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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怎樣正確解讀“二戰”歷史？

點擊：  作者：錢昌明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5-06-07 09:56:29

 

 

　　今年2015年，是“二戰”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70周年，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70周年！在紀念重大歷史事件的時刻，人們先得正確解讀歷史，唯有如此，紀念才會有實在的意義。

 

　　若要問，世人正確解讀“二戰”歷史了嗎？很遺憾，答案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當今人們對“二戰”歷史的解讀，看似同一，實則混亂。可謂“敲鑼賣糖，各唱各調”：

 

　　美國人認為，美國是“救世主”，是它的兩顆原子彈拯救了世界；

 

　　俄國人認為，是他們（前蘇聯）頂住了納粹的瘋狂進攻，解放了歐洲，至少把東歐、中歐從法西斯占領下解放出來；

 

　　德國人在反思納粹罪行；

 

　　日本人則在忙著把搜集到的１.４萬份（寫滿了軍國主義的“玉碎”、“忠君”字樣）臭名昭著的“神風特攻隊”遺物，作為“積極和平主義”的寶貝——向聯合國申遺！那些政客們正在爭向參拜靖國神社，在繼續否定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有關慰安婦的罪行；

 

　　中國人似乎突然醒了，正在籌備9月3日——今年第一次隆重舉辦有外國首腦出席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

 

　　┄┄

 

　　再看那些林林總總有關“二戰”的歷史著述，幾乎無不烙上了“歐洲中心論”歷史觀的印記。

 

　　長期來，我國史學界沒有自己的觀點。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采用的是英美史學界的觀點；解放后，采用的是蘇聯學術界的觀點，“改開”后史學主流又重返英美的觀點。不管是英美的觀點，還是蘇聯的觀點，始終都沒有擺脫“歐洲中心”論歷史觀的局限。

 

　　以“歐洲中心論”史觀解釋“二戰”史，其最大特點就是忽視亞洲，忽視世界，有意無意地抹煞中國與埃塞俄比亞反侵略戰爭在“二戰”中的地位與作用。盡管，從上世紀90年代起已有人提出了不同觀點（參見1996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高級中學課本《歷史》），但這種聲音實在太過微弱，完全不為國際社會所正視。

 

　　“二戰”既然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就必須擺脫“歐洲中心論”史觀的狹隘眼光。非如此，就不可能對這一歷史有科學的解讀。

 

　　究竟應該怎樣解讀“二戰”歷史？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講過一句很直白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史料本身并不會說話，使史料發揮作用的只能是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越高，越具有創造性，所揭示的歷史意義就越深刻，就越能說服人。

 

　　對“二戰”歷史的解讀，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話語權。我國史學界所以長期沒有自己的觀點，歸根到底，這是由近代中國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際地位及其影響所造成的。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史觀，沒有自己對“二戰”的正確解讀，就只能聽別人的解讀，就只能容忍別人對我們歷史的任意曲解與抹煞。

 

　　摘去“歐洲中心論”歷史觀這副有色眼鏡吧，是到了以“世界”史觀客觀地解讀“二戰”歷史的時候了！

 

　　“二戰”開端于何時？

 

　　隨手翻閱“二戰”史的一些權威著述，幾乎一無例外地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于1939年的德波戰爭（納粹德國進攻波蘭）。如：

 

　　世界權威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七卷第316頁：“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進程。德軍大舉入侵波蘭后進展迅速┄┄”；

 

　　英國軍事理論家、歷史學家利德爾·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一章大戰突然爆發經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卻出兵越過波蘭邊境。時隔兩天，在要求希特勒撤軍無效之后，英法兩國參戰。又一次歐洲戰爭爆發了，并進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聯的權威著作，由安·安·德波林主編的十二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導言：“在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那一天，戰爭還沒有達到世界規模。然而，這次進攻又是世界大戰的開端；從這個時刻起，由于各種現象的合乎規律的相互聯系，戰爭的規模不可遏制地日益擴大。因此，1939年9月1目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日子。”

