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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民族團結奮斗的勝利。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在偉大的抗戰勝利已經過去70年的今天，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在抗戰中各自分別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一些人對此問題還存在模糊認識，有必要作出鮮明的回答。

 

　　七七事變后的八年抗戰中，中國國民黨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作戰，為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是這場規模空前的全民族抗戰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用予以客觀的評價，對于全面深刻了解這場戰爭，牢記歷史、開創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1937年7月7日—1938年10月，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抗戰中發揮作用顯著。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原計劃在短時間內滅亡中國，把攻擊的矛頭對準國民黨軍隊主力和我國主要的政治經濟中心地區，因此，這一階段國民黨正面戰場是我國抗戰的主戰場。這一階段歷時1年4個月，國民黨軍隊共斃俘日軍250730人，（蔣緯國總編:《抗日御侮》第10卷，黎明文化公司印行中華民國67年版，第44—45頁）牽制日軍70萬人以上，而且付出了較大犧牲，其正規軍損失達1044268人。（劉庭華著：《中國抗日戰爭論綱》，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當時的正面戰場，對于打破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消耗日軍兵力和戰爭資財，迫使日軍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御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也在客觀上為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挺進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1939—1940年，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仍較為積極。這一時期，已經不完全是戰爭中敵之進攻、我之防御階段，而是由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相持階段）的過渡階段。在此階段，日本侵略者雖然開始轉移兵力到解放區戰場，但進攻的重點還是放在國民黨正面戰場；國民黨方面的政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除了對日軍的有限進攻進行較為堅決的抵抗外，還主動發動有限度的攻勢與反擊，以進一步牽制消耗敵人。在這兩年時間里，國民黨軍隊給予日軍較大打擊，共斃傷俘日軍263251人，（蔣緯國總編:《抗日御侮》第10卷，黎明文化公司印行中華民國67年版，第44—45頁）同時也付出1019911人的傷亡代價，（劉庭華著：《中國抗日戰爭論綱》，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頁）與1937至1938兩年的傷亡人數大體相等，這也是國民黨政府在這一階段抗戰較為積極的一個具體例證。在這一時期，由于英美等國對國民黨政府的勸降和日本的誘降、希特勒席卷西歐、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的成立等等因素，均給國民黨政府帶來極壞的影響，從而使國民黨政府既抗戰又反共，對日軍既抵抗又動搖。因此，當中國的抗戰成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主戰場的時候，國民黨正面戰場卻在我國抗戰中逐漸下降為次要的戰場，且在許多作戰中出現潰敗的被動局面。

 

　　這一時期，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日軍作戰重心逐漸由中國轉移到南太平洋地區，日本對華采取鞏固占領區的軍事戰略，把作戰的重點對準敵后解放區；國民黨政府把戰爭的勝敗完全寄托在美英盟軍身上，對抗日十分消極。在整個相持階段，國民黨軍隊基本上沒有對日軍采取主動的戰略或戰役性攻勢，1942年下半年以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國民黨正面戰場基本上呈現出與日軍互不相擾的休戰狀態。國民黨軍隊在1941—1945年5年的傷亡總數（計853603人），不僅不及1937—1938兩年的傷亡數（1084379人），也比1939—1940兩年的傷亡數（1019911人）少。（同上書，第81頁）這些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民黨政府在1941年后消極抗日的事實。相反，在反共方面國民黨卻非常積極，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5屆5中全會決定成立防共委員會，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針，并于1941年1月發動圍殲新四軍軍部的皖南事變，1943年又擴大了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并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5年8月8日，蘇軍出兵東北，次日，蘇聯對日宣戰。之后，中國戰局發生了急劇的重大變化。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已經到來了，全國人民應該加強團結，為奪取最后勝利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19、1120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進入戰略大反攻。國民黨對我軍的反攻作戰行動不但不予配合，反而采取了無理的阻撓和破壞，甚至還存在與日偽暗中勾結的行為。8月10日至11日，蔣介石連續發布三道命令：要八路軍及一切抗日軍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之部隊并應接受各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勿擅自行動”；令“各地偽軍，應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令各戰區“以主力挺進解除敵軍武裝”，接受日偽軍投降，同時積極向解放區推進。例如，胡宗南以其主力3個軍向山西推進，一部已過黃河；傅作義部進入包頭并沿平綏路東進；李品仙、何柱國等部向徐州、蚌埠推進；王仲廉、高樹勛等部向鄭州、洛陽、許昌一線推進，等等。國民黨在美國幫助下幾乎壟斷了受降權，對原日軍侵占的重要戰略地點，除東北及張家口、承德、赤峰、多倫、古北口為我八路軍解放外，其余大多為國民黨軍搶占，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果實大都被國民黨攫取，且成為了其之后發動內戰的重要資本。

 

　　二、敵后戰場在抗戰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根據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的會議精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開辟了抗戰的敵后戰場。在抗戰過程中，敵后戰場由戰略上配合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作戰逐漸上升為抗日的重心，成為與日軍作戰的主戰場。敵后戰場為最終贏得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

