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如此神話到了該徹底揭穿的時候了

點擊：作者：屈炳祥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01-22 09:16:33

【摘要】自從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入中國以來，就刮起了一股吹捧、謳歌私有制經濟的歪風，說什么私有制經濟具有“靈活性”“創新力”“高效率”的優勢，比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要好出多少倍，因為公有制經濟正好相反，不僅缺乏這些優勢，甚至還會將人類引向窮途末路。于是乎，有人高呼：“人間正道私有化”“唯一出路在私有化”！就這樣，在這一批私有制崇拜者的推動下關于私有制經濟的神話就應運而生了！而這種神話不過是那些私有制經濟崇拜者昧著良心而說的一番胡話，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相悖，而且也與我國社會得現實完全不符?，F在，正是我們徹底揭穿這個神話的時候了！

自從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進入中國以來，就刮起了一股吹捧、乃至謳歌私有制經濟的歪風，說什么私有制經濟具有“靈活性”“創新力”“高效率”的優勢，比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要好出多少倍，因為公有制經濟正好相反，不僅缺乏這些優勢，甚至還會將人類引向窮途末路。有人如是說，“在完全國有化的環境中，世界將陷入一片寂靜，原本競相發展的科技捧出的金球將一一掉落”①。這豈不是告訴人們，在完全國有化的環境中，人類社會不就快要完蛋了嗎？于是乎，有人高呼：“人間正道私有化”“唯一出路是私有化”！就這樣，在這一批私有制崇拜者的推動下關于私有制經濟的神話就應運而生了！

私有制經濟真的那么的神奇、那么多的美好嗎？到底應該怎樣認識它的所謂“靈活性”“創新力”“高效率”？由于那些私有制崇拜者所持的立場、觀點與眾不同，所以，他們所說的“靈活性”“創新力”“高效率”與普通大眾所理解的“靈活性”“創新力”“高效率”也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這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思”，“階級地位決定人的政治態度”。

一、私有制經濟“靈活性”的真諦在哪里？

一批私有制崇拜者所說的私有制經濟的“靈活性”，說穿了就是不按規則出牌，投機取巧，一心鉆政策的空子、法律的空子和市場的空子，即使沒有空子，也要硬著頭皮鉆出一個空子來，以求達到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這種“靈活性”是與國家及人民的利益根本對立、對抗的。哪里有了這種“靈活性”，哪里就會搞亂，國民經濟就會失去常規、常態，人民生活也就不得安寧。在中國無論哪里，只要有了私有制經濟，哪里就會變成一團糟，失去秩序與安全。它涉足房地產業，房地產業就危機重重、爆出驚天大雷；它涉足金融業，金融業就亂象叢生、隱患多多；涉足食品業，食品業就到危機四伏、危及人的生命與健康；涉足教育領域，教育領域就千夫所指、怨聲載道；涉足醫療領域，醫療領域就病入膏肓，成為社會重災區。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就是因為有了私有制經濟的存在與泛濫，所以就搞得老百姓買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娃、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等，甚至連死都成問題，惹得天怒人怨，搞得社會不得安定、不得和諧。此外，還有那無處不在的坑蒙拐騙詐黑，讓你提心吊膽、防不勝防，即使不出門，坐在家里也會在所難免，等等。這就是私有制經濟的所謂“靈活性”。

私有制經濟“靈活性”的最大危害表現在它的投機鉆營、肆意擴張、鳩占鵲巢，擠掉了公有制經濟存在與發展的空間。眾所周知，我們的國家是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科學預想建立起來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本來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全民所有制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而如今，它們卻被降到了一個連我國國民經濟的零頭都不到的零頭。據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截止2018年底，全國企業法人單位中內資企業1834.8萬個，其中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分別是10.3萬個和11.9萬個，共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1.2%；內資企業中，私營企業1561.4萬個（不含個體），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84.1%；國有企業7.2萬個，僅占0.4%②。如今，時間又過去了5年，國有企業在全部企業法人單位中所占的比再一次有了下降。這是連瞎子都能見到的基本事實。這就是一批專家學者所說的私有制經濟的“靈活性”所導致的結果。

