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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青年恩格斯的人學思想發(fā)展軌跡初探 ——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

點擊：作者：郝貴生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發(fā)布時間:2020-10-16 09: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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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哲學思想理論界開始了一場所謂“解放思想”的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盲目跟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制造馬克思恩格斯的對立，說什么馬克思哲學研究人，恩格斯哲學研究物。馬克思研究主體性，恩格斯研究客觀性。筆者堅決反對這種思潮。1995年，筆者針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的這種錯誤傾向，通過學習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撰寫了《青年恩格斯的人學思想發(fā)展軌跡初探》一文，強調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一開始介入哲學理論的研究，就非常重視對人的研究，但他們沒有停留在人本主義的抽象的研究方法和理論。他們從不同途徑都從神學意義上的人轉到自然意義上的人再轉到勞動實踐的具體歷史意義上的人，特別轉到重點對勞動者和無產(chǎn)階級的研究，研究無產(chǎn)階級的主體性和歷史作用。該文發(fā)表在當年《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第5期上。今年在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重新在網(wǎng)上發(fā)表拙文，有助于馬克思主義學習和研究者理解掌握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發(fā)展脈絡及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也望各位紅色網(wǎng)友批評指正！

自從三千多年前古希臘德爾斐廟門前出現(xiàn)“認識你自己”的銘文以來，無數(shù)哲人智者都在苦苦思索人之奧秘。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學說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全部過程中，也始終沒有離開對人的關注和探索，而且在這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20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杜撰出馬克思恩格斯對立的神話。表現(xiàn)之一就是認為，馬克思的學說以人為中心，把人看作歷史的主動力量；恩格斯的學說以自然和技術力量為中心，人是自然和技術力量的奴隸，批評恩格斯思想是“見物不見人”、“缺乏人學辯證法”的機械論哲學。甚至斷言，恩格斯一生的理論“未涉獵人的領域”。而在近年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比較重視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且發(fā)表了大量有關的論文和著作，而或多或少地忽視對恩格斯這方面內(nèi)容的研究，客觀上也給人造成一種馬克思重視人、恩格斯輕視人的思想傾向。筆者認為，恩格斯與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歸功于他們二人的創(chuàng)造。但是也應該承認恩格斯人學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有其不同于馬克思的特殊的過程。對人的認識也有許多獨到之處，他和馬克思的思想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理論。

一

1846年之前的青年恩格斯的人學思想發(fā)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37年輟學經(jīng)商直到1842年赴英國之前。

恩格斯1837年退學后，先在他父親的事務所里當辦事員，后到不來梅的一家貿(mào)易公司經(jīng)商。但此時的恩格斯并沒有因為離開學校而中斷了學習生活。他在從事商業(yè)工作的同時，始終關注著社會現(xiàn)實和人類的命運，經(jīng)常徹夜不眠地閱讀多種報刊、雜志和革命民主主義代表人物海涅和白爾尼等人的進步著作。后來又受到青年黑格爾派成員施特勞斯的影響，讀了《歷史哲學》等黑格爾的著作。因而使他對社會生活中各種現(xiàn)象的認識上，特別是對神與人關系的認識上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他在不來梅時期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與同學的書信中體現(xiàn)了不來梅時期的人學思想特征。

一是表現(xiàn)為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生存狀況和權利的同情和憂慮。恩格斯早在童年時期上下學的路上，就經(jīng)常耳聞目睹廣大工人群眾繁重的體力勞動、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和貧苦的生活狀況。來到不來梅后，他第一篇發(fā)表在（（德意志電訊》上的長篇散文體文章《烏培河谷來信》中則詳細描繪了他的家鄉(xiāng)烏培河谷地區(qū)勞動人民悲慘的生活工作狀況。他為苦難深重的窮苦工人呼吁，痛斥殘酷無恥剝削工人和兒童的工廠主和神秘主義者“不是‘正派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頁）。并試圖揭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及其克服的途徑。這里表明了恩格斯的人學思想一開始就深深打上現(xiàn)實性的烙印，把焦點對準作為人口大多數(shù)的廣大勞動者。