 

　　1. 敵后戰場的開辟，在戰略防御階段較好地配合了友軍作戰。

 

　　敵后戰場的開辟是由當時的國情軍情決定的。全國抗戰爆發后，由于敵小我大，決定了日軍在中國占據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線和城鎮，這樣敵后廣大鄉村地帶成了開辟抗日根據地的理想區域。與當時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大潰敗相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向敵后淪陷區大步前進，依據中央確立的方針，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先后建立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冀魯豫、蘇南、淮南、豫皖蘇邊等大小24塊抗日根據地，成為堅持長期抗戰的重要力量，與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戰略上對日軍形成夾擊之勢。自1937年9月平型關初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我軍在敵后戰場對日軍作戰1600多次，斃傷敵6萬余人。1938年敵后戰場抗擊日軍兵力40萬人，占全部侵華日軍的58.8%，抗擊偽軍7.8萬人，達100%。（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論綱》，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敵后游擊戰不僅配合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作戰，直接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擊，而且迫使日軍不得不將原先用于進攻的大量兵力轉向保守占領區，從而對停止日軍的戰略進攻，使戰爭轉入相持階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敵后戰場在戰略相持階段逐漸上升為抗日的主戰場。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變化，對國民黨由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把主要兵力用于進攻敵后根據地。從武漢失守到1945年8月大反攻前的6年10個月期間，除1944年春日軍重新向國民黨正面戰場作了一次帶戰略性的進攻外，只發動過南昌、隨棗、長沙等14次有限規模的戰役性進攻，平均近6個月的時間才進行1次，其間國民黨正面戰場并沒有嚴重的戰事。這樣長的時間內，日軍侵華的主力是對著解放區作戰的。對此，朱德曾有明確的論述：“構成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敵人與解放區之間長期反復的最殘酷的戰爭。所謂相持階段，實即解放區與敵人的相持。”（《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39頁）1939年日軍對敵后解放區作戰使用的兵力達54萬人，占其侵華（不含東北）總兵力的62%，偽軍14.5萬人，達100%。1940年日軍對敵后解放區作戰使用的兵力47萬人，占全部侵華日軍的58%。1941年至1942年，日軍更加強調集中力量打擊共產黨，使用其侵華兵力70%左右約40余萬人（不含東北），對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清鄉”，企圖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到1943年冬，美英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軍轉入戰略反攻時，敵后解放區戰場還抗擊著侵華日軍的58%，約35萬人；偽軍的90%，約73.5萬人。（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論綱》，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8頁）上述一系列數據清晰地表明，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武裝對日軍吞并中國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已經成為日軍在中國戰場的主要攻擊目標，事實表明，這一時期敵后戰場客觀上已經逐漸上升為抗戰的主戰場。由于敵后解放區軍民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積極對日作戰，陷日軍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消耗和鉗制了日軍大量兵力，為戰略反攻階段的到來創造了有利條件。至1945年春夏，我軍已經由抗戰之初的4萬多人發展到91萬余人，民兵發展到220余萬人，根據地發展到19塊，人口有9550余萬人，為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創造了堅實的基礎。（同上書，第95頁）

 

 

　　敵后解放區歷經劫難、條件非常艱苦，但具有人心向我、地域廣闊、戰場環境熟悉等得天獨厚的、打擊日寇的有利條件。從1943年秋開始，敵后解放區戰場擴大對日局部反攻的規模，到1945年夏季大規模攻勢作戰結束時，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共收復縣城70余座，殲滅日偽軍40余萬人，基本上掃清了敵后根據地內的日偽軍據點，把日偽軍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同上書，第99頁）由于解放區軍民長期的浴血奮戰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建設，為大反攻準備了相當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敵后解放區成了戰略大反攻的出發地和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基地。

 

　　蘇聯對日宣戰并同時進軍我國東北后，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隨即向華北、華中和華南日軍占領的主要交通線及城鎮據點展開猛烈攻擊，發起了強大的戰略反攻，打擊和牽制了日軍駐關內的大量軍隊，使其不能支援東北關東軍，從而保障了蘇聯紅軍殲滅關東軍的遠東戰役的勝利進行。同時，八路軍和新四軍各以一部兵力迅速挺進東北，同東北抗日聯軍一起，配合蘇軍作戰，迅速解放了東北全境。由于日偽軍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拒不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繳械投降，致使敵后解放區軍民的大反攻作戰一直持續到日軍早已投降的1946年初。據不完全統計，自1945年8月9日至12月底，我軍共殲敵35萬余人，攻克縣城以上城市250余座，繳獲長短槍24萬余支，輕重機槍5000余挺，各種炮1300余門，收復國土31.5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萬，取得了戰略反攻的重大勝利。（同上書，第100—101頁）總之，抗戰進入戰略反攻后，共產黨領導的各種人民武裝，在收復失地、配合盟軍進行對日最后決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單位：南京陸軍指揮學院；來源：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