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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實牟承晉：美國網信作戰的集約化結構與多元化服務

點擊：作者：邱實牟承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7-24 0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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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術語“Enterprise”，一般被譯為“企業”、“進取”或“奮進”。但是，“聯合作戰的云能力”是“集約化云服務”（Enterprise Cloud Services），如果理解為“企業云服務”，顯然與美國國防部的要求和目的不相符，或可能造成對學習的誤解及形成對標的誤區。

應當明確，美國政府和國防部的數字現代化發展方向，絕不會是向“企業化”模式過渡轉型。

根據法定的權威定義，以及對相關文檔上下文的理解，其中關鍵詞英文“Enterprise”的中文參考意譯為：“集約化”（下同）。

2021年7月7日，美國國國防部宣布，將向著“集約化云服務”（Enterprise Cloud Services）的新方向發展，以為聯合部隊的所有作戰人員提供能力支持。國防部代理首席信息官約翰•謝爾曼（John Sherman）說，“集約化云服務”又被稱為“聯合作戰的云能力”（Joint Warfighting Cloud Capability，簡稱JWCC），預計將在2022年4月前與多個服務提供商簽約新合同；最初的目標是覆蓋所有部門和作戰單位，滿足在絕密、機密、秘密三個安全級別的緊迫且前所未有的需求，以提升超越美國本土（CONUS，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的大規模戰術優勢（Tactical Edge）。其中包括：全域的聯合指揮與控制（簡稱JAD C2），以及人工智能和數據加速（簡稱ADA）等項目計劃。

此前一天，即7月6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取消被稱為是“戰爭云”（War Cloud）、耗資100億美元預算、為期10年的“聯合集約化國防基礎設施”項目（簡稱JEDI）。該項目曾在亞馬遜和微軟之間競爭，2019年10月25日由微軟公司中標。

對此，國防部代理首席信息官約翰•謝爾曼解釋，“集約化聯合國防基礎設施”（JEDI）的設計初衷是極其優秀的，但該設計的起點是在幾年前，那時的國防部對云計算環境的認知尚不成熟，且現在的需求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此外，JWCC的云環境是以多元化方式提供業務和服務，而由單一廠商、單一云結構實施的JEDI項目難以勝任。

據稱，亞馬遜、微軟、IBM、甲骨文和谷歌等都將參與“聯合作戰的云能力”（JWCC）的建設招標。

一、“集約化結構”與“集約化”的定義

美國法典第44卷第3601章，對“集約化結構”（Enterprise Architecture）的定義是：

A）意指：

⑴ 用于界定使命和任務的戰略信息資產基礎；

⑵ 執行所界定使命和任務需要的信息；
⑶ 執行所界定使命和任務需要的技術；
⑷ 根據不斷變化的任務需要，實施新技術的過渡過程。

B）包括：

⑴ 基線結構（a baseline architecture）；

⑵ 目標結構（a target architecture）；
⑶ 序列計劃（a sequencing plan）。

● 1999年8月5日，美國政府首席信息官委員會發布“聯邦政府集約化結構框架”（簡稱FEAF）；2013年1月29日，再發布FEAF的修正版。

FEAF由自上而下的五個層次化的結構所組成：業務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系統結構，數據結構，傳送系統結構（軟件、硬件、通信）。層次化結構之間的關系如圖1 所示：

【圖1 美國政府制訂的集約化結構框架（FEAF）】

● 2011年9月6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信息技術集約化戰略及路線”。

? 其中指出：回顧歷史，國防部的信息技術（IT）投資是為了滿足單個項目、計劃、組織和設施的需求。這種分散的方式導致了巨大的累積成本和拼湊的能力，從而產生了網信漏洞，并限制了利用信息技術（IT）新發展前景的能力。

? 其中強調：二十一世紀的軍事行動需要靈活的信息環境，以實現作戰部隊和任務協同的信息優勢。為了獲得信息優勢，國防部中的每個人都必須能夠訪問所需的信息資源，并在全球任何地方的國防網絡中的任何計算機上執行其所需的功能，且符合安全性等級和規定的訪問限制。

? 其中要求：向更高效、更有效、更注重成本的工作方式轉型，并制定相關的行動方針。

● 2012年5月2日，美國政府行政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發布指南：“聯邦政府集約化結構的通用方法”。

? 其中定義：“集約化結構”（簡稱EA）表述了“當前結構”和“目標結構”，并提供了一種策略，使機構和組織能夠從其當前狀態過渡到轉型的目標環境，以及對業務和管理流程與信息技術（IT）之間的當前和所需關系，做出明確描述及建立文檔。