二是表現(xiàn)為試圖用人的本性說明神的本性。恩格斯童年時期曾受到以他父親為代表的正統(tǒng)的宗教虔誠主義的教育，但同時也受到以他外祖父為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人文主義教育。初到不來梅時，恩格斯還是一個有神論者。但他卻試圖把人文主義思想與宗教神學觀點結合起來。他認為，宗教與其說是屬神的，不如說是屬人的，是為人所有的，是為人的精神要求所必需的，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強烈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4頁）“沒有人性也就沒有宗教”（同上，第511頁）。“宗教之樹生長于心靈，它隱蔽著整個人”（同上，第511-512頁）。他雖然接受過宗教神學的人的原罪學說，一但同時又主張“人生來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同上，第504頁）觀點。他明確宣布：自己是一個先鋒戰(zhàn)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表明此時的恩格斯已經(jīng)不是正統(tǒng)的有神論，并開始了從神學向人學思想的轉變。

三是表現(xiàn)為接受了白爾尼、海涅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恩格斯在不來梅閱讀了海涅和白爾尼等人的著作后，受到強烈震憾。他開始意識到個人的命運應當與整個社會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他參加了進步的文學團體“青年德意志”，并積極投身到反對德意志封建專制的斗爭中。1839年他在致同學格雷培的信中指出，從1816年到1830年的復辟時期，王室對人民犯下了駭人聽聞的滔天大罪，他們不給人民以自由的權利。他熱烈謳歌1830年法國反對封建暴君的七月革命，憧憬在德國也爆發(fā)這樣一場革命，推翻專制的暴君，使人民獲得自由。他說：“在這里用溫良恭順的態(tài)度是什么也辦不成的，這些侏儒一奴性、貴族的統(tǒng)治、書報檢查制度等等，必須用劍來鏟除。”（同上，第514頁）恩格斯主張青年人應該以社會主人翁的姿態(tài)投身到現(xiàn)實的斗爭中去，用血與劍、力量與激情去鍛造壯麗的人生：“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這才是實在的！”（同上，第575頁）恩格斯當時借助于文學形式參與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斗爭，抨擊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學，促進人民的覺醒。他在談到德國民間故事書的使命時指出，“要使農(nóng)民有明確的道德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自由，激發(fā)他的勇氣，并煥起他對祖國的熱愛。”（同上，第14-15頁）

四是接受了黑格爾的泛神主義的自由歷史觀。恩格斯受到施特勞斯的影響特別是讀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之后，對宗教的本質的認識較之初到不來梅時又有一些變化。他表示自己已轉到黑格爾的哲學泛神論的觀點。他寫道：“黑格爾關于神的觀念已經(jīng)成了我的觀念”（同上，第544頁），黑格爾為“現(xiàn)代泛神論之父”（同上，第105頁），黑格爾把自由概念看作一切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的本質和根據(jù)，認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歷史中活動的都是精神個體，他們各有自己的目的、意向，因而歷史就是無數(shù)個人共同活動的結果。恩格斯非常欣賞黑格爾這些觀點，主張神即自由概念、自由概念即神。我們周圍的一切是神，也是自由概念。“世界歷史是自由概念的發(fā)展”（同上，第547頁）。歷史由人組成，通過人和人的自由來實現(xiàn)。恩格斯還特別強調理論與實際行動相結合，認為自由概念與人的活動是一致的。因而他認為作為哲學家的黑格爾和作為文學家的白爾尼是相輔相成的。白爾尼是黑格爾哲學的實踐方面，在實踐中實現(xiàn)了黑格爾的自由觀點，白爾尼的著作是爭取自由的行動。

1841年3月，恩格斯從不來梅回到巴門，同年9月，利用在柏林服兵役的機會，經(jīng)常到柏林大學旁聽哲學課程，和青年黑格爾分子鮑威爾兄弟、科本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同時開始研究費爾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質》一書。此間恩格斯撰寫和發(fā)表了三篇震動當時思想界的著作和文章即《謝林論黑格爾》、《謝林和啟示》、《謝林——基督教的哲學家》。主要內(nèi)容雖然是批判謝林對黑格爾的攻擊，但其中也反映出恩格斯的人學思想。

