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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紅洋：從統一價值觀和經濟兩個角度看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

點擊：作者：勾紅洋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11-20 16:24:32

一個社會是怎么運行的呢？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員，都在不停地和不同的人或組織打交道，但如果讓你回答上面的問題，可能不知道從何說起。這個問題牽涉面實在太廣，即使其中任何一個小點，都有無數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各種資料用浩如煙海來形容都不為過。

本篇文章將挑戰這個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用通俗、簡潔的語言，在一萬多字的篇幅里，讓你即使沒有相關社會學的知識儲備，也能徹底理解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從而可以獲得看透古今的神秘力量，解開心中隱藏已久的疑惑。

社會如何運行這個大問題，可以拆解成三個小問題，因此本篇文章也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講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它如何形成和演化的，社會運行有什么基本的特征及要求？第二部分講穩定是社會的內在要求，統一的價值觀（包括各種宗教及理念）是社會正常運轉的必需品，重點介紹儒家思想的獨特之處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第三部分分析經濟是社會運行中的基礎作用及財富的分配法則。

第一部分從綠林軍看社會的演化及特點

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它有什么特點，它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如果一開始就講一大堆概念，這樣可能讓讀者感到枯燥無味，如果從原始社會講起，它離現代社會的時間太久遠，難免產生距離感。本文以西漢末年的綠林軍作為切入點，先談談一個組織是如何建立的。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建立新莽政權，王莽試圖通過改革來解決當時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土地兼并，但最后王莽還是搞砸了，這就出現封建王朝最為忌憚的情況，社會上出現了大量流民。荊州江夏郡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慢慢聚集到了綠林山，這就是后來歷史上鼎鼎大名的綠林軍，他們最后攻入長安，殺死王莽，新莽政權隨之覆滅。

圖1：西漢末年綠林軍起義

綠林軍的首領是王鳳、王匡。那么綠林軍是王鳳王匡兩個人組織起來的嗎，王鳳王匡兩個人振臂一呼，那些流民就自然聚集到他們的麾下嗎？他們是不是一開始就把推翻新莽政權作為自己的目標呢？實際情況都是否定的，江夏郡的綠林軍和山東的赤眉軍一樣，他們首先是一群沒有飯吃的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四處流浪，他們根本沒有什么大的抱負，也沒有具體的目標，只求能活下去。這群人最初組織很松散，也沒有領袖或帶頭人。

當流民慢慢聚集起來后，他們之間難免因為食物等原因產生各種矛盾，面對“群龍無首”的局面，自然需要有人站出來。王鳳、王匡兩人可能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主動替大家調解糾紛，出謀劃策，并逐步獲得得大家的信任，并建立了威信，兩個人也被推舉為首領。在王鳳王匡的帶領下，這些難民逐漸有了較為嚴密的組織，人數也發展到七、八千人。

從綠林軍的組建過程可以看出，我們絕大部分人都不喜歡混亂，一個組織天然需要有一個領袖型的人物，不然就是好萊塢電影《饑餓游戲》的場景，每個人都像生活在叢林之中，大家遵守黑暗森林法則，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在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到處都將是陷阱與殺戮。有強大組織能力及號召力的人也會脫穎而出，維持組織的穩定，達成共同的目的。當然，這個領袖在組織中不可能為所欲為，其個人權力會受到較多的限制，如果領袖對組織沒有價值，將會被迅速拋棄。領導者和組織內的其它成員，是一種共生的關系。

在組織內部，權力很難直接繼承，新的領袖必須獲得群體內部大部分人的認可。如果把奉系軍閥比作一家公司，張作霖占股很大，但并不是完全聽命于張作霖的家族企業。張作霖不可能讓他的兒子直接接班，而是讓張學良進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不斷培養自己的勢力，有自己的班底。皇姑屯事件后，張學良雖然繼任東北保安軍總司令，但東北軍內部勾心斗角，以張學良的威望根本不能完全控制東北軍。東北軍雖然擁有30萬之眾，卻沒開一槍就丟了東北。