? 其中強調：“集約化結構”是一種管理的最佳實踐，用于調整業務和技術資源，以實現戰略成果、提高機構績效并指導聯邦政府部門更好地執行其核心任務。

不局限于上述的定義，從“集約化結構框架”到“通用方法”和“過渡轉型”；從“信息技術集約化戰略”到“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其中“集約化”（Enterprise）作為一個通用術語，旨在分級、分階段、聯合地整合現有的分散資源、單個項目、自用技術、重復建設和多重管理，以提升在數字信息化時代的能力，維持并拓展在網信空間及所有（作戰）領域中的優勢和威懾力。

另一方面，“集約化結構”并不是“統一網絡體系結構”；相反，政府行政部門、軍事國防單位都有業務驅動的“自由裁量”（discretionary，即按需定制）和“非自由裁量”（non-discretionary，即統一規范）的標準及需求，即多元化的“零信任”結構、一體化的治理管理及指揮與控制（C2）。

二、“聯合作戰的云能力”與“聯合集約化國防基礎設施”

美國國防部早在1977年，就用“云”符號來表示阿帕網（ARPANET）中的計算設備網絡。

1981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建立的計算機科學網（CSNET）沿用了“云”符號的標識。

術語“云”（Cloud）被用作為比喻互聯網（Internet，下同）；標準化的“云”形狀也被用作表示電話網絡的原理拓撲圖，以簡化網絡終端無需理解所連接網絡拓撲結構的細節。

隨著亞馬遜于2006年8月24日發布其“彈性計算云”（Elastic Compute Cloud）產品，云計算開始得到了普及和推廣。

2009年9月15日，美國政府出臺了“聯邦政府云計算行動計劃”（簡稱FCCI）；2011年2月8日，美國政府又發布了“聯邦政府云計算戰略”。

包括國防部在內的美國聯邦政府，一直積極致力于通過“云優先”（Cloud First）等策略，將其部分信息技術（IT）的需求，轉移到基于云的服務上，要求政府機構和部門在基于安全、可靠和具有成本效益時，優先選擇應用“云”解決方案。這一舉措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減少或消除政府部門和機構各自擁有的數據存儲及其運營的數據中心（以及利用“云”的其它優點），減少聯邦政府在物理/有形信息技術（IT）基礎設施方面的累積投資。

美國國防部則一再地強調，“持續地將網信能力整合到全方位軍事行動中，以保持軍事優勢以及數據驅動的決策優勢，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等強勢（near-peer）對手”。國防網信能力整合過渡轉型云服務的努力一直在推進中，包括：國防信息系統局（DISA）于2013年6月推出的“軍用云”（milCloud 1.0），于2017年6月升級為“milCloud 2.0”。

綜合開源信息，美國國防部“信息集約化結構”（簡稱IEA）演進階段重點及其基礎版本是：

然而，2018年10月9日，在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報告中，將其當前的云服務應用狀態描述為：“分散的”（decentralized）和“各異的”（disparate），造成了“復雜的附加層次”（additional layers of complexity），因此阻礙了國防部部門之間，對通用應用程序和數據共享的訪問。

● 其中披露，截至 2018年，國防部維護著超過500個非涉密與涉密的公共和專用的云基礎架構。

● 其中承認，由于在前期及過程中對于采用與過渡云計算以及對各部門獨立采購基于云的服務，缺乏明確指導和統一管理，導致“脫節的實施、受限的能力、孤立的數據以及無謂的采購。”

2019年5月，國防部國防信息系統局（DISA）對“信息集約化結構”（IEA）的概述中，更新定義了五個類型和層次：

1）核心數據中心（簡稱CDC）；
2）部門集約數據中心（簡稱CEDC）；
3）基地數據處理節點（簡稱IPN）；
4）專用數據處理節點（簡稱SPPN）；
5）戰術/移動數據處理節點（簡稱TPN）。

這五個類型和層次的數據中心及數據處理節點互聯互通，形成“信息集約化”網絡（即國防信息系統網絡DISN），進而承載“集約化云”（Enterprise Cloud）。在大多數情況下，由國防信息系統局（DISA）負責管理和提供的“信息集約化”網絡的運營，為聯合作戰部隊提供透明服務。

2019年10月25日，美國國防部宣布設立為期10年、投資100億美元的“聯合集約化國防基礎設施”項目（簡稱JEDI），稱其是以商業化的基礎設施作為服務（IaaS）和平臺作為服務（PaaS），為國防部業務提供集約化支持。JEDI項目由微軟公司（獨家）中標，引發了甲骨文（Oracle）和IBM的投訴、亞馬遜的起訴，以及相關的訴訟和審計調查。

2021年7月6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取消JEDI項目合同，理由是：由于不斷變化的需求、所積累的云計算能力以及行業的技術進步，JEDI云合同的“單一來源服務”不再勝任當前態勢和需求。對此，微軟公司則表示，“尊重和接受”國防部的這個決定。