首先，恩格斯進一步明確了“神學的秘密是人本學”的思想。恩格斯這時已經(jīng)認識到，黑格爾的泛神論思想實際上是調和哲學與宗教的關系，但畢竟在否定宗教神學方面是一個極大的進步。謝林攻擊黑格爾哲學，并不是克服黑格爾哲學的不足，而是鼓吹他的天啟哲學，在新的招牌下恢復非理性的‘“擬人觀的上帝”（同上，第257頁）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等人對黑格爾的批判實際上“是對黑格爾創(chuàng)立的關于宗教的思辨學說的補充。”（同上，第266頁）“他們兩人都得出同一結論：神學的秘密是人本學。”（同上，第266頁）

其次，恩格斯把人看作自然界的龐兒。恩格斯受到費爾巴哈的影響，認識到人與自然界的相互依賴關系。他指出：“在此以前一直同我們格格不入的世界，象幽靈一樣以它隱蔽的力量使我們擔驚受怕的自然界，——現(xiàn)在同我們是多么親密，多么接近??！”（同上，第266頁）“自然界向我們敞開大門并且向我們大聲疾呼：別離開我，我是不會被摒棄的，我沒有放棄真理，過來看看吧！正是你們自己最內(nèi)在的本質賦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天堂降臨塵世！它的珍寶撒滿人間，就象路上的石子一樣，俯拾即是。”（同上，第266-267頁）因此，一人是“自然界的寵兒”（同上，第267頁），現(xiàn)在“經(jīng)過青年時代的長期奮斗、異國他鄉(xiāng)的長年漂泊之后，作為一個自由的男子漢回到了自己母親即自然界的身邊。”（同上，第267頁）

再次，恩格斯把人的本質歸結為自由和自我意識。恩格斯認為，人經(jīng)過疲憊不堪地長期斗爭和追求之后，自我意識的光輝日子在他身上降臨了。人“站在那里，自由而堅信、自信而又豪邁，因為他身經(jīng)百戰(zhàn)，他戰(zhàn)勝了自己，在自己的頭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同上，第267頁）“這桂冠，這新娘，這圣物就是人類的自我意識——一只新的圣杯。”（同上，第267頁）人的使命就是成為圣杯騎士，為它而獻身，繼之而來的必然是自由的千年王國。自由這種觀念所向無敵的力量和對真理追求的信心、信念是每一個真正哲學家的真正的宗教，是真正的實證哲學即哲學史哲學的基礎。“它才是最高啟示，人對人的啟示，在這一啟示中，任何批判的否定都包含有肯定的東西。”（同上，第268頁）人的自我意識是只奇異的鳳凰，它筑起自焚的火堆，從化舊事物為灰燼的火焰中恢復青春，重新冉冉升起。恩格斯號召人們把自己神圣而祟高的一切奉獻給鳳凰自焚的柴堆，為人們的自由和自我意識“血戰(zhàn)一場”，“并且戰(zhàn)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同上，第269頁）

綜上所述，恩格斯這一時期的人學思想特征主要是在反對專制和宗教神學成為革命民主主義的過程中，同神學決裂，并接受以黑格爾為主要代表的資產(chǎn)階級人文主義的觀點，把人看作一種理性的具有自我意識的自由的人，因而是一個從神學向人學轉變過程。然而這一階段恩格斯也不完全同于黑格爾。一是它包含著對下層勞動人民的關注，二是開始接觸到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影響。這兩點決定了恩格斯的人學思想最終還要向前發(fā)展。

二

青年恩格斯人學思想發(fā)展的第二階段從1842年11月到英國曼徹斯特直到1845年初在巴門完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這段時間恩格斯主要是利用在英國的21個月時間對英國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特別是對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及其現(xiàn)狀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在此期間，為德國、法國、瑞士等國報刊雜志撰寫了大量文章。1842年8月，恩格斯從英國回國途經(jīng)巴黎同馬克思會面，成為兩位歷史巨人一生合作的開端，并開始合寫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恩格斯離開巴黎回到巴門后，開始整理寫作他在英國的調查研究成果，于1845年5月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這期間恩格斯的人學思想主要為：