圖2：奉系軍閥張作霖及兒子張學良

再以唐朝節度使為例，也能說明組織和領導者的關系。很多人一聽到節度使，可能一下就聯想到割據一方的土皇帝，呼風喚雨，對內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如果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唐代的節度使過得并不輕松，如果他不能給手下士兵及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只會被拋棄。魏博節度使田布為了安撫手下的驕兵悍將，不但散盡家財，還把軍中的老卒當做兄弟一樣看待，最后還是免不了被下層士卒逼著自殺的結局。

有了綠林軍、奉系軍閥及唐朝藩鎮的例子，我們對“組織”這個概念就有一個感性的認識。社會顯然是一個更大的組織。為了深入討論社會的特點，我們就要引入美國社會學家庫利提出的一個概念——初級群體。

個體的人在社會中很難單獨生存下去，必然和其它人結成一個個群體。從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來看，初級群體是最早出現的一種群體類型，如遠古時期的原始人群、氏族公社時期的家庭、部落等。就一個人的發育成長過程來看，家庭、鄰里、兒童游戲群伙伴均為幼兒最早加入并在其中活動最多的群體形式，初級群體是連接個人和社會的第一道橋梁。

綠林軍、唐朝藩鎮、學校、政黨、企業等組織的成員更多，在組織形態上較家庭、部落等更為復雜，這些組織的存在都有較為明確的目的，比如工廠企業創辦就是為了賺取利潤。如果不能持續盈利，工廠或企業只能倒閉。這些較為大型組以我們可以稱之為中級群體。

就社會而言，它明顯超越了中級群體的內涵及范疇，是一個更大、更復雜的群體或組織。如果不高興了，你可以離開一家公司或組織，但個人和社會卻是魚和水的關系，除非你遠離現代社會，到深山老林中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只要你活著，你就要面對各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及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

隨著城市的建立和社會分工不斷深化，人類需要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分工協作，這樣逐步形成了民族、國家等概念。國家或民族成為社會的基本形式，因此社會也可看成是群體發展的高級階段。工業革命后，蒸汽輪機、集裝箱、互聯網、飛機等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全世界80億人口變成一個整體，在國家之上，整個人類社則可以看成是社會發展的最高形態，或者稱之為超級群體。

圖3：集裝箱運輸加速全球化進程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由于生產力不斷提高，社會總是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不斷向上發展，組織結構越來越復雜。農業革命后，中國從氏族社會的部落城邦逐步轉入中央集權社會，當外國的堅船利炮敲開中國的大門后，中國就從中央集權社會開始向現代社會艱難轉型。在全球化的沖擊下，一些松散的部落聯盟雖然有了現代國家的外殼，但它內部組織仍較為原始，如土庫曼斯坦、巴基斯坦等國家。有些國家因為和外界聯系較少，它的社會發展很早就停滯了，如菲律賓國內就是山頭林立，被數十個家族控制，并不是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

社會是群體的高級階段，初級及中級群體是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必然會繼承初級群體及中級群體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會形成一些新的特征。

東漢鼎盛時人口高達5500萬，但到了西晉重新統一全國，只剩下不到900萬，人口損失超過了80%。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的動亂，都可能損失半數上以的人口，如秦末農民戰爭、如五代十國，全社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因為戰爭、瘟疫等原因，很多民族或國家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在殘酷的競爭中如何生存下來，這是任何組織、群體優先考慮的問題。因此，穩定也是全社會最基礎的要求，也可以說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不能動不動就系統崩潰。社會運行過程中必然建立一系列的制度，這些制度不可能照顧到每個人的利益，社會成員必須做出一些犧牲。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經常發生前任蘇丹去世后，其諸子往往兄弟相殘，血濺宮廷。為了破解繼承危機以免國家分裂，爭斗中獲勝的新任蘇丹一登基就會將其他活著的兄弟全部用弓弦勒死。當時的民眾對這種殘酷的斗爭表示默認，給出的理由是：社稷不安要比死幾條人命更糟糕。這種殘酷的政策帶來了奧斯曼帝國的強大，因為登基者是殘酷競爭的優勝者。直到1603年，因為合法繼承人是兩個未成年孩童，無法確保他們都能活到成年，新任蘇丹處死兄弟之慣例才被廢除。

