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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冬生：我認知的丁玲

點擊：4377 作者：朱冬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8-30 10:58:30

【丁玲在家中（資料照片）】

我與丁玲是忘年交的朋友，我們倆有很多次見面。每一次見面我都很沮喪，信心不足，底氣不足。她是大人，我是小孩；她是元帥，我是士兵。但她的人格魅力又深深的吸引著我，每次見面都是一次人生的新旅程。此文只寫第一次見面的情景。

1984年，北京的初冬很冷。11月28日下午，我在北京醫院見到了丁玲。

我早就知道丁玲豪放爽直，但還是沒想到，一見面她就毫不客氣地數落了我一頓：“部隊的刊物，請我寫文章，我很高興。既然答應給你們寫稿，就沒必要登門討債了吧？”

我與她在近兩小時的談話中，有批評，有表揚，半文半白，極具火藥味的湖南官話夾雜著音樂感極強的瀏陽河畔人家的語言，象極了我心中某個偉人的語言形態，特好聽，特吸引人。此后，我有事沒事都常去叨嘮她，她也不反對，日子久了，就成朋友了。

我向她解釋：“我從部隊調到北京，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時間不長，還負責一本雜志的編輯領導工作。”

我這么年輕，就成為軍隊一本雜志的主編，她可能有點好奇，冷漠的臉很快就露出了笑容，氣氛也頓時緩和。

這間病房寬敞明亮，像個大客廳，既沒有來蘇水的氣味，也沒有醫院病房的壓抑。我弄不清丁玲在這里是檢查身體還是治療疾病，病房里沒有醫療器械設備，也沒有藥罐、藥水瓶。長條桌上放滿了書，堆著的，攤著的，翻開敞著的，雪白的被子上也零亂的放著各種書籍報刊。

在這個環境里，這里的主人好像不是個病人，倒像是一位教授，也像是應急備考的研究生，而主人的語言談吐更像是戰士。丁玲的性格脾氣我早已了解，但其外表與她的實際年齡好像毫不相干，80歲的人，年輕活力，白底淺藍條形病號服穿在身上也難以掩飾她的高雅氣質。

談話中，我向她匯報了《解放軍生活》雜志的情況。她對我有著10多年部隊工作的經歷非常賞識，她說，一個沒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是沒有條件為部隊的青年干部戰士提供精神產品的。當她聽說我曾參加了《星火燎原》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時，她立即表現出一種興奮和敬意，她說：“我領導黨和國家的文化、文藝工作那么多年，也參加過部隊的文化建設，竟沒機會做出一部像《星火燎原》這樣的宏篇巨著，很是遺憾。你當兵時間這么短，年紀這么輕，就參與了這部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真幸運，我要向你學習。”這樣一位老革命家，這樣一位著名的大作家，當著年輕人的面，坦陳心扉，女丈夫也。

辦雜志，她是前輩，也是專家。她詳細地詢問了這本雜志的辦刊宗旨，周期、開本、容量和編輯部人員的組成。她以自己長期的實踐經驗，就如何辦好這本雜志提出了許多建議和要求。并將她早已準備好的寫給我們雜志的文章念給我聽：

“在過去的戰爭年代，人民解放軍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為奪取革命勝利和建設人民中國，立下了偉大不朽的功勛。在新的歷史時期，人民解放軍是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又是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突擊隊。人民擁護你們，熱愛你們，學習你們。我祝愿你們發揚我軍擁政愛民、軍民一致的優良傳統，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努力提高政治修養，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為建設祖國、統一祖國、保衛祖國作出新貢獻。”

聽完她熱情洋溢的文章，我再三表示感謝，還希望把稿子帶走，遭到她的拒絕，并表示：“我要再看看，再改改，到時候我會托人捎給你們。”就此可以看出，丁玲對自己作品的嚴謹，幫助他人的認真和一絲不茍。

【毛澤東寫給丁玲的《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早在1927年，丁玲就因發表小說《莎菲女士日記》等作品，蜚聲中國文壇。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后在延安和晉綏地區創作《我在霞村的時候》等作品，受到毛澤東、賀龍等許多共產黨領導人的贊賞，而成為革命隊伍中最優秀的作家和文藝戰線女性的領導者。她1948年完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公開發表后，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而成為新中國最杰出的女性。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丁玲重返中國文壇，任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

她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以農民和農村斗爭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小說。這部作品1979年準備再版的時候，丁玲曾在重印前言中說，我的農村生活基礎不厚，小說中的人物同我的關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斗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留給讀我的書的人。

丁玲之所以能成功地創作這部偉大的作品，是因為她作為解放區的領導同志，曾率領工作隊參加過晉綏地區的土改斗爭。她當時深入到農村搞土改，并不是走馬觀花，在農村一待就是一年多。她接觸過農村中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民出身的人。所以她農村題材小說中的人物，鮮活生動。她作為一個作家，又是黨和軍隊中級別比較高的領導干部，為了她的農村題材的作品，后來又兩次參加土改，差不多有近20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待在農村的。

當我談到我在小學就讀過她的作品時，她又嚴肅了起來，并非常認真地對我說：“這些都已經是過時的作品。這些作品創作于艱苦的年代，寫的也都是艱苦的年代的人和事。今天看來，意義不大。你所提到的這些作品的主人公，在今天也沒有現實意義了。作品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作品中的人物也已經成為過往，但愿這些作品所反映的故事不要再出現。”

說到這些，她有點激動，臉色通紅，眼睛也特別亮，明亮的眼神中還帶有一點憂傷和憂郁。這如同少女憂郁的眼神，本不該出現在一個年齡已屆遲暮之年女人的眼中。看到她這種眼神，我有點恐慌。我竟聯想到如果馬克思要描繪他筆下幽靈的眼神，就應該是丁玲此時的眼神。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

“現在是共產黨人向全世界公開說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圖，并且拿著自己的宣言來反駁關于共產主義幽靈的神話的時候了。”

此時的丁玲就像《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個幽靈：

這個幽靈洞察歷史，預知未來；

這個幽靈達觀天下，通曉世界；

這個幽靈已經沒有自我，胸中只有勞苦大眾；

這個幽靈代表一個時代，也已經影響全人類；

馬克思筆下的這個曾經在歐洲大陸暗自徘徊的幽靈，今天已經昂首闊步于全世界；

這個曾經喚起民眾、覺悟世界、高唱“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幽靈，在中國已經“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了，成了王者的天下。

丁玲這個幽靈般的眼神帶給我的震撼和影響，幾十年來揮之不去，是否她在告訴我什么，預示著什么。聯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們走出了這歷史性的步伐，今天的中國已經告別貧困。今天新時代所取得巨大成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自豪與丁玲那個年代的老一輩革命家的熱切期盼一脈相承，因為政治家和文學家的心靈是互相感應的。

談話近兩個小時，她侃侃而談，毫無倦意。這位智者、長者、革命者的談話不容你打斷，也不容你插話。是因為在整個談話中你根本沒有打斷談話的條件，也沒有你可以插話的機會。我嘆服她的口才、智慧和記憶力，更嘆服于她的熱情、果敢和決斷。我不知道她與別人的談話是否也是這樣，犀利，尖銳，不留情面，直奔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