第一，繼續(xù)堅持用人學反對神學的思想。

代表封建貴族利益的托利黨人卡萊爾在他出版的《過去和現(xiàn)在》一書中揭露和抨擊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惡果，但把這種罪惡的原因歸結為無神論，主張恢復和建立一種“英雄崇拜”和“勞動崇拜”的泛神論的新宗教。恩格斯對其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方面指出“宗教按其本質來說就是剝奪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內(nèi)容，把它轉給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發(fā)慈悲，把一部分恩典還給人和大自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47頁）而卡萊爾的泛神論同黑格爾的泛神論一樣還是宗教的產(chǎn)物，費爾巴哈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企圖恢復這種新宗教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再次重申和要求把宗教奪去的內(nèi)容還給人，把歷史的內(nèi)容還給歷史。因為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啟示，人是世界上最主要最偉大的，沒有必要給真正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人只須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去估價這些關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jù)自己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這樣的話，他就猜中現(xiàn)代的謎了。不應當?shù)教摶玫谋税?，到時間空間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處或與世界對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應當?shù)秸阱氤叩娜说男厍焕锶フ艺胬怼Ｈ怂逃械谋举|比臆想出來的各種各樣的‘神’的本質，要偉大得多，高尚得多，因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當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同上，第651頁）

第二，把歷史的本質從人的自我意識轉變?yōu)槿说幕顒印?/span>

恩格斯在1842年初雖然受到了費爾巴哈影響，但那時他還把費爾巴哈看作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恩格斯當時所堅持的人本學觀點還只是青年黑格爾派所理解的“自我意識”。到1843年底，恩格斯顯然已經(jīng)有了重大轉變。在批判卡萊爾的文章中，恩格斯已經(jīng)從人的勞動，人對自然界的斗爭來理解人。他認為，卡萊爾所講的“勞動”其實就是“人的活動”，人是偉大的，能夠“戰(zhàn)勝一切似乎是超人的事物”，同大自然進行“殘酷而又順利的斗爭”，人“能夠自由地獨立地創(chuàng)造建立在純?nèi)祟惖赖律铌P系基礎上的新世界。”（同上，第650頁）1844年把批判鋒芒主要指向青年黑格爾派的《神圣家族》一書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意義。他認為，費爾巴哈在揭示人是全部人類活動和全部人類關系的本質基礎之后，鮑威爾等人繼續(xù)把人的“自我意識”看作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和塑造者的觀點的確是一種倒退，是“重新把人本身變成某種范疇，變成一系列范疇的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頁）是“用新的形式來為我們恢復一切陳腐的廢物。”（同上，第119頁）在恩格斯看來，在歷史過程中起作用的，構成歷史發(fā)展的真實內(nèi)容的并不是“自我意識”，而是現(xiàn)實的人的活動，他寫道：“創(chuàng)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xiàn)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同上，第119頁）這里顯然表明恩格斯已經(jīng)同他曾肯定并堅持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觀點徹底決裂了。