 

　　我國由胡喬木任總主編的權威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1990年出版）第224頁，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表述：“1939——1945年以侵略者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國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為另一方進行的第二次全球規模的戰爭。”

 

　　一句話，“二戰”以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作為開始；以1945年9月2日——日本簽訂投降書作為終結，這已成了國際史學界的“共識”，已成了對“二戰”歷史界定的權威性結論。

 

　　可是，這一“權威”結論恰恰是“歐洲中心論”歷史觀的產物，它是無視亞洲主戰場客觀存在的結果，也無視意大利法西斯對埃塞俄比亞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一結論違背了歷史真實，抹煞了付出3500萬人傷亡慘痛代價、對“二戰”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中國抗日戰爭的作用，因此它是非科學的，也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摘下“歐洲中心論”史觀這副有色眼鏡，而是站在世界范圍的視野看問題，那你就得承認以下的邏輯：

 

　　既然“二戰”是由德日意三個法西斯軍國主義與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間所進行的一場世界性的戰爭；既然日本是“二戰”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一方，又是以1945年日本投降的歷史事實作為大戰結束的標志，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認：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日中戰爭——中國稱抗日戰爭，其本身就是“二戰”的重要構成部分。

 

　　作為“二戰”的構成部分，不僅有抗日戰爭，按照時間次序，還包含著意埃戰爭、德波戰爭、德法戰爭、德英戰爭、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等等；只是中國的抗日戰爭貫穿始終，且持續的時間最長。

 

　　既然承認抗日戰爭是“二戰”的重要構成，你就不能否定打響中日戰爭這件事，就應歸屬“二戰”的范疇。需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日中戰爭，是以1931年9月18日為開端的。盡管當時雙方都沒有正式宣戰，但戰爭實際上是打了起來，日軍已侵占了中國東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國土，這還不是戰爭？

 

　　難道“不宣而戰”的戰爭就不是戰爭？何況當時東北人民的自發反抗斗爭同步開始，以后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了“東北抗聯”開展游擊戰爭。更何況1931年底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1932年4月26日還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宣告它將“領導工農紅軍和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借用蘇聯歷史學家德波林的話說：盡管當時“戰爭還沒有達到世界規模”，但“由于各種現象的合乎規律的相互聯系，戰爭的規模不可遏制地日益擴大”，因此，這一天理該當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日子”。

 

　　根據上述客觀史實，應該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開端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終止于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反法西斯盟國簽訂投降書。如果要對整個“二戰”歷史進行分期，又可進一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戰爭發動階段）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發動侵華戰爭，戰火在亞洲燃起，標志著“二戰”的開始；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發動入侵埃塞俄比亞的戰爭，“二戰”蔓延至非洲；

 

　　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發動入侵波蘭的戰爭，“二戰”在歐洲展開，世界大戰全面進行。

 

　　第二階段（擴大、洶涌階段）

 

　　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入侵蘇聯的戰爭，“二戰”規模擴大；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發動對美的偷襲珍珠港戰役，“二戰”規模進一步擴大；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決心共同對法西斯的德日意軸心國集團作戰，決不單獨媾和。

 

　　第三階段（轉折、結束階段）

 

　　1942年6月5日，中途島戰役結束，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

 

　　1942年11月4日，阿拉曼戰役結束，成為北非戰爭的轉折點；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成為歐洲戰場與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

 

　　1943年7月17日，西西里島登陸戰結束。9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垮臺，意新政府投降；

 

　　1945年5月2日，蘇軍攻克柏林戰役結束，8日，德國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簽署投降書，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二戰”結束。

 

　　“二戰”是怎樣爆發的？

 

　　“二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觀點是：“二戰”是“一戰”的繼續。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物“凡爾賽和約”所造成：“戰勝國在‘公理’的偽裝下力求維持和約對戰敗國的歧視，而戰敗國和不滿現狀的國家則力求躋身于戰勝國的行列，以便于日后自由行動。”（見第七卷第316頁）