對于這樣的“靈活性”，我們全國的老百姓能接受嗎？我們老百姓所要的“靈活性”，就是公有制經濟那種特有的“靈活性”，即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增進人民福祉的要求，對經濟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及其發展速度等及時做出反應與調整，使國民經濟運行、社會發展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進入安全、健康與可持續發展軌道的“靈活性”。比如，在上世紀50、60年代，我國遇到了曠日持久的特大自然災害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威逼與制裁，國民經濟遇到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這時，我們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作出重大決策，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戰略方針。這時，我們所有的公有制經濟體，齊心協力，聽從黨中央、國務院的調度、指揮，僅僅用兩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對被破壞了的國民經濟作了全方位調整，使之又重新回到了健康、協調與穩定發展的軌道。在極短的時間里，作出這樣的重大決策，實現如此重大的調整，如此之快地回歸常態，算不算是一種“靈活性”？再比如，2019年冬一場史無前例的新冠病毒猛烈襲擊到來的時候，西方各國政府手足無措、亂成了一鍋粥，導致國民感染無數、死亡慘重。面對此，人命關天、十萬火急，我國的黨和政府堅定不移，一口咬定“人民至上”、“生命第一”的理念，立刻動員、組織、指揮全國人民全力以赴、赴湯蹈火，以最大決心、最大努力搶救人民的生命，保護人民的健康。此時，我們的國有企業，不論是生產飛機、坦克的，還是制造火箭、衛星和原子彈的……，聞風而動，堅決聽從黨中央、國務院的指揮、調度，紛紛調整生產結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生產抗擊新冠病毒急需的藥品、醫護用品及人民生活必需品，有力地支援、保障了抗疫第一線，挽救了億萬人民的生命，確保了全國人民的健康，創造了世界奇跡，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贊譽和聯合國衛生組織的高度好評。黨中央如此之快的反應、全國人民如此之快的行動、各行各業如此緊密的配合，這算不算“靈活性”？相比之下，我們應該頌揚哪樣的“靈活性”，又應該摒棄哪樣的“靈活性”？

二、私有制經濟“創新力”的真相何如？

一批私有制經濟的額崇拜者所說的私有制經濟的“創新力”，不過就是它們的那種新科技的轉化能力、新產品、新市場的開發能力和更新管理規則、增強企業經營效率的能力等等，總之，就是那種有效利用科學技術的能力。當然，我國的許多私有制經濟體的確有很強的利用科學技術的能力，但是，對此我們也要作出階級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即不僅要看“創新”本身，更要看這些科學技術為誰而用、怎么用的問題？科學技術本身沒有階級性，但是，科學技術為誰用、怎么用卻是有著極強的階級性的。比如，以華為、BYD、大疆等為代表的民族愛國企業，它們為我們的國家富強、民族興旺、人民幸福而創新，是我國引領科技進步的典范，是我們全民族的驕傲。而另有一大批私有制經濟體，它們的創新能力也很強，但是，卻是另一番情形，讓人遺憾！

事實表明，這些私有制經濟體的“創新”即利用科學技術的能力盡管很強，但它們“創新”的目的就是一個，即為了自己個人發財致富。馬克思當年曾指出：資本家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生產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學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還指出：科學技術，包括“在機器上實現了的科學，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而事實上，以社會勞動為基礎的所有這些對科學、自然力和大量勞動產品的應用本身，只表現為剝削勞動的手段，表現為占有剩余勞動的手段，因而，表現為屬于資本而同勞動對立的力量。”[1]421 具體說就是，一方面，它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把勞動者的必要勞動時間降到最低限度，把剩余勞動時間延長到最大程度，以獲取更大的剩余價值、乃至超額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資本家還利用科學技術的力量，即用機器代替工人的勞動，把工人趕出工廠，使他們變成失業大軍，然后再利用這些失業大軍的存在來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進一步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增加自己的剩余價值。另外，它還利用自己掌握的先進的科學技術，把產品的個別價值降低到社會價值以下，并以此作為一種競爭武器，打敗對手，使自已達到壟斷市場、獨霸天下，獲得壟斷利潤的目的。如此等等，等等。這樣，在資本統治的社會里，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勞動大眾的生存狀況總是呈反方向運動的。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債生產過程中的使用，不僅延長了工人的勞動時間、而且還加重了工人的勞動強度，不僅加深了對工人的剝削程度、而且還擴大了對工人的剝削范圍。