第三，把歷史的主體從一般意義上的人轉到真正創(chuàng)造歷史的大多數(shù)的工人群眾方面來。

恩格斯把歷史歸結為人及人的活動，但這時所講的人及人的活動已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一般的意義上的人，更不是僅僅歸結為少數(shù)人，而是把視角轉移到大多數(shù)的窮苦工人方面來。恩格斯在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中，已經(jīng)不僅僅停留在對工人階級苦難生活的同情上，而是把工人階級看做一種力量，看作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1842年11月初到英國在給《萊茵報》所寫的《國內(nèi)危機》一文中已經(jīng)提出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及其社會意義。發(fā)表在《德法年鑒》上的《英國狀況》一文更是突出強調作為直接進行勞動生產(chǎn)的普通的工人對歷史的創(chuàng)造作用。他指出：“只有大陸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國人，只有工人、英國的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盡管他們粗野、道德敗壞。將來拯救英國的卻正是他們，他們還是可塑性的材料；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但他們也沒有偏見，他們還有力量從事偉大的民族事業(yè)，他們還有前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頁）之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在批判青年黑格爾派成員埃德加爾的“工人什么都沒有創(chuàng)造”的謬論時說，“‘工人什么都沒有創(chuàng)造’要是撇開單個工人不能生產(chǎn)任何完整的東西這一事實不談的話，這種論點簡直就是瘋話，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chuàng)造，工人才創(chuàng)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chuàng)造來說，也會使整個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工人甚至創(chuàng)造了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頁）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恩格斯高度評價了英國工人階級，指出，正是英國的工人階級用自己的發(fā)明和勞動創(chuàng)造了英國的偉大，然而卻受到英國資產(chǎn)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他們起來進行反抗斗爭在恩格斯看來是極其人道主義的。在斗爭中，工人就要“顯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情的特性”（同上，第501頁）。工人“作為一個人，不能去遷就環(huán)境，相反地應該讓環(huán)境來適應自己，適應人；因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這種環(huán)境妥協(xié)，承認資產(chǎn)階級在商業(yè)繁榮的時期有權利剝削工人，而在蕭條時期又有權把工人餓死。只要工人還保存有一點點人的尊嚴，他們就不能不對此表示抗議，而他們之所以這樣抗議，而不用別的方式來抗議，就因為他們是英國人，是用行動來表示自己抗議的講求實際的人”（同上，第503頁）。這種斗爭意味著一個工人對本階級和人類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而放棄這種斗爭，乖乖地讓人把扼扼套在脖子上，或者溫順地屈服于自己的命運，老老實實，隨波逐流，不關心世界上發(fā)生的事情，幫助資產(chǎn)階級把束縛工人階級的鎖鏈鍛得更結實，或者成了命運的玩物，過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這幾種情況在恩格斯看來，“那他們就真的變成牲口了。”（同上，第400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恩格斯在該書中把英國工人階級看作“真正符合‘人’這個字的含義的人”（同上，第277頁）。

第四，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具體的歷史的人。

恩格斯在人的問題上，曾經(jīng)受過費爾巴哈很大影響，但在《英國狀況》、《神圣家族》等文中許多地方已經(jīng)不同于費爾巴哈。但總的來說，還沒有認識到費爾巴哈人本學的錯誤實質。恩格斯1844年8月回到巴門之后，在與馬克思的通信中已經(jīng)開始考慮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主要缺陷。他在11月19日致馬克思的信中說：“費爾巴哈的‘人’是從上帝引伸出來的，費爾巴哈從上帝進到‘人’，這樣，他的‘人’無疑還帶著抽象概念的神學光輪。……只要‘人’的基礎不是經(jīng)驗的人，那么他始終是一個虛幻的形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頁）恩格斯主張在研究人的問題上應該尋找一條新的與此相反的道路。他說：“我們必須從‘我’，從經(jīng)驗的、肉體的個人出發(fā)，……從經(jīng)驗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fā)”（同上，第13頁）。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唯物主義已不是費爾巴哈自然觀上的唯物主義，而是從人的活動領域中，從歷史本身去揭示人的本質。正如恩格斯晚年在分析費爾巴哈陷入唯心史觀的根源時指出的，費爾巴哈僅僅抓住自然界和人，但自然界和人在他那里都只是空話。因為人生活在其電的世界和社會的、具體的個人他都沒有談到。恩格斯強調，要從抽象的人轉到現(xiàn)實的人，就必須把人當作歷史中行動的人來看待。恩格斯正是沿著這一思路來完成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

恩格斯首先把人看作能夠生產(chǎn)勞動的人。正是直接從事生產(chǎn)勞動的廣大工人群眾創(chuàng)造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英國的工人用自己的發(fā)明勞動創(chuàng)造了英國的偉大。工人群眾的生產(chǎn)勞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經(jīng)濟關系中進行。作為構成勞動要素的內(nèi)容的“資本”即生活資料和生產(chǎn)資料都為少數(shù)人“直接或間接的占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5頁）。因而導致社會生活中出現(xiàn)地位、生活狀況、利益、道德等“兩種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彼此是這樣地不相同，就好像他們是屬于不同的種族一樣。”（同上，第410頁）并形成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社會戰(zhàn)爭。在這場戰(zhàn)爭中，每一個人都在剝削別人，結果強者把弱者踏在腳下，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同時形成兩種不同的觀念和道德。