 

　　那么，“一戰”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答案是“奧地利大公的被刺殺，但釀成這場國際性災難的根本原因是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俄國、法國、英國等幾個大國在戰前幾十年間所形成的敵對狀態。”（同上）——最終形成德奧意三國同盟與英法俄三國協約兩大軍事集團，直至戰爭爆發。

 

　　顯然，上述結論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典型，是從“歐洲中心論”資產階級歷史觀出發分析問題的結果。

 

　　蘇聯學者對“二戰”原因的分析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同時又夾雜了具有濃厚的大國沙文主義“蘇聯中心論”傾向，這實質上是“歐洲中心”論歷史觀的另一種版本。

 

　　在德波林主編的著作中，一方面，正確地指出了“二戰”發生是“帝國主義固有的根本矛盾日益激化”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性之間的矛盾”的集中表現。正是這一矛盾，造成了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加上帝國主義的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很快又打破了帝國主義之間舊有的平衡，成為“二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則過分強調了蘇德矛盾在“二戰”爆發過程中的作用。從而把蘇聯兼并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有關瓜分波蘭內容，“演化”成具有“天然合理性”，這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是背道而馳的。

 

　　事實上希特勒當時高調的“反蘇”鼓噪（如與日、意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主要是納粹的一種策略，是誘使英、法、美推行綏靖政策丟出來的誘餌。

 

　　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依據繳獲的德國檔案，得出結論：

 

　　“二戰”所以爆發，希特勒的“侵略成性決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

 

　　“長時期來西方列強殷勤討好的態度鼓勵了他，再加西方又在1939年春季突然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按：指英法對德宣戰）。這個轉變突如其來，出乎意料，因此戰爭就不可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5頁）接著，哈特提出了許多實證：

 

　　“希特勒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是又一次世界大戰。”“盡管希特勒肆無忌憚，但是，長時期來，他在追求目標時還是小心從事的。無論采取什么步驟，如果可能引起大戰的話，德國將領更是百般謹慎，憂心忡忡”。1936年，希特勒重占萊茵非軍事區（按：指撕毀凡爾賽和約）時，就怕法國回擊（如回擊，就打算退縮），因而，實際上“只是派出幾支象征性的部隊。”（同上第6頁）

 

　　正當德國將領們強烈反對希特勒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領土要求時，張伯倫卻答應了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并和法國沆瀣一氣，同意在這個不幸國家被剝奪領土和防務時袖手旁觀。”（同上）

 

　　如果沒有英法對希特勒的縱容甚至唆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會發生的。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東方。1931年當著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發動“9。18”事變，公然撕毀“九國公約”，本身也是一種試探性的冒險。可是，正是主持制訂這個公約的美國，伙同英國等一起縱容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那時起，直到1941年12月發生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美國一直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幫兇的角色（詳見拙文《美帝國主義是日寇侵華戰爭的幫兇——1931年到1941年美國助日侵華政策剖析》見《解放日報》1965年9月9日第6版）

 

　　結論只能是：帝國主義制度是“二戰”的根源。英、法、美帝國主義國家，為了保住既得的地區和世界霸權，采取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縱容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的政策，是“二戰”爆發的主要原因。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參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霸權爭奪，因此，蘇德矛盾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二戰”只會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首先爆發。

 

　　對“二戰”性質的解讀

 

　　“二戰”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性質？

 

　　雖說如今大家都承認：這是一場正義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其實，“二戰”具有多重的性質，它決不是像傳統“歐洲中心論”史觀所表述的那樣簡單。

 

　　歐美觀點認為：反法西斯戰爭是民主政治制度與專制政治制度之間的矛盾與斗爭；俄國（蘇聯）觀點認為，這是一場“極端反動勢力和社會進步力量之間”的矛盾與斗爭。雖然都認同是反法西斯戰爭，其實各自認知的內涵是各不相同的。

 