圖4：奧斯曼帝國

不同社會對首領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首領產生方式就有很大的差異。草原民族流動性很強，無法建立完善的官僚機構，這個時候就需要能征善戰的首領，這樣才能帶領本族群在強敵環繞的情況下立于不敗之地。草原民族首領的繼承規則如果采取父死子繼，可能會出現很多小孩首領，這樣不是族群分裂，就是被其它部落征服，草原民族的接班人多采用兄終弟級，未成年領袖給不了族群或部落安全感。

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必須需要建立較為嚴密的組織，社會是由許多不同的人群、團體和組織構成的，這些組織可以是正式的（如政府、企業）和非正式的（如家庭、社區團體），同時社會還會制定一些制度來規范和引導社會成員的行為，例如法律、道德、經濟制度等。

任何社會及組織都有生命周期，在激烈競爭中，只有不斷變革，銳意進取，不斷適應新的環境及挑戰，才可能讓國家或社會保持穩定，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所有社會都必須優先考慮穩定問題，這就需要從精神及物質兩個層面展開論述。

第二部分統一價值觀將夠提供最低社會運行成本

在談社會穩定的精神因素前，先說說印度總理莫迪的各種神操作。最近幾年，印度一直是國際的熱點，如將國名改為婆羅多，海外錫克教的領袖頻繁被刺殺，導致印度與加拿大鬧出外交風波，還有對國內其它宗教采取歧視性的政策，這些操作背后都是莫迪政府為了塑造印度的民族認同，他試圖用印度教把散裝的印度強行地捏合在一起。

圖5：印度總理莫迪

印度曾經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它在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從來沒有像中國一樣大一統過。目前印度有超過100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傳統。印度教徒雖然占總人口80%，但還有將近3億人口信仰伊斯蘭教、錫克教，這都成為散裝的印度的根本原因。

對于一個社會而言，只有全社會成員共享一套價值觀才夠凝聚人心，指導社會成員的行為和決策，進而形成和維持社會的秩序。有人可能會問，靠武力及金錢難道不行嗎？只要大家看過好萊塢的電影，會發現那樣成本將非常高，即使把全社會打造成一個超級兵營，最終還是會崩潰。當大家都通過公認的道德、規范來調節自己的行為，自覺地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這樣全社會的運行成本將降到最低。

建立國民認同，是現代國家一道必須越過的坎，印度對這一點也心知肚明。當人類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世界格局正發生著急劇變革。在外力沖擊下，印度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分崩離析，印度教也成為莫迪政府的唯一選擇。

我們再把目光投入中亞地區。在這個地區，歷史上就沒有出過什么持續長久的大帝國。這和中亞地區破碎的地形有關，各綠洲之間被沙漠或戈壁分隔，各游牧民族大都依附于某一片綠州。游牧生活注定了他們難以集中更多的資源，不可能過上很奢侈的生活，無法建立集權政治及完整的官僚體制。

自然災害對生活的摧毀，讓草原居民終生充滿無力感，無法以理性的角度來理解自然的殘酷。

面對艱苦的自然環境，頻發的自然災害，草原居民只有接受自我修煉和精神拯救的方法，這個時候，伊斯蘭教的蘇菲派給他們提供了最佳的精神歸宿，他們通過靈修能夠達到與神秘力量的交流體驗，這種體驗超脫一切世俗痛苦和歡樂。

伊斯蘭教內無等級的制度，統稱“兄弟”的平等關系，又讓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簡單來說，蘇菲派的伊斯蘭教組織特點就是簡單而扁平。

圖6：伊斯蘭教宗教儀式

不同的民族或社會都會尋找適應自身的精神信仰。據《漢書.西域傳下》記載，西漢時有一個龜茲國王來長安參拜過之后，覺得漢室依照儒禮而定的皇家儀仗氣度非凡，于是回到龜茲之后也仿照著搞了一套儀仗，出門前呼后擁，坐下了三呼萬歲。結果遭到西域其他諸國的嘲笑，說他非驢非馬，最后這種嘗試也就無疾而終了。西域及草原民族富于激情而不喜歡約束的性格很難接受中原文化的繁文縟節。