恩格斯通過對大量的事實分析，揭示了資產(chǎn)階級的“人”的本質。他認為，資產(chǎn)階級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fā)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同上，第564頁）資產(chǎn)階級把別人僅僅看作一種它在市場上可以買到的商品。當然，資產(chǎn)階級也會裝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樣子，以慈悲心腸和自我犧牲自詡而實際上卻不惜以任何代價來裝滿自己的錢袋為唯一目的。資產(chǎn)階級在政治上還利用司法、軍隊和警察，以政黨、甚至以國家政權面目來反對無產(chǎn)階級。對工人的教育只有一種即皮鞭。法庭上對富人總是寬大處理，對窮人則給予最嚴酷的懲罰。這就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的資產(chǎn)階級這些“人”的本質和本來面目。

反之，工人階級的本質完全不同于資產(chǎn)階級。他們經(jīng)濟上一無所有，他們依靠出賣自己的一勞動力維持生活，他們“比起資產(chǎn)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觀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種宗教和政治。”（同上，第410頁）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資產(chǎn)者仁慈得多，在幫助窮人方面比資產(chǎn)階級做得多，“在他們看來，每一個人都是人，而在資產(chǎn)者的眼光中，工人卻不完全是人。”（同上，第411頁）工人比較和氣可親，雖然他們比資產(chǎn)階級更迫切地需要錢，但他們并不那樣貪財。他們看問題客觀，比資產(chǎn)階級偏見少得多，看問題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睛看一切。并容易擺脫傳統(tǒng)的陳腐的原則和先入之見的束縛。

恩格斯對人的認識上最可貴的地方還表現(xiàn)在他對“愛”與“恨”的分析上。費爾巴哈從抽象的人出發(fā)，把“愛”看作絕對的善，把“恨”看作絕對的“惡”，恩格斯從人所處的經(jīng)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出發(fā)，辯證地看待“愛”與“恨”。工人對自己的階級弟兄表現(xiàn)出他們的仁慈和愛，而對資產(chǎn)階級則表現(xiàn)出“憤怒”、“熾烈的憎恨”、“切齒痛恨他們的壓迫者，痛恨那種使他們陷入這種境地并把他們變成機器的制度！”（同上，第466頁）只有靠著對當權的資產(chǎn)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著不可熄滅的內(nèi)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類應有的意識和感情示“這種憤怒經(jīng)過不長的時間就會爆發(fā)為革命”（同上，第208頁）。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超出費爾巴哈多么遠了。

綜上所述，這段期間是恩格斯開始站在共產(chǎn)主義立場上，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中，從黑格爾的人學思想轉變到費爾巴哈的人學思想又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的過程。雖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確實是變化較大、也是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段時期。應該說，《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是恩格斯人學思想相對獨立發(fā)展的一部典型代表作。恩格斯晚年在談到這本書時，雖然也承認它或多或少地還帶有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痕跡。但總的應該說，它基本上已接近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人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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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完結之時，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寫下了著名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當時的恩格斯雖沒有看到這個提綱，但其中的內(nèi)容，馬克思恩格斯肯定進行過多次的交談。之后，兩人第二次合作完成的對《提綱》思想做全面闡發(fā)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一書即是最好證明。該書在闡述唯物史觀理論的同時，也系統(tǒng)闡述了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這是一部徹底脫離德國古典哲學的成熟的人學理論著作。但這一成果不僅僅是《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的擴展和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延續(xù)，同時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理論升華和恩格斯人學思想的延續(xù)，是二人合壁、相得益彰的產(chǎn)物。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全部人學思想理論發(fā)展都是在《形態(tài)》一書基礎上補充、完善和提高的。因此，利用人的問題制造馬恩對立的觀點是絕對站不住腳的。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wǎng)【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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