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那些老牌資本家的伎倆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是否還存在呢？我們今天的私有制經濟體老板的本性是否已經改變了呢？對此，持有不同立場和觀點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那些長期為私有制經濟辯護的專家學者認為沒有了，因為那些私有制經濟體的老板不再是資本家，而是社會主義的新型勞動者，是新生產力的代表。而那些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的同志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為那些私有制經濟體的老板同過去的那些老牌的資本家來雖說有了些許不同，但是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因為他們也一樣的是資本的私有者，或“人格的化資本”。資本的靈魂就是他們的靈魂。剝削工人、奴役工人是他們的本質所在。他們不剝削工人、不奴役工人是不可理喻的。這里沒有什么大道理可講，只需看看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就明白了。

現在，在我們的私有制經濟體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應用，使那些老板們不是一天比一天更富，成了社會財富的霸主嗎？工人不始終都是憑借出賣苦力過活、且年復一年地重復著自己的窮日子嗎？據中金公司《中國財富報告2023》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財富總額中有私有財產430萬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其中，占我國總人口0.33%的富人，擁有其中的290萬億元，占其總額的67.4%，人均6304萬元，是占中國總人口92.77%的普通大眾的2777倍③。富人為什么這么富？它們如此天量的私有財產是怎么來的？不就是因為他們除了壟斷生產資料外，還占有了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并利用它來加強對雇傭工人和社會公眾的剝削得來的嗎？不僅如此，科學技術的利用，尤其是自動化生產線、智能機器人的使用還使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飯碗，變成了失業大軍，同時也使新生勞動力找不到合適的就業崗位。大學本科、研究生畢業后不得不去當外賣小哥或送快遞，甚至去掃大街或做家政。另外，在我國現實條件下，為什么會有大批大批的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破產，不就是因為一些大的私有制經濟體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把它們打垮的嗎？現在風行的網購、網店不是在把大批的實體店扼殺了的同時，又把無數的在業工人趕出了企業的大門嗎？最可惡的是還有一批資本大亨，有錢不學學任正非、曹德旺、劉傳福等有愛國之心與民族情懷的企業家那樣去辦實業，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做貢獻，而是利用現代高科技去發展所謂“虛擬經濟”，投機鉆營、搞歪門邪道，炒房、炒地、炒期貨、炒緊缺物資，甚至玩空手道，套取銀行資金放高利貸，坑害國家、坑害人民與社會，更為奇葩的是拿著錢去支援美國的教育和支持美國政要參選總統，等等等等。傷天害理！他們的這種所謂“創新”，難道值得我們去推崇、去歌頌嗎？

當然，筆者這樣說并不是否定創新。相反，筆者極力贊成與支持創新。問題的關鍵是怎么創新，為誰創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很明確，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的社會財富，理應為全人類服務，而不應該為極少數人所壟斷，為這極少數人謀利。創新或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利用完全應該是為著人類的大多數、尤其是全社會勞動者的利益服務，使之成為大多數人利益服務的工具或致富的手段。而絕不應該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相背離?？茖W技術越發達，社會的大多數人就應該越富裕、越幸福，我們的國家也應該更加繁榮與富強。我們的公有制經濟體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實現創新與發展的。

曾記否？當年，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獨立自主、艱苦奮斗，不到30年時間，在一張白紙上描繪出了一張壯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藍圖，一舉改變了“一窮二白”的極端落后的狀況。到毛主席去見馬克思的時候，我們不僅能夠生產汽車、拖拉機、機床、機車及一些大型機械裝備，填補了我國工業方面的空白與短板，而且還完全憑借我國自己的力量與智慧，突破了西方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封鎖與破壞，創造性地建立起了我們自己的以“兩彈一星+核潛艇”為代表的現代工業體系。即使是在今天，在私有制經濟重重包圍的情況下，我們的公有制經濟體也是一馬當先，在空間技術、高鐵技術、光子芯片、量子通信、極地與深海探測、隱形戰斗機、兩棲攻擊坦克等領域皆有卓越表現，碾壓美西方所有發達國家，令西方世界所有帝國主義震驚，更令世界友好國家和人民的由衷佩服！這些不就是我們的國有單位努力拼搏的結果嗎？這些算不算“創新”？我國公有制經濟體的“創新能力”到底強不強？