再說回到綠林軍，王鳳王匡他們在控制了綠林軍后，并沒有自己稱帝，而是扶植了漢室宗親劉玄作為皇帝，史稱更始帝，他們從前臺走向了幕后操控。這不是王鳳王匡不想自己稱帝，這是一個中級族群向高級群體轉變的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問題，必須強調合法性及正義性的來源。當時的老百姓還認可漢家天下，如果王鳳王匡他們直接動員綠林軍去推翻新莽政權，綠林軍就不見得愿意聽他們的了，高級群體更需要一個精神的象征，這個只有漢室宗親能給。

和綠林軍同時期的赤眉軍也選擇了同樣的道路，他們立另一個漢室宗親劉盆子為帝。在秦末農民起義軍中，項梁及項羽起義后也面臨類似的情況，如果自己單干，就會遇到號召力不足的情況，他們立楚懷王熊槐的孫子熊心為楚義帝。

中國人為什么要費心地給自己找一個皇帝，最后還有很多人發自內心地擁護這套看起來等級森嚴的落后制度，而墨家提出的“兼愛非攻”思想更具有現代性。全社會擁戴一個皇帝說來還是農耕社會的最優選擇，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只有這樣這樣保證最低的社會治理成本，也能夠解釋儒學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原因。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中華民族占據的地方非常獨特，它是一塊足夠大又相對封閉的獨立地理單元：東面臨海、西南面是熱帶叢林、西面是青藏高原及帕米爾高原，只有北面的游牧民族夠對中原地區構成威脅。

反觀印度，西北面有一個開伯爾山口，游牧民族很容易通過這個走廊直下印度平原，溫迪亞山脈橫亙在中部，將印度分為南北兩部分，另外印度境內河流相對獨立，這就在客觀上促使不同部落形成相互獨立的小王國。歐洲的地理單元同樣非常破碎，海岸線不連貫，光是半島就足足有五個。阿爾卑斯山脈、比利牛斯山脈、喀爾巴阡山脈和挪威邊界山脈等阻礙了各個區域之間的聯系。

在中國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及信仰——儒家思想，它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個最根本、最基礎的凝聚力。

中國傳承千年的君主專權的社會治模式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紂。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孟津舉行戰前的動員會，周武王發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講被記錄下來，這就是《尚書•泰誓》。周武王用“天命”將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和天子聯結成一個整體，希望建立了一君萬民的社會秩序，通過官僚體系來管理眾多的部落及地區。這可以看成是一場無論怎么褒揚都不為過的偉大精神革命，直接奠定了中華民族3000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

“古以君權為神授，統治者自稱受命于天，謂之天命”。天子或皇帝定期祭祀天地，遠道赴泰山封禪，都是為了彰顯自己“代天牧民”的崇高身份，“奉天承運皇帝”的名號，寫在每一張圣旨上，最終逐步形成大一統的觀念。

這種“代天牧民”的思想讓東西方兩個社會有了本質的區別。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天子”這套體系，把神權和皇權區隔開了，這讓中國一直保持世俗化的政體。而在中世紀的歐洲，因為生產力落后及地理單元的破碎，無法建立集權秩序，教權作為低成本的發展模式，填補了權力的真空，形成龐大的教會，以此維持整個社會的基本穩定。

中國一君萬民的治理結構，帶給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第二大區別，即中國的“天命”降于一人，但西方卻是降到某一個民族。中國是天子代天牧民，統治者會借助神權獲得合法性，用君權神授去掌控百姓，在天子之下，不同的群體都是平等的，“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對于異族可以通過教化的方式，讓他們成為帝國的一員。

但西方的宗教理論，卻認為只有自己這個群體或民族才是天選之子，不信他們宗教的都是異教徒。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在地球南北極之間劃了一道線，就把全世界輕易分給葡萄牙及西班牙兩國，這讓歐洲人在征服美洲屠殺印弟安人時，沒有一點心理壓力，在以色列對加沙地區普通民眾的狂轟濫炸時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孔子痛心于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提倡復興周禮，恢復周朝鼎盛時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可惜孔子還是生不逢時，有生之年都沒有找到施展報負的機會，直到漢武帝時，在董仲舒的建議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的宏愿最終成為現實。

