削，對人身、就業、生活持有安全感、滿意感；

第二，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同他人之間的關系必須是同志般的平等、兄弟的善意和朋友般的友好，而不是那種相互算計與排斥，甚至競爭與對抗，總是處在友誼與和諧之中，保持樂觀的情緒和愉悅的心情；

第三，生產過程結束，其產品必須是為全體勞動者或集體共同所有，而不為他人或少數剝削者所有，并且按照有利于勞動者利益的原則進行分配，使他們過上豐裕、美好的日子，生活富有獲得感、幸福感；

第四，在生產過程之外，勞動者必須能自主支配自己的自由時間，享受充裕的物質生活、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生動活潑的政治生活與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使自己得到多方面的鍛煉與發展，有機會實現個人價值，并獲得更好的工作崗位與適宜的勞動報酬，使他們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充滿成就感和自信心，并對未來的發展抱有更大的期待與希望。

如此等等，等等。

上述種種，就是我們所主張的“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應該具有的科學內涵，只有把握了這些，才算理解了“新生產力標準”的真諦。

上述可見，要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不能孤立地在生產力諸因素間做文章，而要在生產力的生成機制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社會方式上下功夫。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8]44 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就是生產或生產力的生成。但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是一個社會過程，不是自然界生物的任一種生化過程，或純自然行為。所以，馬克思還指出，不論在什么社會狀態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有一個在“誰手中”、“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的”問題。這里的所謂在“誰手中”、“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指的就是在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下和用什么樣的方式來實現二者相結合的問題。或是勞動者在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以自己的勞動自覺、自主地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或在私有制條件下，在他人（如奴隸主或封建主、資本家）的強制或暴虐下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或是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聯合起來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資格、平等的權力，自覺、自主地與生產資料的結合，等等。在以往的社會里，除了部分個體勞動者之外，由于生產資料多為少數剝削者所有，而社會大多數的勞動者與少數剝削者之間處于尖銳的對立與對抗之中，所以剝削者往往總是以強制或暴虐的方式來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而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從根本上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自覺與自主的結合奠定了制度基礎，并使之得以實現。馬克思與恩格斯當年曾構想，當一切形式的私有制被消滅以后，全社會的勞動者都成了社會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與自己的主人時，他們均可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資格、平等的權力來實現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按照社會總的計劃進行生產勞動，并依據勞動貢獻的多少來實現對生活資料的分配，滿足勞動者對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需求，保證、促進其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

上述可見，要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必須從生產力得以生成的源頭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社會方式上做文章。只有這樣，才能使“新生產力標準”立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當然，生產力的形成機制還包括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技術方式問題，由于這個問題與我們所說的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關系沒有本質上的聯系，所以存而不論，敬請理解，恕諒。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從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的角度觀察，使我們發現，生產力生成機制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所有制問題。上述已知，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過程中有一個在“誰手中”、“怎樣和在什么條件下結合起來”的問題，這里出現的幾個“關鍵詞”均包含有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意思。在“誰手中”一詞的“誰”，明顯指的是一定生產資料的主體或所有者；“在什么條件下”一詞的“什么條件”，顯然指的就是某種具體形式的所有制。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怎樣”一詞，其中主要指的是結合的具體方式問題，但是這種具體方式也是受制于所有制的，有什么樣的所有制就會有什么樣的具體方式。所以，生產力生成機制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社會方式問題，其本質就是一個所有制問題。因而，要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歸根結底必須解決好一個所有制的問題。

按照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社會主義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確立完全或成熟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公有制。沒有這一條，真正科學的“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就難以確立起來。然而，在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它的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還比較復雜，除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之外，還有大量的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按我們黨和國家現行政策的規定，這些都是必要的、有益的，必須堅持的。習近平同志2018年11月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9] 今年“兩會”期間，他在看望、參加民建和工商聯代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對此再次作了重申，并強調：“我們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給予支持，在民營企業遇到困惑的時候給予指導。要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破除制約民營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障礙，依法維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要積極發揮民營企業在穩就業、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支持平臺企業在創造就業、拓展消費、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10] 所以，在現階段，我們還不能沒有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不僅如此，而且還要“毫不動搖”地予以支持、鼓勵和引導它們繼續發展、健康發展。

在大量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條件下，我們怎樣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這就需要我們對非公有制經濟繼續進行積極引導與有效規范，趨利避害、揚長避短，把它們納入到社會主義的運行軌道，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習近平同志指出：“民營企業家要增強家國情懷，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先富帶后富、促進共同富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民營企業要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要筑牢依法合規經營底線，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做到富而有責、富而有義、富而有愛。”[10] 只有這樣，這些非公有制經濟的企業家們都照辦了，付出了實踐，一種科學的“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就可確立起了。

最后，回答一個問題，即“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本身要不要有一個量度標準或尺子？筆者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體溫計，它是用來測量人的體溫正常與否的一把尺子。為了能反映人的體溫的準確程度，它自己必須有一個確定的標準即刻度，否則，它就沒有辦法去測量人的體溫。同理，新生產力標準本身也應該有一個標準。

那么，這個“以勞動者為核心的新生產力標準”本身的標準或尺子應該是什么樣的，或包括那些內容？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涉及到經濟、政治、精神、社會等各方面。就經濟方面來說，有工、休、吃、穿、用、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等物質方面的內容；就政治方面來說，有理想信念追求、政治進步、宣傳黨的主張與政府政策，參與企業與國家的管理與監督等等；就精神方面來說，有接受教育與繼續教育、技術攻關、合理化建議、藝術創作與欣賞、休閑娛樂，等等；就社會方面來說，有參與公共管理、社交、旅游、民俗等方面的活動等，無所不包。就其所包含的這些方面的內容來看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既有可以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凡此種種。由于這些情況，就決定了新生產力標準的自身標準或尺子的確立是一個非常復雜與困難的事情，需要組織專門力量來攻關，不是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這里暫存而不論，敬請諒解。

四、簡短的結語

綜上所述，以往“舊生產力標準”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背離的理論，其致命弊端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它片面夸大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特別是GDP增長的作用與重要性，將其變成了判斷和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乃至唯一標準，陷入了庸俗的唯生產力論的陷阱，并且造成了一系列理論上的錯誤和思想上的混亂；其二是它嚴重忽略了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根本否定了勞動者及其與生產資料結合方式在生產過程及全部社會實踐中的決定性作用，犯了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

然而，當我們把“新生產力標準”置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科學基礎上，確立以勞動者為核心、與生產關系有機聯系的新內涵時，它便獲得了科學的靈魂，實現了自身的理論升華，變成了真正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這不論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還是政治經濟學，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不僅如此，它還對于我們破除對“舊生產力標準”的迷信、解放我們的思想、轉變固化的思維方式、端正我們的思想路線、改進我們的工作等等，都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推動作用。總之，“新生產力標準”的確立，不僅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還具有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我國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場深刻的革命變革。

注釋：

①逼真且聰明到可怕的首個通過圖靈測試的AI 數字星球站點

參考文獻：

[1] 何盛明: 財經大辭典[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列寧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