這些，對那些私有制經濟崇拜者的那種如果全部國有化，“世界將陷入一片寂靜，原本競相發展的科技捧出的金球一一掉落，我們的步伐將會比其他更具競爭力和創新驅動的經濟體慢很多”的說法不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嗎？

三、私有制經濟“高效率”的本質怎樣？

一般人所理解的效率，是指在給定的投入和技術等條件下、使用資源以達到設定的目的和滿足需要的評價方式，即人們所熟知的投入產出比。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效率既要講微觀效率也要講宏觀效率，因而，效率總是微觀與宏觀兩方面的統一。

那些私有制經濟的崇拜者所說的效率，不過就是微觀效率，僅此而已。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就不知道也不關心還有宏觀效率這回事。其實，微觀效率與宏觀效率二者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共同促進、協調發展的關系。其中，微觀效率是基礎，宏觀效率是統領。如果沒有微觀效率，宏觀效率就是去了基礎，等于零；但如果沒有宏觀效率作指導，微觀效率就失去了發展的方向與發展前景。脫離了宏觀效率指導與約束的微觀效率，即使效率再高也無益，甚至有害。因為它的高效率，使社會的總供給超出社會的總需求，造成了社會資源、產能、財富的浪費。不僅如此，它還會破壞社會經濟固有的比例關系，擾亂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秩序，從而導致宏觀經濟的失衡與紊亂乃至危機。事實表明，所有經濟危機的發生對一國、一地區、乃至全世界經濟的打擊是無情的、嚴酷的。眾所周知，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爆發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遭到了全面打擊，其中一些主要國家的經濟甚至倒退了幾十年。所以，微觀經濟的發展必須與宏觀經濟的發展相協調，那些脫離宏觀經濟發展要求，僅僅強調微觀效率的觀點是錯誤的。這就是我們的效率觀。這種效率觀是那些信奉私有制經濟崇拜者們所無法理解的。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為私有制經濟的效率到底有多高？

眾所周知，私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已經占去了“5、6、7、8、9”的份額（在局部地區甚至占到了5個9的份額），但是，它們以我國80%的勞動力、70%的科技成果、90%的企業法人單位只創造了60%的GDP和50%的稅收，比起我國公有制經濟只用20%的勞動力、30%的科技成果、0.2%的企業法人單位卻創造了40%的GDP、60%的稅收，這難道說私有制經濟的效率高嗎？

宏觀上的低效率說明私有制經濟的微觀效率也不高。因為宏觀效率是以微觀效率為基礎的，是微觀效率的集合。如果硬要說它們的效率高，那也只能是與它們的前輩們相比較而言的，并且這也是它們依靠對雇傭勞動者的極限施壓而榨出來的。這正如馬克思當年所說，“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2]743 還指出，“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系，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范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別人辛勤勞動的制造者，作為剩余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2]343 如今在我們每天看得到的祖國大地上普遍通行的“5+2”、“白+黑”、“997”、“007”勞動制度以及其他種種非人道的剝削手段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像這樣得來的“效率”也稱得上效率嗎？如果所有的私有制經濟體都像我們的公有制經濟體那樣，遵紀守法、講公德、有愛心，一切按照國家的政策、法令與規章制度從事合法經營，那它們還會有如那些私有制經濟崇拜者所吹噓的那種“高效率”嗎？