圖7:孔子像

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為什么最后卻是儒家勝出，法、墨、道、名、陰陽等各流派都無法與之爭鋒呢？這其實是一種雙向奔赴，皇帝選擇儒家是看重儒家能夠給社會提供一種穩定的秩序，同時也給皇權提供了合法性，有利于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治理結構。當皇權衰落時，很容易造成天下大亂。

儒家思想如果脫離中國就會水土不服。遼國被金滅亡后，其中一支在耶律大石帶領下向西征服了整個中亞地區，建立西遼。耶律大石本人有非常深厚的儒學功底，他曾試圖依照儒家的辦法來治理中亞，包括開科取士來發現人才，但最后還是失敗了。

儒學有很強的同化能力，讓大一統的思想成為整個民族深深的烙印。南北朝的時候，南匈奴已經高度漢化，匈奴人劉淵精通五經、史書，有非常深厚的儒學造詣。劉淵率部在中原地區建立了漢國，追尊三國時期的劉禪為孝懷皇帝，建造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的神位進行祭祀。

后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是五胡中的羯族人。他在襄國做皇帝后，對自己國家的人稱呼羯族人為胡人很是惱火。石勒制定了一條法令：無論說話寫文章，一律不能出現“胡”字，胡瓜在這個時候被迫改名為黃瓜。元與清都是少數民族政權，他們最終都被漢化，尊崇儒家學說，促進了各民族的融合。

在儒學的理論體系中，非常重視秩序，孔子將這個稱為禮，君主的能力卻成為次要的了，君位繼承的穩定性上升到首位。早在3000多年前，周公姬旦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這樣能盡量減少變數，和草原民族領袖產生的方式完全不同。

當然，儒家理論并非一成不變，孔子的儒家思想后世進行過不斷的改造，孟子就強調對君權的約束，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觀點，董仲舒在孔孟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等思想，如果帝王做了錯事，必然遭受到上天的報應。

佛教傳入中國后，儒家理論受到巨大沖擊，也可以說是一千多年發展歷史中最為灰暗的時刻，佛教提供了一個比儒家更宏大的世界觀，這讓有很多人拋棄儒家開始信佛。唐朝的韓愈表面上極力排佛，實質則是回應佛教所提出的問題，試圖補齊儒家學說的短板。宋代的程顥借鑒佛道，直接把儒家倫理奉為宇宙的主體，以天理論道，避免了儒學的理論危機。

但歐洲爆發工業革命，儒家理論再次迎來至暗時刻，儒家傳統的中心—邊緣—蠻荒的差序格局被普遍平等的民族國家所取代，中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中國的封建王朝在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毫無招架之力，眾多人也紛紛拋棄儒家理論轉投西方的自由民主。中國在思想領域的被動局面隨著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引入才出現改觀，共產主義為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格局，二者的互動打破了傳統思想的桎梏，中華民族重新煥發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第三部分經濟是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石

如果將社會比作一艘在海中航行的船只，意識形態或以說精神信仰便是這艘大船的方向舵，它為全社會指明方向，那么經濟則是它的動力系統，沒有經濟這艘大船根本跑不起來。

只要我們研究各種社會問題，很多時候會發現其實是經濟問題，進一步分析，又可以細分為財政問題、財富分配問題，或者是金融問題等。因此，搞懂經濟的運行規律是理解社會運行的重要前提，這正好契合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我們雖然都是經濟的親歷者，生活中時時處處都在和錢打交道，各種媒體上充斥著有關經濟的各種新聞，也能聽到眾多經濟學家在那里傳經布道。但經濟是什么，我們從哪里開始了解經濟，這又成了一個非常大的難題。經濟學牽涉面太廣了，這給普通人學習經濟帶來了極大的難度。

這個局怎么破呢？我們可以從一段馬克思的經典論述中找到解開各種經濟謎題的鑰匙。

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開篇就說，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就是人們必須能夠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東西。這個意思非常簡單明了，肚子吃不飽，衣不蔽體，居無定所，其它一切問題都免談。

圖8：馬克思像

經濟學雖然包羅萬象，但本質上是一個物質生產系統，這應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貨幣、銀行、貿易等都很重要，但它們都是這個物質生產系統的子系統，是維持物質生產系統正常運行的重要手段而不應該成為經濟學的全部。個人或政府的決策對經濟的運行有重要的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經濟還有自身的客觀規律，否則人們早就馴服了經濟這頭怪獸。