　　“二戰”，就其主流而言，無疑是一場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反對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奴役的正義戰爭——故可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但就其不能忽略的非主流方面而言，又具有帝國主義大國（德日意同英美法）之間爭霸戰爭的性質。——要不然，就不能解釋英法美長期（直至1941年12月）采取縱容、支持日意德侵略弱小國家的綏靖政策。另外，確實還存在社會主義蘇聯同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以及它與資本主義同盟國之間的矛盾與斗爭——正是這后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影響著戰后的世界格局。

 

　　開始是法西斯軍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如1931年9月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發動的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戰爭；1939年9月納粹德國發動的侵略波蘭的戰爭。對侵略者來說，這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非正義侵略戰爭；對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斗爭來說，這是一場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

 

　　1939年9月德波戰爭爆發后，英法對德宣戰，表面看來，有支援波蘭反抗納粹侵略的味道；但實際上，在長達近半年時間里是“宣而不戰”（期間，波蘭亡國，被時人稱為“假戰爭”），明顯反映了帝國主義大國之間勾心斗角的矛盾與斗爭，因此，它就必然地具有帝國主義爭霸戰爭的性質。

 

　　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的簽訂，使美蘇英中等26國結為政治、軍事同盟，把反對法西斯軍國主義成為統一目標。這不僅跨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而且還超越了不同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才使“二戰”真正地具有了純粹意義上的反法西斯戰爭的性質。

 

　　1944年6月，眼看蘇聯在歐洲戰場已能單獨戰勝納粹德國，美英才在歐洲西線發動諾曼底登陸戰，隨即就是蘇軍攻克柏林。8月，蘇聯履行雅爾塔會議上的承諾，對日宣戰并迅速殲滅日本關東軍，美國則向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所有這些，又不能掩蓋西方國家同蘇聯具有爭奪“二戰”勝利果實的實質。這些，難道都是具有反法西斯戰爭正義性質的嗎？值得深思與研究。

 

　　至于1945年4月杜魯門上臺后，多次聲稱：“全世界應該采取美國的制度。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未來的世界格局將取決于我們”。那更是充滿了強權政治的霸權口氣，這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質，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可見，盡管從總體上講，“二戰”是一場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但我們決不能無視“二戰”中也存在著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非正義性的一面，以及美、蘇之間的爭奪與斗爭（這中間既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又有帝國主義與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矛盾）。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正確地認識“二戰”后世界形勢的變局。

 

　　怎樣評定“二戰”的歷史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意、德、日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先后投降告終。1945年9月日本投降，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

 

　　“二戰”戰火歷時14年，它從中國燃起，波及五大洲四大洋的84個國家和地區，影響到17億人口的命運（占當時世界人口的80%）！這場人類浩劫，造成了超過9000萬人的傷亡，經濟損失達4萬億美元以上。

 

　　總體說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一場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進步戰勝落后，革命戰勝反動的戰爭。它沉重打擊、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反動勢力；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壯大了社會主義力量，扭轉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逆動方向，使“二戰”后的世界面貌煥然一新，成為人類命運的一個轉折點。

 

　　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是最早挑起“二戰”的國家，也是最瘋狂、最頑固，最后投降的國家。由于在妄圖獨占中國的侵略戰爭中激化了同美國的矛盾，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開辟了亞洲、太平洋戰場——東方戰場；

 

　　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權，是“二戰”中第二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它入侵埃塞俄比亞，開辟了“二戰”中的非洲戰場。

 

　　納粹德國于1939年入侵波蘭，其后迅速席卷歐洲，形成了“二戰”中的西方戰場。

 

　　在整個“二戰”中，日本在亞洲、太平洋投入的總兵力約400萬人；意大利在非洲戰場投入總兵力約60萬人；德國在歐洲戰場投入總兵力約550萬人。

 

　　無論是從投入兵力，還是作戰時間與激烈程度看，非洲戰場算不上是主戰場。“二戰”在客觀上存在著兩個主戰場：

 

　　東方的亞洲、太平洋戰場。主要作戰雙方是：日本對中國、美國；

 

