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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一個錯覺！當然，《史記》沒有騙你。太史公寫《商君列傳》時給人感覺變法似乎在彈指一揮間完成。但《秦本紀》清楚地標明，商鞅變法歷時20年，并且分為兩個階段。

 

　　北宋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歷時7年，明朝張居正改革歷時10年。兩人的面對攤子遠比秦孝公時期的秦國大，改革步調比商鞅更急。在數據這個硬指標前，給人印象最急迫的商鞅變法，反而顯得從容許多。

 

　　也許，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一下商鞅變法的節奏，重新認識一下那個看上去不知妥協為何物的猛人。

 

　　咱們先來看看時間軸：

 

　　秦孝公元年，秦國發出《求賢令》，衛鞅亡魏入秦，在景監的引薦下三說秦孝公，面試通過。

 

　　二年，秦國唯一的大事是“天子致胙”。衛鞅在做什么？無記錄。

 

　　三年，廟堂開會討論要不要改革，衛鞅駁倒了甘龍、杜摯兩個保守派大佬。秦孝公封衛鞅為左庶長，主持變法大計。

 

　　然后，秦國埋頭努力建設，直到孝公七年才與魏國進行會盟。

 

　　孝公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至十八年、二十三年均無記錄，二十一年無本國大事。

 

　　但前三者的次年都有大動作。例如十四年“初為賦”，開始向國人征收軍賦。此后幾年，疑似休養生息，積攢實力。孝公二十三年是大戰后休整，次年與魏國大戰于雁門。期間發生了幾個政治事件，強制遷徙數以千計的抗議者、太子駟犯法、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孫賈被處以肉刑。至于那些空白記錄年份，無戰事、無會盟、無新政，最大的可能是在埋頭做準備工作。

 

　　由此可見，商鞅變法有靜有動，有緩有急，體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節奏感。只是，長期以來對秦政峻急的刻板印象，影響了我們對實際時間軸的感知。

 

　　眾所周知，秦國變法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最早的魏國李悝變法，用時長短不詳。作為奠定了魏國兩代半霸業的首創者，李悝變法十分成功。緊接著是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曾經被魏國揍得滿地找牙的楚國一時間成為列國忌憚的大患。

 

　　根據楚悼王活動時間推算，吳起變法最多用了十年，僅為商鞅變法用時的一半。盡管改革大綱清楚、措施明確，但具體執行步驟較為模糊?？紤]到吳起執政時還要四處領兵征戰，實際變法的用時更短。

 

　　吳起變法的策略是一上來就全面鋪開，賞罰必信，強力推行。雖然成效快，但楚國的新興力量沒全面崛起，根基不夠牢。這導致楚悼王死后，吳起也很快被楚國世族設伏殺害，變法因此流產。

 

　　后來的商鞅變法顯然吸收了李悝的經驗與吳起的教訓。改革分兩步走，注意時機與節奏，并且下功夫培養新的社會勢力。咱們先說說變法第一期工程。

 

　　孝公三年，左庶長衛鞅頒布的第一批新法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在向秦孝公陳述強秦奇計時就高舉耕戰立國的大旗。軍功爵制有了，獎勵耕織有了，按照爵位高低來劃分不同的田宅臣妾衣服等級。激賞戰士的同時，新法還嚴禁私斗。古惑仔都給我當良民去，否則依法嚴懲不貸。出人意料的是那幾道不合秦國傳統也不合六國傳統的法令：

 

　　1.宗室子弟沒有軍功的，就要剝奪宗室籍貫，想恢復資格就去沙場建功。

 

　　2.在秦獻公戶籍相伍的基礎上，搞什伍連坐相保。有人犯罪的話，同伍之人若是知情不報就同罪，實名舉報且非誣告者有獎。

 

　　3.家里有兩個以上兒子（成年）卻不分家的，賦稅翻倍。所以請放聰明點選擇分門立戶，朝廷會依法授予田宅。

 

　　4.那些從事末業不務農的聽著，要是經營不善變窮了，就以刑徒的身份繼續勞動吧。

 

　　怎么看都是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的畫風。但細細琢磨的話就會發現，除了對宗室貴族空前的嚴格要求外，其它措施主要都針對基層。進一步說，商鞅的改革一期工程是以改造鄉村為中心，以建設新型基層行政組織和鋪設法網為基本點。

 

　　秦國變法為什么最成功？有人說是因為秦國世族力量弱，有人說是因為秦國歷史包袱少。其實，這些只能算是有利條件，而不能稱之為成功原因。與六國的變法相比，秦國變法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商鞅花了近十年重組鄉村。

 

　　按照秦史專家張金光先生的理論：西周春秋社會是邑社經濟體，西周“王土”只是虛幻的概念，實則以相對獨立性較強的農村邑社（老子的“小國寡民”）為統治根基。大環境如此，想加強集權也集不起來。隨著生產力發展，邑社經濟體衰亡，才催生了戰國官社經濟體。換言之，出現加強集權的客觀條件后，才衍生了集權理念。

 