物質生產的最終成果從形態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形的商品，這些東西看得見摸得著，比如手機、房屋、書本，家里消耗的天燃氣等，另外一類就是無形的服務，它不會留下實物的形態，比如你去電影院看一場電影，去健身俱樂部鍛煉了一個小時，或者律師幫你打了一場官司，這些服務給你帶來了身心的愉悅，或者獲得了某種收益。

順著物質生產這條主線，我們會發現物質生產系統是由一個個生產主體來承擔的。生產主體可能是一家超市，一家工廠或企業，一個街邊的攤或理發店。生產最大的特點是會購進代銷貨物，或者原輔料、電力等，經過工人的辛勤工作，通過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后獲得銷售收入。收入減去支出，就是他們的利潤。生產主體必須要有輸入，同時也要有輸出。政府機構、警察或公益性的圖書館等他們也提供服務，但沒有收入，這不符合生產主體的特征。

在工業革命之前，物質生產系統相對比較簡單，農民種植各種作物，各種作坊加工生產出種食品、器物等，商販負責運輸及販賣，這個時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全社會的產出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如果出現極端天氣，當年農作物可能減產或絕收。

但工業革命后，物質生產系統變得異常復雜，表現出一些全新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農業仍然很重要，它關系到吃飯的問題，但農業生產在全社會總產出占的比重越來越小。其它生產基本上不再受到空間及時間的限制，對土地的依賴度較來越小，只要開動機器，各種商品便會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

第二個特征是生產活動變成社會化大生產，任何一個小小的商品，比如一支小小的鋼筆，都有非常多的生產環節，可能需要十多個行業及上百家企業共同協作才能造出來。復雜的商品如手機、大型民用客機等，它們的生產鏈更長，需要世界上眾多國家、上萬家企業的協作。

在社會化大生產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被人們消費掉，但有些生產出來的商品不會直接用于人們日常消費，這些商品就被稱為中間產品，比如汽車制造廠購進的發動機、擋風玻璃、鋼板、大型機器等，這些商品組裝成汽車后才走進千家萬戶。這些不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商品就叫中間產品，直接被人們消費掉，不再進入生產環節的商品則被稱為最終產品。

第三個特征是生產系統變得越來越脆弱，貨幣政策、金融系統等對物質生產系統的影響越來越大，可能一些風吹草動，就爆發經濟危機。如1929年10月29日，當天紐約華爾街股市暴跌，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大量工人失業，間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作為生產主體是物質生產系統的承擔者，企業可以說是所有社會關系的樞紐，企業也是所有收入的最終來源。怎么說呢，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直接或間接地和物質生產系統打交道。企業中有老板，還有普通的打工人，打工人靠著工資養活全家，政府對企業生產進行監管并收稅，企業幾乎把所有社會成員串連了起來。

按章納稅是企業對國家應盡的義務，稅收成為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政府用這些稅收給政府的雇員發工資，救助弱勢群體，開展各項公共事務。企業還將支付場地或房屋的租金，金融系統主要為生產提供資金服務，企業付出的代價就是支付利息。老板給自己發工資，也用利潤或借助銀行擴大生產規模。

我們可以把整個物質生產系統理解為所有的生產主體都在不停地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這些商品及服務全部被放到一個籃子里。而企業發放工資給工人、向國家繳納稅收，資本獲得相應的收益，這些放進另外一個籃子，左邊的籃子是供給，右邊的籃子代表需求。

經濟學看起來很復雜，根據前面的梳理，經濟可歸結為最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是如何做蛋糕，另一個就是如何分蛋糕。做蛋糕和分蛋糕之間的具體關系如何呢?

