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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者有何用

在討論正題之前，我先講一個小插曲，活躍一下嚴肅的學術氣氛。

拙文第三集《迪朗打了誰的臉》（昆侖策研究院首發，2025年1月14日），被紅歌會網轉載后，某先生（簡稱“關先生”），在拙文后面跟帖說：

——“國內學者一個共同點：長篇大論頭頭是道，一讓他們用這些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全部都躲起來了。”

老實講，之前我也認為，“學者”這個稱呼幾乎就是“吳用”（無用）的同義詞；我還請書法家寫過一幅字：“百無一用是書生”，以此自勉。

看到“關先生”的跟帖之后，我忍不住哈哈哈——笑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拙文第一集《“再工業化”能拯救資本主義嗎？》（昆侖策研究院首發，2025年1月8日）被紅歌會網轉發后，這位熱心的“關先生”也有一個跟帖：

——“唱衰資本主義沒有70年也有50年了吧？人家衰弱了么？依然是世界主流，依然是世界老大。相反的唱衰者反而這種老調常談像念經一樣的文章寫了幾十年你們不累么？純粹沒事找事浪費時間，老百姓早就不相信你們這些人了。”

來而不往非禮也。為了不拂“關先生”的美意，我在拙文第二集《卷空氣是一種宿命》（昆侖策研究院首發，2025年1月11日）中，誠懇地向他致了謝、檢了討（致謝和檢討的內容，我就不重復了）。

不知道是我的致謝不夠誠懇，還是我的檢討不夠深刻，總之“關先生”惱了。于是，“關先生”再次跟帖憤怒揭發：“他們……全部都躲起來了”。

“關先生”的跟帖，讓我改變了“學者無用”的成見。能讓“關先生”惱了，這不就是學者的用處么？

二、金融化的底層邏輯

言歸正傳。說到金融化，人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買空賣空的炒作，與膽大妄為的投機。的確，投機和炒作確實是金融化的內生邏輯。

然而我始終認為，基于投機的想象力固然是金融化的內生邏輯，但卻并不是金融化的底層邏輯。

在上一集《沒有馬克思，明斯基得不了大勛章》（昆侖策研究院首發，2025年1月16日），我討論了資本主義面臨的兩個悖論：第一，家庭負債攀升的邏輯鏈條，存在于“透支與過剩”的悖論之中；第二，國家債務攀升的邏輯鏈條，則存在于“要階級斗爭，還是要資本主義”的悖論之中。

我之所以特別在意這兩個悖論，就是想提醒讀者：我們不僅要知道迪朗強調的“創新、剝奪和寄生，這就是支撐金融利潤的社會邏輯”，而且還必須知道金融化（虛擬資本做強做大）的底層邏輯。

那么，金融化的底層邏輯是什么呢？

迪朗說的對：“金融并沒有以某種方式懸浮在實體經濟之上。相反，金融發展與經濟相關，并為其轉型做出貢獻。”

正因為如此，迪朗緊接著說：“（金融）它具有一定的自主權，但只是相對而言。”

為什么金融的自主權“只是相對而言”的呢？迪朗的意思是說，雖然金融化已經把實體經濟摁在地板上肆意欺負，但它最終還是得靠實體經濟來墊背。

因此，所謂金融的自主權“只是相對而言”，意味著金融化的底層邏輯并不在金融自身，而是必須在實體經濟中去尋找。

好吧，現在我就帶著讀者去尋找一下金融化的底層邏輯。

請大家盯住我之前分析的資本主義面臨的兩個悖論（“透支與過剩”的悖論，以及“要階級斗爭，還是要資本主義”的悖論），沿著這兩個悖論向上溯源，諸位就會發現，金融化的底層邏輯，就是馬克思早就揭示出來的，建立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之上的實體經濟“生產過剩”。

迪朗似乎也意識到了金融化的底層邏輯，他說：“投機邏輯并不等同于基本邏輯”，金融資產價格“與其基本價值之間松散但必要的關系”，才是“具有獨立存在的底層邏輯”。

搞清楚了資本主義面臨的這兩個悖論，也就搞清楚了金融化的底層邏輯。搞清楚了金融化的底層邏輯，也就理解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苦衷：成也金融化，敗也金融化。

二、哈耶克的“需求不足”

何謂“成也金融化”？看看金融化給當代資本主義帶來的繁榮和泡沫，就清楚了；何謂“敗也金融化”？回顧一下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就清楚了。

談到金融危機，迪朗專門介紹了哈耶克的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貿易和金融危機由消費過剩而非生產過剩造成的”，“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是對消費品的需求不足，而是需求過度。”

哈耶克將金融危機歸咎于“需求過度”，似乎有點道理，但顯然只是看到了危機的表像而已。為什么？因為隱藏在“需求過度”背后的實體經濟嚴重的“生產過剩”，哈耶克卻完全視而不見。

“需求過度”的情形有沒有？當然有。比如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就是社會需求不能過度超越社會生產能力，否則就會造成國民經濟結構的比例失調。

然而就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經驗來看，市場經濟的常態不是“需求過度”，而是“生產過剩”。

由于哈耶克“需求過度”的觀點與市場經濟的常態不符，所以迪朗有些揶揄地說，“爭論的結果很快明顯對哈耶克不利”。于是乎，“沒有什么能夠挽救哈耶克早期的經濟周期理論。事實上，在后來的幾十年里，甚至連他自己都與之疏遠了。”

與哈耶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克思。對此，迪朗首先引用了《資本論》的一段話：“正如在這種信用制度下一切東西都會增加一倍和兩倍，以至變為純粹的怪物一樣。”

迪朗進而強調：“馬克思對信用制度的判斷與哈耶克截然不同。”基于這個不同，迪朗引申出的結論是：“信用制度迫使本質上具有彈性的再生產過程‘強化到了極限’。”

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認識。所謂“強化到了極限”的意思是，金融化的功能就是要通過極限施壓的方法，來增加利潤的增長點。我以為，這就是金融化的真正奧秘之所在。

三、虛擬資本的底氣

一旦進入馬克思的問題視閾，迪朗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觸及到金融化的本質：“自20世紀中葉以來，信用貨幣的普遍化意味著‘將私人勞動預先規范為社會勞動”。

迪朗從中認識到：“除了準備金之外，所有存款都只不過是數字，沒有任何可以直接使用的對應物。”

然而在我看來，迪朗所說的“沒有任何可以直接使用的對應物”，恐怕值得進一步商榷。

如果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金融化的底層邏輯，那么虛擬資本的對應物就必然是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即便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并不以產品的形式存在，它也一定會以產能的形式存在。須知，能量（產能）也是一種物質。

即便沒有一對一的對應物，也不等于信用貨幣就沒有底氣。正如迪朗所說：“政治是信用貨幣的最后擔保。只有政治才能允許信用貨幣的受控擴張，并防止其在動蕩時期突然收縮。”

然而有必要強調的是，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中，信用最終離不開最基本的物質保證。

政治權力當然為信用貨幣提供了最后擔保，但是從唯物史觀的邏輯出發，我以為，政治權力之所以能夠為信用貨幣提供最后擔保，還是因為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為信用貨幣提供了物質基礎。

重要的事情再說一遍：實體經濟的生產過剩才是虛擬資本的真正底氣之所在。

【注：拙文以《金融化的奧秘》為題，已發表于《天府新論》2025年第1期。如需核對相關論述，請以《金融化的奧秘》為準?！?/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