　　包括秦國在內的戰國諸侯都是官社經濟體制。各國變法都在追求由國家直接“制土分民”，以確立土地普遍國有制與私人使用制的二重結構。盡管如此，六國沒能徹底瓦解控制鄉村經濟命脈的宗族豪強，無論是王室還是封君，都不得不依賴固有鄉村勢力維持統治。其郡縣制根基存在先天缺陷。而秦國變法徹底瓦解宗族勢力，鄉村經濟命脈被鄉政府牢牢掌控，故能由國家制土分民。

 

　　新政的第一步通常是整肅吏治，但商鞅變法的第一步是重組鄉村。事實證明，他選擇的方向的確通往勝利。

　　孝公三年，商鞅編民什伍而相牧司連坐。起初，數以千計的宗族代表到國都上訪。商鞅不為所動，擱置一旁冷處理。（汗，說好的鐵腕執法呢？）過了幾年，這些人享受到了獎勵耕戰的改革紅利，又來稱頌變法。商鞅反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這些豪強“亂化之民”盡遷于邊城。（汗，說好的耐心呢？）大批地方豪強首領被清洗出局。這大概是孝公六年最重大的事件。

 

　　商鞅的分戶政策把大宗族拆分為個體小家庭，再用什伍相保將鄉民重組為新的利益共同體。這些舉措把鄉村族群的血緣紐帶轉為地域紐帶。豪強首領又被強制遷往邊城，傳統宗族勢力對鄉村的控制，完全鄉政勢力所取代。

 

　　盡管改革摧毀了鄉邑宗族勢力，卻又最大限度利用了村社共同體的傳統。譬如庠序鄉校原為村社集會與施教的場所，變法后逐漸變為“以吏為師”的秦學室。村社共同的精神生活，特別是社臘等祭祀活動，也被秦官府利用。秦制，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禮下庶人，籠絡民心。這是商鞅變法常被忽略的另一面。

 

　　就這樣，商鞅成功將各種由宗族控制的鄉村聚落，變為國家直接控制的基層行政單位。例如原先是村社宗族首領給村民分田，變法后則是國家主持授田。村社的公共水利設施原本為全村共同維護，變法后則是官府統一規劃征發徭役整修。村民原先被村社宗族豪強控制，變法后則是鄉官里典管轄。故而秦國的王權能下縣，后世僅有共和國能做到這點。

　　在瓦解守舊勢力的同時，商鞅也沒放松對新社會勢力的扶持。孝公八年，秦在元里之戰勝魏。十年，商鞅待兵圍安邑，降之。兩次勝仗培植了一批軍功新貴。新興軍功爵戶填補了出局宗族豪強留下的空白，也改變了秦國官吏隊伍的結構。隨著基層社會洗牌完畢，變法第二期工程也被商鞅提上了日程。

 

　　此時的秦國的鄉、邑、聚混雜，主要靠鄉和幾個國府直轄縣來執行新法。動員能力比后來要弱一些。不過，這個局面從孝公十二年開始徹底改變。

 

　　那一年，秦國遷都咸陽，脫離了老世族盤踞的舊都。商鞅順勢將小鄉、邑、聚合并為縣，在四十一個縣里統一設置縣令和縣丞。這標志著秦國全面建立縣制（此時可能還沒有郡）。同年，以“為田開阡陌”為主要內容的田制改革也全面鋪開。接下來，秦國的勝仗越打越多。立軍功爵位的耕戰之士控制了軍界，學室栽培的文法吏與外來名士共同把持政壇，老世族勢力逐漸退出了秦國的歷史舞臺。至此，純法令型中央集權制在秦國牢不可破?？v然商鞅在秦孝公去世后不幸遭到車裂，但他的改革成果一直被秦國朝野貫徹了近一個半世紀。

 

　　后世許多執政者雖然知曉剛柔相濟和一張一弛的道理，但在行事節奏感上遠沒有達到商鞅的水平。具體而言，不是缺少等待火候的耐心，就是沒有捕捉戰機的準頭。

 

　　縱觀這二十年兩步走的變法，商鞅穩扎穩打，狠中帶柔，每個步驟銜接得恰到好處。例如面對反對派的抗議，他先是耐心等待新法生效，而不是直接鐵腕鎮壓。真要收拾的時候，出手干凈徹底，絕不給對手反復糾纏的機會。秦政節奏雖然快，但改革周期拉得長。二十年改革進程都是高技術規格的精耕細作。變法的次序看似自上而下，實則走的是從基層逐步包圍高層的路線。雖說有求治太速、行法太苛的負面評價，但商鞅沒有用最快見效的那幾招治標之法——治貪、減稅、大赦天下，而是踏踏實實地重組鄉村社會。

　　最終，新鄉村組織形態的建立，不僅實現了當時生產力的最優化配置，還徹底剝奪了其他勢力與朝廷爭奪鄉村控制權的能力。新鄉村在耕戰政策的保護下，始終保持了完整的組織結構與較高的生產效率。秦國能保持百余年常盛的內在原因，正是由于社會經濟基礎足夠硬實。

 

　　商鞅沒能功成身退，成為剛者易折的典型案例。然而，后人卻極少察覺，這個敢于開啟新時代的急性子硬漢，有著非凡的大局觀與做事節奏感。正是憑借這兩個核心技能，商鞅才能完成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他的確不善于保全自己，卻能讓后世自覺不自覺地沿著他開辟的道路走下去。繼承者無論怎樣吐槽，都還沒法否定奠基者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