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還宣布了“集約化云服務”的新項目，又被稱為“聯合作戰的云能力”（簡稱JWCC）。據稱，該項目面向多個“云”和多個服務供應商，在合同期內以不限交付時間/不限交付數量（簡稱ID/IQ）的“任務訂單”（task order）方式提供服務。

美國國防部還于7月6日傳達了JWCC項目的（非涉密）能力需求說明文件，其中對該項目的“問題表述”是：

“維護國防需要立即采取行動。因此，國防部長啟動了一系列集約性舉措，旨在提高國防各部門和單位的緊迫性、集中性和統一性，以應對來自中國作為首要對手的主要威脅。這些舉措將為我們的戰士提供在平靜中取勝（prevail in peace）、在沖突中獲勝（win in conflict）的作戰優勢。”

國防部已就此開始市場調研，以確定能滿足該項目需求的云服務提供商，并不局限于亞馬遜和微軟，且預期在2022年4月前簽約新合同。

三、“集約化結構”的演變及其啟示

美國國防部與微軟公司的100億美元項目合同，不僅初始就備受爭議，而且極為罕見地在20個月后被取消。這一跌宕起伏的過程包括國會、司法、政府、業內的關注及反響，其中，上述官方給出的理由、原因和糾偏值得參考與反思。

“集約化”，在大數據時代并不是新術語或概念，但是在數字信息化的發展過程中，卻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生命力。尤其是在網信空間，數據被作為是“武器系統”，以及數據作為資產之“安全性、隱私性、合規性”三元組的重要性被日益凸顯。

從美國政府的“集約化結構框架”到國防部的“聯合作戰的云能力”（JEDI）項目，再到“聯合集約化國防基礎設施”（JWCC）計劃，觀察、認識和啟示如下（但不限于）：

1）美國政府和國防部對“集約化結構”的戰略及策略，經過20多年的逐步修正與完善，其框架仍然是頂層設計的基礎。

尤其是，美國國防部的“集約化結構”是從本土（CONUS）擴展到大規模的戰術優勢（Tactical Edge）。因此，“集約化結構”是業務驅動的數字化系統能力建設和綜合性管理轉型的實踐過程，并不僅限于“云能力”，還關聯包括諸如：全域的聯合指揮與控制（JADC2）以及人工智能和數據加速（ADA）等項目計劃。

2）雖然商用的“云”技術已有了多年的最佳實踐，但是對“云”的認識仍然存在著不同過程與觀點，且“云”技術和服務確實存在著差別與差異。

美國國防部目前不得不維護著超過500個“云”的事實證明，一旦在“集約化結構”的實施過程中缺乏統一管理及指揮與控制，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脫節的實施、受限的能力、孤立的數據以及無謂的采購。”

3）美國國防部取消與微軟公司的合同，不僅是由于“單一來源服務”不再勝任當前態勢及需求，而且是對有悖于“零信任”原則及存在“深度依賴”安全風險的適時糾偏。

特別是，“業務驅動”必然存在“自由裁量”（即按需定制）和“非自由裁量”（即統一規范）的標準和需求，使“集約化”（包括信息資源、網絡技術和按需服務）必須是多元化的系統性結構以及一體化的指揮與控制。

同時，又并非否定微軟在“集約化結構”中的影響、作用和關聯地位，而是在“多元化”的模式中更加重視、更加完善、更加協同。

2021年7月19日，美國司法部解封對中方人員的“起訴書”和“通緝令”。同日，美國政府與歐盟、北約、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日本、挪威等國際組織和國家發表聯合聲明，指責中國幕后指使黑客攻擊微軟公司等。“欲加之罪”所掩藏的潛臺詞，正是對美國國防部“‘集約化結構’是從本土（CONUS）擴展到大規模戰術優勢（Tactical Edge）”的充分解讀，進一步驗證了美國國防部代理首席信息官約翰•謝爾曼所稱“集約化云服務”為“聯合作戰的云能力”的深層含義。

綜上，“集約化云結構”不僅是對資源、技術和服務的有效整合，而且是業務驅動的數字化系統能力建設和綜合性管理轉型的實踐過程。

鑒于，現實環境和業務需求的動態變化，“不限時/不限量”（ID/IQ）模式的“任務訂單”合同允許甲方（客戶）在不限定的時間內從乙方（廠商）獲得不限定數量的供應或服務，也可以被認為是合同的甲乙雙方共同承擔“與時俱進”的責任，且甲方具備支配能力和作用。

此外，“智慧始于對術語的定義”（Wisdom begins with the definition of terms），是在當前斗爭和競爭中“知彼知己”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準確識變、主動求變、科學應變”的關鍵基石之一。

（作者：邱實，網絡信息安全技術專家；牟承晉，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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