即使不談這些，那么它除了能在短期內給業主帶來豐厚的利潤之外，卻是會給我們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帶來持久的災難，如我國多年存在的資本肆意擴張、無序競爭所導致的產能過剩、內需不振、庫存增加、出口壓力加大、經濟增長放緩，等等。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又使黨中央提出的國內國外兩個循環相統一的新格局遲遲不能實現，同時又使我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也難以實現。這不是對宏觀效率的最大破壞嗎？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公有制經濟的效率問題，看它到底是高還是低。首先看微觀，舉例說明。談起公有制經濟的效率，最難忘的莫過于2020年的抗疫斗爭中我們的公有制經濟體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驚人的速度與效率。當時，為了盡最大努力搶救人民的生命、保障人民健康，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與指揮下，為滿足患者就醫急需，真正做到“應收盡收”，盡快切斷病毒傳染源，武漢市人民政府決定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其中，“火神山”醫院建筑面積3.4萬平方米，床位1000張，此外還包括一系列附屬設施。為了同病魔搶時間，國之大者中建三局等單位數千建筑工人和數百臺建筑機械從四面八方調集，數不清的各類建筑材料和醫療設備從天南地北籌集……，我們的建筑大軍夜以繼日、日以繼夜，奮斗不止，僅用7天時間，一座現代化的高標準的專業醫院順利竣工。另一座同樣規模與標準的“雷神山”醫院也只用了10天時間，創造了建筑史上的一項世界奇跡。對此，外媒紛紛點贊，贊口不絕。一位網名叫Jmie Webber的英國朋友說：“只有中國才能在7天內建成容納1000張床位的醫院。這要是在英國，光決定是否要建一所醫院就要花7年的時間，而且花費還是一樣的，我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展示出來，有人卻通過一些文書工作賺了很多錢。”另一位網名叫Same的澳大利亞朋友說：“中國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設者，在澳大利亞，政府需要25年時間來做出決定，然后再用20年時間來建造，成本會是50倍，且最后僅以項目的四分之一完工！中國在國家建設方面的決心和果斷總是讓我吃驚！”④

如果有人覺得筆者上面所說的是我國非常時期的情況，屬于例外，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那么，我們就來看看我國正常狀態下的情況。以下，我們以我國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情況為例。首先看我們的“兩彈一星”，1964年10月，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11月，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又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前后只用了2年8個月的時間，而美國用了7年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4年7個月，法國用了8年⑤。我們公有制經濟的效率高不高？其次，再看看我國的航天事業，據新華社最近消息顯示，我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從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至今，用53年的時間完成了從零到500的突破。其中，除第一個百次發射用了較長時間外，從第二個百次開始就都只用了幾年時間，分別為7年、4年、3年（實際為兩年9個月）和2年⑥。這事實告訴人們，我們的航天事業在半個世紀的歷程中正以加速度的態勢快速發展，這樣的速度和效率難道說不高嗎？世界上有幾個國家有我們這樣的速度和效率呢？

看了微觀再來看宏觀，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我們用不到30年的時間，就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二、三百年的發展歷程。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這樣指出：“三十年來，我國的水利設施、化肥農藥、農村用電、農業機械等大大增加，農業的生產條件有了顯著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有了不少改進……我國鋼鐵、電力、石油、煤炭、化工、機械、輕紡等工業部門大大加強，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解放前幾乎沒有什么工業，現在已經建起了一大批新的工業基地。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3] 這樣的發展速度在當代世界是首屈一指的，除了我們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呢？另外，由鄧小平指導、主持制定的黨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指出：“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1952年134.9萬噸。筆者注）；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4] 如果上述各項的增速換算成百分比，那么，它們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96.3%、12.9%、31%、148.1%、101.5%、101.9%、196.3%。這些都是一一記錄在案，有案可稽的事實，想一口否決都否決不了的。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難道還是說私有制經濟的效率高嗎？

上述可見，那些私有制經濟崇拜者說私有制經濟具有“靈活性”“創新力”“高效率”的神話，都不過是他們昧著良心而說的一番胡話，純屬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暴露，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相悖，而且也與我國社會得現實完全不符?，F在，正是我們徹底揭穿這個神話的時候了！揭穿這個神話，既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更是一場保衛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戰斗！筆者相信，一切關于私有制經濟的神話一定會在這場戰斗中徹底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