　　西方的歐洲戰場。主要作戰雙方是：德、意對俄（蘇聯）、英、美等國。

 

　　那么，怎樣評價各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共同團結、戰斗，堅持持久作戰的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反法西斯同盟”的勝利；更是千千萬萬反法西斯英雄們不怕犧牲、英勇奮戰的結果。在這樣一場人類浩劫中，僅靠某一個國家或一些國家的斗爭，僅靠政府的片面抗戰，沒有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戰斗動員，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使“二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人民戰爭性質。這在中國表現得最為典型。

 

　　在中國，在共產黨倡導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全民族的抗戰。以后，又堅持持久作戰的人民戰爭戰略，在敵后開展了廣泛的游擊戰爭，建立起許多敵后抗日根據地并日益壯大。到了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敵后戰場已抗擊了2/3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從而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充分顯示了人民戰爭的威力。

 

　　埃塞俄比亞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同樣與人民戰爭的作用密不可分。侵埃塞的意大利軍隊，盡管曾在1936年5月攻占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但是埃塞人民并沒有放下武器，仍然堅持游擊戰爭。經過五年的艱苦斗爭，埃塞俄比亞人民與盟軍配合作戰，終于趕走了意大利侵略軍，恢復了國家的獨立。

 

　　法國在貝當資產階級政府屈服投降、甘為鷹犬的日子里，法國共產黨人領導廣大人民堅持人民戰爭的游擊戰，實際上成了法國人民抗擊納粹的主要力量，為其后法國得以迅速光復的重要原因。其他受法西斯侵略國家的人民，也無不拿起武器與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斗爭。

 

　　事實上，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所在盟國都扮演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角色，都作出了各自不可磨滅的貢獻。只有摘下資產階級“歐洲中心論”史觀的有色鏡，才可能準確地評價這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價值。

 

　　中國是“二戰”中同法西斯軍國主義戰斗時間最長，遭受損失最嚴重的國家。由于當時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加上日本侵略者是歷史上最為野蠻、最為殘暴的敵人，放縱“獸兵”對中國的和平居民進行奸淫擄掠，實施“搶光、殺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使用了包括細菌戰、化學戰在內各種屠殺手段，致使3500多萬人慘遭傷亡。

 

　　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堅持抗日戰爭，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而是像法國資產階級政府那樣早早就屈膝投降；如果不是中國戰場拖住了日本2/3的兵力，就不可能阻止日本侵略者的“北進”戰略，也不可能一再阻滯它“南進”戰略的實施。如果這樣，“二戰”就不可能會有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轉折，也就沒有其后整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中國無疑是“二戰”的主角之一。它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舉足輕重的重大的、不可或缺的貢獻。

 

　　蘇聯無疑是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角，它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主力。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直至1944年6月美英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前，是蘇聯在單獨同納粹德國軍隊作戰，且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蘇聯也是付出犧牲最大的國家之一，僅在“二戰”中死亡人數就達2700萬人！沒有蘇聯人民的犧牲與艱苦卓絕的斗爭，絕沒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東、中歐的解放。

 

　　美國同樣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又一個主角。它是1942年《聯合國家宣言》的倡導國之一，對組織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戰”中，美國的傷亡人數遠不能同中、蘇可比，總計死亡40萬（其中戰斗死亡為29萬）；但它在“二戰”勝利中獲利最多。

 

　　英國也算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主角。作為《聯合國家宣言》的倡導國之一，它是美國親密的盟友，是“二戰”后雅爾塔體系的締造者之一。英國在“二戰”中死亡26萬人。

 

　　“二戰”中，中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長期來被國際社會所忽視與抹煞。這既是資產階級“歐洲中心論”歷史觀所造成；更是帝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的偏見所鑄就，說到底是國際地位決定的。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里，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從中國人自己做起：摘下“歐洲中心論”歷史觀的有色鏡，首先從思想學術領域的自我覺醒開始。

 

　　（來源：烏有之鄉網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