圖9：GDP也是一個分配的指標

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需要把持續進行的生產活動人為地分成一段一段來進行研究，這一個時間段可能是一個月，一個季度或一年，或者不是固定的時間段，這個時間段都有一個開始的時間，自然就要有一個結束的時間。

我們會驚奇的發現，在任何一個時間段內，一個特定的區域中所有生產主體發放的工資、繳納的稅收及資本最終獲得的收益正好可以把所有的最終產品購買完。即右邊籃子里三大部分的收入最后正好等于左邊籃子里的商品及服務的價值，實現一個完美的平衡。

每年新創造出來的最終產品如果換個名稱，就是GDP。GDP因此也分為三部分：勞動者賺得的工資、政府獲得的稅收及資本獲得的收益。GDP既然能夠表示財富的總量，同時也能反映財富的分配，財富的創造和財富的分配在GDP中完美地結合起來了。

《一本書看透經濟學》對上面的等式進行了嚴密的論證。該書獨辟蹊徑，沒有采用傳統的分析方法，而是繼續斯密、馬克思、李嘉圖等沒有走完的路，將經濟學的大夏建立在企業財務會計的基礎之上，用通俗的語言去講解釋最基本的經濟學理論，說明貨幣、銀行、保險、進出口等在物質生產系統中起到的作用，可以幫助初學者真正掌握經濟學的基礎原理。

圖10：《一本書看透經濟學》封面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基本上理解社會運行背后經濟起到的基礎性作用，它囊括了所有的社會成員，是一個無比巨大及復雜的分工協作體系。

在理清了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后，我們就能夠理解社會這艘大船如果要在大海中恣意馳騁，必須處理好兩個問題，一個是想方設法把讓蛋糕做大，另一個是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分配機制，把蛋糕分好。

把蛋糕做大，最關鍵的提高生產力，如春秋末期鐵制農具的大規模運用、李冰父子治理都江堰，讓四川從關中搶走天府之國的美稱，唐中后期稻麥輪植技術的大規模推廣、明朝末期美洲玉米、土豆等農作物的引入等。當然，人類歷史上第二次生產力的大爆發則是工業革命，馬克思曾對資本主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資本主義100年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超過了以往一切時代的總和。

很多問題只在發展中才能獲得解決，各國政府或地方努力追求的經濟的高速發展。蓬勃的經濟發展將有助于社會的穩定，也增加了凝聚力。

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分蛋糕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

在原始社會，因為生產力低下，整個社會的產出有限，只有采取原始的公有制，才能保證每個社會成員能生存下來，以維持族群的延續。

在農業革命后，因為生產力的提高，生產開始出現剩余，私有制、家庭及國家開始出現，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所取代，出現了地主這一階層，財富的分配向地主傾斜，皇權權則憑借國家機器獲得稅收。

在中國的幾千年封建社會中，王朝建立初期，因為人口較少，有大量耕地可供國家分配，整個社會充滿活力，經濟繁榮。但隨著土地不斷兼并，大量自耕農破產，如果政府不能進行改革，必然出現大量的流民，這將可能導致天下大亂，最終發生改朝換代，歷史不斷循環。

在財富的分配格局中，中央政府收入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如果中央財政崩潰，將嚴重地削弱政府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能力。如明朝末年，崇禎皇帝既要平息內部的農民起義，又面臨后金的的威脅，雖然明朝末年工商業已經較為發達，但就是收不上來錢，明朝的崩潰也可以歸結為財政的崩潰。

工業革命后，因為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財富的分配的主體變為工人、政府及資本。因為資家占有生產資料，在財富分配中，他們占有主導地位，這也成為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也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人口出生率下降，在眾多國家中韓國最為明顯，社會低收入群體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雖然中國和美國在社會制度上差異很大，但在生產組織方式上都是社會化大生產，不同生產主體之間都通過貨幣進行交易及結算，都應歸為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中，讓經濟主體進行充分的競爭是保持經濟的活力的內在要求，否則就成了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缺乏激勵機制，全社會很容易變成一潭死水。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拉大又成為無法逆轉的趨勢，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成為所有社會面臨的重大挑戰。

社會主義制度中，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掌握了國民經濟眾多關鍵的行業，這有利于緩解財富分配的失衡，是人類發展史上重要的革命。

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們暫時還難以突破商品經濟的桎梏，社會大部分成員為了生存都要進行勞動。但目前AI技術迅猛發展、人工合成淀粉及蛋白質的技術已經走出實驗室，核聚變也在突破的前夜，人類很可能擺脫能源的束縛，第三次大生產力的革命已經不再只是想象，馬克思設想的物質極大豐富有可能成為現實，共產主義社會已經變得不再那么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