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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發現的材料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文字資料，所謂出土文獻；另一類是遺址遺物。以上兩類，都是我們研究古史的重要資料。由考古大發現，我們可以推測，必將迎來古史研究的“黃金時代”。文史工作者生逢其時，是十分幸運的。

“古史重建”須與時俱進

這里有必要對“古史”略作說明。中國的歷史十分悠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般所謂的“古代”，是相對于“近代”“當代”而言的。而整個古代又由于時間久遠，可分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學術界的一般意見是秦代以前為“上古史”，也就是平常所說的“先秦史”。兩漢至隋唐為“中古史”，宋元明清為“近古史”。本文討論的“新出文獻與古史重建”之“古史”，也是就“上古史”而言。

司馬遷《史記》將秦代以前的古史分為五帝時代、夏、商、西周、東周等階段。過去，由于“五帝時代”無法證明，只能稱其為“傳說時代”。由于考古大發現所提供的資料，經過學者一個世紀的努力，證明中華古文明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即已起源。所以，從五帝至夏商周都已進入歷史時期。過去，討論秦漢以前的古史，一般只上推到商周或夏商周，現在則可以推到五帝時代。如果再細分，也可將商代后期至東周稱為“歷史時期”。從商王武丁起，我們已有豐富的甲骨文，西周有甲骨文、青銅銘文，東周則有青銅銘文、簡牘帛書，同時還有“六經”、《左傳》《逸周書》以及“諸子”等傳世典籍。而商代前期上至五帝時代，雖也有相關文字記錄，但終究不夠系統完整，特別需要考古材料的補充印證。我們可將這個時期稱為“原史時期”。在五帝時代以前，即中華文明起源以前，自然是“史前時期”了。

當今的“古史重建”，無論在時間長度上還是在空間廣度上，都必須有所發展、有所拓展，“古史重建”必須與時俱進，這是學科發展的必然。

新出文獻揭開古史新圖景

古史重建既需要考古遺址遺物的證明，更需要出土文獻的印證。相對而言，出土文獻更直接。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成了20世紀文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學界稱之為“新證派”。在此基礎上，傅斯年、李濟等又提出古史重建工作。此后，徐中舒、楊向奎、饒宗頤等作了進一步發展。從研究方法看，“古史新證”主要是地下出土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的互證，而“古史重建”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考古遺址遺物、中國域內少數民族資料以及域外異邦古史資料等，即所謂“五重證據法”。由此看來，“古史重建”在方法和途徑上更為寬廣。限于篇幅，我們僅就“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略作討論。

第一，新出文獻對傳世文本的新證與補充。近年來，由于戰國簡帛的新出，使得相關研究進入一個新境界。這可以清華簡為例。清華簡內容以經史類為主，其中有《尚書》及相類似的文獻20篇，是至今為止有關《尚書》的重要發現。清華簡相關篇章的出現，可以為孔子編《尚書》有關問題的討論提供重要線索。

關于《詩經》。今傳《詩經·唐風》有《蟋蟀》一篇，《詩序》說《蟋蟀》篇是為了“刺晉僖公”而作。晉僖公的在位年代屬于西周晚期。而清華簡《耆夜》篇記載周公作《蟋蟀》篇，時代早在西周初年。這說明傳本《唐風·蟋蟀》實際上是由周初傳下來的，而《詩序》所說的年代有誤。不僅如此，清華簡《蟋蟀》還可以糾正《詩序》關于《蟋蟀》主題的誤解。另外，清華簡里面還有《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迄今所見西周篇幅最長并有作者的詩篇。這些都極大地開拓了我們對《詩經》的認識。

第二，新出文獻對三代世系的新證與補充。《史墻盤》銘文印證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前半段，《逨盤》銘文則補上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后半段。西周青銅銘文提供的西周王室世系與《史記·周本紀》所載完全一致。

王國維、郭沫若用于證明夏禹存在的兩件青銅器，屬于春秋時代。2002年出土的遂公盨銘文年代為西周中期，而且其銘文不僅記載夏禹名字，并且有關于夏禹歷史的詳細記載，相關內容可以與傳世文獻《尚書》《詩經》《山海經》《天問》相互印證。

殷墟甲骨文記載商王成湯之前的先公先王名號與《史記·殷本紀》所記大致對應，而自上甲開始，均以天干十日為號，上甲以前雖不以天干，但也與太陽崇拜有關。商族先公的歷史屬于先商時期，在整個夏代的時間范圍內。關于五帝時代的名號，也有許多出土文字資料可供印證。

第三，新出文獻對于古代史事的新證與補充。這方面的材料特別豐富，前景尤其廣闊。關于商代，小屯南地甲骨和花園莊東地甲骨，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商代后期歷史文化的認識。其中，小屯村北系的黃組卜辭與村中南系的無名組晚期卜辭數量較多，內容涉及征夷方、征盂方等重要歷史事件。由于這些新材料的出現，學術界關于征夷方的討論終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并因此提出商代晚期的狩獵中心不在傳統所認為的河南沁陽，而在山東泰沂山脈。

關于周代。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有利簋銘文可證。武王平定三監之亂，有大保簋銘文。周公東征，有禽簋銘文。周初封康叔于衛，有沬司徒疑簋銘文。封伯禽于魯，有索氏銅器、卣人戈銘文、徐子鼎銘文。成王營建洛邑，有何尊銘文及北京琉璃河燕都遺址所出的甲骨“成周”刻辭。這些都可以與《尚書》《左傳》《史記》等傳世文獻相印證。2016年新公布的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所出的“薄姑”腹甲卜辭，提供了武王伐商、周公東征之前，東方薄姑國與周王室友好的一段歷史，彌補了傳世文獻記載之空白。

豐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新出文獻與古史重建”的意義不僅在于推進學科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在于傳承民族文化，總結古史發展規律，建構新時代的中國史學理論，為文化建設服務，為“四個自信”提供堅實的史料支撐。通過新出文獻對先秦經典作新證與補充，恢復其時代原貌。這對于正確把握民族文化，理解其中的民族精神，對于我們的文化建設，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通過新出文獻印證的先秦古籍，去研究認識更真實的上古歷史文化。以此為基礎，可以更好地總結中國古史的發展規律，揭示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自身特點。這方面我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先秦古籍中有關“天人合一”思想的記載，有關玉器、甲骨、青銅器禮儀的記載，有關血緣管理、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記載，有關儒家、道家、法家等諸子思想的記載，等等，都是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我們應該對這些內涵豐富而有民族特色的歷史文化作全面梳理總結，從而建構中國古史發展的理論體系。我們還應該與世界古文明相比照，展示中國文明起源、發展的特殊規律，豐富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江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